摘 要:历届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辞中的话语不仅具有强烈的对话性质,而且具有典型的多语杂存和多体裁混合即语篇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现象。文章试从Verschueren的顺应论的角度就该现象的生成过程加以阐述,以期找到不同风格、话语或体裁特色的语言能在这些演说辞中和谐共存却又不伤连贯流畅的内在原因,同时也期望对解读其他类似语篇有所裨益。
关键词: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辞 顺应性 语篇互文性
1·引言
作为美国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总统就职演说历来是演讲者立足时事,就国家内政外交阐述自己施政纲领和方略,并以赢得广大国民拥护和支持为目的的一场重要政治演说。也正因为如此,历届总统的演说辞不仅在遣词造句方面字斟句酌,十分考究;就是在构文谋篇方面也是精雕细琢,可谓篇篇经典。也难怪很多语言学者热衷于对其进行文体分析,以求最大限度揭示其文体特征,挖掘其内在美学价值。然而,作为一种兼具文学性和非文学性双重特色的特殊语篇,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辞的研究价值显然不只在其文体特色。纵观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辞我们发现:其中的话语不仅具有强烈的对话性质,而且具有典型的多语杂存和多体裁混合即语篇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现象。虽然语篇互文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但在实际建构某一特定语篇时,要使不同风格、话语或体裁特色的语言都能在其中兼容并存,并最终达到和谐交融、连贯流畅却并非易事。那么,美国总统的演说语篇是怎样成功实现这一点的呢?这里我们试从顺应论[1]的角度对其中的语篇互文性的生成过程加以分析,以期找到答案并对解读其他类似语篇有所裨益。
2·语篇互文性
由于目前国内语言学界有关语篇互文性的研究尚少,这里有必要首先简要追述一下其历史渊源,以便展开随后的讨论和分析。“语篇互文性”这一概念可追溯到巴赫金Bakhtin[2]提出的异质语
(Heterogloia)理论。巴赫金十分重视多语杂存和体裁混合的语言现象,提出任何话语都具有对话属性,任何话语都与过去和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意义既属于自己也同属于他人。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转型时期,克里斯蒂娃Kristeva将巴赫金的理论介绍到法国并首创“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一词,她将语篇互文性看作是“文本与历史的交互穿插”,[3](39)即语篇互文性是一个历史载入语篇和语篇载入历史的过程。巴赫金和克里斯蒂娃都认为语篇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和社会语境。费尔克兰福Fairclough继承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提出了话语秩序(order of discourse)理论和语篇互文性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借鉴法国话语分析学派使用的术语,将语篇互文性区分为“明显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和“建构互文性”(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4](104)就前者而言,在一定语篇的语言层面中清晰可见其他语篇的痕迹特征,而对后者来说,这些语言特征则是隐含模糊的。相对而言,建构互文性比较复杂,其复杂性体现在它包含了形成一定语篇的各种话语规约结构,诸如与不同话语实践相关的体裁、话语和文体等。[4](125)根据费尔克兰福[4](118)的分类,语篇互文关系可分为三种,即序列式( sequential)、嵌入式(embedded)和混合式(mixed)。序列式互文关系是指同一语篇内不同语句或话语类型的顺序使用;嵌入式互文关系是指一种语句或话语类型明显地包含在另一种语句和话语类型中;混合式互文关系是指不同的语句或类型错综使用,融合为一体。根据上述介绍,我们发现美国总统演说辞中的语篇互文性不仅十分常见而且十分明显。但问题是为什么不同风格、话语或体裁特色的语篇互文成分能够和谐共存于同一演说语篇。这里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语篇互文性的生成过程中,语篇生成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了这样一种原则———顺应性原则。
3·语篇生成的顺应性原则
由于这里要谈的顺应性原则是完全建立在JefVers-chueren的顺应性理论基础之上的,所以这里很有必要对该理论也作一简介。JefVerschueren将进化认识论应用到语言研究中,并在1999年出版的Understanding Pragmiatics一书中提出顺应性理论。根据顺应论的观点,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不断
地对语言形式和策略作出选择的过程。人类之所以能够对语言作出选择,是因为语言本身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性: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指语言可供选择的一系列可能性;协商性指人类对语言的选择不是机械死板的,而是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以上两个特性意味着语言选择的不确定性。既然如此,我们的交际为何得以成功呢?原因就在于语言的第三个更重要的特性:顺应性。顺应性能使人类从许多可能的选项中作出协商性的语言选择,以便满足交际的需要。这三个特性不可分离,共同构成语言的基本属性。JefVerschueren指出,要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必须考虑四个方面:即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语境关系顺应是指语言使用过程中作出的选择必须与语境(包括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顺应。语言结构顺应是指从多方面对语言作出选择:选择语言、语码、语体,选择话语的构建成分,选择不同类型的话语和语段以及选择话语的构建原则。语境关系顺应和语言结构顺应是语言选择过程的内容,即言语交际中的语言与非语言要素的总和。而动态顺应是指如何在语言选择过程中使语境和语言结构相互作出顺应,从而动态生成话语意义。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则指出,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并非所有的语言选择都是在同等意识程度下作出的,有些选择是不自觉的,而另一些则可能目的性很强。由此可见, JefVerschueren的顺应性理论实际上给我们描述了人们在语言使用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遵循的一种原则,即顺应性原则。该原则在描述和阐释人类话语或语篇生成方面具有普遍性意义。用它来分析和解释广布于历届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语篇中的语篇互文性现象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合理的。
4·美国总统演说辞中语篇互文性的顺应性分析纵观历届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辞,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语篇互文性突出表现为:政治语篇浸染《圣经相关论文》风格和书面文本兼具口语特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认为JefVerschueren的顺应性理论完全可以帮助我们搞清其内在原因。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这里我们仅撷取众多总统就职演说语篇中的典型实例来加以分析。首先,我们讨论政治语篇浸染《圣经》风格这一语篇互文特性。纵观历届美国总统演说辞,我们发现,在迄今为止发表过就职演说的38位美国总统中,除了威廉·哈里森、格兰特、海斯和本杰明·哈里森四位总统外,其他34位总统的演说辞中从形式到内容都渗透着浓厚的宗教色彩。不仅在在演说辞的开头和结尾,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圣经》风格的语言,或被用来祈求神灵保佑,或被用来以上帝之名呼吁行动,就是在演说辞中也常常看到直接引用《圣经》中的话语来为自己的施政方针和观点立场作解释的语篇互文现象。例如: Andmy fellow Americans, aswe stand at the edge of the21th century, let us begin anew with energy and hope, withfaith and discipline, and let us work until ourwork is done.The scripture says:“And letus notbeweary inwell-doing, forin due season we shall reap ifwe faith not”.这是克林顿在1993年初上任时,面对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大萧条,许多大工厂倒闭,失业人数高达美国人口的7.8%这一社会历史境况,为了动员美国民众在这严峻时刻重鼓斗志、坚持到底、力争胜利而直接引用《圣经·新约》中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第9节中的话语。那么为什么在克林顿的演说辞中会出现这样的语言选择呢?我们知道,语言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语言也不可避免的带有其社会文化特点,打上其社会风貌的烙印。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以载道”之说。英国著名语言学家Halliday[5]也竭力主张把语言放在社会文化语境下进行研究。那么,对于一个国民普遍具有基督信仰的国度来说,新上任总统要想通过演说来赢取广大民众对其施政纲领的认同和对其行动号召的积极响应,很自然他会考虑国情,顺应社会文化语境,以增强其政治演说的有效性。而借助《圣经》中的话语更容易打动民众和增强其言辞的说服力,这也就难怪总统的演说辞中大量借用宗教风格的话语来阐释自己的施政方针和观点立场了。当然,这样的话语选择,绝非语言生成者机械遵守语言规则的结果,而是顺应语境,在高度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的基础上动态协商完成的。因为只有这样,演说者才能最大限度实现其交际目的。类似上述情况,即通过借用《圣经》中的话语来增强演说辞的说服力,从而打动民众,赢取支持的例子在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辞中还有很多,但限于篇幅,我们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言阐释。对于语篇互文性在历届总统演说辞中的另一突出表现———书面文本兼具口语特色来说,我们认为同样也可以通过顺应性理论找到解释。下面我们就通过综合分析演说辞中的句子特点来加以阐述。细观历届美国总统演说辞,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句子是长短兼有、繁简皆备,
而且所使用的句子通常都是完整的,省略或不完整的句子非常少见。而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一个语篇中的句子平均长度越大,该语篇就越显得正式[6]。而美国总统演说辞的平均单句含词量为19.2个,明显超出了各类文体的平均句长17.8个[7]。这说明演说辞中的语言要比日常会话正式得多和复杂得多。那么为什么“演说辞”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是在非常正式、庄重和严肃的场合下进行的,并且演说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阐述新一届政府的施政纲领和政策,为此,就需要用句式相对较长且较为复杂和逻辑性强的语言来精确表达概念和信息,以便能够使民众清楚领会、容易接受和积极支持政府主张。
由此可见,我们所看到的演说辞之所以非常正式和复杂,正是因为在语言选择上动态地顺应了上述交际语境和交际目的而使然。那么,为什么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辞又具有口头语言特色呢?我们知道,虽说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辞都是以“书面文本”的形式精心打造出来的,但它们毕竟要以“口头演说”的形式来发表,这就决定了语篇生成者在语言选择时不得不考虑这一因素。另外我们知道,虽说演说辞要清晰、准确地阐述演说者的政策和主张,但毕竟他要以赢取民众的支持为主打目的。因此,当他要鼓动和激发民众响应号召时,他又必须诉诸于简洁有力、口语化极强的句子,因为这样的句子可以使他的演说具有极强的对话性和现场感,同时也会使听众感到亲切生动,易于接受。另外,演说辞中句子长短交融,不仅可以增加行文的美感,也可大大降低或避免演说的单调和沉闷。我们之所以看到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辞中具有口语对话特色,正是由于语篇生成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注意到了上述因素,或则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顺应了上述交际语境因素而使其语言上的选择上有了相应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两大语篇互文特色外,我们在美国总统的演说辞中还可发现许多其他形式的语篇互文性现象。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常夹杂有来自美国宪法或历史上权威人物的话语等。当然,我们同样有理由认为,在这些语篇互文性现象的生成过程中,语篇生成者的语言选择也是经历了协商和顺应的动态过程,从而使最终的演说辞在话语类型和体裁风格方面与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相互契合、协调,进而完成语用目的
。同时,我们还应指出,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辞中虽然包含有林林种种的语篇互文成分,整个语篇却仍然和谐自然,流畅自如,也恰是语篇生成者在语言选择过程中没有机械固守语言规则,而是始终保持高度灵活而使然。
5·结束语JefVerschueren的顺应性理论在描述和阐释语言使用方面具有普遍性意义。用它来分析历届美国总统就职演说辞中的语篇互文性现象,我们得以知道,不同风格、话语或体裁特色的话语之所以能在其中和谐共存却又不伤连贯流畅是因为:在演说辞的生成过程中,语篇生成者为了实现其交际目的(如增强演说的劝说和感召力等),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顺应了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在语言选择和语用策略方面做了动态协商和顺应的结果。本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个案分析,但希望能对解析其它类似语篇有所启示。
参考文献:
[1] 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Lon-don: Arnold, 1999.
[2] Bakhtin, M.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ays[C].Austin: University ofTexas Pre, 1981.
[3] Kristeva, J.Word, Dialogue and Novel [A].In T.Moi (ed.) The Kristeva Reader [C].Oxford: Black-wel,l 1986.
[4] Fairclough, 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Cambridge: Polity Pre,
1992.http:///yylwfw/
[5] Halliday, M.A.K.& Hason, R.Language, Contextand Text [M].Victoria: DekinUniversity, 1985.
[6] 王佐良丁往道.英语文体学引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7.
[7] 熊莉.从就职演说辞看肯尼迪演说的文体风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