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呼唤改革法
今年是司法改革十周年，在这十年来，伴随着司法改革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纠纷的解决途径日益多元化。
在此之前，司法实践中纠纷的解决途径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公力方式解决，很少涉及非公力方式。
但是，非公力救济较公力救济拥有非常多的优势。 非公力纠纷解决机制的优越性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⑴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纠纷当事人可视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解决方案和程序。这区别于诉讼方式解决纠纷时程序的法定性。当事人拥有高度的自我发挥空间，具有非常大的自主性，意思自治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⑵纠纷的解决快捷且费用低廉。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司法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
⑶有助于和睦。由于是在非对抗和非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有利于维持当事人长久存在的经贸交往和人际关系，保守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和商业技术秘密。 ⑷易于得到承认和自觉执行。以非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所达成的协议、裁断（仲裁裁决除外）一般不具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但因纠纷飞解决是在当事人之间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进行的，故而容易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更好的案结事了。
⑸具有更大的开放性。非公力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开发的、发展的体系，对新颖的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基于诸多优点，党中央对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建立及完善始终持支持态度。
《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有关于“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定。内容如下：
按照“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配合有关部门大力发展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扩大调解主体范围，完善调解机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可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加强诉前调解和诉讼调
解的有效衔接，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协调机制，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面对激增的群众争议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实施协调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有诸多的优点，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但是，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保留自己的不同看法。
我们暂且不论改革有多大的优越性，首先应该审查其合法性。 从主体上分析，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全国法院系统的顶端，具有以下职权： ①作为最高审判机关；②解释法律，即做出司法解释，使有关法律更加具体明确；③监督，对下级法院的有关裁判行使监督职能，但具有被动性。
通过协调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在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中无相关文件。这就意味着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一个新的制定。
《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
⑴国家主权事项；⑵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⑷犯罪与刑罚‘⑸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⑹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⑺民事基本制度；⑻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⑼诉讼和仲裁制度；⑽必须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的其他事项。
很明显，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协调和解制度属于上述第⑼项，即诉讼和仲裁制度，属于法律保留的事项，最高人民法院无权做出规定。 从行为上分析，争议的解决在现行法律中已有规定，不存在法律空白，因而最高人民法院的行为无法律依据。
基于上述对最高人民法院主体行为的双重分析，可以得出：司法改革尽管具备诸多的优点，但法律依据不足。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被推到了国家战略的重要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全国法院的带头人，更有关以身作则，首先解决其自身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之所以出现如上问题，根源在于我国的现有法律体系中缺少一部有关司法改革方面的法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于改革开放的规定，因而可以说司法改革作为改革开放的应有内容之一，是有宪法依据的。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却缺失了一部基本法对司法改革做出细化规定，因而就出现了合法性依据不足的窘境。为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全国人大通过一部有关改革的基本法。
近年来，各省各地区的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号召下，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司法改革工作，取得了很多成就，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的先进工作者。但纵观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现状，改革的方法各式各样，因为缺失统一的标准，全国各地的改革千差万别，由此产生的结果也是不尽相同。
鉴于此，我们应该把司法改革纳入法治化的渠道，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司法改革。
通过这部基本法，授予人民法院以改革的职权，使其在主体资格上有法可依。同时规定运行程序，这样人民法院的改革行为在法定的程序下有序进行。这样将极大规范和改善我国目前司法改革的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