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自查报告（精选多篇）

推荐第1篇：司法改革

2013司法改革，路在何方

发布：2013-03-27 08:57:03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作者：□ 本社见习记者 王 涵浏览：294710次 【大 中 小】

核心提示:本社记者特地采访了众多专家学者、实务界人士，以期他们对2013年的司法体制改革提出自己的期望与建议，同时也为正在改革路上的司法体制助力。

编者按

司法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保障。

3月10日，王胜俊作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指出，切实推进司法改革。完成中央部署的司法改革任务12项，完成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确定的司法改革任务113项。

尽管成就有目共睹，但司法改革，仍然任重道远。2013年的司法改革，重点在哪儿、突破点在哪里？本社记者特地采访了众多专家学者、实务界人士，以期他们对2013年的司法体制改革提出自己的期望与建议，同时也为正在改革路上的司法体制助力。

姜明安：劳教制度应司法化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年初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已经明确，今年进行劳教制度改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预计，随着近期有可能出台的《违法行为矫治法》，将标志着劳教制度的改革进入了新阶段。

姜明安说：“劳教制度的改革方案究竟应如何设计，学术界和实务界目前均有不同意见，尚未完全形成共识。有人主张完全废除，以治安管理处罚和刑罚取而代之；有人主张通过建立类似国外、境外的保安处分制度，将劳动教养制度纳入保安处分的范畴；有人主张改造、重构劳教制度，使之司法化或准司法化。我倾向于第三种方案而不同意第

一、二种方案。”姜明安认为，劳教制度改革、重构，可以从劳教的目的与功能、劳教对象、劳教决定程序、劳教方式和劳教救济途径等几个方面着手，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劳教决定程序，使之司法或准司法化。

姜明安建议，要建立合理的机制，把劳教的适用范围缩小。劳教的主要功能是矫治、改造，当然也有维护秩序功能，但是应该作为第二位的附属功能。劳教的对象要分清，不能给一些领导找到把人送去劳教的借口。最重要的是应该明确劳教制度应该向司法或准司法方向发展的道路，不能由公安机关自己判，劳教的决定程序应该由法院公开审理，要保证媒体可以采访监督，被劳教者有辩驳的权利。

姜明安说：“我认为，劳教制度的改革应该是全面改造重构，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一个新制度取代劳教制度，当然未来是可以依据《违法行为矫治法》的，但所有这一切改革的核心还是应该使劳教制度司法化或准司法化。”

陈卫东：司法权力应被监督

除了劳教制度改革外，谈及2013年司法改革的突破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认为，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应加强对司法权力的监督机制，应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对司法权力运行进行监督。从外部说，应该完善监督机制，杜绝领导“写条子”干预司法的现象；从内部说，司法机关应该完善自我监督机制。

陈卫东认为，在司法系统的内部管理机制中，要明确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是审级监督关系而非行政领导关系，决不能因为实行司法系统内部的垂直管理而加重司法行政化倾向，各级法院内部党委的领导以及上级法院党委对下级法院党委的领导应当是政治领导而不是业务领导。优化不同层级法院的职权配置，充分发挥基层和中级法院就地解决纠纷的作用，强化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的审判监督和指导职能。

另外，陈卫东建议，从长远来看，针对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利益多元化时期官员腐

败现象突出的情况，为了有效打击腐败，提升党和政府的威信，同时避免权力过于集中而引发的权力滥用，应该成立专门的反腐败侦查机关，即反腐败侦查局来侦查检察机关目前负责的自侦类案件。反腐败侦查机关可以在纪委、监察和检察院反贪部门的基础上组建，以监视居住或取保候审来替代实践中的“双规”措施，以提高反腐败侦查的法治化水平。侦查终结的案件由检察机关负责批捕和起诉，以形成权力的制约。

针对饱受社会关注的、未决羁押场所的管理归属问题，陈卫东认为，应该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更有利于管理的中立性，能够更好地保护在押人员的权利。虽然，当前公安部门已经从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方面强化了监管队伍的建设，加大了未决羁押人员权利保障力度，提高了他们的日常待遇，并以开放的姿态接受社会的监督。但是，在长远的管理功能上来看，还是由一个中立的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更为有利。

张卫平：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需进一步改革

在民事诉讼制度中，鉴定意见的公信力问题一直饱受社会关注。近几年，由于一系列鉴定意见争议案件，使得鉴定意见问题成为了社会关注并期望的改革热点。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对此颇有研究。

民事诉讼中，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除了运用书证、物证、证人证言等证据种类和证据方法进行证明外，对双方之间争议的事实问题的证明，往往还需要诉讼外具有相应专门知识的人通过分析、鉴别、判断对该事实问题作出专业性意见，这种结论就是鉴定意见。

虽然在2012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也完善了关于鉴定结论的问题，将鉴定结论概念改为鉴定意见，并明确了鉴定人为鉴定意见负责并出庭等一系列问题。

但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卫平认为，从民事诉讼中鉴定制度的运作实践来看，如果不能保证鉴定意见的正确性和公正性，那还是会影响裁判的公正性，从而影响裁判的权威性。张卫平介绍，虽然为了保证鉴定结论的正确性和公正性，最高法院出台的《证据规定》中明确要求对鉴定书的有关内容进行审查。但由于鉴定结论本身涉及专门知识的运用，审判人员往往只能在形式上进行审查或凭自己的知识提出异议，要真正对鉴定的依据、技术手段的运用等专门问题进行实质性的审查是比较困难的。

因此，要解决鉴定意见的正确性和公正性的问题，完善证据制度，还需要从立法上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进行进一步改革。

张卫平认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主要内容应该是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管理。应将司法鉴定人员和司法鉴定机构纳入国家管理的范围，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实行登记制度，并公布鉴定人员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这样，既有利于当事人确定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也有利于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进行监督。

贾宇：司法公信可以重塑中国

如果说，上述几位学者均是就自己的研究领域切脉中国司法改革，那么西北政法大学校长贾宇则跳出自己的研究领域，建言司改突破点。

贾宇认为，当今中国之治理，除了法治别无他途。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根本标志，在于宪法、法律在国家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司法裁判具有终局性的公信力。一个社会中的司法机关是否具有公信力，对于构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有着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因此，建立司法公信力当是2013年司法改革突破点。

贾宇进一步阐述，建立司法公信，才能保障政务诚信。官场不诚信，一表现为不依法行政，二表现为以权谋私。有了司法权威与公信，“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和惩治腐败的法律体系就会产生威力，官员用权就不能不有所顾忌。

建立司法公信，才能保障商务诚信；建立司法公信，才能保障社会诚信。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是否打算真的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司法的公信力？司法人员中有人腐败，我们就冠名叫“司法腐败”，把那些兢兢业业依法办案的司法人员都

笼罩在这顶大帽子的阴影下，而政府官员中的腐败现象并不比司法机关少。还有，当事人可以通过上访取得领导人的批示来改变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判，这在真正的法治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十八大报告中，在全面论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之后，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及其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活动，并且对建立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提出了要求。可以说，十八大报告揭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要建设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和社会诚信，当务之急是要建设司法公信。只有司法公信才能保障政务、商务和社会诚信的建设。

基层法官：多元机制解决涉法涉诉信访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社会变革和转型时期，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不断增加，使信访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法庭副庭长刘黎谈及2013年司法改革突破点时认为，应重新定位信访功能，畅通法定救济渠道，维护和提升司法公信力，引导百姓理性维权，自觉选择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同时改革信访考核制度，切实减少行政干预。

刘黎认为，在2013年的法院工作中应该加大公开处理案件的力度，利用好舆论监督的力量，进行公开审理、公开听证、公开宣判，通过全程透明的审理过程，消除当事人对法官公正性的怀疑。

另外，配备业务能力强、审判经验丰富、在法院工作一定年限的审判人员。她认为，接访信访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着对信访案件的处理，俗话说“打铁还须自身硬”，许多信访事件本身具有法律事实和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而缺乏专业审判领域知识和经验的信访法官仅仅根据来访者的一面之词所作出的处理和答复往往会产生偏颇，造成上访者的不满和继续上访。所以，应该选调一些业务能力强、审判经验丰富、在法院工作一定年限的审判人员担任接待信访的工作人员。 刘黎介绍，涉诉信访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的政治稳定。除了法院要自身更新观念，加强内部建设，提高审判质量外，还需要各级人大、政府、社会团体等社会各界力量与法院形成合力，一同解决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刘黎认为，在法院审判工作中，应该充分运用调解手段化解矛盾，把调解工作贯穿于审理工作的全过程，建立健全调解机制，确保调解工作经常化、正常化、规范化，使上诉和申诉、上访数量日益下降，真正做到输赢皆服，案结事了。

推荐第2篇：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2012往深处走

【核心提示】 2008年，在上一轮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从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等方面，再次提出60项改革任务。4年过去了，司法改革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给一线执法者带来了哪些新挑战？2012年如何进一步深化？代表、委员给出了自己的观点。

经过4年不懈努力，60项司法体制机制改革任务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4年间，司法改革一直是两会热点，本报近3年来的两会热点问题网络调查显示，司法透明度、规范执法、司法公正等话题广受关注。

2012年，司法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代表、委员们认为，司法改革的推进给一线执法者带来工作的压力和能力的挑战。司法改革重在落实，一线执法者应为之努力。

关键词 司法公开

把执法者的作为与不作为置于全社会监督下

不知道是否受理，不知道为什么不受理，不知道不受理该怎么办，对不予受理再审申请的情况也不清楚……以往群众到法院打官司，法院对受案情况是‚一问几不知‛，群众反映强烈。在2010年本报的两会热点网调中，‚你认为司法公正表现在哪些方面？‛60%投给了‚司法工作透明度‛这一选项。

2010年，最高法在全国确定了100个司法公开示范法院。1

在河南，全省三级人民法院均建立网站，开设‚网评法院‛专栏，截至1月31日，共网络直播案件157757件，回复、办结网民诉求22200余条。

在北京，法院系统建立了案件庭审直播为主要内容的互联网站——北京法院直播网。目前，全市23家法院全部具备庭审网络直播能力。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宋鱼水代表说：‚这一轮司法改革推进的60个项目中，最高法牵头12项，其中‘完善司法公开、公开听证、舆论监督’是各方公认的重要一项。‛

去年，宋鱼水所在法院的杨德嘉法官成功办理了一起网上销售侵犯某知名男装品牌商标权案，该案的裁判文书被很多法官借阅学习。

宋鱼水说：‚这说明司法公开后，大家都对提高裁判文书质量充满紧迫感。司法公开历练了基层法官。‛

代表、委员指出，司法公开透明，将一线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的作为与不作为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无疑给一线执法人员带来压力。但这种压力也是工作进步的动力。2012年，应当继续把司法公开往前推进。

关键词 制度规范

牢记执法对象的权利，牢记执法者自己的义务

在福建泉州，覆盖全警种的235个岗位及职责标准、任务和工作流程被确定下来，一目了然。一些代表、委员表示，通过深

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公安机关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和公信力。2011年，公安部陆续出台12万字的《公安机关执法细则》、《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盘查规范》以及《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等140余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范执法流程，细化执法标准，为广大民警规范执法提供了制度保障。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刘丽涛代表分析，对执法一线民警而言，执法不规范多由少数民警法律素质欠缺造成，加大法律知识、执法技能、信息化能力的培训十分迫切。她还建议，加强对一线民警执法办案的网上管理，通过网络监控执法程序和执法标准，提高执法效率。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林茂荫代表表示，一线干警应尽快熟悉《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等规范执法流程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牢记执法对象的权利，牢记执法者自己的义务‛。关键词 加大制约

以权力制约权力，实现司法公正

2012年本报两会热点网调中，‚司法公正‛话题引来1.3万网友关注，留言中，如何实现权力制约屡被提及。

法庭量刑过程引入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司法体制改革中的一大亮点。在这项改革中，公诉人可就量刑问题，提出刑罚的种类、幅度、执行方式及其理由和依据。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甄贞委员说：‚此项改革推行以来，刑事案件审判上诉率、抗诉率、发回改判率大幅下降，当庭

认罪率、退赔退赃率、当庭宣判率和服判息诉率明显上升。‛为完善诉讼监督范围，2011年，最高检会同公安部制定《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对公安机关违法立案行为加大监督。

河北邯郸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贾春梅代表表示，司改对一线检察官办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仅‚引入量刑建议‛和‚加大监督公安违法立案‛两项改革，就要求检察官诉讼监督、临场应变、刑事政策适用各项能力过硬。

‚以量刑建议改革为例。改革前，公诉人只需对被告人行为的性质进行正确的法律评价；改革后，公诉人要审查案件的定罪部分，还要全面掌握案件事实和量刑情节，更要对量刑部分的证据和影响量刑的情节准确把握。‛贾春梅说，监督质量的提高，有效促进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关键词 执法为民

执法者应始终站在正义一边

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在全国范围陆续开展；国家赔偿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刑事赔偿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和保障机制基本形成……

围绕司法为民推进的改革，一项接着一项。

本次两会上，‚一线执法者身上该如何体现司法为民？‛、‚执法者、司法者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来实现司法为民？‛等问题，更是被代表、委员关注。

林茂荫认为，司法为民，要求司法工作者依法行使职权。行使权力的范围要有法的授权，权力行使过程要有法的程序，作出任何处理决定要有法的依据。‚依法办案，才能实现公平正义，才是最好的社会和谐‛ 。

执法为民是执法者应有的职业道德、执法素养。很多代表、委员呼吁，2012年，应加强对一线执法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让司法工作者拥有群众立场、群众观点、群众感情。一线执法者应始终站在正义一边，就是司法为民的最生动体现。

推荐第3篇：司法改革

申论热词：司法改革

广东法院系统当前正推行一系列“去行政化”改革，颇受舆论关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表示，司法不公的原因绝大多数并不是因为司法腐败。而“司法行政化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因素之一”。

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性质、职能、权属、运转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区别，用行政化的方式管理司法、运作司法，将不可避免地给司法的独立性、中立性、被动性和程序性等，都带来伤害。

应当说，司法高层曾对“司法去行政化”改革给予了关注。在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出台的《人民法院第一个五年改革纲要(1999-2003)》中，明确指出，“审判工作的行政管理模式，不适应审判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严重影响人民法院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针对此，在这个以及后一个法院改革“五年纲要”中，均不乏“司法去行政化”的具体举措出台。这10年的司法改革，大致可以用“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和“去大众化”来概括。客观评价，司法机关在“去行政化”上虽然作出过颇多努力，但进展始终不大。个中原因或就在于，这并不是最高法院一家所能决定的改革。比如，若取消法官们的行政职级，他们拿什么去套工资与福利?一个简单的方案是，按司法职业的特点另立司法职级。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谁认可你这一套?

不仅司法官员的去行政化步履维艰，司法活动的去行政化同样阻碍重重。法院内部的“个案请示”被认为是司法行政化的最典型表征。“法院改革二五纲要”曾明确要求应“逐步取消，并进行诉讼化改造”。但到了“法院改革三五纲要”，又变成了“规范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的请示报告制度”。用“规范”来替代了 “取消”，无疑是认同了行政化的“个案请示”，而在事实上将司法固有的审级制度给人为架空了。

这种改革的反复无疑在向我们传递出司法去行政化任重道远的信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法院系统所坚持的去行政化实践，显得更加不易。当务之急，是如何将这些可贵的改革经验向全省，乃至向全国法院系统推广。这仍然需要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推动。司法体制改革的紧迫性，也不仅在于当下的司法公信堪忧。还因为中国是在司法权威尚未确立的基础上，就遭遇到了一个自媒体时代。司法的信息垄断、知识垄断和权力垄断被迅速打破，普通民众也拥有了更多、更便捷评议司法的舆论平台。司法一方面必须要面向民众，另一方面，又必须尽快回到司法的原点，回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宪法原则上来。司法去行政化是整个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最难的那部分。由此破局，当为可行的选择。期盼“法院改革四五纲要”能够正视和吸纳广东法院系统在去行政化上的诸多经验，切实推动司法体制变革的到来。

推荐第4篇：司法改革

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将统一管理

据新华社6月15日电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一些改革方案。日前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专访，对改革重点内容解读。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姜伟介绍，此次《改革框架意见》主要针对下列7个重大问题提出了政策导向：

一是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二是建立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把高素质人才充实到办案一线。三是完善法官、检察官选任条件和程序，确保队伍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四是完善办案责任制，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强化监督制约机制。五是健全与法官、检察官司法责任相适应的保障制度。六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七是完善人民警察警官、警员、警务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制度。

《改革框架意见》还提出将扩大法官、检察官的选任渠道，符合条件的优秀律师、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人才都将有机会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

此次改革试点还有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制度。 姜伟介绍，《改革框架意见》还明确了要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要充分考虑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保证各级法院、检察院的办公经费、办案经费和人员收入不低于现有水平。

《改革框架意见》对完善人民警察警官、警员、警务技术人员分类管理制度也提出了要求。要重点解决量大面广的基层一线人民警察任务重、职级低、待遇差的问题。

此次改革选定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积累经验。

释疑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举措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就是把法院、检察院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对法官、检察官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管理制度。在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入职门槛、严格办案责任的同时，健全法官、检察官的职业保障制度。试点地方可探索延迟优秀法官、检察官的退休年龄，下一步还将考虑适当提高初任法官、检察官的任职年龄。

如何选任法官、检察官

在省一级设立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检察官人选。遴选委员会的组成，既有经验丰富的法官和检察官代表，又有律师和法学学者等社会人士代表。建立逐级遴选制度，上级法院、检察院的法官、检察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检察院择优遴选。

扩大法官、检察官的选任渠道，实行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招录办法，招录优秀律师和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学学者等法律职业人才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

人财物统一管理举措

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检察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据新华社6月15日电）

推荐第5篇：司法改革

中国法院网讯 (张先明) 7月9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向社会发布《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以下简称“四五改革纲要”）。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贺小荣应邀出席发布会，全面介绍了“四五改革纲要”的总体思路、主要内容和推进措施。

一、总体思路和主要特点

谈及“四五改革纲要”的制订起因时，贺小荣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明确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确定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对若干重点难点问题确定了政策导向。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结合法院工作实际，在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四五改革纲要”，并报中央审批同意。

作为指导未来五年法院改革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明确了改革的总体思路，即：紧紧围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工作主线，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2018年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为建设法治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在谋篇布局与内容设置上体现了四个重要特点：一是整体性。纲要提出的改革举措严格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中央司改意见“对表”，是对中央改革任务的分解、延伸与细化，兼顾了人民法院牵头和参加的各项任务。凡是人民法院牵头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详细，并提出了明确要求；凡是人民法院配合中央其他部门推进的改革任务，纲要表述较为原则，侧重协同推进。二是系统性。纲要充分考虑了改革举措之间的关联性，在内容设置、进度安排、成果形式上能够相互呼应，确保改革稳妥有序推进。三是科学性。纲要内容主次分明，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将建立符合司法职业特点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作为重要抓手，将健全审判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做到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四是连续性。纲要立足中国国情，科学研判形势，在总结梳理人民法院之前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成果经验基础上，结合前期试点工作，确定了需要继续推进的项目和需要调整的内容。

二、主要内容

围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审判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关键目标，“四五改革纲要”针对8个重点领域，提出了45项改革举措。

1.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

长期以来，我国对法官沿用普通公务员管理模式，不能充分体现司法职业特点，也不利于把优秀人才留在审判一线。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坚持以法官为中心、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建立分类科学、结构合理、分工明确、保障有力的法院人员管理制度。

贺小荣指出，为了深化法院人事管理改革，“四五改革纲要”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有：一是配合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改革，推动在省一级设立法官遴选委员会，从专业角度提出法官人选，由组织人事、纪检监察部门在政治素养、廉洁自律等方面考察把关，人大依照法律程序任免。二是推进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与之配套的，则是拓宽审判辅助人员的来源渠道，建立审判辅助人员的正常增补机制，减少法官事务性工作负担。三是建立法官员额制，对法官在编制限额内实行员额管理，确保法官主要集中在审判一线，高素质人才能够充实到审判一线。四是完善法官等级定期晋升机制，确保一线办案法官即使不担任领导职务，也可以正常晋升至较高的法官等级。五是完善法官选任制度，针对不同层级的法院，设置不同的法官任职条件。初任法官首先到基层人民法院任职，上级法院法官原则上从下一级法院遴选产生。

2.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四五改革纲要”就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作出了安排。

贺小荣表示，这一制度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在管辖制度方面，通过提级管辖和指定管辖，确保行政案件、跨行政区划的民商事案件和环境保护案件得到公正审理。二是在法院管理方面，巩固铁路运输法院管理体制改革成果，将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统一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改革部门、企业管理法院的体制。三是在机构设置方面，建立上级法院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较多的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工作机制。进一步推动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建设。四是在法院设置方面，推动在知识产权案件较集中的地区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3.健全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这是司法规律的客观要求。近年来，司法机关为完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进行了许多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内部层层审批，办案权责不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四五改革纲要”将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作为关键环节，推动建立权责明晰、权责一致、监督有序、配套齐全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

贺小荣指出，在完善审判责任制方面，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选拔政治素质好、办案能力强、专业水平高、司法经验丰富的

审判人员担任主审法官，作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中的审判长。完善合议庭成员在阅卷、庭审、合议等环节中的共同参与和制约监督机制。二是改革裁判文书签发机制，主审法官独任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不再由院、庭长签发。三是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符合规律的法官业绩评价体系，实现法官评价机制、问责机制、惩戒机制与退出机制的有效衔接。四是科学界定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既要确保其独立发表意见，也要明确其个人意见、履职行为在案件处理结果中的责任。五是建立法官惩戒制度，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既确保法官的违纪违法行为及时得到应有惩戒，又保障其辩解、举证、申请复议和申诉的权利。

贺小荣表示，主审法官、合议庭审判责任制与院、庭长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并不是对立关系。为了确保司法公正，“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审判监督制约机制，主要措施有五项：一是在加强专业化合议庭建设基础上，实行随机分案为主、指定分案为辅的案件分配制度，建立分案情况内部公示制度。二是对于变更审判组织或承办法官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公示。三是规范案件审理程序变更、审限变更的审查报批制度。四是规范院、庭长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监督机制，建立院、庭长在监督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文书入卷存档制度。五是依托现代信息化手段，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行使审判权与院、庭长行使监督权的全程留痕、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机制，确保监督不缺位、监督不越位、监督必留痕、失职必担责。

4.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

为强化对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司法保障，“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和完善以庭审为中心的审判机制，有效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确保司法公正。

贺小荣表示，为了加大人权司法保障力度，“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五项措施：一是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一步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和标准。二是建立对被告人、罪犯的辩解、申诉和控告认真审查、及时处理的机制。完善审判环节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工作机制。三是健全司法过错追究机制，统一司法过错责任认定标准。四是规范处理涉案财物的司法程序，明确人民法院处理涉案财物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五是进一步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在立法机关的授权和监督下，有序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改革。

5.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已于去年启动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四五改革纲要”对深化司法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贺小荣表示，为了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四五改革纲要”主要制订了四项措施：1.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建立庭审公告和旁听席位信息的公示与预约制度。推进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范以图文、视频等方式直播庭审的范围和程序。

2.完善审判信息数据库，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起，在线获取立案信息和审

判流程节点信息。3.继续加强中国裁判文书网网站建设，严格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实现四级人民法院依法应当公开的生效裁判文书统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4.整合各类执行信息，方便当事人在线了解执行工作进展，实现执行信息公开平台与各类征信平台的有效对接。

6.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

为合理定位四级法院职能，“四五改革纲要”提出要建立定位科学、职能明确、监督得力、运行有效的审级制度。

贺小荣表示，这一改革的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进一步改革民商事案件级别管辖制度，逐步改变主要以诉讼标的额确定案件级别管辖的做法，将绝大多数普通民商事一审案件的管辖权下放至基层人民法院，辅之以加强人民法庭和诉讼服务中心建设，强化基层人民法院化解矛盾的职能。二是规范上下级法院审级监督关系。完善提级管辖制度，明确一审案件管辖权从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转移的条件、范围和程序，充分发挥中级、高级人民法院通过提级审理重大、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指导类案审判工作，确保法律统一适用的功能，压缩个案请示空间。三是改革法院考评机制，废止没有实际效果的考评指标和措施，取消违反司法规律的排名排序做法，消除不同审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四是推进最高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真正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法律职能的机构设置模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建立将本院作出的裁判转化为指导性判例的机制，充分发挥其确保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职能。

7.健全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立足审判权的中央事权属性，就健全法院司法行政事务保障机制推出了一系列有力举措：一是配合中央有关部门，推动省级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统一管理机制改革。二是严格“收支两条线”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罚金、没收的财物，以及追缴的赃款赃物等，统一上缴省级国库。三是推进法院内设机构改革。建立以服务审判工作为重心的机构设置模式和人员配置方式。完善人民法院购买社会服务的工作机制，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四是深化司法统计改革，以“大数据、大格局、大服务”理念为指导，建立司法信息大数据中心。

8.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改革

贺小荣指出，“四五改革纲要”提出建立诉访分离、终结有序的涉诉信访工作机制，主要措施有四项。一是完善诉访分离工作机制，明确诉访分离的标准、范围和程序。二是建立就地接访督导机制，创新网络办理信访机制。三是探索建立律师为主体的社会第三方参与机制，增强涉诉信访矛盾多元化解合力。四是推动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研究出台人民法院司法救助实施细则，切实发挥司法救助在帮扶群众、化解矛盾中的积极作用。

三、落实和推进

贺小荣透露，为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有重点、有步骤、有秩序地抓好落实和推进改革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同志担任组长，负责研究确定改革要点、审议改革方案、听取进度汇报、讨论重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作为具体办事机构，负责“四五改革纲要”的组织协调、实施推进、试点管理、督促检查和评估总结工作，并及时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改革进展、请示重要事项。

贺小荣表示，“四五改革纲要”发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将配套推出贯彻实施方案，明确各项改革措施的牵头部门和参加部门，科学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建立情况通报、督导检查、评估总结制度，做到每项改革任务都有布置、有督促、有检查，确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完成。

推荐第6篇：司法改革研究

《司法改革研究》书评

从前，司法制度问题很少引起主流法学界的关注。其中原因，除了法制建设过程中通常对立法建构更重视外，还跟传统上规范法学的主导地位以及法律学科自身的分类有关。司法研究并非法学的分支学科，虽然宪法、法理学、诉讼程序法以及法律史等领域的学者都有所涉及，但是学科划分开辟了视野，又遮蔽了视野；仿佛探照灯，强烈的光柱无法避免明显的死角，令我们对司法制度这一法律秩序中至关重要的因素难以展开深入的研究，从事法律学习的人们在知识和技术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方面的缺陷。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司法研究这个领域，司法改革成为各种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大量论文、著作涌现出来，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著名民法学家王利明教授也加入到司法研究的学者行列中，而且出手不凡，一下子就是五十万言，这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情。

本书是时下关于中国司法改革最全面的著作。书分两编，凡十三章，第一编总论，涉及司法制度而不只是司法改革的一系列基本的理论问题，例如司法权的性质、程序公正、司法独立、司法权威与司法民主等等。第二编则分门别类地对改革所涉及到的各方面问题作了细致的阐述。这样的写作布局表现了作者宏大的视野和勃勃雄心，而且也为读者全方位地理解司法制度以及中国的司法改革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和基本的知识基础。

当然，体系宏大本身未必总是优点，因为体系化的叙事总需要作者提出一种新的核心理论，并且由于这个核心理论从而使具体问题有了与前人不同的解读。体系化理论是对常规的突破，它不拘泥于细枝末节，又能够获得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和谐。与此同时，不拘细节并不是无视细节；理论家的论证也需要历史家的功夫。在今天这样一个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化和深化的时代，追求体系化和全方位可能意味着不得不在一些作者平常缺乏研究的领域里依赖二手资料，而且容易出现鉴别能力方面的困难。在本书里，我们看得到这样的例子。例如在涉及中国古典法律制度时，对行政、司法诸权合一的历史成因和权力形态的解释（页4－5，98－9，等等），对于所谓中国古代判例法传统以及对现行判决拘束力的论说（页255－256），中国古代已经有“陪审思想”的说法（页384注2），涉及我国现行宪政体制时不断地将其称为“议行合一”体制（全书至少六次），司法现代化的命题及其论证（页40及以下）以及在论述英国司法制度的发展历史时作者所表达的见解，都因为所依据资料或论著本身所存在问题而弱化了相关论证的说服力。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在许多方面显示了他的洞察

力。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地方包括我国何以应当更多地借鉴对抗制（页314及以下），现行司法管理制度中面临的法官素质与司法独立之间的悖论或恶性循环（页318，321，465等），判决理由在司法决策中的价值（页352－354），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关系如何合理化（页119－120，456及以下），等等，作者的解说不仅具有相当强有力的理论和逻辑的力量，而且也具有对策性研究所应有的可操作性，对于今后中国司法改革的战略以及具体措施的选择都是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的。

理论与对策之间的平衡是一个不容易达到的境界。实际上，在这背后是作者的自我角色定位问题。定位不同，话语风格、叙事方式甚至所持观点便会出现差异。本书作者既是一位学者，同时又是这一代学者中参与实际制度改革的活跃人物。这样的双重身份在本书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注意将相关观点解释为与官方见解相一致，以经典作家及领导人的话语作为论据，对某些尖锐问题缺少超越官方话语的论证（尤其是政党领导与司法独立之间关系，参看页88，105－107，117－8），等等，都是这方面的例证。虽然这样的话语风格以及观点的呈现方式在实际上具有“托„今‟改制”的效果，有助于减少相关主张在接受过程中的阻力，但是，其中的代价也不小。以政治话语为主导的旧有法律学术研究范式难以通过这种研究实现真正的转换。没有这种转换，中国的法律学术便无以自立，法学没有自家独立的话语，也难以产生以此种话语以及知识调整社会关系的独立的法律职业阶层或集团，难以产生社会对法律知识的依赖，依法治国云云终究不过是托诸空言而已。

不仅如此，托今改制还可能使“戴帽”话语与实际主张之间出现内在的矛盾。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本书中，作者一方面强调我们不实行三权分立，而是议行合一，另一方面，又认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的监督只能表现为对财政、人事等方面的控制，议会不能干预司法独立，不能从事所谓“个案监督”。实际上，作者所主张的议会与法院之间关系的具体内容与美国这样的实行三权分立的国家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或者说，基本上属于实行议会制民主的国家所实行的模式。然而，作者还是要说我们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并且认定“司法独立具有一定的虚伪性，司法独立是按照三权分离〖立〗学说建立起来的制度，但三权分离〖立〗只是资产阶级国家权利〖力〗的一种分工”（页97）。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由于过分地依赖或运用政治话语，作者对某些本来从学者的角度能够加以深入例证的问题失之交臂。例如上面提到的政党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尖锐而敏感，但是学者在这里并非无所作为。首先我们需要对这种关系在我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给予清楚的辨析，而不是像书中那样，历数西方若干国家政党影响司法任命的事实后，一言以蔽之：“司

法也并不是完全超然独立于政党和政治之外的，它最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页98）这样的结论可能引起误导，因为它忽视了政党与司法关系在不同语境下的深刻差异。其次，在目前的舆论气候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独立对社会稳定、市场经济、官场清廉等的重大价值的分析，对我国的政党与司法之间关系加以全新的构思，或者，从更技术化的角度对这类重大的价值问题作出新的回应。这样做，既有助于真正的制度创新，而且也可能具有学术或理论的意义。“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钱钟书诗句），质之王先生，不知以为然否？

本书在写作规范以及编校质量方面也存在着一些疏漏，拣其中明显者列出，以便修订版改正：Inns of Court译名不统一，页90为“法庭学院”，39

7、522为“法学会”（窃以为最好的译名也许是“律师会馆”）；Lord Chancellor译为“政府法律顾问”（页423），误；页348所引“正如伯曼所指出的”一段话，实际上是在伯曼编的那本书所收以研究法官问题而知名的名法学家John P.Dawson文章中的一段话（引注中此种笼统引之而不注出具体作者的例子尚有不少）；英国名法官Edward Coke在页90被误植为Edward Kock，他的同一段引文在两处由于出处不同而译文颇有差异；页45引《大宪章》时有遗漏（原文“卐xcept by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peer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换成汉语，只剩下“除以国法外”）。另外，校对上的鲁鱼亥豕之误可谓比比皆是，不一一点出了。

推荐第7篇：司法改革中

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再探

内容摘要:司法改革的进程中,作为执行和运作法律的人,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更何况中国从古代就有重视人的因素的传统.因此本文通过古代\"法官\"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反思今天\"法官\"在法治进程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并对此提出几点完善\"法官\"自身建设的建议.关键词:法官独立 清官意识 法官培训 高薪养廉 媒体监督

前言：司法改革是近年来一大热门话题,此话题的提出正是因为当前我们司法领域存在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司法改革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包含者众多方面的内容：有人认为当前司法效率不高，有人认为司法过程不公，另有人认为司法人员素质底下，还有人认为司法体制设置不当等等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包含在司法改革这个大的框架之下的。但我认为，解决问题既要有轻重缓急只分又要把握主次矛盾差别。加之我能力所限，对于司法改革所涉及的诸方面问题不易作泛泛而谈。相比之下我觉得所有问题解决的落脚点都最终在人身上。因为我觉得执行和运做法律的人更重要，而且在法和人的关系上，中国从古代就有重视人的因素的传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着重讨论的司法改革中人的因素具有必要性。当然在此“人”最具代表意义的就是我们的法官了。

1 一，中国古代法官对社会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官与现代意义上的法官自然不同。古代将“法司”中任职的官吏称法官，但是法司却不同于现在的法院。其中各个法司间分工并不象今天对其总结的那样有明确的划分。以唐代为例：虽然中央一级审判机构为大理寺，但如果需要，刑部御史台官员可以直接参审，有时对特殊案件进行三法司会审。此外，中书门下两省也可参审。可见，古代审判并非法司及法官独有的权力。同时，地方行政司法合一或司法从属于行政，典型的就是古代地方行政长官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断狱”。（1）正因为中国古代是一个权力高度同意于皇帝的社会，无论皇帝对法司法官表现的如何重视，也只是为了加强其皇权。这一点使人们忽视法司以及法官的特殊性。法司只是行政机关一部分，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法官也是行政官员的一种。这种观念在人们心中形成定式直影响到今天。

另外，由于历史上有秦王朝短暂的统治，使的人们在观念深处留下“法治”是涂炭百姓的暴政。所以，人们对于法官的认识也产生了隔膜。以至不敢把寻找公正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法官身上了。这在客观上也是古代“人治”思想产生的根源。一般百姓对法官畏之有余敬之不足，就连古代官吏也不会以法官职业为荣。正是这些观念在今天仍成为人们正确理解对待法官的障碍。

2 再次，中国古代“人治”思想产生的一个遗产就是清官意思。如历史上的包青天，海青天等等。这些人们心中的清官正是人们寄希望于圣明君主王法的表现。而清官真是圣主的代表，对清官的信任也是对王法的信任。虽然这种过分寄希望于某个清官而忽视上层法制作用的意识与现代法治不合拍。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积极的一面，比如人们对清官的赞扬正是对贪官批判，这有利于净化社会空气，促使法官廉洁自爱，公正审判，起到监督作用。

最后，在选拔法官方面，从古到今，断狱审判和行政事务还是不同的，其中精通法律是对法官的基本要求。各朝对法官还有特殊选拔规定。

二，透过古代“法官”及其影响提示并完善现代法官。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古代对现代所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对我们今天也提供了很多借鉴意义。

第一，确立法官独立地位。司法改革的一个重点或核心就是司法独立。而事项司法独立的关键就是先让法官独立。为此，可以从三个方面确立法官独立地位。首先，法官意识必须独立，不可否认，我们的法官独立意识不强，一些法院的法官主观上不自觉的成为一种附庸，对地方政治事务参与性太强工具主义太浓，中立观念不强；其次，法官身份要独立，确保法官不受政府干涉，其职位条件及任期要适当保障；还有就是法官在执行职务时除受法律和良知约束外，不受任何外

3 来干涉。（2）

第二，提高法官社会地位，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完善司法体制。根据我们宪法，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有立法权，法院和检察院是司法机关有司法权。现实操作中应严格遵守宪法的权力分工，人大只对司法人事任免监督，行政机关也不可干涉司法，保障司法权威和法官权威。建立高素质法官队伍必须完善法官选任机制。如我们国家目前实施的司法考试制度。另外，要规范法官培训制度。（3）一方面针对在职法官进行培训，注重在造就法官过程中的实践和经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大学法律院系的法律教育要强化职业指向或特色。对于法院财政一有全国人大财政预算统一支配，保障法官工资收入，改革法院与行政区划一致的现状，这方面可以学习外国设立跨省跨地区的法院，（4）防止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防止司法官员腐败，高薪养廉。当前虽然存在地区差异及不同审判庭的差异，但从总体上来说法官收入不高。甚至不如同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收入高。而法官不是神而是人他们也需要生活和发展，所以有些腐败现象无法制止。我们提倡法官收入提高不是说法官收入必须达到很高水平。只是为了突出法官获得整个社会认可和尊重的标志。我觉得可以借鉴国外防止政府官员腐败的一种制度即高薪养廉。这样可以减少灰色收入，因为有些现实本就是制度不合

4 理造成的，而不可对人的主观性寄于太高期望。显然那些为了生活发展而为的腐败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有时候合理。我们应该把对现实的判断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并坚信“凡是合理的应该成为现实”。

第四，完善监督，重视媒体作用。由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就必须对权力加以制约。当然我们可以靠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机构互相制约和监督以保证公共权力的正确行使。同时也要加强媒体监督作用，将法庭和社会进行连接。要知道新闻自由是当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对司法活动的自由报道对监督起重要作用，可以使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

结尾：“法的形成和适用是一种艺术，这种法的艺术的表现为什么形式取决于谁是艺术家。”（5）艺术家决定我们法律的质量。对于要法治不要人治这一真理中包含的对人的作用的看法，常被理解成法治运行过程中排斥人的因素。但是这两种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反对树立人的权威不是反对树立法官的权威，因为法官不是普通的人，起码是具备了一定资质的人。只要充分重视“人”的因素，才能促进司法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参马小红〈〈试析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法官’〉〉一文

5 转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鹰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120页

（2）1982年10月22在新德里国际律师协会19届双年全会上通过的〈〈司法独立最低标准〉〉中第一条第二项第三项内容

（3）参张志铭在〈〈对我国法官培训的两个角度的思考〉〉一文转引自〈〈公法〉〉第三卷 信春鹰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2版

（4）王家福在“司法独立与问责制国际研讨会”上的观点 （5）德国法学家来因斯坦语转引自日本 大本雅夫〈〈比较法〉〉范愉译 法律出版社264 6

推荐第8篇：司法改革问题

一、如何建立一种与行政区划相分立的司法区划

咱们国家是一个具有相当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地域的划分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种划分。我们现在思考司法改革时，总觉得一个问题纠缠不清，那就是司法的独立性怎么获得保障的问题。我们发现在现在一种体制下，我们的司法没有办法得到独立，虽然上面号召我们不要搞地方保护主义。但是，我要说，作为基层法院的院长，或者甚至是省级法院的院长，他们怎么能不搞地方保护主义？一个法院里面几百口子的人衣食住行、生活福利都压在法院领导班子的肩膀上，当本地的领导包括行政领导、党的领导、人大的领导认为案件应当作出对本地的当事人有利的判决时，在我看来，作为院长他很难抵制，与此同时他也不应该去抵制。因为现在的体制规定了你的福利、你的经济命脉把握在人家的手里。美国的国父、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汉密尔顿曾经说过：“就人的本性而言，对一个人的生存有控制权，就等于对一个人的意志有控制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也说：“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在制度建设上面，绝对不应该让我们的法官也好，院长也好，冒着杀头或者撤职的危险去追求司法独立，象过去毛泽东倡导的那样“三不怕”-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我认为让他们承担这样过分的职责是不公正的、不公平的。

这样的一种对司法不信任的原因就是来自于司法地方化，我们的法院完全被地方控制，法院的院长由地方的人大来选任，法院实际上是由地方的党的组织部门来决定，法官们也都非常的地方化。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制度来去作一个划分呢？我们能不能不要把法院的司法区划与行政区划完全重合，最高法院也可以不放在首都，象德国就是那样，而且司法独立要有形地独立。我们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可能都可以考虑这样的思路，能否把这样的分离从基层到最高法院能够贯彻到底，能够使得我们的法官们、法院院长们不需要冒着杀头危险、免职的危险，就可以独立追求公正。说老实话，只要财政方面、人事方面不受地方的牵制，法官的公正、法官的独立根本没有问题的。我们从来不说军队有什么问题，军队为什么不服从地方党政的领导？我们在军队方面，它的建立就是国家化的思路，而在法院的建设方面我们就是地方化的思路。我注意到肖扬院长也说了：某某法院不是某某地方的法院，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某个地方的法院。我们今后也许要在这个方面走出相当重要的步骤，我希望能够在

三、五年内，使得中国的司法区划和行政区划分离。

五、理顺审级关系，确保司法判决的确定性

我们国家司法决策的不确定是一个大弊端，最高人民法院现在推行公正与效率，什么叫效率？在于它能够使案件的纠纷获得确定性的解决，从而使人民能够安定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司法决策不可以象烙馅饼一样随便地翻来复去。我们的实事求是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样的长期的司法观念使得我们的司法决策没有办法获得这样的确定性。我们建立的申诉制度、审判监督程序、检察院的监督，现在人大的个案监督又使得

这样的一种确定性更加不确定。没有办法。我们试图寻找一种非常的、没有错误的司法体系，而我们人是有缺陷的一种动物，我们没有办法建立一种制度真正能够达到有错必究、完美无缺的程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说的话非常富有哲理性，体现了司法内在的要求，他说：我的判决之所以是不可推翻的，不是因为我的判决是正确的，恰恰相反，我的判决之所以是正确的，是因为我的判决不可推翻。说得多好啊！司法决策过程中，的确有许多东西我们都知道它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也可以说一定比例的错案率是一个良好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前提条件，我们必须要保证这一点。否则的话，我们要为纠正少量的错误而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巨大的浪费，司法是用纳税人的钱支撑的一个机构，它的运作也必须遵循节约的原则，我们所有的这些制度使得司法决策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程序，也因此而激发了人民上访的愿望。我们有错必究，结果败诉方不服气，就要找人去帮忙，人大个案监督好啊，那么，法院必须要对这个案件重新审理，最后翻过来了；一翻过来那边胜诉的就又变成败诉的了，你能找人大，那我就不能找政法委书记来干预？政法委书记一协调、一干预，又翻过来了，那你能找政法委书记，我找省委书记好不好？然后又翻过来。你找省委书记，我找国务院副总理，又翻过来，就是这样。我们就在鼓励着这样的东西，我们就是这样实事求是地鼓励着。司法决策不能够搞实事求是，这是由司法的确定性决定的。

八、理顺法院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在现在这个社会，司法越来越走向公正和独立，传媒也越来越走向活跃，但是传媒和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是传媒不断地通过一种对个案的渲染，使得司法的公正性受到伤害，侵犯了司法的独立性。另外一个方面是法院如何保障新闻自由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民法通则》中名誉权条款已经成为我们伤害新闻自由的很大的东西，许多报纸只要批评一个人，最后导致的都是名誉权纠纷，而法院判决的结果往往是那个被批评者胜诉。因为现在的媒体监督机制也是一个地方化的机制，所以报纸经常是异地监督，到外地去监督，比如说《南方周末》是一个敢于直言的报纸，但你很少发现他揭露广东的坏事，他揭露河南、湖南、湖北、海南的坏事都可以，但是广东他要注意，因为他是广东省委的报纸。等等。如果引起诉讼，对报纸来说都是异地诉讼，都是客场官司，那你客场打官司败诉简直成为必然，这对于我国为数不多又很虚弱的新闻自由从法律角度讲是另外

一种伤害。所以我建议我们能不能重新反思这样的名誉权条款。

六、理顺不同法律机构之间的关系

我想主要是检察院和法院之间的关系，现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冲突损害的是两方面的共同利益，我们要有一种法律职业共同体意识。其实，尽管检察官、律师、法官，大家的指向不大一样，但实际上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是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这样的一种相互冲突会给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团结以及法律的尊严都带来极大的伤害，那么我们需要理顺这个关系，怎么理顺？我的建议是把最高检察院跟司法部合并，司法部长就是国家的首席检察官，然后所有的检察官都变成一种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他们当然起诉犯罪，但是他们不再承担监督法院的任务，当然他们可以对警察进行更加确实有效的监督。法院就不需要监督了，我的建议是法院不需要监督，越不监督越公正，越监督越不公正。

推荐第9篇：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五年了,经济改革成就我们有目共睹，司法改革也在有序推进。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必须有相应的法治环境。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目前的法治环境并不乐观，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经济基础还有许多不太契合的地方。同时，司法与社会的互动还有完善空间。可以说，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良好的市场机制市场体系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来维护。没有法治背景，经济改革的红利只能图利少数人，即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而成本由全社会来承担。国企老总做得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房价让老百姓买房望而却步；官员贪腐数额不断创下新高等等。我们在引进西方经济制度时应该相应引进西方配套的司法制度，如信托责任制度，如果信托人没有披露真实信息，违反信托责任，将受到法律严惩等等，不能打着市场化的招牌无恶不作。同时我们似乎忘却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公平。改革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不能让另一部分人更加贫困。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保障，维护司法公正不只是法律人要努力，整个社会都需要努力。而当今司法公正现状令人十分担忧，社会不公问题十分突出。比如群体性事件十分严重，原因是地方政府有时为了自身利益为所欲为，比如非法拆迁征地等等。而司法并没有提供足够的途径让群众解决问题，群众也只能上街上访甚至自杀，对社会绝望。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经提到：“自由便是人人都有安全感。”试想一下，没有司法救济途径，人民能获得自由么？社会上普遍不信任的状态以及十分严重，彭宇案让扶起跌倒的老人成为成本极高的事情。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司法体制以及司法不公关系很大，需要引起重视。司法不公不仅加剧社会问题恶性发展，更损害司法威权。

现行司法体制与司法本身的运转规律也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西方法治进程用了数百年时间，而我国，准确地说司法系统真正稳定发展也只有三十余年。西方司法制度与其本土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比如宗教等社会背景，而法律对于我国来说是“舶来品”，我国发展法治、法律以及司法制度确实缺乏一定的社会土壤，是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司法制度。而我国现状是司法体制没有按照司法本身的规律、特征——司法独立，法官中立，司法过程的消极等来运转，很大程度上和我国本土资源有关。我国古代是小农经济社会，乡土社会，倡导无讼厌颂；集权而非分权，县官既管行政又管司法，在现在的遗毒便是司法行政化；古代司法官知识背景单一，知识几乎全为儒家文化，思维方式也十分单一，司法的过程无从成为独立的专业化法律知识得以生长和壮大的温床；古代司法制度也缺少对抗制，法律专业人士无法势均力敌导致法官“超职权主义”，法官中立难以实现。以上封建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所为司法传统在今日仍有若隐若现的影子。同时，我们还有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必须研究出一套能与中国本土相适应的司法制度，克服或化解历史传统的遗留问题。但目前做得还非常不够，是故司法改革势在必行且必须克服以上漏洞。我将会在司法改革的出路部分加以详细探究。 法院系统内部存在严重问题，司法不公等问题首先是因为法院系统内部出现问题。法院组成人员的职业化虽然在数十年来已有很大进展，素质也有很大提高，但是仍然还有很大进步空间，法院人员组成系统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统一的司法考试过后，还需长时间的法律工作经验积累才能担当审判案件的重任。必须严格按照《法官法》的规定对法官的准入门槛加以限制。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许多不够《法官法》所规定资格的法官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在民间非法集资等问题上马虎对待，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先生看来，至少两类人员不适合进入法官、检察官队伍：一种是那些号称法官、检察官的党政工作人员，没有法学功底，因行政职务而被任命为法官、检察官，实际上并不具有审案 1

水平；另一种则是部分不具备专业法学知识的转业军人。

再者，法官的数量和法律案件数量不相适应，法官追责制度也让法官普遍不满。可以说，法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据一位深圳法官演讲，法官压力来自于两部分，一是工作量，一个深圳法官一年要处理近200宗二审案件，如果法官数量再减少，法官是会崩溃的。再说了，一些相对疑难案件如果要求法官在短时间内得出判决，岂不是很难保证公平正义？二是追责制度，哪怕是再微小的错误都要追查。如果二审翻案，一审法官会受到严格追查。这只会促使下级法院法官在审判案件时首先要征求上一级法院法官的意志。果真如此，我们的上诉制度又有何存在的意义呢？还有谁心甘情愿做初审法官呢？这也说明上下级法院关系应当厘清，法院“员额制”改革也势在必行。同时，法官的尊严还需要加强维护，法官待遇也有待提高。现在许多法官从法院系统逃出来做律师的有很多，很多都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尊严与待遇。我们不能把法官当成生产工具，也不能把法官等同于普通职工。法官执业也没有足够保障，优秀法官终身职业制度尚未建立，法官的升迁以及任免不透明，让法官在审判案件时难免会有一定忧虑，从而影响独立审判。公开报道显示，江苏省在4年内有988名法官辞职，广东省在5年内离职1600多名法官，而这些辞职的法官中很大一部分是业务骨干，这说明优秀法官流失十分严重。

审判委员会的设立也产生了许多问题。判而不审，审而不判将严重腐蚀司法土壤，必须引起我们足够重视。江平先生指出：“审委会、检委会制度在审判初期法律基础差、审判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审委会、检委会制度已经是弊大于利，审委会、检委会是完全依照行政权力而组成的机构，组成人员有不懂法学知识的行政领导，一个案件上了审委会、检委会，裁判结果可能就被变成了行政领导的决定，容易造成冤假错案，现在是时候考虑取消审委会、检委会制度了。”

司法错案的纠正与审查机制问题很大。西谚有云：“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诸如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错判案件，根本原因在于权责不明确，法院与其他机关权责推诿与错案追查机制不完善。冤假错案带来的社会成本十分高昂，不是事后国家赔偿能够支付得的。不仅人的时间成本、生命成本、精神成本不可为挽回，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司法失去信心，对法治失去信心，依法治国便会沦为空谈。司法救济渠道如若堵塞，暴力信访、上街游行便不可避免。是故应当对错案标准加以明确化，法院与其他机关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的权责明细化，并加大对错案的预防及追责。

当然法院系统内部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审执不分以及执行难等问题，在这里由于篇幅有限，待之后有机会再深入探讨。

司法行政化、地方化问题以及司法系统与党组织的关系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任何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都不得让司法机关做违反法定职责、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任何司法机关都不得执行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对干预司法机关办案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也从反面说明，我们以往党政干预司法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我们看到，十几年来，行政干预司法问题非常严重，这让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对司法改革感到非常迷茫。尤其是一些行外高官的主张，包括重庆“唱红打黑”对司法公信力的破坏。 “当发生了这些重大案件的时候，总会有各种权力介入到法律的过程之中，我们最后看到做出判决书上署名的法官并不是真正的决策者，真正的决策者是我们不知道名字的一些人，这些就使司法判决的过程就变得更加随意，没有人为这样的错误负责任。”错案责任变得弥散化，司法不公所带来的损失由社会来承担。再者，一些判决书按照行政级别层层审批，上下级法院之间案件相互请示让二审制度沦为空谈。司法地方化也十分严重，司法机关财务以及人事方面长期受地方政府控制。审判时难免会被地方控制，向地方利益倾斜。“在没有民主带来的自下而上的约束的情况下，地方党政首长权力过于集中，党委书记更是一手遮天，下面的信息无法显现，人大难以监督，司法言听计从，加上地方的各种媒体也在其掌控之下，一旦作恶，真是畅通无阻。 ”司法行政化也是司法腐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司法系统成为行政权力寻租对象，在社会上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

一切这些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司法不独立。这里要说明的是，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司法独立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党必须改善自己的领导。当如何领导司法，我将在下

2

文提出一些浅薄的建议。

律师司法地位同样也存在着问题律师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高低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但是律师在我国司法中的地方并不高，在监督法官独立公正审判方面，律师的作用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效果。在纠问式的审判方式下，法庭仍以法官为主导，律师调查取证的积极性也有待提高。律师是沟通法官与当事人的桥梁。在案件事实难以完全掌握以及法官精力有限的情况下，让律师承担更多举证责任十分重要。律师还能向法院及时反映社会信息，这也有利于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及自由心证的准确行使。

律师和法官有许多职业上，经验上的相同之处，但法官与律师所达成的共识还不够，法律职业共同体还需要努力建构。律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法院如何吸纳有经验与良心律师，让律师回流成为法官，这也需要我们好好思考。如上文所述，优秀法官流失十分严重。

司法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构建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司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杜绝暗箱操作。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

司法公开是司法公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促使民众加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促进民众与司法机关的良性互动，而我国也逐步实现司法公开，如薄熙来案等对高官的庭审，允许旁听，也允许媒体录像。但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手段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还是有空间的。最严重的司法不公开是监狱系统不公开。监狱里面像是另外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等级分明、腐败严重。据南方周末张海提前9年出狱牵出“案中案”的报道，监狱系统内部运作十分不透明，存在许多通过贿赂而减刑的情况。同时，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现象仍然存在，这也需要司法进一步公开。

同时社会舆论不能影响独立审判，司法机关与社会大众需要存在一定距离，距离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我国经过数十年开启民智与法制宣传，人民的法治理念已经有大幅度提高， 系统相对封闭以及司法本身的消极毕竟是存在一定矛盾的，法律审判更需要的是专业化精英化，不能用民意去妨碍司法。司法独立的重要条件便是法官审判只服从于法律。而我国目前的现状是司法机关离大众要么太远，要么太近。太远是指司法提供给公民的救济渠道还非常不足，司法资源也还不足以应对数量众多的司法问题；太近是指公众舆论影响司法，近年来道德化立法与司法十分严重，法官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并不能按照法律来进行审判，不能保障少数人比如犯罪人的基本权利。这也需要我们好好反思。

所以当前司法改革的出路何在？第一，法院系统内部需要进行改革；第二，法院即司法系统。去行政化、地方化，正确处理司法机关与党政机关的关系。第三，重视律师作用，发挥同业监督，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第四，把握司法系统与社会大众的度，促进司法与社会良性互动。

只有大刀阔斧，方能开辟新天地，只有不断推进司法改革，才能使法律人做到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

推荐第10篇：孟建柱司法改革

孟建柱：坚持改革创新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加强政法队伍建设重要指示精神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各级政法机关要自觉用习近平同志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指导工作，深入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和过硬队伍建设，履行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切实提高司法公信力

2016年是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攻坚之年。各级政法机关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自觉做改革的促进派和实干家，确保在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抓好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四项改革。完善司法责任制、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四项改革，对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具有基础性作用。从第一批7个省市一年多试点情况看，早改早发展、早改早受益的共识已经形成，优秀人才向办案一线流动趋势明显，办案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逐步提高。中央已批准在全国普遍开展试点。要认真总结试点工作经验，深入研究审判、检察工作规律，在更高水平上统筹推进法院、检察院四项改革。一是进一步把中央政策和各地探索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情况差异大。在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的同时，要鼓励各地大胆探索、创新。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改革试点经验证明，只要开动脑筋、勇于实践，遇到的难题是可以破解的。各地政法机关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实现中央政策和基层所盼、群众所需的对接，确保试点工作取得良好效果。二是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提高四项改革整体效能。完善司法责任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完善相关配套措施，才能实现预期目标。目前，有的地方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过多，造成司法职能碎片化，既不利于司法责任制的落实，也影响办案质量和效率。一些试点地区配套推进内设机构改革，保障了法官检察官办案权，还促使一批业务骨干回归一线办案。2016年，要重点推进设区市和县级法院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试点工作，整合基层法院检察院内部资源，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三是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广大司法人员积极性。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利益调整的过程，也是观念变革的过程。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引导司法人员树立全局观念，正确对待利益调整，大力支持改革、积极参与改革。四是进一步加强跟踪指导，推动四项改革向纵深发展。可委托第三方对重要改革事项的落实情况和实际成效进行评估，发现、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四项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抓紧推进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第一，当前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上升，案多人少矛盾突出。要通过多元化解、繁简分流等改革办法予以破解，努力以较小的司法成本取得较好的法律效果。坚持依法处理和多元化解相结合，强化诉前调解、诉调对接，让更多纠纷在诉讼渠道外得到解决，节约司法资源。根据案件难易、刑罚轻重等情况，推进繁简分流，构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等相配套的多层次诉讼制度体系。总结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经验，完善取证规则和证明标准，研究扩大速裁程序适用范围和书面审理的可行性，让速裁程序进一步提速增效。第二，在刑事诉讼各环节中，审判作为对案件作出最终裁判的程序，是守护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的关键关口。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是发挥好审判尤其是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的重要作用，确保侦查、起诉、审判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检验。比如，完善证据制度方面，要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把握好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完善庭审程序方面，要把推进庭审实质化和改革庭审方式结合起来，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第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充分体现了现代司法宽容精神，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也是对刑事诉讼程序的创新。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既包括实体上从宽处理，也包括程序上从简处理。要兼顾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合法权利，发挥好律师作用，加强对办案全过程的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防止发生无辜者被迫认罪和权权交易、权钱交易等问题。第四，在广东深圳、辽宁沈阳设立的最高人民法院第

一、二巡回法庭，积极探索新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在方便当事人诉讼、就地解决纠纷、排除非法干预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提高了司法公信力。要总结试点经验，研究适时增设巡回法庭，完善巡回法庭管辖跨行政区划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的相关制度，更好地发挥巡回法庭的功能。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公安机关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能力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提高公安工作整体效能。一是深入推进警务机制改革，提高预防打击犯罪的能力和水平。新形势下，面对违法犯罪动态化、智能化，要探索建立现代警务运行机制，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打好信息战、合成战，提高动态化、信息化条件下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在基层探索试行大部门制、大警种制改革，优化警力资源配置，提高效率。二是深入推进公安行政管理制度改革，提高社会治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公安行政管理工作与社会治理基础工作紧密相连，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要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深化户籍、出入境、边防、消防、交通管理制度改革，推出更多接地气、惠民生的便民利民措施。进一步精简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全面清理、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证明和收费项目，减轻公民、企业负担。三是深入推进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提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能力和水平。公安机关执法活动量大面广，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公平正义。要以解决执法不规范、不公正问题为重点，健全执法制度，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严格公正文明规范执法。落实受案立案制度改革的意见，细化行政裁量标准，防止随意执法、滥用自由裁量权。四是深入推进人民警察管理制度改革，提高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组织开展警员职务、警务技术职务序列改革试点，实施人民警察招录培养制度改革，探索警力随着警情走的编制动态调整机制，完善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符合公安机关性质任务的公安管理体制，努力建设一支正规化公安队伍。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司法行政机关抓住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司法行政机关要在抓好健全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法律援助制度等改革基础上，深入推进以下改革：一是深化监狱制度改革。刑罚适用宽缓化、刑罚执行严格化，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体现。要认真贯彻执行刑法修正案

（九）关于对贪污受贿犯罪增加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等相关规定，增强刑罚执行的确定性、公正性。把教育改造作为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引进专业力量和社会资源，加大对服刑人员心理、行为矫治力度。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服刑人员回归社会后自食其力的本领。完善狱政管理制度，推进数字化监狱建设，深化狱务公开，努力建设安全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监狱。二是深化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主要靠政府、矫治主要靠社会。要完善司法所和公安派出所紧密协作机制，探索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强监管有效性。统筹利用城乡社区、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资源，调动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积极性，促进社区矫正社会化。加快推进社区矫正立法，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法治保障。三是深化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司法鉴定是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专门性活动。要完善司法鉴定与审判、检察、侦查工作衔接协调机制，统一鉴定程序、标准。实行鉴定人负责制，严格落实鉴定人出庭制度。四是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律师事业发展程度，反映一个国家法治文明进步程度。要坚持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与规范律师执业行为并重，建设一支政治坚定、精通法律、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律师队伍。推动普遍设立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加快培养公益律师，发挥好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建立从优秀律师中招录法官检察官制度，努力在司法人员和律师之间搭建公开透明的沟通交流平台。加强律师执业管理，促进律师依法诚信执业，维护律师行业的声誉和形象。

切实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纪律作风建设，努力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生态

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繁重的任务，只有建设一支忠诚可靠、执法为民、务实进取、公正廉洁的政法队伍，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厚望。各级政法机关要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措施，抓紧抓好思想政治、纪律作风建设，确保政法队伍的风气、形象进一步改观。

把信仰融入灵魂中。信仰是人们在心中坚守的精神高地。提高思想素养，关键是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净化灵魂、指导实践。要紧密结合在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加强对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不断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培为政之本，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确保政法干警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深入开展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确保始终忠诚于党，始终对组织坦诚，始终正确对待权力，始终牢记政治责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使其成为政法队伍内部党内生活的常态。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确保始终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葆忠诚、干净、担当的为政品格。以与时俱进精神研究制定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的意见，落实政治轮训制度，形成经常性政治教育机制。构建以网络为平台的政治教育模式，推广案例式、互动式教育方法，增强政治工作时代感、实效性。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从政法干警违纪违法案件看，不正之风、腐败问题只是“表”，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才是“里”。一些干警出问题，往往是从破坏规矩、违反纪律开始的，一发不可收拾，从小问题酿成大祸害。守住了纪律，就不会滑向违法犯罪深渊。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既抓思想引导又抓行为规范，既发挥道德感召力又强化纪律约束力，真正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建设一支纪律严明的政法队伍。结合政法机关实际，完善铁规禁令、行为规范，形成符合从严治党新要求和政法队伍新特点的纪律条令体系。健全纪律作风状况经常性分析研判和对人民群众反映问题及时核查机制，发现苗头就及时提醒，有了问题就谈话诫勉，严重违纪就立案查处，确保纪律作风进一步好转。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上，对冷硬横推、吃拿卡要、粗暴执法、欺压群众等顽症痼疾开展集中整治，经常抓、反复抓，推动形成良好习惯。政法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好纪律条令在本单位、本系统的贯彻执行。对失察失管、发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要严肃追究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责任。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用权的人进了笼子，是因为权力出了笼子。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防止腐败就要扎紧制度篱笆。要以坚如磐石的意志和决心，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向深入，提高政法队伍拒腐防变能力。对错误倾向，政法领导干部要敢于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对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收钱捞人甚至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问题，要敢于碰硬、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同时，要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司法腐败滋生特点规律，剖析深层次原因，有针对性地加强预防司法腐败体系建设。按照精细管理、精准监督要求，分类建立干警权力清单制度，规范自由裁量权行使边界，让执法司法权在阳光下运行。健全选人用人制度，严格执行公、检、法三长交流任职制度，加大干部轮岗交流力度，推动从不敢腐向不能腐、不想腐转变。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权力运行进行实时动态监督，既能提高监督的精确性、有效性，又能增强监督结果的可信度、说服力。要从群众关注度高、寻租空间大的司法业务入手，找准廉政风险点，细化、优化司法权运行流程。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司法权运行作出分析研判、风险提示，使干预插手全程记录、违规操作自动报警，实现对违纪违法行为的痕迹管理。善于运用新媒体搭建社会监督平台，打造无处不在的监督网，让不正之风和司法腐败无处藏身。

把担当作为履职之本。廉洁是立身之本，担当是履职之本。只要政法领导干部的衣冠是正的、手脚是干净的、工作是有作为的，就能得到广大政法干警的支持。要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勇于作为、敢于担当。对定下来的事情要紧盯不放、善始善终，遇到困难不退缩、遇到矛盾不回避，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加大正面激励力度，建立能上能下机制，让想干事、能干事的能够干成事，对不作为的敢于问责，努力实现能者上、庸者下，最大限度激发政法干警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敢于担当是品格，善于作为是能力。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政法工作的“变”与“不变”，深化对政法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高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能力。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新知识的学习，加强现代科技手段应用能力培训，提高政法干警运用新知识、新技术做好政法工作的本领。以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为契机，改革法学教育，创新职前培训、在职培训体系，加强对新任领导干部、新进干警教育培训，加强职业伦理操守教育，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专业水平。坚持培养和引进并举，建立特需人才招录“绿色通道”，加强专门人才队伍建设，为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提供人才保证。长期以来，基层一线政法干警兢兢业业、十分辛苦，尤其是公安民警经常出生入死、面临危险，为预防打击犯罪、排查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既要从严治警，又要从优待警，充分体谅基层一线政法干警辛苦，在思想政治上更关心他们、在工作生活上更关爱他们，营造拴心留人的良好环境。更加注重科学用警，合理安排政法干警工作生活，完善健康检查、诊疗、心理咨询服务和危机干预机制，加强政法文化建设，缓解他们的身心压力。针对袭击、诬告陷害警察、检察官、法官案件时有发生，要研究制定执法司法安全工作规范，依法支持、保护他们正当行使职权。完善因公负伤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制度，把优抚政策落到实处。 把政法宣传舆论工作放到政法工作全局中来谋划。良好的舆论环境对做好政法工作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要进一步转变理念，把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和按执法司法规律办事结合起来，善于以主动、坦诚姿态与社会沟通，以开放、包容心态面对媒体，完善政法宣传舆论工作机制，提高与媒体沟通的能力和水平。出台重要政策、改革意见、司法解释时，要同步研究做好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工作，及时发布准确权威信息，全面深入介绍政策背景、主要内容，让公众对政法工作有更多的理解与支持。善于运用政法机关在维护稳定、社会治理、执法办案、服务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人物、典型案例事例，善于发挥新媒体作用，讲感人的法治故事，为政法工作营造良好舆论生态。

（本文节选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2016年1月22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11篇：司法改革解析

凯程考研，为学员服务，为学生引路！

司法改革解析

按：本文发表在今天《南方周末》的“大参考”版。由于种种原因，有些删节，是所谓“洁本”。按照惯例，这里发表的是完整本，也恢复了原题（南周版的题目是“司法改革的难题与出路”）。一些观点仍然是尝试性的，期待各位朋友尤其是“民主化”一派的朋友再作切磋。

摸起石头过旧河

199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了一次题为“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的研讨会。跟那段时间举行的许多有关司法改革的研讨会一样，法学所的会议上也是洋溢着一派乐观的情绪。一年多之前，中共十五大报告以前所未有的高调正式提出司法改革的命题：“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学术界以及司法界对此都颇为兴奋，以极大的热情为改革出谋划策。不过，在那次会议上，我个人对于司法改革的前景却没有表达乐观的看法，其中的原因，一是对于司法改革究竟朝向怎样的方向尚缺乏基本共识，二是，在政治体制以及意识形态的约束条件下，司法改革能够走多远自己没有把握。我的发言用了一首题为“司法改革感言”的打油诗作为结束：

棋局交困兵马车，法眼迷离儒道佛。

庙堂新招频频闪，摸起石头过旧河。

岁月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将近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今天，司法改革大致上处在一种犹豫彷徨的状态。十多年来，司法界甚至人大出台了很多的改革举措，但是，由于对于改革的目标以及实现的途径等方面缺乏共识，不少措施相互冲突和抵消，并没有产生“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效果。改革的持续没有提升司法的地位，人们看到的反而是司法权的愈发边缘化。技术思路的改良也由于大框架本身的阻却而难以在整体上推进社会正义的实现，曾经响亮而激动人心的口号也逐渐变成一种若隐若现的微弱回声。司法公正的话语曾经让国民对司法界充满期望，但是一些承诺实际上是法律界所难以独立实现的。在许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中，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司法屈从于外部权力，律师的辩护权受到种种限制，司法程序扭曲，导致案件得不到公正的解决。抑有进者，有关司法腐败的报道频频出现，更动摇了国民本来就不甚坚定的法治信念，不少人转而呼唤回归到某种人治。“摸起石头过旧河”，此之谓也。

回归大众司法？

去年11月，针对可能沉冤十馀载的聂树斌案件，何兵教授在《南方都市报》上发表文章，认为之所以冤案频仍，根源就在于法官对于司法权的垄断和人民参与司法的缺乏。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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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司法改革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司法改革在部分学者的错误引导下，在法官群体的有意推动下，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人民失去了对司法权的最终控制。司法职业化努力并没有带来人们所想象的廉洁、公正的司法，相反，一个维护自身利益胜于维护社会正义的法官群体正在形成。为此，本案给我们最大的教训是，必须坚定不移地打破法官群体对司法权的垄断，通过各种秩序化的民主手段，实行人民对司法权的有效控制。（2007年11月3日《南方都市报》）

无独有偶，近来的一些信息也显示官方有意强化“司法的平民化”，以此纠正“职业化”带来的弊端。某省高级法院甚至发文在全省法院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城市广场、田间地头又再现法庭审判，据说旁听的人民普遍称赞云云。但是，如今司法权威不彰、误判连连的原因果真是因为司法改革“走上了所谓职业化的路线”所致么？司法的高度职业化一定意味者“与人民渐行渐远”么？那些貌似新招实则故伎的举措能够推进司法的公正性么？我认为，这样的判断完全是药不对症，甚至是所谓“杀头以治斜眼”。中国的司法之所以无从履行运送正义的使命，不是因为它的职业化，恰好是因为它的非职业化。

什么是司法职业化

也许首先我们需要正本清源，讨论一下所谓司法职业化的含义。在我看来，司法职业化的含义无非是强调在司法制度设计和司法权行使过程中的专业化，其基本内容已经在近年来的相关讨论中得到了清晰的揭示。这里不妨作些简要归纳。第一，职业化要求司法官员选任上的专业化要求，也就是要提升法律职业的门槛，让司法权的核心部分操纵在具有专业教育和历练的人士的手中。这种选任标准的前提是认定法律是一门专业化的知识，只有专业化的训练才能让执掌司法权柄者的思维和行为受到特殊的知识的约束和指导，才能够形成不同层级和不同地域的司法决策的平衡和统一，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在这个方面，应该说，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是有着相当的成就的，2001年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确立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司法职业化的第二个内容正是要求司法决策遵循法律和法律解释的规范，最大限度地减少其中的恣意成分。在这些年的改革中，这样的要求被概括为“司法判决必须说理”。所谓说理指的是法理，是专业性的道理。虽然在某些时候法理与一般人生道理具有相通的地方，但是它显然要具有法律的职业特性。用英国伟大的法官柯克（Edward Coke）的说法，法官所运用者不是与生俱来的智慧，而必须经过后天的人工训练才能运用的理性。如何保持同样的案件同等的对待是司法过程最核心的考量。单纯出于一种爱民之心，忽略规则的前后联贯，没有严谨的法律推理，所谓法治最终也只是一句空话。这里需要特别强调司法人员需要遵循特殊的法律解释规范，例如合同条款如何解释，名誉权的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如何平衡，鲁迅肖像是否需要征得其后人同意方能使用，在自动提款机上用自己的银行卡取出超出取款人指令的金钱是否应被界定为盗窃，凡此种种，都需要在司法界形成统一的解释，从而约束法官的裁量权。

司法权的行使方式构成司法职业化的第三个要素。由于法治社会必然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尤其是公民或法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需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予以解决，因此司法的行为是否能够得到利益对立的当事人的认可就成为至为关键的事项。消极乃是中立的前提。在过去十多年的司法改革中，法学界以及法院愈来愈强调司法权要在法定的范围内行使， 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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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事人没有提起的事项不得作出裁决，要尽可能地让当事人自己搜集和提交证据，法官不可以过分主动地行使权力，只能坐堂问案，从而最大限度地将判决变成一种当事人之间竞争的产物，这样在客观上也减轻了司法决策者所承受的压力。

第四项内容是司法管理制度的职业化，也就是要在人与人以及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上把法院与行政机构区分开来。司法权的行使中，一个重要的特色便是每个法官独立地裁判案件，因为正是法官面对着发生争议的当事人，一切证据以及法律论辩都是在法官面前呈现，也就必然要由法官直接作出判断，当然在行使这种独立的权力的同时，法官也需要明确地承担决策责任。但是，长期以来，受制于行政强势以及官本位的传统，我们对于司法机构内部的权力架构究竟如何安排缺乏必要的探索和具体的制度设置，以至于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没有独立的保障，院长以及其他具有行政官职的人士对于具体案件的判决结果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审判委员会可以直接决定案件的判决结果，以至于司法决策的责任也完全弥散化了。试想，如果聂树斌案件就是由石家庄中级法院合议庭的那几位署名法官独立裁判，发生误判法官无从推卸责任，冤杀的概率一定会大大减少。此外，法院内部又叠床架屋地设置了多达十二级的法官等级，使得法官的独立意识进一步弱化。这无疑是与职业化要求相反对的。

司法职业化的第五项内容是司法职业伦理的确立。所谓职业伦理，便是一种职业在社会中何以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职业伦理不是宽泛的道德准则，它包含着法官之间、法官与律师和检察官之间、法律人与相关当事人之间以及法律职业与社会之间如何处理关系，尤其是怎样避免利益冲突等方面的行为规范。例如，一般人对于司法或诉讼享有评论上的自由，但是法官对于无论是其本人或他人正在审理案件发表言论却应当受到限制。法官必须在庭审内外保持庄严、公正和耐心，时刻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心。法官对于律师、检察官以及证人都需要表现出专业的尊重、礼貌与公正。法官不得参加任何足以引起民众对其公正性发生怀疑的组织和活动。凡此种种，这类职业伦理是否完备地确立，是否在司法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体现，是判断一国司法职业化程度的重要尺度。进而言之，我们的司法之所以受到许多诟病，根源之一正是职业伦理建设上的匮乏和混乱。

司法独立

即使有上述职业化的努力，如果一国的司法缺乏必要的独立性，那么期望司法权能够公正地行使也是徒劳的。这种独立性要体现在机构设置和决策过程两个层面。机构设置上的独立就是司法权要掌握在与立法和行政相分离的专门化的司法机关手中，非司法机关的权力不得染指判决的过程。与此同时，司法独立要求法官决策中严格运用法律本身的条文和知识，细致地作出法律推理，也就是说，要体现法律思维上的独立性。如果说机构设置上的独立性需要通过严格维护司法机构本身不受制于其他权力的话，那么决策的独立性更侧重于法院内部的权力分配，以及通过严格的选任程序确保司法决策的品质。

今天的司法最大的弊端之一，也许就是人们完全无从预测法院在判断一个案件时会遵循怎样的准则，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求法官依法办案时，什么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却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了。除了法官腐败等因素外，让案件判断出现如此不确定的原因就是法官无法摆脱来自法院内外的权力的影响。正式一些的红头文件，非正式的电话、条子，都足以让司法偏离法律的轨道。某些重大案件，政法委事先协调，提前定调，使得庭审过程完全变成走过场。近年来，各地公安部门首长政治地位提升，许多地方都是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局局长，或者公 3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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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局局长位居党委常委，而法院院长或检察院检察长在党内位置却日趋边缘化，导致宪法所规定的“一府两院”体制、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和检察权的设计无从正常运行。例如，刑事案件，许多冤案的发生都是因为在审判环节上法院只能接受而不能否定公安部门的结论。司法界形象的说法是，“公安局是做饭的，检察院是端饭的，法院是吃饭的。”听上去法院好像很省心，但是问题在于，公安做什么，你也只能吃什么。

正是在这种不独立的体制下，法院和检察院就只能迎合外部权力的需要，尤其是遵从同级党政的指令，成为地方利益的守护者。某些涉及到地方企业利益的案件，法院一味地袒护本地当事人。行政诉讼方面，百姓起诉本地政府，每每让法院如坐针毡，因为判决政府败诉是法院难以承受之重。对于官员的腐败行为，没有党委的认可，检察院难以主动出击，多年来不断反腐，但是腐败却愈演愈烈，检察权的不独立正是其中根本原因之一。司法权的这种诸侯化使得地方主要官员一手遮天，中央无法有效地获取各地信息，尤其是由于地方政府原因所导致的民怨难以得到公正处理，于是导致上访特别是到北京的控诉者连绵不绝，为了维护政府形象所进行的驱赶又招致人们对于中央的抱怨和失望，在那种道路奔走、权门呼号的过程中，民怨不断积累和加剧，社会必然处在干柴近烈火的危险边缘。

虽然缺少定量的分析，但根据自己近二十年的观察，我们太多的案件之所以处理不公，之所以引发不断地上访，或者说从整体上看司法之所以难以回应国民对于正义的渴望，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职业化程度低下，更多的原因则是司法不独立，法律之外的权力左右着司法，“凭云升降，随风飘零”，完全无从知晓它所依据的规范究竟是什么。所以，通过改革，有效地改变司法权的地方化实在是一件时不我待的大事情。

民主化与职业化

在我们这样的共和体制下，国家权力应当以民主的逻辑建构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司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接受人民监督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自从古希腊以来，民主与司法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相当复杂的面向，难以作出简单的判断。这里提出几个关键问题，以为进一步讨论的线索。

首先，民主化与职业化是否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司法职业化强调的当然是一种精英化的制度建设思路，但是，真正的精英化所追求的方向却是良好的社会秩序，而政治层面上的民主解决的是立法过程中的利益安排以及政治权力分配的标准和方式。可以说，随着现代化的展开，政治民主化与司法职业化已经成为紧密关联、唇齿相依的关系了。但是，关系紧密并不意味着可以相互取代，例如，我们无法想象案件的处理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加以解决。前面我们对职业化含义的讨论已经表明，职业化解决的主要是限制司法恣意、确保司法公正，它与民主化所指向的并非同一目标。一个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使二者并行不悖、相生相济，而坏的制度下却是不共戴天、相害相斥。

其次，民主在司法领域中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实际上，如果说有司法民主化这件事情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法院所适用的规范是民主机构所制定的；司法界严格地依据体现民意的立法判决案件正是民主在司法领域中的最要紧的体现。相反，如果让法院在法律之外，再求诸一时一地或者一案中的民意，让法官超越法律去判断怎样的判决更符合人民利益，那么不仅仅使得案件的判决存在着无可名状的任意性，而且宪法和法律作为通过民主过程提炼民意所形成 4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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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规范就变成可有可无的空文。遵从立法之外，民意机构还必须对于司法机关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这类监督体现在人事任免、处理对于司法官员的控告以及确保司法独立不受其他权力损害等方面。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民意机构对司法的监督也必须遵循立法、依据严格的程序进行。民主在司法领域的第三个展现层次便是民众通过陪审或参审的方式直接参与司法权的运行。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是，民众参与司法带来的未必是增进法治和自由的效果。例如，一些非英语地区引进陪审团制度的结果往往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陪审团不但没有像在英语地方那样作为“民主的学校”和“自由的堡垒”，反而成为专制权力的守护制度。大革命后法国引进陪审团的效果正是如此。

所以，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政治决策或者立法尚没有真正实现民主的情况下，在司法领域推进所谓的“民主”将会导致怎样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民主的初衷之一就是要限制那种专横和恣意的权力。在前民主时代，能够对于这种专制权力加以限制的力量有三个，一是足以与世俗君主相抗衡的宗教权威，一是不同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妥协，另一个就是法律职业所形成一种对于国家权力进行规范化塑造的力量，当这种专业化群体在立法和司法两个领域逐渐取代此前的恣意权力之后作用尤为显著。以英国为例，那里的出庭律师垄断了法官任命的来源，并且逐渐地把王权完全排斥于法院之外，甚至开始在人民与王权、人民与政府之间充当中立的裁判者，正是法律职业推进社会转型的典型体现。这种转型的动力并非民主意识的发育，而是人们对于司法职业化表现的信赖。反过来说，任何专制权力都难以容忍一种职业化的权力所必然带来的限制。所以，如果没有政治层面上的民主，没有对司法独立的体制性的保障，司法过程中的所谓“民主”设置往往反而成为专制权力翦除任何对其施加约束之力量的重要打手。历史地看，法律职业化的前提不是民主，相反，一个独立和高度职业化的司法界却可以成为民主不沦落为多少人暴政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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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人民法院司法自查报告

人民法院司法自查报告

各位代表：

根据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两项评议”工作的通知精神，我们对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司法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回顾总结，并深入开展了自查自纠。现将主要情况汇报如下，请予评议。

一、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区法院司法工作回顾

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我院在区委的领导、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以及上级法院的指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区人大关于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以司法为民为宗旨，重点抓好审判、改革、队伍建设三件大事。通过努力，各项工作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审判质量和效率有了新的提高，法院改革稳妥推进，队伍形象逐步改善，较好地完成了维护稳定、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的司法工作任务。

（一）审判工作基本情况

1、狠抓案件质量，力求公正司法。案件质量是审判工作的生命，是人民法院能否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司法权威的关键所在，因此，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审判公正，始终是我院孜孜以求的一项重要工作目标。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导致社会纠纷也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尽管我国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但在许多情况下法律滞后的现象依然存在，新类型案件、无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可适用的案件呈上升势头，这些都给法官办案增加了新的困难和压力。面对这些新情况，为保证审判工作质量，我们在充分发扬过去一些好的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提高案件质量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我院的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确保依法审判。正确执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严格执行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规范当事人举证、法庭质证、认证以及法院调查取证等证据制度，不断完善庭前证据交换、举证期限、证据失权的认定和处理等制度，促进了案件质量的提高。刑事审判既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罪犯，又确保无罪公民不受法律追究，强化人权保障力度。去年为贯彻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提出的“依法惩罚犯罪，依法保障人权”的要求，对新刑诉法实施七年来审结的2000余件刑事案件进行了自查，未发现超期羁押现象。通过自查，进一步增强了质量意识和审限意识，杜绝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高度重视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及时总结前阶段“严打”整治斗争工作经验，认真研究并建立了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除继续保持对各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外，通过集中公开宣判等形式，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震慑潜在的犯罪倾向。民商事审判强调调解工作，积极运用调解方式止纷息讼，在审结的2667件民商事案件中调解及经调解撤诉的1736件，调解撤诉率为65%。对群体性纠纷和矛盾易激化案件，坚持从大局出发，精心组织审理，强调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疏导工作，争取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行政审判坚持规范行政行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以及支持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区进程的原则，积极受理，慎重审判，注重协调，确保稳定。

——强化审判监督力度。去年成立了审判监督庭，实现立审、审执、审监相分离，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在审判流程中的不同环节，运用排期、审限监控、质量检查等方式进行监督，促使审判公开、公正、高效、文明、廉洁地进行。依法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共审结检察机关抗诉案件5件，纠正错案2件。

——树立精品意识，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修订和完善了《民事裁判文书制作样式改革若干意见》，结合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现有的诉讼文书样式重新作了调整，统一了9种既符合证据规定，又方便当事人诉讼的诉讼文书制作样式。同时，组织开展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肯定和推广优秀裁判文书制作经验，发现和解决当前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过程中的问题和缺陷，以评优活动的开展，促精品意识的树立。

通过上述措施的落实，全院的审判质量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案件上诉率、上诉案件发回改判率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涉法上访案件明显减少。

2、狠抓办案效率，保障司法公正。迟来的公正不是公正，如果没有效率，公正将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这是现代司法理念提出的新要求。针对过去对审判效率不重视，审判管理运行机制落后，造成部分案件审理期限过长，效率低下的问题，我们除加强对法官的效率意识教育外，着重通过推进法院改革，建立科学规范的审判管理运行机制，来提高审判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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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和落实简繁分流制度，扩大简易案件审理范围，规定除了必须由审委会研究的案件外，能适用简易程序的，尽量适用。充分发挥简易程序快速、简便的优点，及时处理简易民事纠纷，提高诉讼效率。一年半来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2241件，占民商事总结案数的84%，当庭宣判率保持在40%以上。

——减少裁判文书制作时间，加快送达进度。尝试调解文书格式化制作，对民间借贷等带有普遍性、共通性的案件，制订格式化调解书，做到当庭调解、当庭制作调解书、当庭送达，大大缩短了办案时间。

3、强化服务意识，贯彻司法为民宗旨。

——推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便民措施和做法，努力为群众诉讼提供便利。加强诉讼指导和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向当事人送发《诉讼风险提醒书》、《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指导当事人完成各项诉讼活动。注重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司法救助，确保经济有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发挥“维护国防利益巡回法庭”、“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合议庭”的作用，依法最大程度地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强化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对涉及抚养费、赡养费、退休金、劳动报酬等案件，优先予以执行，保证申请执行人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对一些行动不带来了被动。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执行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虽然近年来加强了队伍的管理和教育，但仍有个别执行人员素质不高，群众时有反映。个别案件的执行人员对于申请人提供的即时执行线索未能作出快速有效的反映，使少数长期寻找困难的被执行人可能因执行人员反应偏慢而得以再次躲避，从而可能错失了来之不易的执行机会。有的执行人员对于执行工作的过程不注意及时记载，即执行案卷中未能反映所做过的所有工作，不便对申请执行人作出合理的解释。

3、业务素质方面。少数法官不注重审判业务知识的更新，对法律的规定尤其是立法的原意、立法所追求的目的缺乏深入地理解掌握，自我感觉良好，从而导致机械办案、适用法律上的武断等现象时有发生，使办案的质量不高。比如，客观地说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那种裁量权主要体现在对于证据的认定上，而随着我国立法（包括大量司法解释的制定）进程的加快，尤其是证据规则的明确规定，应该说自由度是越来越小了，至于依据有效的证据对法律事实一旦确定，法官就如何适用法律进行裁量的自由度是极为有限的，因为我国法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有严格、明确的规定，而少数法官由于缺少必要的理论学习，机械地理解自由裁量权，从而导致了审判工作中的“大胆”、武断。少数法官由于业务不精，在具体审判工作中不会、不敢正确运用释明权，从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诉讼指导不力，且极易使部分当事人产生一些本可避免的误解。还有少数法官制作的法律文书缺乏说理性，甚至还会偶然出现破句、别字，使法律文书欠缺应有的严肃性、权威性。

4、司法作风方面。有的法官不注意慎言慎行，特别是在接待当事人过程中表态偶显草率，有时虽是法律之规定但只考虑自己方便却未能从方便当事人的角度给予指导，落实司法为民上还有欠缺。有的法官办案作风尚不够深入细致，不大愿意做过细的教育说服工作，尤其是在裁判作出后不愿意做认真的解释工作。个别法官在庭审中遵守审判纪律不够好，驾驭庭审的能力还不够强，庭风庭貌需要进一步改进，在庭审中小动作过多、偶尔还有随意走动等不严肃现象。极个别法官还存在工作方法简单、对待当事人态度生硬的现象，执法形象不佳。此外，虽然近年来加强了对法官行使职务方面的廉政监督，但对干警职务之外守法情况的教育和监督重视不够，以致发生了一名职工非职务性犯罪，影响了法院队伍的整体形象。

5、廉政建设方面。在加强对干警“八小时”以外的管理监督方面，我们虽然采取并落实了一些具体的措施，但在如何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约束机制方面尚缺乏深层次地研究探讨，缺乏真正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措施。虽然缺乏明确、具体的证据或查而无果，但有关个别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不正常、个别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还时有反映，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对队伍的管理、保持对队伍的警钟长鸣仍是我们丝毫不可懈怠的重要任务。

6、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保持法官队伍的适度中立是维护公正形象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准确地把握好这其中的“度”还缺乏深入地研究探讨，也缺乏必要的宣传解释，容易也经常引起有关行政部门、乡镇政府及基层组织的误解。当然，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仍然是人民法院的重要任务之一，比如指导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是人民法院的法定任务，对此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到位之处，一些实践证明比较有效的做法和制度如社区巡回法官制度等未能经常性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个别事关基层行政管理的案件的裁判文书未能及时送达有关基层组织，有的虽然可能是基层组织的原因，但也说明法院与他们的联系还有脱节现象。

上述问题的存在，与我们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还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工作的指导监督力度还不够，对队伍的教育管理还不够严格有关。对此，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代表的评议意见，并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加以改进和解决。

第13篇：司法所长自查报告

廉洁履行职责自查自纠报告

自开展的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职学习活动以来，我深深地认识新形势下学习贯彻《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的重要性，对照落实《廉洁履行职责行为规范》认真进行自我检查与自我监督，进一步为培养良好的工作作风明确了方向。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学习，提高对廉洁从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有计划的学习各种法律法规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重学习《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党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党的相关廉政制度，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全面履行司法行政职能的必然要求。积极参加镇党委、政府和县司法局组织的会议和政治学习，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增强司法所工作人员的素质。在工作中，能够认真学习党的知识，遵守党的方针纪律，维护党的章程，加强党性的修养，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增强集体意识、集体观念，从而提高了我所工作人员的廉政意识。

二、遵守纪律，廉洁从政。

通过学习，进一步增强了纪律观念，增强了自律意识，自觉遵守《廉政准则》和廉洁从政的各项相关规定，坚决地做到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保持高度一致。健全会议、工作、学习等规章制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及时研究处理和上报。深入村组开展法制宣传，加大力度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及时解决遇到的问题，工作作风扎实，有责任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远离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等不正之风的行为。按照县局工作人员行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的行为：从政爱岗敬业，不攀比、不鄙薄、不怠慢；工作高效热情，不推搪、不拖拉、不马虎；行政公开透明，不隐瞒、不欺骗、不误导；办事清正廉洁，不刁难、不吃请、不谋私；代理礼貌热情，不冷漠、不生硬、不粗暴；收费遵章守法，不乱收、不乱罚、不乱用。有效地做到了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格地要求自己进一步树立廉洁奉公的良好形象。

三、敬业勤政，求真务实。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加强勤政建设。同时，把廉政建设的要求贯穿于勤政建设，通过加强勤政建设促进廉政建设。积极发扬求真务实作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政绩。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等不正之风。做到科学求实，勤奋敬业，执政为民。

四、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一是理论学习不够细致、不够深入、不够系统，思考认识还不够到位。有时忙于工作事务，忽视学习。在时间少任务重的情况下，学习有所放松。学习是个长期的积累过程，我仍需继续努力，加强学习，总结不足，进一步加强廉洁从政建设。

二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不紧密，实践不够全面彻底。由于平时工作规律性不够，没有准确把握住事物的本质。从而导致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工作重点不够突出，工作水平有待提高。需要进一步加强廉洁从政水平，坚持理论与实践保持高度的一致。

2012年9月

第14篇：人民法院司法自查报告

人民法院司法自查报告

各位代表：

根据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两项评议”工作的通知精神，我们对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司法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回顾总结，并深入开展了自查自纠。现将主要情况汇报如下，请予评议。

一、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区法院司法工作回顾

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我院在区委的领导、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以及上级法院的指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区人大关于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以司法为民为宗旨，重点抓好审判、改革、队伍建设三件大事。通过努力，各项工作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审判质量和效率有了新的提高，法院改革稳妥推进，队伍形象逐步改善，较好地完成了维护稳定、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的司法工作任务。

（一）审判工作基本情况

2003年以来(至今年6月底)，全院共新收各类诉讼案件3354件，办结3126件（包括上一年的未结案），正在办理301件。其中审结各类刑事案件415件，一审判处犯罪分子590人，共有457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审审结民商事案件2667件，行政案件19件；办结各类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25件。

1、狠抓案件质量，力求公正司法。案件质量是审判工作的生命，是人民法院能否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司法权威的关键所在，因此，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审判公正，始终是我院孜孜以求的一项重要工作目标。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导致社会纠纷也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尽管我国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但在许多情况下法律滞后的现象依然存在，新类型案件、无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可适用的案件呈上升势头，这些都给法官办案增加了新的困难和压力。面对这些新情况，为保证审判工作质量，我们在充分发扬过去一些好的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提高案件质量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我院的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确保依法审判。正确执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严格执行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规范当事人举证、法庭质证、认证以及法院调查取证等证据制度，不断完善庭前证据交换、举证期限、证据失权的认定和处理等制度，促进了案件质量的提高。刑事审判既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罪犯，又确保无罪公民不受法律追究，强化人权保障力度。去年为贯彻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提出的“依法惩罚犯罪，依法保障人权”的要求，对新刑诉法实施七年来审结的2000余件刑事案件进行了自查，未发现超期羁押现象。通过自查，进一步增强了质量意识和审限意识，杜绝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高度重视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及时总结前阶段“严打”整治斗争工作经验，认真研究并建立了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除继续保持对各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外，通过集中公开宣判等形式，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震慑潜在的犯罪倾向。民商事审判强调调解工作，积极运用调解方式止纷息讼，在审结的2667件民商事案件中调解及经调解撤诉的1736件，调解撤诉率为65%。对群体性纠纷和矛盾易激化案件，坚持从大局出发，精心组织审理，强调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疏导工作，争取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行政审判坚持规范行政行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以及支持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区进程的原则，积极受理，慎重审判，注重协调，确保稳定。

——强化审判监督力度。去年成立了审判监督庭，实现立审、审执、审监相分离，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在审判流程中的不同环节，运用排期、审限监控、质量检查等方式进行监督，促使审判公开、公正、高效、文明、廉洁地进行。依法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共审结检察机关抗诉案件5件，纠正错案2件。

——树立精品意识，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修订和完善了《民事裁判文书制作样式改革若干意见》，结合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现有的诉讼文书样式重新作了调整，统一了9种既符合证据规定，又方便当事人诉讼的诉讼文书制作样式。同时，组织开展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肯定和推广优秀裁判文书制作经验，发现和解决当前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过程中的问题和缺陷，以评优活动的开展，促精品意识的树立。

通过上述措施的落实，全院的审判质量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案件上诉率、上诉案件发回改判率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涉法上访案件明显减少。

2、狠抓办案效率，保障司法公正。迟来的公正不是公正，如果没有效率，公正将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这是现代司法理念提出的新要求。针对过去对审判效率不重视，审判管理运行机制落后，造成部分案件审理期限过长，效率低下的问题，我们除加强对法官的效率意识教育外，着重通过推进法院改革，建立科学规范的审判管理运行机制，来提高审判效率。

——完善和落实简繁分流制度，扩大简易案件审理范围，规定除了必须由审委会研究的案件外，能适用简易程序的，尽量适用。充分发挥简易程序快速、简便的优点，及时处理简易民事纠纷，提高诉讼效率。一年半来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2241件，占民商事总结案数的84%，当庭宣判率保持在40%以上。

——进一步完善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理制度，对事实清楚、被告人无异议的普通程序刑事案件，在保持审判组织与程序完整的基础上，简化和调整庭审环节，提高庭审效率。审结的415件刑事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有255件，占刑事总结案数的61.4%，二十天内审结的案件占38.5%。

——重视诉前调解、庭前调解经验的积累和推广。对于双方争议不大的纠纷，规定在立案的同时必须当场进行调解。一年半来，立案庭诉前调解案件12件(另有20余件未进行登记)， 及时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了讼累。同时，庭前调解已成了我院审理民商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宜调解结案的，在庭审之前一律先行进行调解。一年半来，通过庭前调解结案的案件占调解结案总数的近三分之一。

——减少裁判文书制作时间，加快送达进度。尝试调解文书格式化制作，对民间借贷等带有普遍性、共通性的案件，制订格式化调解书，做到当庭调解、当庭制作调解书、当庭送达，大大缩短了办案时间。

3、强化服务意识，贯彻司法为民宗旨。

——推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便民措施和做法，努力为群众诉讼提供便利。加强诉讼指导和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向当事人送发《诉讼风险提醒书》、《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指导当事人完成各项诉讼活动。注重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司法救助，确保经济有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发挥“维护国防利益巡回法庭”、“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合议庭”的作用，依法最大程度地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强化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对涉及抚养费、赡养费、退休金、劳动报酬等案件，优先予以执行，保证申请执行人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对一些行动不带来了被动。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执行队伍素质参差不齐，虽然近年来加强了队伍的管理和教育，但仍有个别执行人员素质不高，群众时有反映。个别案件的执行人员对于申请人提供的即时执行线索未能作出快速有效的反映，使少数长期寻找困难的被执行人可能因执行人员反应偏慢而得以再次躲避，从而可能错失了来之不易的执行机会。有的执行人员对于执行工作的过程不注意及时记载，即执行案卷中未能反映所做过的所有工作，不便对申请执行人作出合理的解释。

3、业务素质方面。少数法官不注重审判业务知识的更新，对法律的规定尤其是立法的原意、立法所追求的目的缺乏深入地理解掌握，自我感觉良好，从而导致机械办案、适用法律上的武断等现象时有发生，使办案的质量不高。比如，客观地说法官是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那种裁量权主要体现在对于证据的认定上，而随着我国立法（包括大量司法解释的制定）进程的加快，尤其是证据规则的明确规定，应该说自由度是越来越小了，至于依据有效的证据对法律事实一旦确定，法官就如何适用法律进行裁量的自由度是极为有限的，因为我国法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均有严格、明确的规定，而少数法官由于缺少必要的理论学习，机械地理解自由裁量权，从而导致了审判工作中的“大胆”、武断。少数法官由于业务不精，在具体审判工作中不会、不敢正确运用释明权，从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诉讼指导不力，且极易使部分当事人产生一些本可避免的误解。还有少数法官制作的法律文书缺乏说理性，甚至还会偶然出现破句、别字，使法律文书欠缺应有的严肃性、权威性。

4、司法作风方面。有的法官不注意慎言慎行，特别是在接待当事人过程中表态偶显草率，有时虽是法律之规定但只考虑自己方便却未能从方便当事人的角度给予指导，落实司法为民上还有欠缺。有的法官办案作风尚不够深入细致，不大愿意做过细的教育说服工作，尤其是在裁判作出后不愿意做认真的解释工作。个别法官在庭审中遵守审判纪律不够好，驾驭庭审的能力还不够强，庭风庭貌需要进一步改进，在庭审中小动作过多、偶尔还有随意走动等不严肃现象。极个别法官还存在工作方法简单、对待当事人态度生硬的现象，执法形象不佳。此外，虽然近年来加强了对法官行使职务方面的廉政监督，但对干警职务之外守法情况的教育和监督重视不够，以致发生了一名职工非职务性犯罪，影响了法院队伍的整体形象。

5、廉政建设方面。在加强对干警“八小时”以外的管理监督方面，我们虽然采取并落实了一些具体的措施，但在如何建立符合法官职业特点的约束机制方面尚缺乏深层次地研究探讨，缺乏真正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措施。虽然缺乏明确、具体的证据或查而无果，但有关个别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不正常、个别法官办人情案、关系案还时有反映，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对队伍的管理、保持对队伍的警钟长鸣仍是我们丝毫不可懈怠的重要任务。

6、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保持法官队伍的适度中立是维护公正形象的必然要求，但是如何准确地把握好这其中的“度”还缺乏深入地研究探讨，也缺乏必要的宣传解释，容易也经常引起有关行政部门、乡镇政府及基层组织的误解。当然，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仍然是人民法院的重要任务之一，比如指导基层人民调解组织是人民法院的法定任务，对此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到位之处，一些实践证明比较有效的做法和制度如社区巡回法官制度等未能经常性地发挥应有的作用。此外，个别事关基层行政管理的案件的裁判文书未能及时送达有关基层组织，有的虽然可能是基层组织的原因，但也说明法院与他们的联系还有脱节现象。

上述问题的存在，与我们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还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工作的指导监督力度还不够，对队伍的教育管理还不够严格有关。对此，我们将认真听取各位代表的评议意见，并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加以改进和解决。

第15篇：人民法院司法自查报告

人民法院司法自查报告

人民法院司法自查报告

各位代表：

根据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两项评议”工作的通知精神，我们对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司法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回顾总结，并深入开展了自查自纠。现将主要情况汇报如下，请予评议。

一、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区法院司法工作回顾

区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以来，我院在区委的领导、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以及上级法院的指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区人大关于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紧紧围绕全区工作大局，忠实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以司法为民为宗旨，重点抓好审判、改革、队伍建设三件大事。通过努力，各项工作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审判质量和效率有了新的提高，法院改革稳妥推进，队伍形象逐步改善，较好地完成了维护稳定、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的司法工作任务。

审判工作基本情况

以来，全院共新收各类诉讼案件3354件，办结3126件，正在办理301件。其中审结各类刑事案件415件，一审判处犯罪分子590人，共有457人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审审结民商事案件2667件，行政案件19件；办结各类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25件。

1、狠抓案件质量，力求公正司法。案件质量是审判工作的生命，是人民法院能否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司法权威的关键所在，因此，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审判公正，始终是我院孜孜以求的一项重要工作目标。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

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导致社会纠纷也呈现多样化、复杂化趋势，尽管我国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善，但在许多情况下法律滞后的现象依然存在，新类型案件、无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可适用的案件呈上升势头，这些都给法官办案增加了新的困难和压力。面对这些新情况，为保证审判工作质量，我们在充分发扬过去一些好的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提高案件质量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我院的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严格执行法律规定，确保依法审判。正确执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关。严格执行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规范当事人举证、法庭质证、认证以及法院调查取证等证据制度，不断完善庭前证据交换、举证期限、证据失权的认定和处理等制度，促进了案件质量的提高。刑事审判既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罪犯，又确

保无罪公民不受法律追究，强化人权保障力度。去年为贯彻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提出的“依法惩罚犯罪，依法保障人权”的要求，对新刑诉法实施七年来审结的余件刑事案件进行了自查，未发现超期羁押现象。通过自查，进一步增强了质量意识和审限意识，杜绝超期羁押现象的发生。

——高度重视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及时总结前阶段“严打”整治斗争工作经验，认真研究并建立了贯彻“严打”方针的经常性工作机制，除继续保持对各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外，通过集中公开宣判等形式，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增强公民的法制观念，震慑潜在的犯罪倾向。民商事审判强调调解工作，积极运用调解方式止纷息讼，在审结的2667件民商事案件中调解及经调解撤诉的1736件，调解撤诉率为65%。对群体性纠纷和矛盾易激化案件，坚持从大局出发，精心组织审理，强调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疏导工作，争取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的有机统一。行政审判坚持规范行政行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以及支持依法行政、推进依法治区进程的原则，积极受理，慎重审判，注重协调，确保稳定。

——强化审判监督力度。去年成立了审判监督庭，实现立审、审执、审监相分离，在此基础上，根据案件在审判流程中的不同环节，运用排期、审限监控、质量检查等方式进行监督，促使审判公开、公正、高效、文明、廉洁地进行。依法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共审结检察机关抗诉案件5件，纠正错案2件。

——树立精品意识，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修订和完善了《民事裁判文书制作样式改革若干意见》，结合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现有的诉讼文书样式重新作了调整，统一了9种既符合证据规定，又方便当事人诉讼的诉讼文书制作样式。同时，组织开展优秀裁判文书评选活动，肯定和推

广优秀裁判文书制作经验，发现和解决当前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过程中的问题和缺陷，以评优活动的开展，促精品意识的树立。

通过上述措施的落实，全院的审判质量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案件上诉率、上诉案件发回改判率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涉法上访案件明显减少。

2、狠抓办案效率，保障司法公正。迟来的公正不是公正，如果没有效率，公正将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这是现代司法理念提出的新要求。针对过去对审判效率不重视，审判管理运行机制落后，造成部分案件审理期限过长，效率低下的问题，我们除加强对法官的效率意识教育外，着重通过推进法院改革，建立科学规范的审判管理运行机制，来提高审判效率。

——完善和落实简繁分流制度，扩大简易案件审理范围，规定除了必须由审委会研究的案件外，能适用简易程序的，尽量适用。充分发挥简易程序快速、

简便的优点，及时处理简易民事纠纷，提高诉讼效率。一年半来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2241件，占民商事总结案数的84%，当庭宣判率保持在40%以上。

——进一步完善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理制度，对事实清楚、被告人无异议的普通程序刑事案件，在保持审判组织与程序完整的基础上，简化和调整庭审环节，提高庭审效率。审结的415件刑事案件中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有255件，占刑事总结案数的%，二十天内审结的案件占%。

——重视诉前调解、庭前调解经验的积累和推广。对于双方争议不大的纠纷，规定在立案的同时必须当场进行调解。一年半来，立案庭诉前调解案件12件， 及时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了讼累。同时，庭前调解已成了我院审理民商事案件的必经程序，只要法律没有规定不宜调解结案的，在庭审之前一律先行进行调解。一年半来，通过庭前调解结案的案件占调解结案总数的近

三分之一。

——减少裁判文书制作时间，加快送达进度。尝试调解文书格式化制作，对民间借贷等带有普遍性、共通性的案件，制订格式化调解书，做到当庭调解、当庭制作调解书、当庭送达，大大缩短了办案时间。

3、强化服务意识，贯彻司法为民宗旨。

——推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便民措施和做法，努力为群众诉讼提供便利。加强诉讼指导和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向当事人送发《诉讼风险提醒书》、《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指导当事人完成各项诉讼活动。注重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实行司法救助，确保经济有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发挥“维护国防利益巡回法庭”、“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合议庭”的作用，依法最大程度地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强化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对涉及抚养费、赡养费、退休金、劳动报酬等

案件，优先予以执行，保证申请执行人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对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病残人员，采取到当事人住地开庭、送执行款上门的办法，减轻这些群众的诉讼负担。制定并落实《人民法庭司法为民18条措施》，发挥基层法庭扎根渔农村、接近群众、了解民情的优势，为渔农村群众提供司法服务，丰富司法为民方式和途径，切实将司法为民思想落到实处。

——立足审判职能，为打造“平安”贡献力量。建立“社区巡回法官”和“法院工作联络员”制度，实现法院和社区工作互动，在强化审判工作的同时，为创建平安社区作贡献，一年半来，社区巡回法官到社区走访90余人次，为社区提供咨询150余人次，今年上半年还专门组织对全区人民陪审员、法院工作联络员进行法律知识集中培训，为社区干部更好地解决群众纠纷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作用。研究并制订了《关于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努力促进

我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跨越。各基层法庭加强与当地基层组织的联系，除履行好审判职责外，积极参与当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时指导、配合当地有关部门调解民间纠纷，协助村镇处理了一批突发性事件，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同时，各法庭还注重配合当地普法工作的开展，通过以案讲法、巡回开庭、邀请有关人员旁听庭审等形式，提高基层群众和干部的法制意识，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继续发挥少年刑事案件合议庭的作用，抓好青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和判后跟踪回访、帮教工作，挽救失足青少年，同时，通过为在校学生上法制课等形式，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预防青少年犯罪。

、执行工作基本情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的要求，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逐步改变“执行难”局面，最大限度实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在强化执行工作职能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

索和研究，并推出了一些新的做法和措施，使我院的执行工作局面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被省高院评为“执行工作良性循环法院”，去年顺利通过省高院的复核，继续保持“执行工作良性循环法院”称号。目前，全院正在着手建立执行工作良性循环长效机制。

1、加大执行力度，提高执行效率。用足用活法律规定的各项强制手段，对那些有履行能力但故意逃避债务的被执行人坚决予以强制执行。通过集中执行、突击执行、执行会战等方式，缓解执行压力。壮大执行队伍，充实执行力量，在全院人少案多矛盾较为突出的情况下，依然把一批执行经验丰富、事业心较强的干警充实到执行局，同时加强了司法警察和执行人员相互间的工作配合，实行警力互补，要求从司法警察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协助开展执行工作。注意借助外部力量缓解“执行难”，改进执行方式。除积极争取党委、人大与政府支持外，认真推行执行联络员制

度、债务人登记名录、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等举措，拓宽了执行工作的方法和途径，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2、规范执行工作，确保执行公正。完善和落实执行权“三权分立”、《执行工作管理规则实施细则》、《执行款、物、扣押物管理的规定》、《关于委托拍卖、变卖的规定》以及执行过程公开、执行款物分配公开、执行听证等制度和规定，增强执行工作的透明度，确保规范执行。严格拘传、拘留、罚款等强制1 2 3 下一页

第16篇：司法改革年度工作报告

中国司法改革承上启下的一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司法建设，特别是二十年的司法改革，形成了较健全的司法制度，树立了更科学的司法理念，取得了较好的司法效果。但由于司法的重要性和相对保守性、改革的复杂性和相对敏感性，司法改革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呈现相对平稳和保守的特征。司法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不容轻视，未来的道路仍漫长而艰难。近年来，司法人民性的强调、调解政策的转变、“三个至上”的提出等现象导致许多人对司法改革的前景担忧，甚至认为司法改革在走回头路。而这些至多表明司法改革趋缓或进入休整期，迈向司法现代化的大方向不可逆转。实际上，新一轮司法改革已悄然展开。

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原则同意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60年来中共中央首次以政治局名义审查并原则同意司法改革事项，也是继党的十六大作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确定司法改革以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主、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战略任务之后，首次作出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随即对司法改革进行分工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迅速跟进，分别出台《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司法改革纲要（-2013）》（下称“三五纲要”）和《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检察改革-2012年工作规划》（下称“-2012年检察改革规划”），对未来若干年的司法改革进行整体规划。改革措施触及政法工作的体制性、保障性尤其是机制性障碍，部分改革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与前些年相比，法院、检察院等机构的改革姿态由积极张扬转为保守低调，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一轮司法改革重在“机制改革”，但现有部分改革措施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改革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等其实力度较大，直接涉及司法体制的转型。

一、综合性改革

（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总体规划

《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紧抓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强调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力图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内容涵盖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四大方面，具体包括完善民行案件执行体制，推进司法公开，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促进裁判统一，改革完善侦查监督、人大监督、党外人士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监督员制度，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改革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纪检监察工作机制、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和管理制度等60项改革任务。

该意见是及今后一段时期司法改革的总纲，体现了中央对现阶段司法改革的整体考虑，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对推进司法改革的内在要求，标志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正式启动。这是1989年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最广泛的一轮司法改革。目前，60项改革任务全部启动，其中，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改革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完善司法公开、司法考试、人民陪审员制度，加强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建立党外人士行使民主监督司法职能的工作渠道和机制等17项任务已出台方案并有序推进，其他各项改革正按计划进行。该意见将司法改革提升到关系党的执政基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政法事业发展的高度，体现了中央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具体推动司法改革的决心。因此，司法职权配置、政法经费保障等长期未能有效推进的领域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应正确把握“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改革取向，否则可能导致改革违背司法规律，减损本已低下的司法独立性程度，进而削弱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同时，对司法人民性的强调应立足于推进司法民主和建设服务型司法，从政治话语的圣坛走向司法改革的实践，应以建立完善现代司法制度为主要导向，避免进一步的司法政治化。

（二）改革和完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

加强政法经费保障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政法经费保障将由先前地方财政承担、“分灶吃饭、分级负担、分级管理”的体制转变为中央和地方“明确责任、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体制，并建立分类保障政策和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政法经费分为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分日常运行公用和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分办公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公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经费由同级财政承担；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由中央、省级和同级财政分区域按责任负担。中西部困难地区的人员经费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补助；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机构、维稳任务重的地区和经济困难地区的地市级机构，提高 [文*秘*范*文] http://ＷＷＷ.ＧerenjianＬi.com

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公用费用和业务装备费用的比例，同时办公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可由中央、省级和同级政府财政分区域比例负担。，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经过较长时间的调研论证，改革工作进入实施阶段，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大幅增加，基层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水平有较大提高，“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收支明脱暗挂”等现象有所减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及财政部、各省级政策措施相继出台。目前，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基本解决，政法机关如何管理、运用经费从而促进司法的公正、高效和权威，成为评估改革成效的重要因素。

政法经费保障的加强，对促进司法建设，突破改革瓶颈，解决原有政法经费保障体制下的司法地方化、政法经费不足及不均衡、“收支两条线”执行不到位、部分机关选择性办案甚至以案牟利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项改革还可能引出司法机关纵向管理的新模式。但期待之中仍有忧虑。首先，改革的实施效果有待观察。尽管中央和省级部门基本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但由于“分类负担”涉及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划分，涉及分项目、分区域、分部门投入等诸多问题，如何实现区别对待和总体平衡，如何落实具体方案，仍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完善经费使用监督机制更成为紧迫任务。其次，当前的改革方案仍是阶段性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及司法的地方化并无根本变化，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有待更为彻底的改革。长远而言，应以促进司法权的统

一、独立、公正行使为目标，在司法体制逐步改革的基础上，明确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由中央统一安排人事并全额保障政法经费。当前，可考虑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进行试点改革，由中央和省级统一安排人事并全额保障政法经费，缓解较为严重的司法地方化问题。最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还需司法人事管理、设置跨区域司法机构等改革措施配套，才能从根本上消解司法地方化，从而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权威。

（三）铁路公检法系统转制

“企业办司法”不符合法治原则，铁路公检法系统转制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就提出，改革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和企业管理公检法的体制，将其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但因各方利益牵制，这一改革到才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7月，铁路公安民警公务员过渡工作会议召开；9月，铁路公安机关转制人员考试结束，其身份由企业职工转为公务员。但机构、财政分离等转制工作尚处于筹备协调阶段，目前铁路公安机关的人、财、权尚无实质变化，且须经公安部和铁道部共管的过渡期。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表示，铁路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要求加强省级检察院对铁路检察工作的领导，做好改革过渡期的组织协调工作，但至今仍未出台铁路法检转制的具体安排。

铁路公检法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建国初，鉴于铁路是国家大动脉、运输跨区域、社会治安不稳定等因素，我国模仿苏联建制设置了铁路公检法机关，管辖铁路沿线车、站、途中、铁路工厂、企业、铁路院校等发生的各类案件。长期以来，铁路公检法由于人事财务受控于铁路部门，存在较严重的部门保护主义和企业本位主义，涉铁案件中偏向铁路部门的司法不公问题尤为突出。例如，列车长黄建成将疑有精神病的民工曹大和捆绑致死只被判缓刑，16位公民联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铁路司法权进行违宪审查，集中反映了民众长期以来对铁路公检法的质疑。铁路公检法转制是理顺司法体制的重要改革，有助于化解铁路公检法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造成的程序不公，消除司法企业化的弊端，促进司法统一，维护司法权威。

这项改革面临多重困难，尤其是复杂的利益调整。铁路公检法转制不仅涉及铁路部门和铁路公检法，还涉及地方与中央的利益调整。铁路部门是否愿意果断交出该项行使多年的权力、铁路公检法转制后保持原有建制还是将人员分流到地方公检法、经费开支如何与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相衔接等问题，亟需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尽管大部分铁路公检法人员从企业职工转为公务员的积极性较高，但部分地区转制后收入降低的情况也可能影响改制的顺利进行。复杂的利益调整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铁路部门等转制相关部门在披露改革方案及其进展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根源。铁路公检法转制势在必行，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须妥善协调各方利益，逐步推进。从铁路公安人事转制这个突破口出发，期望铁路法检在及时跟进，加快改革步伐，增强改革透明度。此外，同样掺杂部门利益的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等，也应一律纳入国家司法体系，实现全面的司法“去企业化”。

（四）完善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

政法队伍建设重基层、重中西部，如全国政法系统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公检法司“一把手”的首次轮训；国家司法考试继续适当放宽西部地区考试报名条件与合格分数线；新疆、西藏等地试点单独组织在职法律职业人员国家司法统一考试。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也旨在化解中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政法人才的断层问题。是改革试点的第二年，6月《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出台，试点范围从14个中西部省区市扩展至除北京、天津和上海外的2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录人数从上年5160人增至23068人，重点从部队退役士兵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毕业合格者将严格依据定向岗位和培养协议到基层政法机关工作。

这项改革通过政法干警的招录培养和定向输出，力图提升政法队伍素质，促进司法职业化。多年来，中国法学教育与司法官的职业养成机制存在严重缺陷，这项“带编入学、学成入职”同时解决工作和学历问题的改革成为突破这种双重困境的有益尝试，有利于部分化解当前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从退役士兵和大专院校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还有利于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与退伍军人安置两大难题。但这项强调政治素质、培训期短、工具性强、不要求专业背景的人才培养机制能否有效推进司法职业化，能否杜绝任何名义的改派、借调、抽调而将人才真正充实于欠发达地区，能否解决长期以来基层政法机关进人不规范问题，是否会加剧法科毕业生的就业难，是否会对既有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制度造成冲击，特别是长远而言是否符合司法规律并有助于推进司法现代化进程，仍有待观察，但不必寄予过高期望。当前，该项改革仍处于试点阶段，下一步改革应更多考虑吸收法治国家较为成熟的司法官职业养成经验，特别是建立从律师到司法官的司法职业转换机制和完善司法官遴选制度，并对法学教育改革进行长远规划，实现向法律职业教育的转型。

（五）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底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该项政策，对一贯的“严打”政策进行纠偏。“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已成为近年来刑事司法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进入新阶段，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发展，社区矫正工作全面推进，《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实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和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检察院于出台《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有望于出台。该政策将在未来若干年的刑事司法改革中延续并可能上升为法律制度。

——探索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一直是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热点。地方司法机关早已开始探索。例如，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结的孟广虎故意伤害案可视为国内辩诉交易及刑事和解第一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出台，扬州市公检法司联合发布《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将刑事和解明确列为改革措施之一，各地司法机关也加大了对刑事和解的探索力度。例如，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首创的刑事和解“检调对接”机制在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等地推行，检察机关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将规定范围的刑事案件民事部分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调解成功的，可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或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等刑事处理决定。但这些做法引来了一些质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刑事和解而轻判孟伟故意杀人一案，再次引发“花钱买刑”的激烈争议。尽管如此，刑事和解的实践探索仍在继续并进入制度完善阶段。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关于规范刑事审判中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规定在自诉案件和侵犯个人权益的刑事案中，法院可在案犯与被害人达成谅解的前提下对案犯从轻或免予处罚。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类似规定。但目前各地的实践探索和制度规定仍有较大差异，可能产生一些“同案不同判”现象，增加社会对刑事和解的质疑。

刑事和解具有补偿被害人、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恢复因犯罪而受损的社会关系、防止再次犯罪、促进案件审前分流、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降低司法成本并最终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但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法定原则，富人可以“花钱买刑”而穷人只能承受刑罚，这可能会放纵甚至激励富人犯罪，削弱刑罚的威慑力。此外，被害人谅解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可抵消刑罚，犯罪对社会公益的危害如何平衡；经济赔偿是否会成为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要挟”工具；重罪和死刑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刑事和解扩大了司法自由裁量权而可能产生功能异化；实践探索的主体不

一、标准各异、结果不同进而影响司法公平和公正等问题亦需考虑。问题的解决方向是立足中国实际，借鉴比较法经验，尽快统一刑事和解规则，或至少先就刑事和解的原则、案件、条件、程序、对量刑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出台指导性意见。

——继续推进少年司法改革。自1984年首个少年刑事合议庭成立以来，少年法庭经历了从专门合议庭向专门审判庭、从刑庭向综合庭、从基层法院设置向部分中级法院也设置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圆桌审判、暂缓判决、轻微犯罪的非犯罪化裁定、监管令、社会调查报告、回访考察等独具特色的审判工作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建立25周年，在对以往改革进行阶段性总结的基础上，“三五纲要”将“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明确其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作为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贯彻“坚持、完善、改革、发展”的方针，从探索设立少年法院等方面强化少年司法改革。目前，全国共建立2219个少年法庭，31个省区市高级人民法院建立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地方三级法院少年法庭组织机构基本形成。而上海、河北、重庆、宁波、四川、山东等地已先行展开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地方改革，如封存犯罪（刑事污点）记录、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作出消灭前科的裁定等，取得了较好的实践经验和社会效果。少年司法改革的深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应对犯罪结构年轻化、低龄化、暴力化等日益严重的状况，有利于更好地矫正青少年犯罪、塑造温情的法院形象和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目前，少年司法改革应进一步完善地方三级法院少年法庭的设置，探索建立少年法院，在《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基础上改革完善相应立法特别是合理确定受案范围，化解少年综合庭设置与审判组织专门化、法官综合素质有限的矛盾，在进一步研究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和确定合理的少年犯年龄，并在兼顾各地特色的基础上统

一、规范某些制度和做法。

其他司法机关也积极参与少年司法改革，如检察院建立专门机构，加强民行诉讼中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办案方式，加强对不捕、不诉未成年人的帮教和挽救工作。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也缘于检察机关的呼吁，上海市检察机关自以来试点的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为此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把“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方式，积极探索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修复社会关系的工作机制”列为年度检察工作的主要安排。司法行政机关加大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律援助力度等。但目前各政法机关的少年司法改革仍各自为政，下一步应以少年审判为核心，积极探索各机关少年司法改革措施的衔接机制。

此外，《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当前职务犯罪案件呈现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轻刑适用率偏高的趋势，明确规定职务犯罪案件的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运用。该意见兼具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落实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双重意义，有利于遏制法检机关在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认定和运用中的不当情形，统一地方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保证刑罚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六）规范涉法涉诉信访

信访是多年来各级党政部门面临的难题，司法机关亦不例外。以来，全国政法机关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进行多次集中处理，但效果欠佳。为此，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以“案结事了、息诉罢访”为工作目标，提出加强源头治理、强化排查化解、规范工作流程、下移工作重心、落实司法救助、加强协调配合、严格责任查究，特别是建立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制、完善调解衔接，并规定中央派出巡回接访组、各级政法机关主要领导定期接访、带案下访、网络受访等便民举措，强调把解决问题放在首位，把问题解决在源头，要求严肃处理非法代理上访牟利和教唆鼓动非正常上访行为，力图强化正常信访秩序和实现信访压力下移。

该意见是《信访条例》外关于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又一重要文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上层的信访压力，强化基层责任，引导民众理性信访。但在矛盾多发、利益格局失衡、社会不公突出、纠纷预防和化解体系不完善、信访体制问题重重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信访压力不可能得到彻底改变。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体制性弊端不除，司法缺乏公正、公信和权威，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就难以有效化解，该意见的效用相当有限，相关改革也只能是权宜之计。信访压力下移还可能导致地方采取非常对策，如深圳市公检法司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规定可对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处以行政拘留、劳动教养乃至刑事责任，明显越权。

信访作为吸纳不满和避免冲突升级的疏导机制，担负着特殊功能。中短期内应予改革完善，既保证民众更便利地通过信访实现正义，又较好地维护党政及司法权威。但鉴于信访与法治精神的背离，长远而言可考虑废除，或将其彻底改造为补救性的常规权利救济机制。当下应重点关注：切实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改变信访工作业绩考核制度，完善信访工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和司法公正，从源头上减少信访的产生。中期的改革方向是逐步集中、整合资源，更有效地处理和疏导信访。具体方案为削弱政府各部门的信访功能，逐步过渡到由专门的信访部门处理信访事务，使信访发展为一种专门性纠纷处理机制，同时提升信访层级，逐步撤销国家机关各部门信访机构，县级仅保留信访局，进而设置中央、省、地（市）三级信访机构。长远的改革方案，可考虑借鉴瑞典等国的申诉专员制度，建立专门性信访处理机构，设中央和省两级申诉专员公署，实行两级申诉制度。英国衡平法院最初的功能有些类似于信访，旨在为不能通过常规途径救济的情形提供伸冤机会，后来逐渐发展为一套正式的司法程序，最终于19世纪实现与普通法院的合并。信访机构亦可逐步专业化，最终改造为准司法性申诉机构。此项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行政乃至政治改革，也需要司法、仲裁、调解、行政处理等常规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相配合。

二、法院改革

，法院贯彻《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集中针对法院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转变理念、改革制度并创新举措，出台了“三五纲要”，并通过优化审判和执行权配置、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司法公开、深化量刑程序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完善司法便民、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措施，着力推进法院改革。

（一）法院改革整体规划

底，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改革的十项任务：优化职权配置；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执行工作体制；加强法官职业保障；完善陪审员与法警制度；完善审判管理体系；全面落实审判公开原则。这些任务贯彻中央精神，延续并深化了前一阶段的法院改革。《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随后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法院改革的任务安排，要求各级法院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要求，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改革方案和实施步骤，严格落实责任。

这些改革任务随后被纳入“三五纲要”。“三五纲要”的内容包括优化法院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加强法院经费保障和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五大方面，每一方面包含多项改革任务。“三五纲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五”、“二五”改革基础上，结合法院实际情况制定的今后五年法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新一轮法院改革工作的全面启动。作为“三五”的开局之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将司法改革列为工作重点。但与《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下称“二五纲要”）相比，“三五纲要”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二五纲要”以司法的专业化为方向，更着力追求司法的中立性、被动性、公开性、终局性和独立性；而“三五纲要”更强调司法的人民性，更强调满足民众的司法需求，更关注民众对法院工作的外在评价，党的领导、服务大局等政治性要求得到进一步强调和拔高。

（二）优化法院职权配置

合理配置司法职权涉及司法的体制、机制和程序改革，是中国司法改革的主线之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既涉及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之间的职权配置，也涉及各司法机关内部的职权配置。前者旨在进一步完善各政法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体制和机制，这一轮改革将主要涉及侦查监督的改革完善，部分刑事案件侦查权从检察院转由公安机关或其他机关实施，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等。就法院而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

——量刑改革。“二五纲要”提出研究制定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健全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三五纲要”再次要求进行量刑程序改革，《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随后出台，120多家指定法院展开量刑规范化试点，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等相继启动量刑程序改革“计划外试点”。试点旨在保障司法公正，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实现量刑公正和均衡，减少“同罪不同罚”的情形，促进法律的统一适用。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实现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而改革传统经验量刑法，建立一套“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科学规范的量刑方法涉及量刑改革的实体方面。此外，一些地方尝试的量刑答辩程序、量刑理由公开也是促进量刑公正的重要方面。

，许多试点法院的量刑活动更公正、均衡，“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有所转变，判决结果与试点前的量刑情况总体平衡，上诉率、抗诉率及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率均有所降低。但试点也遇到诸如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公诉人不出庭的简易程序案件如何适用量刑答辩程序等问题。在较为粗放的现行刑罚制度下，涉及量刑程序、标准、方法等内容的量刑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与立法机关对刑罚种类、基准和幅度的细化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改革等相衔接，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各类犯罪行为的基准刑及各种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并抑制量刑程序独立所导致的效率降低，还需要进一步做好量刑理由的阐明工作，应在不断总结经验、加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完善制度。

——执行体制及工作机制改革。，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总结提出清理执行积案“十个严禁”工作原则；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对不当干预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力度；初步建立党委政法委组织协调、法院主办、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执行联动工作机制；执行审查权与实施权分由法院不同的内设机构行使；法院执行网络系统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局联网，与公安部身份证采集系统、出入境信息登记、人民币银行账户结算管理系统等对接正在协调中；底前受理的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基本执结，“执行难”问题得到部分缓解。近十多年来，“运动式”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多次开展，但“执行难”、“执行乱”仍是困扰法院乃至政法工作的难题。解决问题的方向是完善制度，规范执行人员的执法行为，建立适当的执行威慑和激励机制，促使义务人自动履行。

“三五纲要”将“改革和完善民事、行政案件执行体制”作为优化法院职权配置的重要内容。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的重大修改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执行程序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颁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管理规则（试行）》、《关于建立和完善国家执行联动威慑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也即将出台。

《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有利于分散相关权利，对重点执行环节加强监督，规范法院执行行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是近几年执行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其内容包括优化执行权配置、强化执行监督制约、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完善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建立有效的执行信访处理机制、加快执行联动机制建设等，强调从法院内部分离执行审查权和实施权、调动立审执等多方面力量支持执行，从外部借力构建执行联动机制，从内外两方面强化执行监督。该意见有利于规范执行程序和执行行为，形成统一的执行工作体制。实际上，该意见规定的许多制度和做法早已实施，但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制度化。例如，通过设立执行指挥中心等方式建立执行快速反应机制，建立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全国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开通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上平台，建立法官违纪违法举报中心网站，设立专门的执行监督员、廉政监察员等。

地方法院也积极探索，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市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将执行权细化为启动权、实施权、裁决权和监督权，实行分设执行机构、执行法官轮岗等措施，并构建当事人监督、特邀监督员监督、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设立专职廉政监察员、社会组织或个人申请监督的立体化执行监督体系。但这些监督体系皆属柔性监督，难以实现理想的监督效果。从全国普遍的情况来看，执行权的细分也许有助于加强内部监督和提高执行质量，但也可能降低执行效率，不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而且执行权的分权局限于法院执行部门内，实践中难免存在裁决与执行相混同、先执行后补裁决甚至各环节协同进行“暗箱操作”等情形，可能导致执行分权流于形式。

除“执行难”、“执行乱”等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外，执行体制及工作机制改革还需解决执行权的定位、性质、执行检察监督等理论问题。执行权可分为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前者属于审判权范畴，后者具有行政权的性质。执行权由法院行使并无不妥，但从效率方面考虑，其定位和归属并非不可讨论。关于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仍需进一步研究。总体上，执行权的优化配置不仅需要符合司法规律，更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应针对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推动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再审的职权优化配置。出台《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旨在规范法院处理相关案件的工作流程，细化再审程序，强调提审优先。这是对《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修改和相关司法解释的细化。为应对申诉、信访涌向高级别法院和民事申请再审案件上提一级所带来的立案压力，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分设为立案一庭、立案二庭，一庭负责受理申诉、涉诉信访案件和一般立案工作，二庭专门负责审查再审申请。内部机构及分工调整便于通过分类管理优化立案工作机制，并可能对下级法院形成示范。总体上，再审程序的改革有限，实质只是先前改革的延续和部分的机制完善，而且诸如限制以相同理由再次申请再审等规定还引发了一些争议。

再审涉及法院与检察院、上下级法院及法院内部的职权配置，其制度设计应坚持在维护司法终局性的基础上有限纠错。再审程序的改革仍有较大空间，如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权力应当取消，当事人申请再审彻底改造为再审之诉，进一步明确再审标准等。近年来几乎未动的刑事再审制度亦需在启动主体、事由、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当前处于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期，司法公信力不足，可适当强调再审的依法纠错功能，但长远而言更应注重保障司法的终局性，将再审定位于非常情况下的特殊救济，有些无害之错可以忽略，而一般性纠错交由审级制度完成。当然，审级制度也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优化职权配置的地方探索。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内部职权的优化配置。例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的制约监督机制，以案件流程管理为主线，运用信息化等手段，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两权”运行模式。该项改革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审委会、院长、庭长、合议庭、法官的职责，有利于解决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定位不明、权限不清、职责错位、机制缺失等问题。又如，各地法院积极探索环保审判。自贵阳市设立环境保护审判庭以来，无锡、昆明、玉溪等地法院相继效仿。底，云南召开全省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建设及案件审理座谈会，制定了环保案件“审判指南”，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拓展为“检察院及在我国境内经过依法登记的、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团体”。而贵州清镇法院受理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清镇国土局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开创了社团提起公益诉讼的先河。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设立，特别是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有利于推动环境司法保护，促进民众参与司法。

法院职权的优化配置，纵向涉及上下级法院的关系，横向涉及不同地域法院的管辖权安排，法院内部涉及不同机构和人员之间的职责划分。应合理界定职权，建立以审判权为中心，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制约平衡的法院权力结构，形成配置科学、运行顺畅、公开透明的司法工作机制。这项改革任务相当艰巨，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于法院自身，如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调整主要以上级法院放弃对下级法院的诸多权力为前提，法院内部审委会、院长、庭长、合议庭、审判长、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管理人员、辅助人员之间的职责划分须以限制“领导”的权力为基础，因此，只要法院系统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定决心，完全有可能逐步实现法院职权的优化配置。

（三）规范司法行为

规范司法行为是提升司法公信的主要途径。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和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纪律处分条例》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五个严禁”、提出反腐倡廉九项重点、建立廉政监察员制度、出台整肃院风院纪的三项规定，地方如重庆还尝试在市级司法机关领导干部中率先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司法廉政建设，规范司法行为，并通过案例指导制等方式促进司法统一。

——推进司法廉政建设。“五个严禁”直指易滋生司法腐败的主要方面和环节，以禁令方式约束法官行为，包括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五个严禁”只是对法官基本行为规范的重申，这本身就表明维护司法廉洁任务的艰巨性。为落实禁令，最高人民法院开通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要求各级法院向社会公布具有24小时自动接听功能的举报电话。至年底，各级法院共处理违反“五个严禁”规定的干警319人，其中120人移送司法处理。若能继续切实执行，做到信息公开，及时回复，适时通报查处情况，并给予举报人进一步申诉的机会，该禁令可在一定程度上震慑腐败、整肃队伍、重塑法官形象。未来应建立科学的法官惩戒制度，这比禁令更能促进司法行为的规范。

反腐倡廉九项重点提出强化纪律、完善监督、改革制度等要求，指明法院本年度反腐工作的重心，是《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延续和落实，也是近期法院廉政工作的实施纲领。但长远而言，应完善反腐倡廉长效机制，构建职权明确、监督到位、追究有力的责任体系，紧抓权力行使的关键环节，加强对领导干部、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部门和岗位的监督，而不限于问题严重时的集中整改。廉政监察员制度是法院针对违法违纪易发多发的审判、执行部门设立专人监控的内部监督举措，由一定级别的资深法官担任廉政监察员，通过廉政教育、检查监督、指导咨询、报告问题等方式协助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院监察部门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截止初，全国已有2392个法院建立廉政监察员制度，配备24521名廉政监察员。但该制度缺陷明显，如自己监督自己，廉政监察员的副职身份决定其对部门领导的服从，监督效力最强莫过于启动监察程序，因而很可能流于形式，难以实现有效的内部监督。最高人民法院自2月起执行考勤、着装、机关行政管理三项规定，整肃院风院纪，各级法院相继效仿。此举旨在重塑法官和法院形象，对改善司法形象有一定作用。但良好的司法形象不仅在于着装规范、纪律严明，更在于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廉洁应从根本入手，小修小补成效不大。

——促进司法裁判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汇集了上年度审结的23件典型案件的判理摘要。这些案例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示范功能。该举措可视为法院探索案例指导制的一部分。成都孙伟铭醉驾案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判例，各地法院纷纷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案相关问题征求各方意见、形成共识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个案判决的做法，可视为指导性案例形成和发布机制的一种探索。此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率先探索建立省级案例指导制度，形成全省联动、层次分明的案例指导体系。

“二五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但该任务尚未完成。中国建立案例指导制符合两大法系的融合趋势，具备司法的案例传统、法院的实践经验等有利基础，但也面临操作性和体制性困难，如存在可能冲击立法权的担忧。实际上，案例指导制旨在弥补成文法的不足，确立统一的司法标准，降低地方差异对司法的不当影响并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只是立法阴影下适度的能动司法，只要法律适用坚持成文法优先、指导性案例为补充，就不会导致司法权冲击立法权。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是关键问题，当前应赋予其事实上的拘束力，而不作为正式的法律渊源。制度建设应坚持“两步走”：当下的直接目标是化解较为严重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并重视案例指导制运行条件的培育，如完善判决公开制度、建立判例汇编和发布平台等；长远而言应全方位、多层次挖掘其功能，实现司法灵活性与立法严谨性的结合，促进司法统一。

（四）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转型时期的冲突频繁发生，并日益呈现多样化、复杂化、扩大化、激烈化等特征，通过适当途径及时有效化解纠纷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重大任务。从20世纪末开始，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以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日益受到重视。，中央政法委与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项目启动。，最高人民法院将其作为年度重点改革项目，倡导各级法院积极探索。，“三五纲要”将其列为“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的重要内容，力求打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将调解作为重中之重，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积极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探索。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19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伴随法治的成长，调解为法治中心的观念所抑制而受到轻视，效用明显下降。21世纪初，由于法院案件压力增大、“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等原因，调解的功能重获重视。-，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布《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部颁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提出“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十六字方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7月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予以重申。

调解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据核心地位，其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目前有关调解的司法政策有过度重视之嫌，可能导致权利打折、规则缺失和司法权威的削弱。实践中，部分法院为迎合上级、追求“政绩”，进一步放大了“调解优先”的负面效应：调解被简单地与“和谐”、“为民”相等同；调解率成为法院、庭室、法官个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不少法院过于强调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倡导建立多次、多轮、多级的调解机制；重复调解、久调不决等情形增多；少数法院甚至宣称创造了“零判决”等。这导致部分学者甚至司法人员产生司法改革正在倒退的担忧，法院毕竟不是“调解院”。有必要区分法院内外的调解，法院外调解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法院调解则应适度，“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和调解率的硬性要求值得反思。

——促进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衔接。《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完善了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赋予行政机关、商事和行业调解组织的调解协议以合同效力，明确了法院确认和执行调解协议的程序，规定劳动争议调解协议亦可申请司法确认。该意见是法院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的重大阶段性成果，其实质是法院对“大调解”张开怀抱，通过构建诉讼与非诉讼衔接机制，发挥审判权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力图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化解纠纷，缓解法院的案件压力。但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进其相互衔接的主导职责在于地方党政，法院只是其中一环，其主要职责是审判，更强调为社会确立规则。赋予调解协议以合同效力有助于提升调解的地位，但效力有限且长期存在争议。长远而言，可考虑有条件地赋予人民调解等调解协议直接的法律效力，但这须以保证调解质量为前提。目前可考虑增加调解前置的案件类型，或对部分经过调解的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同时注意，法院在诉讼与非诉讼机制的衔接中不仅应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给予指导和支持，也应履行相应的法律监督职责。

——探索设立社区法官。，在司法为民的主旋律下，一些地方法院积极探索设立社区法官。不同于个别地方将在职法官派驻社区的做法，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聘用一批具有较深法律专业背景、较强责任心和协调能力的退休法官并将其派驻各社区街镇，与人民调解组织相衔接，主要从事调解、预立案和诉讼指导工作。作为司法机关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桥梁，这些退休法官被亲切称为“社区法官”。此举在推进诉调对接、延伸司法功能、化解矛盾纠纷、缓解司法压力、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尽管这一地方性改革并未引起较大反响，但社区法官的理念却是革命性的，其出现及发展动向值得关注。

社区法官的设立在理论上提出司法权的社会化问题，在实践中暗示了司法制度改进的一大方向——大力发展司法adr（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也是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方面。司法程序可以吸收adr注重合意、灵活等合理因素，或直接设立司法adr，使司法救济机制更具弹性和可接近性。各种形式的司法adr皆可探索，如强制性诉前调解，法院调解的社会化，民间调解机构、退休法官等主持或参与法院调解，借鉴英国民事诉讼中的诉前议定书制度建立诉前和解制度，借鉴美国的早期中立评价聘请专业人士对诉讼风险进行评估，法院设立纠纷解决咨询机构，法院附设的仲裁，甚至私人法官。私人法官是纠纷当事人共同聘请的纠纷解决人，一般由退休法官担任，由法院指定或当事人从名单中挑选。法院附设的私人法官，其裁决即具有法定拘束力，当事人可上诉，亦可约定一裁终局，生效裁决可申请强制执行。期待更多法院在司法adr领域进行积极探索，特别是尝试设立私人法官，这可能有助于回应转型时期巨大的司法需求，打破国家对司法权的垄断，与职业法官形成竞争进而促进司法公正，并有利于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

（五）大力推进司法公开

司法公开是宪政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改革的亮点之一。3月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平台开通，9月全国首家案件庭审直播的“北京法院直播网”开通，年底《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出台。各地法院努力探索，目前有11家高级法院、97家中级法院、472家基层法院建立裁判文书上网制度，裁判文书上网20余万件；河南三级法院183个新闻与政务网站全部开通，三级法院全部实现裁判文书上网；成都高新区法院构建“开放式6+1”审判公开模式等。作为一种防止司法不公、滥权和懈怠的约束机制，使司法人员免受不当指责的保护机制以及促进司法行为规范的激励机制，司法公开有助于落实司法监督、限制司法滥权、保障司法廉洁、体现司法民主、贯彻司法为民、提升司法公信、建设司法权威、确保司法公正，从而实现公开促公正、公正树公信、公信建权威的良性循环。

——强化司法公开。《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明确要求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必须依法、及时和全面公开，并试图建立过问案件登记、说情干扰警示、监督情况通报等制度。总体而言，该规定扩大了司法公开范围，拓宽了司法公开渠道，有利于统一各地法院的公开举措，保障民众对审判、执行等法院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规范司法行为，保障司法公正。但“过问公开”等制度只是当下审判独立遭遇太多干预的无奈举措，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做法，实践中也曾成为维护审判独立的策略和压力转移机制，但纳入正式制度后其效果必然有限，它们无法抵挡对司法的体制性干预，最多只会使“过问”、“说情”等采取更隐秘的方式。审判公开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司法改革的切入点，也一直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传媒的迅猛发展，诸如芜湖中院“关门审判”等司法不公和暗箱操作的曝光，民众对司法透明的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成为回应社会需求的重要方面。的司法公开改革措施，从庭审公开扩展到全方位的司法公开，从过程公开为主到过程与结果公开相结合，从权力实施转向作为诉讼权利和民主权利保障的司法公开。但这项规定能否全面落实并取得良好效果，仍有待观察。

在大力强化司法公开的前提下，也应注意：第一，司法公开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实现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的手段。司法不应为公开而公开，公开的内容和程度应考虑司法规律、民众需求、当事人诉权及私隐保护、影响法院形象及公信的因素等。第二，不应对司法公开的功能期待过高。司法公开强调过程与结果的公开，但司法运作还存在一套非正式规则，若不解决这一问题，司法无论多么公开透明，也很难提升司法公信。第三，司法公开与司法公信互相促进，除强调各种司法公开的技术性规则外，特别要从当下司法公信和权威失落的根本原因入手解决问题。司法公开不仅是对民众司法需求的满足，也是培育民众法治意识和司法公信的重要途径。第四，保障当事人和民众对司法公开“技术”的接近。第五，尽管改革措施较为先进，但仍不够具体明确，实践中还需进一步探索，而且关键在于贯彻落实。

——协调司法与媒体的关系。《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规范了媒体旁听和采访报道制度，明确了法院新闻宣传的统一管理部门和对外口径，建立了法院与媒体及其主管部门固定的沟通联络机制，强调法院为媒体采访提供便利，也规定了媒体的责任。法院应重视媒体的作用，不限制采访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但无需过于迁就媒体，审判场所座席不足应优先保证媒体的需要但不必设立媒体席；媒体应遵守相关纪律和职业道德，真实客观地报道案件，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该规定远不能达到目标，而只是促进司法与媒体良性互动的一项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还显露出法院面对媒体一定程度的“自卫”姿态，特别是第九条有关媒体责任的规定引发了限制媒体报道的担忧，甚至有超越法院职权范围之嫌。如何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既杜绝媒体审判又保证新闻自由，仍需在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磨合。此外，3.84亿网民汇成的网络舆情对司法的影响越来越大，既保持司法中立又考虑网络舆情成为司法机关必须面对的难题。该规定未考虑网络舆情是一个重大缺陷。而无论面对媒体监督还是网络舆情，确保司法公正、加强司法公开、及时沟通回应皆是法院实现与媒体、网络良性互动的主要途径。

（六）司法为民

近年来司法机关倾力打造司法为民形象，“三五纲要”将“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列为今后五年内司法改革的重点，司法为民成为司法改革的主旋律。推进司法公开、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都被列为司法为民的重要内容，鉴于相关改革自成体系，报告单独讨论。此处重点评述法院的司法便民、司法与民意的沟通以及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积极探索涉诉信访处理机制，全国法院广泛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成为法院工作主题，司法救助制度、行政诉讼立案保障等工作也得到发展完善。这些改革包含了服务型司法理念，有助于民众接近司法和正义。

——加强司法便民。司法便民是司法为民的重要方面，是建设服务型司法、方便民众利用司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重要途径。《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从加强诉讼服务、司法公开、监督管理，强调依法简化程序、调查取证和促进司法大众化等方面着手，要求各级法院设立专门的诉讼服务部门，建立非工作日立案和信访接待、上门立案、远程立案、诉讼风险提示、繁简分流与速裁等制度，加强巡回办案、审限监督、司法协助、司法救助等工作。这一系列措施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司法便民工作的实施纲领。许多地方法院积极探索，如《江苏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实施意见（-2013）》强调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全程诉讼服务，全省法院皆设立诉讼服务中心；上海、广东、山东、福建、黑龙江、湖南等地进一步整体推进“立案信访窗口”建设；贵州出台《司法便民三十三项具体措施》；重庆法院以128个法庭为中心，建立庭、站、点、员四位一体，覆盖全辖区的便民诉讼网络。

司法便民、调解优先等司法为民举措，体现了人民司法的要求。在司法为民等政治性口号的激励下，一些法院走得更远，尤其以陕西陇县“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一村一法官”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张立勇院长“放下法槌、脱下法袍”的言论为代表。上述部分做法背离了现代司法制度的要求，以损害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作为司法便民的代价，很可能损害司法的正当性。但司法便民若定位于促进民众实效性接近司法，则可融入司法改革的世界潮流，因为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各国数十年来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关键是通过建设服务型司法，促进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集中体现的人民司法与以对抗制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司法制度有机结合，既吸取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服务理念，也坚持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规律。服务型司法是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盛行的司法理念之一，强调法院是提供司法服务的专门机构，诉讼当事人是纳税人和司法服务的利用者。基于该理念，法院应在不损害司法中立性、被动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采取各种便民措施，促进民众更快捷、更低成本、更实效性地接近司法和正义。

——促进司法与民意的沟通。《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从12个方面加强民意沟通工作，强调拓宽和畅通民意的沟通渠道，有利于促进民众与法院的良性互动，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进而认同、信任和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及时掌握民众对法院工作的真实感受和想法，从而改进司法工作。为落实该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开通民意沟通电子邮箱和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实行新闻发布会月度例会制度、下发《关于通过网络途径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通知》、以多种形式征求各界代表意见、推进网站建设、实行开放日等。各级法院积极行动，目前有855家法院开通民意沟通电子信箱；所有高级人民法院皆在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公布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最高人民法院整理民意沟通邮箱开通以来至11月22日收到的7641封邮件，并概括为5类31个问题逐一回复。

健全良性互动的民意沟通机制既是践行司法为民、推进司法民主的关键，也是落实司法公开、优化司法决策、提升司法效果的重要保障，有利于促进司法廉洁、提升司法公信。司法与民意的沟通应注意：第一，民意的反映、整理和吸纳应逐渐制度化、规范化，既拓宽民众的表达渠道，也形成理性的民意甄别和回应机制。正义网等媒体建立舆情监测系统，借助软件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的做法值得借鉴。第二，发现真实的民意并将其转化为司法决策的参考因素，但须注意保持民意影响与审判独立的平衡。第三，通过民意沟通机制释放民众不满，合理引导民意，维护法治。例如，年初彭北京诉诸决斗事件，因法院利用各种方式澄清真相并加强宣传，事件得以较快平息。而邓玉娇案，即使法院迎合民意作出轻判，仍遭遇强烈质疑。其实，民众并非一定要追求特定的审判结果，而是期望司法的公开、透明和公正。草率的审判会导致司法过程缺乏正当性，而法院简单地屈从民意、不作理性回应将进一步削弱司法权威，加剧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故应加强民意沟通、司法公开、判决说理、司法民主等制度建设，在维护司法权威和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尊重并对民意进行理性引导。

——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该制度是司法救助制度的重要部分，落实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当下中国处于刑事案件高发期，刑事被害人已形成一个庞大群体，他们中80%以上无法从被告人方获得赔偿，引发了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和“三五纲要”都明确提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3月，中央政法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八个单位制定下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救助工作的管理主体、程序、标准、与社会救助的关系，明确了救助实施机构、经费来源、救助范围、条件、标准及救助程序，各地救助资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统筹安排并鼓励社会捐助，公检法可就各自所辖刑事案件向当地政法委提出被害人救助申请，由政法委统一审批。目前，全国半数以上省份制定了实施办法。如云南出台《涉诉特困人员救助办法》，建立政府主导、法院推动、民政和社保、卫生等部门相衔接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及执行救助机制），形成“救济＋低保＋医保＋就业救助＋住房救助”的全面救助方式；常州法院构建保障被害人诉讼参与、关注被害人物质损失、抚慰被害人心灵创伤、促进被告人主动赔偿并以司法救助基金为补充的救助机制。

该意见及各地法院的积极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有效的司法救助，抚慰、缓解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身心创伤及经济困境，使其恢复正常生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建立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是该制度得以正常运行和稳定发展的关键。目前，各地被害人救助资金的来源有所不同。福州、珠海等地由财政拨款；台州等地集聚了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基金孳息和其他资金；部分试点地方尚无稳定的资金来源，依靠干警、社会捐赠或者向财政、民政部门争取单项经费。中央与地方应积极展开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探索实践，尤其应研究解决经费保障问题。地方保障只是一个方面，中央应加大投入力度，逐步建立中央主导、地方支持、社会参与的救济基金筹措模式。目前，该制度的发展完善可与刑事和解的改革探索相结合，并考虑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纳入立法。长远而言，应有条件、分阶段过渡到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但这一制度的完善涉及司法权配置、救助基金筹措、社会保障体制等难题，可谓任重而道远。

三、检察改革

是检察院恢复重建30年后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开局之年。检察机关按照《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精神，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改革重点，对外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对内加强自身监督，自上而下、循序渐进、有组织、更理性地推进检察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

（一）检察改革整体规划

“-2012年检察改革规划”明确了深化检察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五项原则，指出今后一段时期深化检察改革的重点是强化法律监督和自身监督。规划包括五方面40项深化检察改革的任务：优化检察职权配置，改革和完善法律监督的范围、程序和措施，加强诉讼监督；改革和完善检察院接受监督制约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完善检察工作中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和措施，创新检察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检察组织体系和检察干部管理制度，加强队伍建设；落实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该规划是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在检察工作中的具体化，涉及检察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多个层面，是未来若干年检察改革的指南，对新一轮检察改革具有重要的规范和指导作用。截至底，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完成4项改革牵头任务（共11个子项目）中的6个子项目，同时积极配合其他改革任务牵头单位，推动各项协办改革任务进程。检察改革规划所确定的各项改革也取得一定进展。

（二）优化检察职权配置

——职务犯罪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这是《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确定的一项重大改革。9月，《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试行）》出台，明确要求省级以下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应报请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决定，并详细规定了下级检察院报请审查逮捕程序、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程序、追捕程序、发现不应逮捕的纠正程序、下级检察院不服不捕报请重新审查程序、逮捕担任各级人大代表的犯罪嫌疑人的报请许可程序、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报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程序及通过检察专网报送案卷材料等。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即将出台几项侦查监督措施，涉及改革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监督，变传统的线性审查程序为检察机关居中，包括公安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的三角模式，以及加强对侦查活动中搜查、扣押、冻结等措施的监督等。

职务犯罪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是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项检察改革，是优化检察职权配置、强化检察内部监督、保障自侦案件质量的重要举措，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同一检察机关同时行使侦查、逮捕、起诉权而造成的权力集中、监督弱化等问题，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减少可能的地方干扰，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活动也更符合司法规律。改革后，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主体、报请和决定审查逮捕的程序与方式，传统的侦查观念和模式，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的配合和衔接机制等都有所转变，对侦查工作和侦查监督工作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有关逮捕决定权及侦查监督权的配置、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的职能甚至称谓、上下级检察院均要对职务犯罪案件逮捕意见书进行审查而导致办案时间紧迫以及建立捕后跟踪监督机制等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可考虑以权力行使的司法化为改革方向，配合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改革，进一步化解该权力配置和行使不尽合理所引发的超期羁押、审前羁押率过高、“以捕代侦”等问题。此外，该项改革要求人民监督员制度及律师介入程序作出相应调整，还应补充省市两级检察机关的办案力量，逐步建立健全相应的电子检务网络和远程视频讯问系统。

——量刑建议改革试点。量刑建议试点始于1999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试行“公诉人当庭发表量刑意见”；《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出台，该制度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将“推行量刑建议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确定为公诉机制改革的重要项目，改革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浙江、重庆、四川、湖南、广东、福建、江苏等地更为广泛和深入地展开。相关规范性文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台。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是公诉权的重要权能。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检察机关都拥有量刑建议权。我国的量刑建议改革实质是公诉权回归完整的体现，有利于从机制上规范和制约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保障量刑公正，减少“同案不同判”，同时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但实践中，量刑建议试点对习惯“只求罪，不问刑”的公诉人员提出了挑战，而如何解释和处理法院判决与量刑建议不一的情形，消除当事人和民众的误解与质疑，亦需进一步研究。此外，作为一项探索性改革，各地量刑建议试点的操作模式、建议标准不一，实际效果也有较大区别。目前，量刑建议试点仍处于初期，应逐步确定合理的实体量刑基准，细化量刑规则，通过提升检察官素质、加强对量刑建议的内部和外部制约，保障建议的全面、客观、公正和准确，并注意与法院量刑改革相衔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科学构建量刑建议制度，使其与刑事被告人、辩护人的量刑请求和辩护意见一起，形成对量刑裁决权的合理制约。

——加强诉讼监督。在深入贯彻《关于在公诉工作中全面加强诉讼监督的意见》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对应立案而不立案、已立案侦查但未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法院独任审理的案件、刑事自诉案件、二审书面审理后改变一审判决的案件以及法院自行决定再审的案件等处于监督盲区的案件加大监督力度，着力监督纠正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量刑畸轻畸重、违法立案、刑讯逼供等突出问题，切实防止放纵犯罪和冤枉无辜。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初印发），要求各级检察院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重点是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刑事审判、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民事和行政诉讼的监督，并对完善监督机制、强化监督措施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明确、规范检察机关调阅审判卷宗材料、调查违法行为的程序，加大依法查办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办案背后的职务犯罪力度等。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抗诉工作和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规定》出台，明确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由检察机关不同业务部门负责承办，力图规范检察机关内设各部门的权力行使，强化检察机关抗诉工作的内部监督。湖北、黑龙江、上海等地人大也先后制定《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积极支持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北京市石景山区还探索实施诉讼监督报告制度，将发往被监督单位的诉讼监督法律文书连同被监督单位回函向同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报告备案。这一制度极具中国特色，但不符合检察制度的内在规律。

诉讼监督是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诉讼监督机制不断改革完善，但仍存在监督措施缺失、力度不够、效果甚微等问题。在司法公正缺乏足够保障的转型期，应完善监督措施，强化监督力度。但应当区分对侦查活动和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前者须大力加强，后者则应控制在适当的程度，调整和完善监督程序，减少检察机关身份与职能的冲突，防止诉讼监督对审判独立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长远而言，应考虑监督权的优化配置问题，从根本上化解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中的角色尴尬。

——促进检察建议工作。依法明确、规范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的程序是中央司法体制改革意见中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缺乏明确规定，检察建议的提出长期以来大量存在不规范和随意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界定了检察建议的性质和适用范围，明确了提出检察建议的原则、适用范围、制发主体、内容要求、发送对象、审批程序、督促落实、归口管理与统计等内容。该规定是今后检察建议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检察机关通过非诉讼措施服务大局，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法制，促进社会管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增强办案效果，促进法律正确实施。

检察建议可能针对法院，也可能针对其他单位。后者体现了检察机关的司法外职能；前者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诉讼监督，有助于在保持法检良好关系的前提下发挥更好的监督效果，在短期内可进一步完善和适用，但中长期而言可考虑废除。总体而言，检察院和法院的司法建议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主要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司法外职能。它表明司法机关的职责并非单纯定位于司法，而是作为国家治理系统的一部分，主动或被动扮演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发挥社会职能和政治职能，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司法建议制度虽小，却显示了当下中国司法制度的关键信息，即以职权主义、能动司法、“为大局服务”、强调司法的社会效果和司法外职能为特征的建议型司法。司法机关是否应承担司法外职能，承担何种职能，如何承担，值得深入探讨。但长远而言，司法应当回归司法本身的职能。

此外，深化检察委员会制度改革也是检察职权优化配置的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对于切实提高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能力和决策水平，促进检察委员会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保证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具有一定意义。但这并非终点，检察委员会制度仍需进行较大改革。检察机关还健全规范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讯问犯罪嫌疑人制度，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试行）》并报中央政法委审批。该规定实施后将有利于检察机关全面了解案情，正确掌握逮捕标准，及时发现侦查中的违法行为，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促进依法行政，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及落实相关司法改革任务的建议》，协助国务院法制办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改革，推动建立“网上衔接，信息共享”机制，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三）强化完善民主监督

加强对检察院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是今后一段时期深化检察改革的重点之一，具体涉及人大、政协、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等民主监督制度的强化和完善。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项工作报告有关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联络工作办法》等文件，检察机关接受各界民主监督的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近年来，这一领域的重点是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该制度已写入《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在专题调研基础上，形成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报中央政法委。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有可能结束，全国检察机关将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一些地方继续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如四川广安在检校合作的基础上推出以强化制度外部性为目标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广安模式”，就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管理、监督范围、程序、效力形成了系统的制度经验并稳步推广；湖南株洲由市政法委牵头，市人大、政协、总工会、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参与组成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和管理。这项改革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监督检察权的行使，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促进民众对司法的参与。

自试点至今，人民监督员制度已从局部试点实现全国推广。全国现有3137个检察院开展试点，选任人民监督员2.1万多名，监督“三类案件”和不依法办案情形2.8万多件。但从试点情况来看，这项制度发展较为缓慢，与政治上所宣扬的高度和重要性有较大差距：第一，尽管广安等地早在就开始体制外试点，但绝大多数地区仍由检察机关选任人民监督员，“自己请人监督自己”；第二，监督范围限于“三类案件”、“五种情形”，但内部监督的加强使“三类案件”大幅减少，“五种情形”的监督又难以进行，监督范围须从必要性和可行性出发进行调整；第三，监督程序的外部性、独立性、公正性难以保证；第四，监督效力不足，而效力却是制度发展的关键。检察机关担心强化监督效力会影响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其实监督范围有限，监督后持反对意见的更有限，在经过一定的沟通程序后，人民监督员仍对检察机关的处理持反对意见的，应予采纳。这不会冲击检察权的独立行使而恰恰是司法民主的真实体现。人民陪审员可行使关乎案件最终处理的审判权，人民监督员为何不可以在有限范围、有限程序内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当然，监督效力可逐步提升，内容上从强调程序刚性逐步走向实体刚性，策略上从目前由检察长决定改为检察机关应当尊重、最后发展为应当采纳监督意见。目前，不少地方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处于停滞状态，如何突破目前制度的发展瓶颈，急需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并指明方向。

（四）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和基层建设

，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主要体现在强化检察教育培训、规范化建设和检察官职业道德修养三方面。《-2012年大规模推进检察教育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强检察教育培训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和工作要求，强调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向西部和基层检察院倾斜，培训趋于规模化、规范化，将对未来的检察工作产生一定影响。但该意见只是以往教育培训工作的延续和强化。《人民检察院规范化管理体系指导性标准》、《检察业务工作操作标准（范本）》的制定以及在全国56个基层检察院展开的规范化试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检察机关提升管理水平，推动规范化建设。《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以“忠诚、公正、清廉、文明”为核心，要求检察官初任、晋升时宣誓并践行誓言，自觉遵守回避制度、妥善处理个人事务、不牟取不正当利益并注意职业形象和言谈举止。该准则是对既有《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的完善，有利于促进检察官的自律，改进检察官的执法理念、作风和礼仪，培育其职业共同体意识。但道德规范是柔性约束，健全检察官惩戒制度、完善检察工作的内外监督、落实责任追究在目前更为重要。

《-2012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推进基层检察院执法规范化、队伍专业化、管理科学化和保障现代化的“四化”建设，就主要任务作出加强思想政治、检察业务、领导班子、检察队伍、检务保障建设五方面的指引。基层检察院是检察工作的基础，关乎检察事业的整体发展。检察改革把基层建设放在战略位置，抓住了重点。但该规划的出台只是第一步，其落实情况有待观察，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法经费保障体制的进展，而且须结合实际出台若干具体实施意见和配套措施。

此外，检察机关还大力推进司法便民。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并发布《关于开通12309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的通知》，正式开通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健全举报、控告、投诉、申诉的办理、督察和反馈机制，为群众举报或咨询提供便利。但受制于有限的技术条件，许多检察机关仍未完成统一举报电话平台的建设。而对举报的回复、处理、适时通报查处情况及对举报人的保护等民众更关心的问题，仍需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检察机关还大力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推进少年司法改革，相关举措和评述参见法院改革部分。

四、司法行政领域的改革

——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是刑事执行体制和刑罚执行方式的革新，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程的重要方面。自试点以来，我国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37.8万，解除矫正18.5万，并探索形成强调政府主导的北京模式和偏重社会力量参与的上海模式等地方经验。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召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总结试点经验，部署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

该意见对协调社区矫正试行工作、健全制度与机构、缓和立法缺位的尴尬有所助益，有利于推进我国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由于制度缺位，重刑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社区发展极不成熟，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参与社区矫正的民间团体和志愿者不多，民众对社区矫正的认可度和积极性不高等原因，我国社区矫正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在部分试行地区甚至形同虚设。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审判、刑罚执行、社区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群众工作等方方面面。应加大探索力度，深入研究社区矫正的裁决、监督与执行，逐步解决其当前面临的国家立法、经费来源、队伍建设和制度完善四大问题。应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如澳大利亚的个性矫正模式、荷兰未成年人矫正的会商模式、美国成熟社区中的自治模式等，并立足中国实际，就社区矫正工作的主导机构、社区矫正力量及社会辅助力量的建设、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与原有刑罚体系合理衔接、各种配套制度等方面进一步积累经验。目前，可构建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的一体化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兼顾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和帮助服务。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社区刑罚执行权，对罪犯实施必要的监管。社会团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实现对罪犯的技能培训和教育帮扶。长远而言，应在制度逐渐完善的基础上制定《社区矫正法》。

——监所体制改革取得一定进展。早在初，国务院就批转司法部关于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提出“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改革目标，并在上海、湖南等14个省份试点，但成效不明显。，随着政法经费保障体制的改革，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监狱经费按标准财政全额保障。开始实行改革的17个非试点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14个省份组建了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监企合一”体制部分瓦解。各地基本实现监狱执法经费支出与监狱企业生产收入分开运行，监社分离也稳步推进。

鉴于云南“躲猫猫”事件暴露监所体制的诸多问题，如监所管理制度混乱、人权保障不足、管理人员渎职甚至纵容培养牢头狱霸、以权谋私、监管执法不公开、监督流于形式、问责制度缺失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全国看守所展开为期5个月的监管执法专项检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出台《看守所防范和打击“牢头狱霸”十条规定》，建立收押告知、被监管人员受虐报警和监室巡视监控等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看守所与驻所检察室监控联网建设工作的通知》，看守所监控系统与驻所检察室监控设备将联网，以实现检察机关对看守所执法活动的动态监督。但这些举措力度不大且限于局部，监所问题仍迫切需要通过监所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予以解决。除全面推动监企分开、收支分开等改革措施外，还应根据《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要求切实保护“被羁押者的权利”，完善监管执法公开和监管事故公开制度，健全举报箱、举报电话、监所领导接待日、执法监督员、实时检察监督、约见驻监所检察官及适当的民间监督等执法监督机制，强化问责和惩戒机制；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看守所制度立法权应回归全国人大，看守所应从公安机关分离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实行羁侦分离。尽管改革涉及较多方面，难以一蹴而就，但1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拘留所条例（征求意见稿）》已提及拘留所与看守所相分离，并强调执行拘留活动应接受检察监督。，监所管理问题有望通过制度完善得以部分缓解。

——大力推行法律援助十项便民措施。5月，司法部决定在全国开展“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全面推行法律援助十项便民措施：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拓宽申请渠道；做好接待咨询工作；简化受理审查程序；方便群众异地申请；建立受援人联系告知制度；选择有利于受援人的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主动接受受援人和社会监督。6月，第五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召开，*提出法律援助的“三个纳入”，即各级党政要把法律援助纳入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把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7月，《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出台。

自1994年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以来，该项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面临诸多困难。法律援助经费捉襟见肘，地区和层级之间不平衡的状况并无明显改观，法律援助服务的覆盖面、服务水平等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特别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各种体制性障碍：由于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保障，法律援助是一个“非创收”的弱势部门，不能给地方带来直接的好处，地方政府还可能不喜欢弱势群体的“维权”，以及许多地方财力有限等原因，各级地方政府不可能增加太多经费；即使经费有所增加，在当前的司法行政体制下也难以完全用于法律援助业务；法律援助的需求与供给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虽然许多公益组织提供法律援助，但政府担心其带来麻烦而予以严格限制，制约了公益法律援助组织的发展，加剧了法律援助需求与供给的落差。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必须进行体制性改革。

此外，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有所进展，司法部积极贯彻中央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遴选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的意见》，完善司法鉴定机构认证机制，牵头成立中央政法各部门共同参加的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遴选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开展遴选工作，确定了10家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人民调解法（草案）》报送国务院审核，各地继续推进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如四川广安构建了以市县区调解联合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为龙头、以专业和行业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的市、县、乡、村、组五级调解网络体系，力图整合全国各地人民调解的先进经验，实现多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衔接，打造人民调解的“广安模式”。

结语

，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法院、检察院制定了今后五年的改革纲要，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等司法机关在近二十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反思，有条不紊地推进改革。过去一年，司法改革在诸多方面有所进展。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便民、铁路公检法系统转制、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量刑程序及量刑建议改革、职务犯罪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等举措成为改革亮点。尽管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铁路公检法系统转制等改革力度仍需加大，最终效果有待观察，但改革方向已明确并启动实施，近两年内应该可以取得较大进展。

不可否认，中国的司法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的大部分改革举措需切实贯彻，并接受实践检验，作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绝大部分改革措施只是司法工作机制的调整，甚至只是工作方法的改变，未触及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部分改革如规范涉法涉诉信访、推进司法廉政建设等只是权宜之计；某些司法理念如法院强调“调解优先”需要纠正，对司法人民性的过度重视亦需反思；某些方面如审判委员会及案件请示制度的改革有所倒退，甚至可能强化了司法体制的固有弊端，尤其是司法的独立性遭受了更大的损害。但忧虑之中希望仍在：司法改革趋缓，却依然前行；尽管有反复和不足，但迈向法治和司法现代化却是大势所趋。

自1989年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推行以来，司法改革大致可分为初步展开（1989年-1998年）和全面系统推进（1998年-）两阶段。启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总体上属于1998年以来的第二波司法改革之延续，其任务、目标和特征基本相近。稍有不同的是，这一轮司法改革具有巩固深化、承上启下的特点，既是对前十年司法改革成果的反思、改进和提升，也是为未来司法改革的攻坚战奠定基础。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中国司法改革应置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及变法图强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晚清以来的司法建设一直贯穿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司法现代化主题，因此，1989年以来的司法改革整体上构成中国司法改革的第二波，第一波是清末民初以移植西方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司法建设。在此过程中，三大元素——来自西方的现代司法元素（以对抗制和形式理性为特征），源于几千年深厚历史的中国传统司法元素（以行政司法合

一、情理法结合及和平解决纠纷为特征），自192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所引入的社会主义元素（以“司法为民”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为特征）——相互冲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构成百余年来决定中国司法制度特征和走向的核心力量。中国司法改革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正是这三大元素趋向合理配置的过程。未来中国的司法改革将以现代司法元素的扩张为主要方向，融合传统司法和社会主义司法两大元素的优势，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将由此形成。

是司法改革的攻坚年，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新安排了30项改革任务，有望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上实现重点突破，在规范司法行为、监督制约权力、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取得新进展，在规范自由裁量权、重构上下级司法机关的关系、完善民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完善刑罚执行法律监督制度、加强司法职业保障、完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执纪的衔接机制、规范司法警察管理机制、完善政法业务装备配备标准等方面出台新举措。我们期待新一年的司法改革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向既符合司法发展规律又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并传承中华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继续迈进，使中国司法制度不仅适合国情和具有中国特色，也具备现代司法制度所必需的公正、效率、权威、中立、独立等特征。我们更期待，中国未来十年的司法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走向法治的新时代。司法改革的道路尽管会有阻碍和曲折，但法治理想已深入人心，迈向现代司法制度的目标不可逆转。

第17篇：司法改革年度工作报告

中国司法改革承上启下的一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司法建设，特别是二十年的司法改革，形成了较健全的司法制度，树立了更科学的司法理念，取得了较好的司法效果。但由于司法的重要性和相对保守性、改革的复杂性和相对敏感性，司法改革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呈现相对平稳和保守的特征。司法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不容轻视，未来的道路仍漫长而艰难。近年来，司法人民性的强调、调解政策的转变、“三个至上”的提出等现象导致许多人对司法改革的前景担忧，甚至认为司法改革在走回头路。而这些至多表明司法改革趋缓或进入休整期，迈向司法现代化的大方向不可逆转。实际上，新一轮司法改革已悄然展开。

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原则同意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60年来中共中央首次以政治局名义审查并原则同意司法改革事项，也是继党的xx大作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确定司法改革以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主、xx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战略任务之后，首次作出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随即对司法改革进行分工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迅速跟进，分别出台《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司法改革纲要（-2013）》（下称“三五纲要”）和《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检察改革-2012年工作规划》（下称“-2012年检察改革规划”），对未来若干年的司法改革进行整体规划。改革措施触及政法工作的体制性、保障性尤其是机制性障碍，部分改革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与前些年相比，法院、检察院等机构的改革姿态由积极张扬转为保守低调，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一轮司法改革重在“机制改革”，但现有部分改革措施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改革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等其实力度较大，直接涉及司法体制的转型。

一、综合性改革

（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总体规划

《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紧抓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强调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力图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内容涵盖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四大方面，具体包括完善民行案件执行体制，推进司法公开，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促进裁判统一，改革完善侦查监督、人大监督、党外人士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监督员制度，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改革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纪检监察工作机制、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和管理制度等60项改革任务。

该意见是及今后一段时期司法改革的总纲，体现了中央对现阶段司法改革的整体考虑，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对推进司法改革的内在要求，标志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正式启动。这是1989年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最广泛的一轮司法改革。目前，60项改革任务全部启动，其中，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改革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完善司法公开、司法考试、人民陪审员制度，加强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建立党外人士行使民主监督司法职能的工作渠道和机制等17项任务已出台方案并有序推进，其他各项改革正按计划进行。该意见将司法改革提升到关系党的执政基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政法事业发展的高度，体现了中央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具体推动司法改革的决心。因此，司法职权配置、政法经费保障等长期未能有效推进的领域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应正确把握“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改革取向，否则可能导致改革违背司法规律，减损本已低下的司法独立性程度，进而削弱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同时，对司法人民性的强调应立足于推进司法民主和建设服务型司法，从政治话语的圣坛走向司法改革的实践，应以建立完善现代司法制度为主要导向，避免进一步的司法政治化。

（二）改革和完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

加强政法经费保障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政法经费保障将由先前地方财政承担、“分灶吃饭、分级负担、分级管理”的体制转变为中央和地方“明确责任、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体制，并建立分类保障政策和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政法经费分为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分日常运行公用和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分办公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公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经费由同级财政承担；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由中央、省级和同级财政分区域按责任负担。中西部困难地区的人员经费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补助；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机构、维稳任务重的地区和经济困难地区的地市级机构，提高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公用费用和业务装备费用的比例，同时办公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可由中央、省级和同级政府财政分区域比例负担。，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经过较长时间的调研论证，改革工作进入实施阶段，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大幅增加，基层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水平有较大提高，“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收支明脱暗挂”等现象有所减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及财政部、各省级政策措施相继出台。目前，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基本解决，政法机关如何管理、运用经费从而促进司法的公正、高效和权威，成为评估改革成效的重要因素。

政法经费保障的加强，对促进司法建设，突破改革瓶颈，解决原有政法经费保障体制下的司法地方化、政法经费不足及不均衡、“收支两条线”执行不到位、部分机关选择性办案甚至以案牟利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项改革还可能引出司法机关纵向管理的新模式。但期待之中仍有忧虑。首先，改革的实施效果有待观察。尽管中央和省级部门基本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但由于“分类负担”涉及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划分，涉及分项目、分区域、分部门投入等诸多问题，如何实现区别对待和总体平衡，如何落实具体方案，仍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完善经费使用监督机制更成为紧迫任务。其次，当前的改革方案仍是阶段性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及司法的地方化并无根本变化，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有待更为彻底的改革。长远而言，应以促进司法权的统

一、独立、公正行使为目标，在司法体制逐步改革的基础上，明确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由中央统一安排人事并全额保障政法经费。当前，可考虑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进行试点改革，由中央和省级统一安排人事并全额保障政法经费，缓解较为严重的司法地方化问题。最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还需司法人事管理、设置跨区域司法机构等改革措施配套，才能从根本上消解司法地方化，从而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权威。

（三）铁路公检法系统转制

“企业办司法”不符合法治原则，铁路公检法系统转制的呼声由来已久。早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就提出，改革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和企业管理公检法的体制，将其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但因各方利益牵制，这一改革到才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7月，铁路公安民警公务员过渡工作会议召开；9月，铁路公安机关转制人员考试结束，其身份由企业职工转为公务员。但机构、财政分离等转制工作尚处于筹备协调阶段，目前铁路公安机关的人、财、权尚无实质变化，且须经公安部和铁道部共管的过渡期。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表示，铁路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要求加强省级检察院对铁路检察工作的领导，做好改革过渡期的组织协调工作，但至今仍未出台铁路法检转制的具体安排。

铁路公检法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建国初，鉴于铁路是国家大动脉、运输跨区域、社会治安不稳定等因素，我国模仿苏联建制设置了铁路公检法机关，管辖铁路沿线车、站、途中、铁路工厂、企业、铁路院校等发生的各类案件。长期以来，铁路公检法由于人事财务受控于铁路部门，存在较严重的部门保护主义和企业本位主义，涉铁案件中偏向铁路部门的司法不公问题尤为突出。例如，列车长黄建成将疑有精神病的民工曹大和捆绑致死只被判缓刑，16位公民联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铁路司法权进行违宪审查，集中反映了民众长期以来对铁路公检法的质疑。铁路公检法转制是理顺司法体制的重要改革，有助于化解铁路公检法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造成的程序不公，消除司法企业化的弊端，促进司法统一，维护司法权威。

这项改革面临多重困难，尤其是复杂的利益调整。铁路公检法转制不仅涉及铁路部门和铁路公检法，还涉及地方与中央的利益调整。铁路部门是否愿意果断交出该项行使多年的权力、铁路公检法转制后保持原有建制还是将人员分流到地方公检法、经费开支如何与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相衔接等问题，亟需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尽管大部分铁路公检法人员从企业职工转为公务员的积极性较高，但部分地区转制后收入降低的情况也可能影响改制的顺利进行。复杂的利益调整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铁路部门等转制相关部门在披露改革方案及其进展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根源。铁路公检法转制势在必行，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须妥善协调各方利益，逐步推进。从铁路公安人事转制这个突破口出发，期望铁路法检在及时跟进，加快改革步伐，增强改革透明度。此外，同样掺杂部门利益的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等，也应一律纳入国家司法体系，实现全面的司法“去企业化”。

（四）完善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

政法队伍建设重基层、重中西部，如全国政法系统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公检法司“一把手”的首次轮训；国家司法考试继续适当放宽西部地区考试报名条件与合格分数线；新疆、西藏等地试点单独组织在职法律职业人员国家司法统一考试。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也旨在化解中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政法人才的断层问题。是改革试点的第二年，6月《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出台，试点范围从14个中西部省区市扩展至除北京、天津和上海外的2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录人数从上年5160人增至23068人，重点从部队退役士兵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毕业合格者将严格依据定向岗位和培养协议到基层政法机关工作。

这项改革通过政法干警的招录培养和定向输出，力图提升政法队伍素质，促进司法职业化。多年来，中国法学教育与司法官的职业养成机制存在严重缺陷，这项“带编入学、学成入职”同时解决工作和学历问题的改革成为突破这种双重困境的有益尝试，有利于部分化解当前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从退役士兵和大专院校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还有利于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与退伍军人安置两大难题。但这项强调政治素质、培训期短、工具性强、不要求专业背景的人才培养机制能否有效推进司法职业化，能否杜绝任何名义的改派、借调、抽调而将人才真正充实于欠发达地区，能否解决长期以来基层政法机关进人不规范问题，是否会加剧法科毕业生的就业难，是否会对既有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制度造成冲击，特别是长远而言是否符合司法规律并有助于推进司法现代化进程，仍有待观察，但不必寄予过高期望。当前，该项改革仍处于试点阶段，下一步改革应更多考虑吸收法治国家较为成熟的司法官职业养成经验，特别是建立从律师到司法官的司法职业转换机制和完善司法官遴选制度，并对法学教育改革进行长远规划，实现向法律职业教育的转型。

（五）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底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该项政策，对一贯的“严打”政策进行纠偏。“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已成为近年来刑事司法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进入新阶段，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发展，社区矫正工作全面推进，《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实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和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最高人民检察院于出台《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有望于出台。该政策将在未来若干年的刑事司法改革中延续并可能上升为法律制度。

——探索刑事和解制度。刑事和解一直是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热点。地方司法机关早已开始探索。例如，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结的孟广虎故意伤害案可视为国内辩诉交易及刑事和解第一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出台，扬州市公检法司联合发布《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将刑事和解明确列为改革措施之一，各地司法机关也加大了对刑事和解的探索力度。例如，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首创的刑事和解“检调对接”机制在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等地推行，检察机关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将规定范围的刑事案件民事部分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调解成功的，可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或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等刑事处理决定。但这些做法引来了一些质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刑事和解而轻判孟伟故意杀人一案，再次引发“花钱买刑”的激烈争议。尽管如此，刑事和解的实践探索仍在继续并进入制度完善阶段。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关于规范刑事审判中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规定在自诉案件和侵犯个人权益的刑事案中，法院可在案犯与被害人达成谅解的前提下对案犯从轻或免予处罚。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类似规定。但目前各地的实践探索和制度规定仍有较大差异，可能产生一些“同案不同判”现象，增加社会对刑事和解的质疑。

刑事和解具有补偿被害人、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恢复因犯罪而受损的社会关系、防止再次犯罪、促进案件审前分流、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降低司法成本并最终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但一定程度上也冲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法定原则，富人可以“花钱买刑”而穷人只能承受刑罚，这可能会放纵甚至激励富人犯罪，削弱刑罚的威慑力。此外，被害人谅解能否以及多大程度上可抵消刑罚，犯罪对社会公益的危害如何平衡；经济赔偿是否会成为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要挟”工具；重罪和死刑案件能否适用刑事和解；刑事和解扩大了司法自由裁量权而可能产生功能异化；实践探索的主体不

一、标准各异、结果不同进而影响司法公平和公正等问题亦需考虑。问题的解决方向是立足中国实际，借鉴比较法经验，尽快统一刑事和解规则，或至少先就刑事和解的原则、案件、条件、程序、对量刑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出台指导性意见。

——继续推进少年司法改革。自1984年首个少年刑事合议庭成立以来，少年法庭经历了从专门合议庭向专门审判庭、从刑庭向综合庭、从基层法院设置向部分中级法院也设置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圆桌审判、暂缓判决、轻微犯罪的非犯罪化裁定、监管令、社会调查报告、回访考察等独具特色的审判工作制度。是少年司法制度建立25周年，在对以往改革进行阶段性总结的基础上，“三五纲要”将“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明确其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作为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贯彻“坚持、完善、改革、发展”的方针，从探索设立少年法院等方面强化少年司法改革。目前，全国共建立2219个少年法庭，31个省区市高级人民法院建立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地方三级法院少年法庭组织机构基本形成。而上海、河北、重庆、宁波、四川、山东等地已先行展开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地方改革，如封存犯罪（刑事污点）记录、出具前科消灭证明书、作出消灭前科的裁定等，取得了较好的实践经验和社会效果。少年司法改革的深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应对犯罪结构年轻化、低龄化、暴力化等日益严重的状况，有利于更好地矫正青少年犯罪、塑造温情的法院形象和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目前，少年司法改革应进一步完善地方三级法院少年法庭的设置，探索建立少年法院，在《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基础上改革完善相应立法特别是合理确定受案范围，化解少年综合庭设置与审判组织专门化、法官综合素质有限的矛盾，在进一步研究试点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和确定合理的少年犯年龄，并在兼顾各地特色的基础上统

一、规范某些制度和做法。

其他司法机关也积极参与少年司法改革，如检察院建立专门机构，加强民行诉讼中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等办案方式，加强对不捕、不诉未成年人的帮教和挽救工作。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也缘于检察机关的呼吁，上海市检察机关自以来试点的未成年人案件刑事污点限制公开制度为此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最高人民检察院还把“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办案方式，积极探索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修复社会关系的工作机制”列为年度检察工作的主要安排。司法行政机关加大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律援助力度等。但目前各政法机关的少年司法改革仍各自为政，下一步应以少年审判为核心，积极探索各机关少年司法改革措施的衔接机制。

此外，《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针对当前职务犯罪案件呈现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轻刑适用率偏高的趋势，明确规定职务犯罪案件的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的认定和运用。该意见兼具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落实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双重意义，有利于遏制法检机关在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认定和运用中的不当情形，统一地方意见分歧较大的问题，保证刑罚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六）规范涉法涉诉信访

信访是多年来各级党政部门面临的难题，司法机关亦不例外。以来，全国政法机关对涉法涉诉信访问题进行多次集中处理，但效果欠佳。为此，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意见》，以“案结事了、息诉罢访”为工作目标，提出加强源头治理、强化排查化解、规范工作流程、下移工作重心、落实司法救助、加强协调配合、严格责任查究，特别是建立涉法涉诉信访终结制、完善调解衔接，并规定中央派出巡回接访组、各级政法机关主要领导定期接访、带案下访、网络受访等便民举措，强调把解决问题放在首位，把问题解决在源头，要求严肃处理非法代理上访牟利和教唆鼓动非正常上访行为，力图强化正常信访秩序和实现信访压力下移。

该意见是《信访条例》外关于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的又一重要文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缓解上层的信访压力，强化基层责任，引导民众理性信访。但在矛盾多发、利益格局失衡、社会不公突出、纠纷预防和化解体系不完善、信访体制问题重重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信访压力不可能得到彻底改变。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体制性弊端不除，司法缺乏公正、公信和权威，涉法涉诉信访问题就难以有效化解，该意见的效用相当有限，相关改革也只能是权宜之计。信访压力下移还可能导致地方采取非常对策，如深圳市公检法司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规定可对14种“非正常上访行为”处以行政拘留、劳动教养乃至刑事责任，明显越权。

信访作为吸纳不满和避免冲突升级的疏导机制，担负着特殊功能。中短期内应予改革完善，既保证民众更便利地通过信访实现正义，又较好地维护党政及司法权威。但鉴于信访与法治精神的背离，长远而言可考虑废除，或将其彻底改造为补救性的常规权利救济机制。当下应重点关注：切实保护信访人的合法权益；改变信访工作业绩考核制度，完善信访工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和司法公正，从源头上减少信访的产生。中期的改革方向是逐步集中、整合资源，更有效地处理和疏导信访。具体方案为削弱政府各部门的信访功能，逐步过渡到由专门的信访部门处理信访事务，使信访发展为一种专门性纠纷处理机制，同时提升信访层级，逐步撤销国家机关各部门信访机构，县级仅保留信访局，进而设置中央、省、地（市）三级信访机构。长远的改革方案，可考虑借鉴瑞典等国的申诉专员制度，建立专门性信访处理机构，设中央和省两级申诉专员公署，实行两级申诉制度。英国衡平法院最初的功能有些类似于信访，旨在为不能通过常规途径救济的情形提供伸冤机会，后来逐渐发展为一套正式的司法程序，最终于19世纪实现与普通法院的合并。信访机构亦可逐步专业化，最终改造为准司法性申诉机构。此项改革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行政乃至政治改革，也需要司法、仲裁、调解、行政处理等常规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相配合。

二、法院改革

，法院贯彻《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集中针对法院工作机制存在的问题，转变理念、改革制度并创新举措，出台了“三五纲要”，并通过优化审判和执行权配置、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司法公开、深化量刑程序改革、规范司法行为、完善司法便民、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措施，着力推进法院改革。

（一）法院改革整体规划

底，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改革的十项任务：优化职权配置；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执行工作体制；加强法官职业保障；完善陪审员与法警制度；完善审判管理体系；全面落实审判公开原则。这些任务贯彻中央精神，延续并深化了前一阶段的法院改革。《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与工作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随后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法院改革的任务安排，要求各级法院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要求，根据本地实际，制定具体改革方案和实施步骤，严格落实责任。

这些改革任务随后被纳入“三五纲要”。“三五纲要”的内容包括优化法院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法院队伍建设、加强法院经费保障和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五大方面，每一方面包含多项改革任务。“三五纲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五”、“二五”改革基础上，结合法院实际情况制定的今后五年法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新一轮法院改革工作的全面启动。作为“三五”的开局之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将司法改革列为工作重点。但与《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下称“二五纲要”）相比，“三五纲要”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二五纲要”以司法的专业化为方向，更着力追求司法的中立性、被动性、公开性、终局性和独立性；而“三五纲要”更强调司法的人民性，更强调满足民众的司法需求，更关注民众对法院工作的外在评价，党的领导、服务大局等政治性要求得到进一步强调和拔高。

（二）优化法院职权配置

合理配置司法职权涉及司法的体制、机制和程序改革，是中国司法改革的主线之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既涉及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之间的职权配置，也涉及各司法机关内部的职权配置。前者旨在进一步完善各政法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体制和机制，这一轮改革将主要涉及侦查监督的改革完善，部分刑事案件侦查权从检察院转由公安机关或其他机关实施，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等。就法院而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

——量刑改革。“二五纲要”提出研究制定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健全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三五纲要”再次要求进行量刑程序改革，《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随后出台，120多家指定法院展开量刑规范化试点，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等相继启动量刑程序改革“计划外试点”。试点旨在保障司法公正，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增强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实现量刑公正和均衡，减少“同罪不同罚”的情形，促进法律的统一适用。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实现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离是改革的核心内容，而改革传统经验量刑法，建立一套“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科学规范的量刑方法涉及量刑改革的实体方面。此外，一些地方尝试的量刑答辩程序、量刑理由公开也是促进量刑公正的重要方面。

，许多试点法院的量刑活动更公正、均衡，“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有所转变，判决结果与试点前的量刑情况总体平衡，上诉率、抗诉率及二审改判、发回重审率均有所降低。但试点也遇到诸如被告人不认罪案件、公诉人不出庭的简易程序案件如何适用量刑答辩程序等问题。在较为粗放的现行刑罚制度下，涉及量刑程序、标准、方法等内容的量刑改革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与立法机关对刑罚种类、基准和幅度的细化规定，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改革等相衔接，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各类犯罪行为的基准刑及各种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并抑制量刑程序独立所导致的效率降低，还需要进一步做好量刑理由的阐明工作，应在不断总结经验、加强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完善制度。

——执行体制及工作机制改革。，中央政法委和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开展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总结提出清理执行积案“十个严禁”工作原则；纪检监察部门加大对不当干预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力度；初步建立党委政法委组织协调、法院主办、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执行联动工作机制；执行审查权与实施权分由法院不同的内设机构行使；法院执行网络系统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局联网，与公安部身份证采集系统、出入境信息登记、人民币银行账户结算管理系统等对接正在协调中；底前受理的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基本执结，“执行难”问题得到部分缓解。近十多年来，“运动式”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多次开展，但“执行难”、“执行乱”仍是困扰法院乃至政法工作的难题。解决问题的方向是完善制度，规范执行人员的执法行为，建立适当的执行威慑和激励机制，促使义务人自动履行。

“三五纲要”将“改革和完善民事、行政案件执行体制”作为优化法院职权配置的重要内容。在《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的重大修改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执行程序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颁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案件流程管理规则（试行）》、《关于建立和完善国家执行联动威慑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也即将出台。

《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有利于分散相关权利，对重点执行环节加强监督，规范法院执行行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执行工作的若干意见》是近几年执行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指导性文件。其内容包括优化执行权配置、强化执行监督制约、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完善立审执协调配合机制、建立有效的执行信访处理机制、加快执行联动机制建设等，强调从法院内部分离执行审查权和实施权、调动立审执等多方面力量支持执行，从外部借力构建执行联动机制，从内外两方面强化执行监督。该意见有利于规范执行程序和执行行为，形成统一的执行工作体制。实际上，该意见规定的许多制度和做法早已实施，但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制度化。例如，通过设立执行指挥中心等方式建立执行快速反应机制，建立执行联动机制，建设全国法院执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统，开通全国法院被执行人信息查询网上平台，建立法官违纪违法举报中心网站，设立专门的执行监督员、廉政监察员等。

地方法院也积极探索，如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市法院执行工作的意见》，将执行权细化为启动权、实施权、裁决权和监督权，实行分设执行机构、执行法官轮岗等措施，并构建当事人监督、特邀监督员监督、人民陪审员参与执行、设立专职廉政监察员、社会组织或个人申请监督的立体化执行监督体系。但这些监督体系皆属柔性监督，难以实现理想的监督效果。从全国普遍的情况来看，执行权的细分也许有助于加强内部监督和提高执行质量，但也可能降低执行效率，不利于解决“执行难”问题，而且执行权的分权局限于法院执行部门内，实践中难免存在裁决与执行相混同、先执行后补裁决甚至各环节协同进行“暗箱操作”等情形，可能导致执行分权流于形式。

除“执行难”、“执行乱”等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外，执行体制及工作机制改革还需解决执行权的定位、性质、执行检察监督等理论问题。执行权可分为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前者属于审判权范畴，后者具有行政权的性质。执行权由法院行使并无不妥，但从效率方面考虑，其定位和归属并非不可讨论。关于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仍需进一步研究。总体上，执行权的优化配置不仅需要符合司法规律，更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应针对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推动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再审的职权优化配置。出台《关于受理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的若干意见》，旨在规范法院处理相关案件的工作流程，细化再审程序，强调提审优先。这是对《民事诉讼法》再审程序修改和相关司法解释的细化。为应对申诉、信访涌向高级别法院和民事申请再审案件上提一级所带来的立案压力，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分设为立案一庭、立案二庭，一庭负责受理申诉、涉诉信访案件和一般立案工作，二庭专门负责审查再审申请。内部机构及分工调整便于通过分类管理优化立案工作机制，并可能对下级法院形成示范。总体上，再审程序的改革有限，实质只是先前改革的延续和部分的机制完善，而且诸如限制以相同理由再次申请再审等规定还引发了一些争议。

再审涉及法院与检察院、上下级法院及法院内部的职权配置，其制度设计应坚持在维护司法终局性的基础上有限纠错。再审程序的改革仍有较大空间，如法院依职权启动再审的权力应当取消，当事人申请再审彻底改造为再审之诉，进一步明确再审标准等。近年来几乎未动的刑事再审制度亦需在启动主体、事由、程序等方面进行完善。当前处于矛盾多发的社会转型期，司法公信力不足，可适当强调再审的依法纠错功能，但长远而言更应注重保障司法的终局性，将再审定位于非常情况下的特殊救济，有些无害之错可以忽略，而一般性纠错交由审级制度完成。当然，审级制度也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优化职权配置的地方探索。各地法院积极探索内部职权的优化配置。例如，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建立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的制约监督机制，以案件流程管理为主线，运用信息化等手段，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两权”运行模式。该项改革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审委会、院长、庭长、合议庭、法官的职责，有利于解决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定位不明、权限不清、职责错位、机制缺失等问题。又如，各地法院积极探索环保审判。自贵阳市设立环境保护审判庭以来，无锡、昆明、玉溪等地法院相继效仿。底，云南召开全省法院环境保护审判庭建设及案件审理座谈会，制定了环保案件“审判指南”，将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拓展为“检察院及在我国境内经过依法登记的、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公益性社会团体”。而贵州清镇法院受理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清镇国土局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开创了社团提起公益诉讼的先河。环境保护审判庭的设立，特别是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放宽，有利于推动环境司法保护，促进民众参与司法。

法院职权的优化配置，纵向涉及上下级法院的关系，横向涉及不同地域法院的管辖权安排，法院内部涉及不同机构和人员之间的职责划分。应合理界定职权，建立以审判权为中心，分工合理、职责明确、制约平衡的法院权力结构，形成配置科学、运行顺畅、公开透明的司法工作机制。这项改革任务相当艰巨，改革阻力主要来自于法院自身，如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调整主要以上级法院放弃对下级法院的诸多权力为前提，法院内部审委会、院长、庭长、合议庭、审判长、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管理人员、辅助人员之间的职责划分须以限制“领导”的权力为基础，因此，只要法院系统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下定决心，完全有可能逐步实现法院职权的优化配置。

（三）规范司法行为

规范司法行为是提升司法公信的主要途径。在《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和新修订的《人民法院纪律处分条例》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五个严禁”、提出反腐倡廉九项重点、建立廉政监察员制度、出台整肃院风院纪的三项规定，地方如重庆还尝试在市级司法机关领导干部中率先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进一步加强司法廉政建设，规范司法行为，并通过案例指导制等方式促进司法统一。

——推进司法廉政建设。“五个严禁”直指易滋生司法腐败的主要方面和环节，以禁令方式约束法官行为，包括严禁接受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请客送礼，严禁违反规定与律师进行不正当交往，严禁插手过问他人办理的案件，严禁在委托评估、拍卖等活动中徇私舞弊，严禁泄露审判工作秘密。“五个严禁”只是对法官基本行为规范的重申，这本身就表明维护司法廉洁任务的艰巨性。为落实禁令，最高人民法院开通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要求各级法院向社会公布具有24小时自动接听功能的举报电话。至年底，各级法院共处理违反“五个严禁”规定的干警319人，其中120人移送司法处理。若能继续切实执行，做到信息公开，及时回复，适时通报查处情况，并给予举报人进一步申诉的机会，该禁令可在一定程度上震慑腐败、整肃队伍、重塑法官形象。未来应建立科学的法官惩戒制度，这比禁令更能促进司法行为的规范。

反腐倡廉九项重点提出强化纪律、完善监督、改革制度等要求，指明法院本年度反腐工作的重心，是《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的延续和落实，也是近期法院廉政工作的实施纲领。但长远而言，应完善反腐倡廉长效机制，构建职权明确、监督到位、追究有力的责任体系，紧抓权力行使的关键环节，加强对领导干部、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部门和岗位的监督，而不限于问题严重时的集中整改。廉政监察员制度是法院针对违法违纪易发多发的审判、执行部门设立专人监控的内部监督举措，由一定级别的资深法官担任廉政监察员，通过廉政教育、检查监督、指导咨询、报告问题等方式协助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院监察部门开展反腐倡廉工作。截止初，全国已有2392个法院建立廉政监察员制度，配备24521名廉政监察员。但该制度缺陷明显，如自己监督自己，廉政监察员的副职身份决定其对部门领导的服从，监督效力最强莫过于启动监察程序，因而很可能流于形式，难以实现有效的内部监督。最高人民法院自2月起执行考勤、着装、机关行政管理三项规定，整肃院风院纪，各级法院相继效仿。此举旨在重塑法官和法院形象，对改善司法形象有一定作用。但良好的司法形象不仅在于着装规范、纪律严明，更在于司法公正。维护司法廉洁应从根本入手，小修小补成效不大。

——促进司法裁判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知识产权案件年度报告，汇集了上年度审结的23件典型案件的判理摘要。这些案例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示范功能。该举措可视为法院探索案例指导制的一部分。成都孙伟铭醉驾案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判例，各地法院纷纷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就此案相关问题征求各方意见、形成共识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个案判决的做法，可视为指导性案例形成和发布机制的一种探索。此外，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率先探索建立省级案例指导制度，形成全省联动、层次分明的案例指导体系。

“二五纲要”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但该任务尚未完成。中国建立案例指导制符合两大法系的融合趋势，具备司法的案例传统、法院的实践经验等有利基础，但也面临操作性和体制性困难，如存在可能冲击立法权的担忧。实际上，案例指导制旨在弥补成文法的不足，确立统一的司法标准，降低地方差异对司法的不当影响并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只是立法阴影下适度的能动司法，只要法律适用坚持成文法优先、指导性案例为补充，就不会导致司法权冲击立法权。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是关键问题，当前应赋予其事实上的拘束力，而不作为正式的法律渊源。制度建设应坚持“两步走”：当下的直接目标是化解较为严重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并重视案例指导制运行条件的培育，如完善判决公开制度、建立判例汇编和发布平台等；长远而言应全方位、多层次挖掘其功能，实现司法灵活性与立法严谨性的结合，促进司法统一。

（四）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转型时期的冲突频繁发生，并日益呈现多样化、复杂化、扩大化、激烈化等特征，通过适当途径及时有效化解纠纷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重大任务。从20世纪末开始，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以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日益受到重视。，中央政法委与全国人大法工委牵头，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法制办、司法部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项目启动。，最高人民法院将其作为年度重点改革项目，倡导各级法院积极探索。，“三五纲要”将其列为“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的重要内容，力求打造“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多方参与、司法推动”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将调解作为重中之重，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政策，出台《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积极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践探索。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19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伴随法治的成长，调解为法治中心的观念所抑制而受到轻视，效用明显下降。21世纪初，由于法院案件压力增大、“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等原因，调解的功能重获重视。-，最高人民法院相继颁布《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司法部颁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提出“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十六字方针。，《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7月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予以重申。

调解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据核心地位，其重要作用毋庸置疑。但目前有关调解的司法政策有过度重视之嫌，可能导致权利打折、规则缺失和司法权威的削弱。实践中，部分法院为迎合上级、追求“政绩”，进一步放大了“调解优先”的负面效应：调解被简单地与“和谐”、“为民”相等同；调解率成为法院、庭室、法官个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不少法院过于强调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倡导建立多次、多轮、多级的调解机制；重复调解、久调不决等情形增多；少数法院甚至宣称创造了“零判决”等。这导致部分学者甚至司法人员产生司法改革正在倒退的担忧，法院毕竟不是“调解院”。有必要区分法院内外的调解，法院外调解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法院调解则应适度，“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和调解率的硬性要求值得反思。

——强化司法公开。《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明确要求立案、庭审、执行、听证、文书、审务必须依法、及时和全面公开，并试图建立过问案件登记、说情干扰警示、监督情况通报等制度。总体而言，该规定扩大了司法公开范围，拓宽了司法公开渠道，有利于统一各地法院的公开举措，保障民众对审判、执行等法院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规范司法行为，保障司法公正。但“过问公开”等制度只是当下审判独立遭遇太多干预的无奈举措，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做法，实践中也曾成为维护审判独立的策略和压力转移机制，但纳入正式制度后其效果必然有限，它们无法抵挡对司法的体制性干预，最多只会使“过问”、“说情”等采取更隐秘的方式。审判公开是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司法改革的切入点，也一直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传媒的迅猛发展，诸如芜湖中院“关门审判”等司法不公和暗箱操作的曝光，民众对司法透明的要求日益强烈，完善司法公开制度成为回应社会需求的重要方面。的司法公开改革措施，从庭审公开扩展到全方位的司法公开，从过程公开为主到过程与结果公开相结合，从权力实施转向作为诉讼权利和民主权利保障的司法公开。但这项规定能否全面落实并取得良好效果，仍有待观察。

在大力强化司法公开的前提下，也应注意：第一，司法公开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实现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的手段。司法不应为公开而公开，公开的内容和程度应考虑司法规律、民众需求、当事人诉权及私隐保护、影响法院形象及公信的因素等。第二，不应对司法公开的功能期待过高。司法公开强调过程与结果的公开，但司法运作还存在一套非正式规则，若不解决这一问题，司法无论多么公开透明，也很难提升司法公信。第三，司法公开与司法公信互相促进，除强调各种司法公开的技术性规则外，特别要从当下司法公信和权威失落的根本原因入手解决问题。司法公开不仅是对民众司法需求的满足，也是培育民众法治意识和司法公信的重要途径。第四，保障当事人和民众对司法公开“技术”的接近。第五，尽管改革措施较为先进，但仍不够具体明确，实践中还需进一步探索，而且关键在于贯彻落实。

——协调司法与媒体的关系。《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规范了媒体旁听和采访报道制度，明确了法院新闻宣传的统一管理部门和对外口径，建立了法院与媒体及其主管部门固定的沟通联络机制，强调法院为媒体采访提供便利，也规定了媒体的责任。法院应重视媒体的作用，不限制采访并积极提供必要协助，但无需过于迁就媒体，审判场所座席不足应优先保证媒体的需要但不必设立媒体席；媒体应遵守相关纪律和职业道德，真实客观地报道案件，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该规定远不能达到目标，而只是促进司法与媒体良性互动的一项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还显露出法院面对媒体一定程度的“自卫”姿态，特别是第九条有关媒体责任的规定引发了限制媒体报道的担忧，甚至有超越法院职权范围之嫌。如何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既杜绝媒体审判又保证新闻自由，仍需在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磨合。此外，3.84亿网民汇成的网络舆情对司法的影响越来越大，既保持司法中立又考虑网络舆情成为司法机关必须面对的难题。该规定未考虑网络舆情是一个重大缺陷。而无论面对媒体监督还是网络舆情，确保司法公正、加强司法公开、及时沟通回应皆是法院实现与媒体、网络良性互动的主要途径。

（六）司法为民

近年来司法机关倾力打造司法为民形象，“三五纲要”将“健全司法为民工作机制”列为今后五年内司法改革的重点，司法为民成为司法改革的主旋律。推进司法公开、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都被列为司法为民的重要内容，鉴于相关改革自成体系，报告单独讨论。此处重点评述法院的司法便民、司法与民意的沟通以及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积极探索涉诉信访处理机制，全国法院广泛深入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活动，“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成为法院工作主题，司法救助制度、行政诉讼立案保障等工作也得到发展完善。这些改革包含了服务型司法理念，有助于民众接近司法和正义。

——加强司法便民。司法便民是司法为民的重要方面，是建设服务型司法、方便民众利用司法、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重要途径。《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从加强诉讼服务、司法公开、监督管理，强调依法简化程序、调查取证和促进司法大众化等方面着手，要求各级法院设立专门的诉讼服务部门，建立非工作日立案和信访接待、上门立案、远程立案、诉讼风险提示、繁简分流与速裁等制度，加强巡回办案、审限监督、司法协助、司法救助等工作。这一系列措施体现了司法的人文关怀，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司法便民工作的实施纲领。许多地方法院积极探索，如《江苏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实施意见（-2013）》强调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全程诉讼服务，全省法院皆设立诉讼服务中心；上海、广东、山东、福建、黑龙江、湖南等地进一步整体推进“立案信访窗口”建设；贵州出台《司法便民三十三项具体措施》；重庆法院以128个法庭为中心，建立庭、站、点、员四位一体，覆盖全辖区的便民诉讼网络。

司法便民、调解优先等司法为民举措，体现了人民司法的要求。在司法为民等政治性口号的激励下，一些法院走得更远，尤其以陕西陇县“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一村一法官”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张立勇院长“放下法槌、脱下法袍”的言论为代表。上述部分做法背离了现代司法制度的要求，以损害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作为司法便民的代价，很可能损害司法的正当性。但司法便民若定位于促进民众实效性接近司法，则可融入司法改革的世界潮流，因为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各国数十年来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关键是通过建设服务型司法，促进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集中体现的人民司法与以对抗制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司法制度有机结合，既吸取马锡五审判方式中的服务理念，也坚持现代司法制度的基本规律。服务型司法是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盛行的司法理念之一，强调法院是提供司法服务的专门机构，诉讼当事人是纳税人和司法服务的利用者。基于该理念，法院应在不损害司法中立性、被动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采取各种便民措施，促进民众更快捷、更低成本、更实效性地接近司法和正义。

——促进司法与民意的沟通。《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从12个方面加强民意沟通工作，强调拓宽和畅通民意的沟通渠道，有利于促进民众与法院的良性互动，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进而认同、信任和支持法院工作，帮助法院及时掌握民众对法院工作的真实感受和想法，从而改进司法工作。为落实该意见，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开通民意沟通电子邮箱和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实行新闻发布会月度例会制度、下发《关于通过网络途径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通知》、以多种形式征求各界代表意见、推进网站建设、实行开放日等。各级法院积极行动，目前有855家法院开通民意沟通电子信箱；所有高级人民法院皆在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公布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最高人民法院整理民意沟通邮箱开通以来至11月22日收到的7641封邮件，并概括为5类31个问题逐一回复。

健全良性互动的民意沟通机制既是践行司法为民、推进司法民主的关键，也是落实司法公开、优化司法决策、提升司法效果的重要保障，有利于促进司法廉洁、提升司法公信。司法与民意的沟通应注意：第一，民意的反映、整理和吸纳应逐渐制度化、规范化，既拓宽民众的表达渠道，也形成理性的民意甄别和回应机制。正义网等媒体建立舆情监测系统，借助软件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的做法值得借鉴。第二，发现真实的民意并将其转化为司法决策的参考因素，但须注意保持民意影响与审判独立的平衡。第三，通过民意沟通机制释放民众不满，合理引导民意，维护法治。例如，年初彭北京诉诸决斗事件，因法院利用各种方式澄清真相并加强宣传，事件得以较快平息。而邓玉娇案，即使法院迎合民意作出轻判，仍遭遇强烈质疑。其实，民众并非一定要追求特定的审判结果，而是期望司法的公开、透明和公正。草率的审判会导致司法过程缺乏正当性，而法院简单地屈从民意、不作理性回应将进一步削弱司法权威，加剧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故应加强民意沟通、司法公开、判决说理、司法民主等制度建设，在维护司法权威和法治原则的基础上尊重并对民意进行理性引导。

——建立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该制度是司法救助制度的重要部分，落实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当下中国处于刑事案件高发期，刑事被害人已形成一个庞大群体，他们中80%以上无法从被告人方获得赔偿，引发了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和“三五纲要”都明确提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3月，中央政法委会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八个单位制定下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救助工作的管理主体、程序、标准、与社会救助的关系，明确了救助实施机构、经费来源、救助范围、条件、标准及救助程序，各地救助资金由地方各级政府财政统筹安排并鼓励社会捐助，公检法可就各自所辖刑事案件向当地政法委提出被害人救助申请，由政法委统一审批。目前，全国半数以上省份制定了实施办法。如云南出台《涉诉特困人员救助办法》，建立政府主导、法院推动、民政和社保、卫生等部门相衔接的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及执行救助机制），形成“救济＋低保＋医保＋就业救助＋住房救助”的全面救助方式；常州法院构建保障被害人诉讼参与、关注被害人物质损失、抚慰被害人心灵创伤、促进被告人主动赔偿并以司法救助基金为补充的救助机制。

该意见及各地法院的积极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实现有效的司法救助，抚慰、缓解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身心创伤及经济困境，使其恢复正常生活，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建立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是该制度得以正常运行和稳定发展的关键。目前，各地被害人救助资金的来源有所不同。福州、珠海等地由财政拨款；台州等地集聚了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基金孳息和其他资金；部分试点地方尚无稳定的资金来源，依靠干警、社会捐赠或者向财政、民政部门争取单项经费。中央与地方应积极展开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探索实践，尤其应研究解决经费保障问题。地方保障只是一个方面，中央应加大投入力度，逐步建立中央主导、地方支持、社会参与的救济基金筹措模式。目前，该制度的发展完善可与刑事和解的改革探索相结合，并考虑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纳入立法。长远而言，应有条件、分阶段过渡到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但这一制度的完善涉及司法权配置、救助基金筹措、社会保障体制等难题，可谓任重而道远。

——量刑建议改革试点。量刑建议试点始于1999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试行“公诉人当庭发表量刑意见”；《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出台，该制度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将“推行量刑建议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确定为公诉机制改革的重要项目，改革试点工作在北京、上海、浙江、重庆、四川、湖南、广东、福建、江苏等地更为广泛和深入地展开。相关规范性文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出台。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是公诉权的重要权能。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检察机关都拥有量刑建议权。我国的量刑建议改革实质是公诉权回归完整的体现，有利于从机制上规范和制约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保障量刑公正，减少“同案不同判”，同时提高诉讼效率，节省司法资源。但实践中，量刑建议试点对习惯“只求罪，不问刑”的公诉人员提出了挑战，而如何解释和处理法院判决与量刑建议不一的情形，消除当事人和民众的误解与质疑，亦需进一步研究。此外，作为一项探索性改革，各地量刑建议试点的操作模式、建议标准不一，实际效果也有较大区别。目前，量刑建议试点仍处于初期，应逐步确定合理的实体量刑基准，细化量刑规则，通过提升检察官素质、加强对量刑建议的内部和外部制约，保障建议的全面、客观、公正和准确，并注意与法院量刑改革相衔接。《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应科学构建量刑建议制度，使其与刑事被告人、辩护人的量刑请求和辩护意见一起，形成对量刑裁决权的合理制约。

——加强诉讼监督。在深入贯彻《关于在公诉工作中全面加强诉讼监督的意见》的基础上，检察机关对应立案而不立案、已立案侦查但未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法院独任审理的案件、刑事自诉案件、二审书面审理后改变一审判决的案件以及法院自行决定再审的案件等处于监督盲区的案件加大监督力度，着力监督纠正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量刑畸轻畸重、违法立案、刑讯逼供等突出问题，切实防止放纵犯罪和冤枉无辜。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初印发），要求各级检察院进一步加强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工作，重点是加强对刑事立案、侦查活动、刑事审判、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民事和行政诉讼的监督，并对完善监督机制、强化监督措施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明确、规范检察机关调阅审判卷宗材料、调查违法行为的程序，加大依法查办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办案背后的职务犯罪力度等。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抗诉工作和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规定》出台，明确抗诉工作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由检察机关不同业务部门负责承办，力图规范检察机关内设各部门的权力行使，强化检察机关抗诉工作的内部监督。湖北、黑龙江、上海等地人大也先后制定《关于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积极支持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北京市石景山区还探索实施诉讼监督报告制度，将发往被监督单位的诉讼监督法律文书连同被监督单位回函向同级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报告备案。这一制度极具中国特色，但不符合检察制度的内在规律。

诉讼监督是检察工作的重要内容。近年来诉讼监督机制不断改革完善，但仍存在监督措施缺失、力度不够、效果甚微等问题。在司法公正缺乏足够保障的转型期，应完善监督措施，强化监督力度。但应当区分对侦查活动和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前者须大力加强，后者则应控制在适当的程度，调整和完善监督程序，减少检察机关身份与职能的冲突，防止诉讼监督对审判独立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长远而言，应考虑监督权的优化配置问题，从根本上化解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中的角色尴尬。

——促进检察建议工作。依法明确、规范检察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的程序是中央司法体制改革意见中一项重要内容。由于缺乏明确规定，检察建议的提出长期以来大量存在不规范和随意现象。，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界定了检察建议的性质和适用范围，明确了提出检察建议的原则、适用范围、制发主体、内容要求、发送对象、审批程序、督促落实、归口管理与统计等内容。该规定是今后检察建议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某种意义上有利于检察机关通过非诉讼措施服务大局，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法制，促进社会管理，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增强办案效果，促进法律正确实施。

检察建议可能针对法院，也可能针对其他单位。后者体现了检察机关的司法外职能；前者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诉讼监督，有助于在保持法检良好关系的前提下发挥更好的监督效果，在短期内可进一步完善和适用，但中长期而言可考虑废除。总体而言，检察院和法院的司法建议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主要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司法外职能。它表明司法机关的职责并非单纯定位于司法，而是作为国家治理系统的一部分，主动或被动扮演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发挥社会职能和政治职能，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司法建议制度虽小，却显示了当下中国司法制度的关键信息，即以职权主义、能动司法、“为大局服务”、强调司法的社会效果和司法外职能为特征的建议型司法。司法机关是否应承担司法外职能，承担何种职能，如何承担，值得深入探讨。但长远而言，司法应当回归司法本身的职能。

此外，深化检察委员会制度改革也是检察职权优化配置的重要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对于切实提高检察委员会的议事能力和决策水平，促进检察委员会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保证依法正确行使检察权，推动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具有一定意义。但这并非终点，检察委员会制度仍需进行较大改革。检察机关还健全规范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讯问犯罪嫌疑人制度，制定《人民检察院办理审查逮捕案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试行）》并报中央政法委审批。该规定实施后将有利于检察机关全面了解案情，正确掌握逮捕标准，及时发现侦查中的违法行为，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促进依法行政，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关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情况及落实相关司法改革任务的建议》，协助国务院法制办推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改革，推动建立“网上衔接，信息共享”机制，督促行政执法机关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

（三）强化完善民主监督

加强对检察院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是今后一段时期深化检察改革的重点之一，具体涉及人大、政协、特约检察员、人民监督员等民主监督制度的强化和完善。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项工作报告有关工作的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联络工作办法》等文件，检察机关接受各界民主监督的工作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近年来，这一领域的重点是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该制度已写入《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在专题调研基础上，形成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并报中央政法委。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有可能结束，全国检察机关将全面推行人民监督员制度。一些地方继续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如四川广安在检校合作的基础上推出以强化制度外部性为目标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广安模式”，就人民监督员的选任管理、监督范围、程序、效力形成了系统的制度经验并稳步推广；湖南株洲由市政法委牵头，市人大、政协、总工会、妇联等单位负责人参与组成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和管理。这项改革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监督检察权的行使，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促进民众对司法的参与。

自试点至今，人民监督员制度已从局部试点实现全国推广。全国现有3137个检察院开展试点，选任人民监督员2.1万多名，监督“三类案件”和不依法办案情形2.8万多件。但从试点情况来看，这项制度发展较为缓慢，与政治上所宣扬的高度和重要性有较大差距：第一，尽管广安等地早在就开始体制外试点，但绝大多数地区仍由检察机关选任人民监督员，“自己请人监督自己”；第二，监督范围限于“三类案件”、“五种情形”，但内部监督的加强使“三类案件”大幅减少，“五种情形”的监督又难以进行，监督范围须从必要性和可行性出发进行调整；第三，监督程序的外部性、独立性、公正性难以保证；第四，监督效力不足，而效力却是制度发展的关键。检察机关担心强化监督效力会影响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其实监督范围有限，监督后持反对意见的更有限，在经过一定的沟通程序后，人民监督员仍对检察机关的处理持反对意见的，应予采纳。这不会冲击检察权的独立行使而恰恰是司法民主的真实体现。人民陪审员可行使关乎案件最终处理的审判权，人民监督员为何不可以在有限范围、有限程序内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当然，监督效力可逐步提升，内容上从强调程序刚性逐步走向实体刚性，策略上从目前由检察长决定改为检察机关应当尊重、最后发展为应当采纳监督意见。目前，不少地方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处于停滞状态，如何突破目前制度的发展瓶颈，急需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并指明方向。

（四）加强检察队伍建设和基层建设

，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主要体现在强化检察教育培训、规范化建设和检察官职业道德修养三方面。《-2012年大规模推进检察教育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强检察教育培训工作的总体思路、基本目标、基本原则和工作要求，强调提升法律监督能力，向西部和基层检察院倾斜，培训趋于规模化、规范化，将对未来的检察工作产生一定影响。但该意见只是以往教育培训工作的延续和强化。《人民检察院规范化管理体系指导性标准》、《检察业务工作操作标准（范本）》的制定以及在全国56个基层检察院展开的规范化试点，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检察机关提升管理水平，推动规范化建设。《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试行）》以“忠诚、公正、清廉、文明”为核心，要求检察官初任、晋升时宣誓并践行誓言，自觉遵守回避制度、妥善处理个人事务、不牟取不正当利益并注意职业形象和言谈举止。该准则是对既有《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的完善，有利于促进检察官的自律，改进检察官的执法理念、作风和礼仪，培育其职业共同体意识。但道德规范是柔性约束，健全检察官惩戒制度、完善检察工作的内外监督、落实责任追究在目前更为重要。

《-2012年基层人民检察院建设规划》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推进基层检察院执法规范化、队伍专业化、管理科学化和保障现代化的“四化”建设，就主要任务作出加强思想政治、检察业务、领导班子、检察队伍、检务保障建设五方面的指引。基层检察院是检察工作的基础，关乎检察事业的整体发展。检察改革把基层建设放在战略位置，抓住了重点。但该规划的出台只是第一步，其落实情况有待观察，并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政法经费保障体制的进展，而且须结合实际出台若干具体实施意见和配套措施。

此外，检察机关还大力推进司法便民。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规定》并发布《关于开通12309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的通知》，正式开通全国检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健全举报、控告、投诉、申诉的办理、督察和反馈机制，为群众举报或咨询提供便利。但受制于有限的技术条件，许多检察机关仍未完成统一举报电话平台的建设。而对举报的回复、处理、适时通报查处情况及对举报人的保护等民众更关心的问题，仍需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检察机关还大力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积极探索刑事和解制度，推进少年司法改革，相关举措和评述参见法院改革部分。

四、司法行政领域的改革

——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是刑事执行体制和刑罚执行方式的革新，也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程的重要方面。自试点以来，我国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37.8万，解除矫正18.5万，并探索形成强调政府主导的北京模式和偏重社会力量参与的上海模式等地方经验。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召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总结试点经验，部署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

该意见对协调社区矫正试行工作、健全制度与机构、缓和立法缺位的尴尬有所助益，有利于推进我国非监禁刑罚执行制度，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由于制度缺位，重刑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社区发展极不成熟，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参与社区矫正的民间团体和志愿者不多，民众对社区矫正的认可度和积极性不高等原因，我国社区矫正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在部分试行地区甚至形同虚设。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审判、刑罚执行、社区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群众工作等方方面面。应加大探索力度，深入研究社区矫正的裁决、监督与执行，逐步解决其当前面临的国家立法、经费来源、队伍建设和制度完善四大问题。应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如澳大利亚的个性矫正模式、荷兰未成年人矫正的会商模式、美国成熟社区中的自治模式等，并立足中国实际，就社区矫正工作的主导机构、社区矫正力量及社会辅助力量的建设、社区矫正工作的有效开展、与原有刑罚体系合理衔接、各种配套制度等方面进一步积累经验。目前，可构建由司法行政机关主导、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的一体化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兼顾对犯罪人的教育改造和帮助服务。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社区刑罚执行权，对罪犯实施必要的监管。社会团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实现对罪犯的技能培训和教育帮扶。长远而言，应在制度逐渐完善的基础上制定《社区矫正法》。

——监所体制改革取得一定进展。早在初，国务院就批转司法部关于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提出“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改革目标，并在上海、湖南等14个省份试点，但成效不明显。，随着政法经费保障体制的改革，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监狱经费按标准财政全额保障。开始实行改革的17个非试点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14个省份组建了监狱企业集团公司，“监企合一”体制部分瓦解。各地基本实现监狱执法经费支出与监狱企业生产收入分开运行，监社分离也稳步推进。

鉴于云南“躲猫猫”事件暴露监所体制的诸多问题，如监所管理制度混乱、人权保障不足、管理人员渎职甚至纵容培养牢头狱霸、以权谋私、监管执法不公开、监督流于形式、问责制度缺失等，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对全国看守所展开为期5个月的监管执法专项检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公布《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出台《看守所防范和打击“牢头狱霸”十条规定》，建立收押告知、被监管人员受虐报警和监室巡视监控等制度；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做好看守所与驻所检察室监控联网建设工作的通知》，看守所监控系统与驻所检察室监控设备将联网，以实现检察机关对看守所执法活动的动态监督。但这些举措力度不大且限于局部，监所问题仍迫切需要通过监所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予以解决。除全面推动监企分开、收支分开等改革措施外，还应根据《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要求切实保护“被羁押者的权利”，完善监管执法公开和监管事故公开制度，健全举报箱、举报电话、监所领导接待日、执法监督员、实时检察监督、约见驻监所检察官及适当的民间监督等执法监督机制，强化问责和惩戒机制；涉及限制人身自由的看守所制度立法权应回归全国人大，看守所应从公安机关分离并归属司法行政机关，实行羁侦分离。尽管改革涉及较多方面，难以一蹴而就，但11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拘留所条例（征求意见稿）》已提及拘留所与看守所相分离，并强调执行拘留活动应接受检察监督。，监所管理问题有望通过制度完善得以部分缓解。

——大力推行法律援助十项便民措施。5月，司法部决定在全国开展“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主题活动，全面推行法律援助十项便民措施：努力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建立健全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拓宽申请渠道；做好接待咨询工作；简化受理审查程序；方便群众异地申请；建立受援人联系告知制度；选择有利于受援人的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主动接受受援人和社会监督。6月，第五次全国法律援助工作会议召开，xx提出法律援助的“三个纳入”，即各级党政要把法律援助纳入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把法律援助经费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7月，《关于加强和改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意见》出台。

自1994年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以来，该项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还面临诸多困难。法律援助经费捉襟见肘，地区和层级之间不平衡的状况并无明显改观，法律援助服务的覆盖面、服务水平等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特别是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各种体制性障碍：由于经费主要由地方财政保障，法律援助是一个“非创收”的弱势部门，不能给地方带来直接的好处，地方政府还可能不喜欢弱势群体的“维权”，以及许多地方财力有限等原因，各级地方政府不可能增加太多经费；即使经费有所增加，在当前的司法行政体制下也难以完全用于法律援助业务；法律援助的需求与供给缺乏有效的沟通平台，虽然许多公益组织提供法律援助，但政府担心其带来麻烦而予以严格限制，制约了公益法律援助组织的发展，加剧了法律援助需求与供给的落差。因此，法律援助制度必须进行体制性改革。

此外，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有所进展，司法部积极贯彻中央政法委《关于进一步完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遴选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的意见》，完善司法鉴定机构认证机制，牵头成立中央政法各部门共同参加的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遴选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组织开展遴选工作，确定了10家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人民调解法（草案）》报送国务院审核，各地继续推进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如四川广安构建了以市县区调解联合会和人民调解委员会为龙头、以专业和行业调解委员会为补充的市、县、乡、村、组五级调解网络体系，力图整合全国各地人民调解的先进经验，实现多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有效衔接，打造人民调解的“广安模式”。

结语

，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法院、检察院制定了今后五年的改革纲要，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等司法机关在近二十年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反思，有条不紊地推进改革。过去一年，司法改革在诸多方面有所进展。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便民、铁路公检法系统转制、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量刑程序及量刑建议改革、职务犯罪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等举措成为改革亮点。尽管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铁路公检法系统转制等改革力度仍需加大，最终效果有待观察，但改革方向已明确并启动实施，近两年内应该可以取得较大进展。

不可否认，中国的司法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的大部分改革举措需切实贯彻，并接受实践检验，作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绝大部分改革措施只是司法工作机制的调整，甚至只是工作方法的改变，未触及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部分改革如规范涉法涉诉信访、推进司法廉政建设等只是权宜之计；某些司法理念如法院强调“调解优先”需要纠正，对司法人民性的过度重视亦需反思；某些方面如审判委员会及案件请示制度的改革有所倒退，甚至可能强化了司法体制的固有弊端，尤其是司法的独立性遭受了更大的损害。但忧虑之中希望仍在：司法改革趋缓，却依然前行；尽管有反复和不足，但迈向法治和司法现代化却是大势所趋。

自1989年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推行以来，司法改革大致可分为初步展开（1989年-1998年）和全面系统推进（1998年-）两阶段。启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总体上属于1998年以来的第二波司法改革之延续，其任务、目标和特征基本相近。稍有不同的是，这一轮司法改革具有巩固深化、承上启下的特点，既是对前十年司法改革成果的反思、改进和提升，也是为未来司法改革的攻坚战奠定基础。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中国司法改革应置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及变法图强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晚清以来的司法建设一直贯穿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司法现代化主题，因此，1989年以来的司法改革整体上构成中国司法改革的第二波，第一波是清末民初以移植西方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司法建设。在此过程中，三大元素——来自西方的现代司法元素（以对抗制和形式理性为特征），源于几千年深厚历史的中国传统司法元素（以行政司法合

一、情理法结合及和平解决纠纷为特征），自192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所引入的社会主义元素（以“司法为民”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为特征）——相互冲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构成百余年来决定中国司法制度特征和走向的核心力量。中国司法改革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正是这三大元素趋向合理配置的过程。未来中国的司法改革将以现代司法元素的扩张为主要方向，融合传统司法和社会主义司法两大元素的优势，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将由此形成。

是司法改革的攻坚年，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新安排了30项改革任务，有望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上实现重点突破，在规范司法行为、监督制约权力、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取得新进展，在规范自由裁量权、重构上下级司法机关的关系、完善民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完善刑罚执行法律监督制度、加强司法职业保障、完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执纪的衔接机制、规范司法警察管理机制、完善政法业务装备配备标准等方面出台新举措。我们期待新一年的司法改革立足国情，借鉴国外经验，向既符合司法发展规律又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并传承中华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继续迈进，使中国司法制度不仅适合国情和具有中国特色，也具备现代司法制度所必需的公正、效率、权威、中立、独立等特征。我们更期待，中国未来十年的司法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走向法治的新时代。司法改革的道路尽管会有阻碍和曲折，但法治理想已深入人心，迈向现代司法制度的目标不可逆转。

第18篇：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

《2009年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的特点

我们的司法改革研究团队投入数月的时间，收集公开的材料，征集各方意见，反复推敲修改，撰写了《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09)》（下称《报告》）。 报告既关注了中央，也关注了地方司法改革；既关注了司法改革文本，也关注了司法改革实践；既关注了作为制度的司法改革措施，也关注了相关的热点案例和事件。除引言和结语外，报告分为综合性改革、法院改革、检察改革、司法行政领域的改革四部分。今后，司法高等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Judicial Studies)每年都将撰写《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并推出司法改革专项研究报告。

本文旨在概括《报告》的特点，目的不仅是总结先前工作的经验教训，更在于为下一部报告的撰写理清思路，反思民间机构参与司法改革的方式、方法和注意事项，并借此进一步阐明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的整体判断。报告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批判性、建设性、法理性三方面。批判性，基于民间立场。建设性，基于合作立场，也基于司法改革是渐进的过程这一理念。法理性，基于学术立场。尽管《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本身不是一项学术研究，但需要全面深入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为基础，一个评论可能需要基于扎实的研究才能得出，也可能展开成为有份量的学术论文。

一、批判性

《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是民间司法研究机构的学人独立撰写的民间性、学术性因而也充分体现了批判性的研究报告。司法高等研究所致力于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思想库。因此，报告基于民间立场，坚持学术独立的精神，既立足现实的国情，坚持司法改革的渐进性，更尊重司法规律，追求面向未来的“司法理想图景”。在对年度司法改革措施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努力进行客观、深度的评论，涉及改革进展、实施效果、不足之处及未来展望。

(一)对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进行反思，指出了不足之处

例如，关于司法为民，《报告》指出：在司法为民等政治性口号的激励下，一些法院走得更远，尤其以陕西陇县“能动主义八四司法模式”、“一村一法官”及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张立勇院长“放下法槌、脱下法袍”的言论为代表。上述部分做法背离了现代司法制度的要求，以损害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作为司法便民的代价，很可能损害司法的正当性。又如，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推进了一系列司法廉政建设的举措，包括制定“五个严禁”、提出反腐倡廉九项重点、建立廉政监察员制度、出台整肃院风院纪的三项规定等，《报告》的评论是：维护司法廉洁应从根本入手，小修小补成效不大。

为保障批评的有效性，《报告》将当下的司法改革放在司法改革的整体过程中进行宏观把握，观察发展的脉络，以期更全面客观地对当下的司法改革进行反思。这是因为司法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改革措施都是逐步发展完善的，既是对以往改革的延续和深化，也是对未来改革的开启和奠基，甚至可能有所反复。因此，《报告》力图对司法改革进行宏观把握，立足当下，将现实放在过去与未来的结点上来讨论，旨在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地把握和评价当前的司法改革。作为首部年度报告，简要介绍某些司法改革措施的来龙去脉也确有必要。

(二)整体性反思和批判

官方报告或类似性质的报告总是强调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国法学会组织的《中国法治建设年度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组织的《中国法治蓝皮书》。但《报告》力图客观描述，“过去一年，司法改革在诸多方面有所进展……中国的司法改革仍然任重而道远。”

针对2008年底启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目标、理念和整体规划，《报告》提出：应正确把握“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改革取向，否则可能导致改革违背司法规律，减损本已低下的司法独立性程度，进而削弱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同时，对司法人民性的强调应立足于推进司法民主和建设服务型司法，从政治话语的圣坛走向司法改革的实践，应以建立完善现代司法制度为主要导向，避免进一步的司法政治化。

《报告》对年度司法改革的整体评价有五点批评：2009年的大部分改革举措需切实贯彻，并接受实践检验，作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绝大部分改革措施只是司法工作机制的调整，甚至只是工作方法的改变，未触及司法体制的行政化、地方化、官僚化、政治化等根本性弊端；部分改革如规范涉法涉诉信访、推进司法廉政建设等只是权宜之计；某些司法理念如法院强调“调解优先”需要纠正，对司法人民性的过度重视亦需反思；某些方面如审判委员会及案件请示制度的改革有所倒退，甚至可能强化了司法体制的固有弊端，尤其是司法的独立性遭受了更大的损害。

二、建设性

建设性是撰写《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的目标。司法改革是法治建设的关键问题，积极参与并渐进推动司法改革进程是所有法律人义不容辞的使命。当下学界和实务界对于司法改革的前景感到担忧，所以，更需要以客观冷静的态度来总结、评判和反思司法改革的得失，更好地明确未来的改革方向。

(一)不仅指出司法改革措施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更提出正确的发展方向。

例如，尽管批评某些声称为“司法为民”的做法背离了现代司法制度的要求，但也指出其正确的发展方向是转化为服务型司法，“司法便民若定位于促进民众实效性接近司法，则可融入司法改革的世界潮流，因为这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各国数十年来司法改革的基本目标。建设服务型司法：法院是提供司法服务的专门机构，诉讼当事人是纳税人和司法服务的利用者，法院在不损害司法中立性、被动性和独立性的基础上，采取各种便民措施，促进民众更快捷、更低成本、更实效性地接近司法和正义。”又如，尽管批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廉政建设只是小修小补，但也指出“未来应建立科学的法官惩戒制度，这比禁令更能促进司法行为的规范”。

(二)注意批评的艺术

1、注意批评的限度，尽可能将批评的力度控制在官方容忍的底线内。

2、注意表达的艺术

例如，司法独立因为误解而被官方视为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的特征，成为一个“敏感词”，似乎提出司法独立便是主张“三权分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争执，《报告》使用了“司法的独立性”的表达。

3、使用“外交辞令”

考虑到建设性，有些批评显得比较含蓄，有“外交辞令”的风格。例如，司法的人民性被视为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基本特征，不可以否定，因此《报告》的表达是“对司法人民性的过度重视亦需反思”；“2009年的大部分改革举措需切实贯彻”，这一批评的意思是，2009年的大部分改革举措未切实贯彻。又如，“上述部分做法背离了现代司法制度的要求，以损害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作为司法便民的代价，很可能损害司法的正当性”，“部分做法”、“很可能”其实是一种“客套话”，读者完全可以看出批评的力度。

4、区别对待

由于法院、检察院等机构对批评的可接受度不同，《报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策略，批评的力度和方式有所不同。任何改革都涉及权力和利益的重新配置，1980年代末以来的司法改革中，检察权出现弱化的趋向，检察机关在“保税检、保免诉、保民行、保自侦、保侦监”的防卫中边保边退，税务检察权、免予起诉权已经失去，民行检察监督遭遇了严峻了挑战，自侦权相当一部分划归公安机关，侦查监督权也受到质疑，有人提出建立治安法院、实行侦查中的司法令状制度。在此背景下，检察机关对司法改革更有危机感，更介意外界的批评，因此《报告》对检察机关的批评相对谨慎。而法院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担负实现司法正义的重任，通过司法改革有助于扩张司法权，化解司法公信力低下的困境，提升司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因此，对批评的可接受度更大。由于不同层级的法院和法官基于不同的地位和角色，对待司法改革的视角、观点及思维方式有所不同，最高人民法院首席大法官的政治性思考未必能获得所有法官的认同，因此，许多法院和法官甚至希望外界批评某些违背现代司法规律的做法。因此，《报告》对法院的批评较为直接和激烈，对检察院的批评相对间接和含蓄。以执行体制及工作机制改革为例，《报告》提出，除“执行难”、“执行乱”等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外，执行体制及工作机制改革还需解决执行权的定位、性质、执行检察监督等理论问题。执行权可分为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前者属于审判权范畴，后者具有行政权的性质。进而，《报告》直接提出，“执行权由法院行使并无不妥，但从效率方面考虑，其定位和归属并非不可讨论”，但对于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表达委婉，“关于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仍需进一步研究”，并强调“总体上，执行权的优化配置不仅需要符合司法规律，更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应针对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推动改革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这样《报告》的观点完全可以意会。

三、法理性

无法理，便无深度。立足法理分析，才可能深度评价相关司法改革，并为其指明符合司法规律的发展方向。因此，除了对司法改革措施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度评述外，《报告》还加强了法理论证；除了对各项改革措施进行法理分析外，每一部年度报告还会根据现实需要讨论一些重要的司法改革基本理论。

(一)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概括每一项司法改革措施背后的法理

例如，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工作规定(试行)》，《报告》由此对司法建议进行了如下评论：检察建议可能针对法院，也可能针对其他单位。后者体现了检察机关的司法外职能；前者是一种非对抗性的诉讼监督，有助于在保持法检良好关系的前提下发挥更好的监督效果，在短期内可进一步完善和适用，但中长期而言可考虑废除。总体而言，检察院和法院的司法建议是极

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主要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司法外职能。它表明司法机关的职责并非单纯定位于司法，而是作为国家治理系统的一部分，主动或被动扮演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发挥社会职能和政治职能，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与政治效果的统一。司法建议制度虽小，却显示了当下中国司法制度的关键信息，即以职权主义、能动司法、“为大局服务”、强调司法的社会效果和司法外职能为特征的建议型司法。司法机关是否应承担司法外职能，承担何种职能，如何承担，值得深入探讨。但长远而言，司法应当回归司法本身的职能。

(二)每年根据现实需要讨论一些重要的司法改革基本问题

例如，《报告》主要针对司法改革是否在走回头路的方向之争，提出了中国司法改革的“两波论”和“三元素论”。自1989年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推行以来，司法改革大致可分为初步展开(1989年-1998年)和全面系统推进(1998年-2009)两阶段。2009年启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总体上属于1998年以来的第二波司法改革之延续，其任务、目标和特征基本相近。稍有不同的是，这一轮司法改革具有巩固深化、承上启下的特点，既是对前十年司法改革成果的反思、改进和提升，也是为未来司法改革的攻坚战奠定基础。从更长远的历史视野来看，中国司法改革应置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及变法图强的大背景下来思考。晚清以来的司法建设一直贯穿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司法现代化主题，因此，1989年以来的司法改革整体上构成中国司法改革的第二波，第一波是清末民初以移植西方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司法建设。在此过程中，三大元素--来自西方的现代司法元素(以对抗制和形式理性为特征)，源于几千年深厚历史的中国传统司法元素(以行政司法合

一、情理法结合及和平解决纠纷为特征)，自192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所引入的社会主义元素(以“司法为民”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为特征)--相互冲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构成百余年来决定中国司法制度特征和走向的核心力量。中国司法改革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正是这三大元素趋向合理配置的过程。未来中国的司法改革将以现代司法元素的扩张为主要方向，融合传统司法和社会主义司法两大元素的优势，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将由此形成。

《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0)》拟讨论司法改革的“去政治化”技术和策略问题。司法体制尽管属于政治体制的一部分，但却是相对独立的功能区域，司法体系基本属于中立性、工具性、功能性的治理技术问题，绝大部分司法改革措施是不涉及“政治”的。因此，中国的司法改革应当采取去政治化的技术和策略。实现司法与政治的分离，司法的归司法，政治的归政治，维护公平正义是最好的司法，保障司法公正是最大的政治。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推进司法改革，具有广阔的空间。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的底线之外，几乎所有的问题在理论上都可以转化为法律技术问题予以考虑和改革。例如，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长期没有进展，一个主要原因是被误认为“政治”问题，似乎否定了这一制度就是否定了“党组”，大概是因为审判委员会主要由“党组成员”组成，但这一制度的存废与共产党的领导毫无关系，而完全是司法职权配置的法律技术问题。又如，地方公安局局长不兼任政法委书记，并不会减损共产党的领导，而有助于避免法院和检察院受制于公安机关的乱象，优化司法职权的配置。只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将因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被视为改革“禁区”的各种体制性问题看成司法治理的技术问题，司法改革遭遇的困难和阻力将得以有效化解。司法改革的去政治化，正是转型中国的司法从“无奈”现实迈向未来现代司法图景的重要策略与道路。

第19篇：司法改革年度工作报告

中国司法改革承上启下的一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司法建设，特别是二十年的司法改革，形成了较健全的司法制度，树立了更科学的司法理念，取得了较好的司法效果。但由于司法的重要性和相对保守性、改革的复杂性和相对敏感性，司法改革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呈现相对平稳和保守的特征。司法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不容轻视，未来的道路

仍漫长而艰难。近年来，司法人民性的强调、调解政策的转变、“三个至上”的提出等现象导致许多人对司法改革的前景担忧，甚至认为司法改革在走回头路。而这些至多表明司法改革趋缓或进入休整期，迈向司法现代化的大方向不可逆转。实际上，新一轮司法改革已悄然展开。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原则同意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60年来中共中央首次以政治局名义审查并原则同意司法改革事项，也是继党的十六大作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确定司法改革以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主、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战略任务之后，首次作出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随即对司法改革进行分工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迅速跟进，分别出台《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司法改革纲要（-2013）》（下称“三五纲要”）和《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检察改革-2012年工作规划》（下称“-2012年检察改革规划”），对未来若干年的司法改革进行整体规划。改革措施触及政法工作的体制性、保障性尤其是机制性障碍，部分改革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与前些年相比，法院、检察院等机构的改革姿态由积极张扬转为保守低调，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一轮司法改革重在“机制改革”，但现有部分改革措施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改革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等其实力度较大，直接涉及司法体制的转型。

一、综合性改革

（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总体规划《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紧抓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强调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力图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改革内容涵盖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四大方面，具体包括完善民行案件执行体制，推进司法公开，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促进裁判统一，改革完善侦查监督、人大监督、党外人士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监督员制度，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改革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纪检监察工作机制、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和管理制度等60项改革任务。该意见是及今后一段时期司法改革的总纲，体现了中央对现阶段司法改革的整体考虑，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对推进司法改革的内在要求，标志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正式启动。这是1989年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最广泛的一轮司法改革。目前，60项改革任务全部启动，其中，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改革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完善司法公开、司法考试、人民陪审员制度，加强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建立党外人士行使民主监督司法职能的工作渠道和机制等17项任务已出台方案并有序推进，其他各项改革正按计划进行。该意见将司法改革提升到关系党的执政基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政法事业发展的高度，体现了中央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具体推动司法改革的决心。因此，司法职权配置、政法经费保障等长期未能有效推进的领域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应正确把握“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改革取向，否则可能导致改革违背司法规律，减损本已低下的司法独立性程度，进而削弱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同时，对司法人民性的强调应立足于推进司法民主和建设服务型司法，从政治话语的圣坛走向司法改革的实践，应以建立完善现代司法制度为主要导向，避免进一步的司法政治化。

（二）改革和完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加强政法经费保障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政法经费保障将由先前地方财政承担、“分灶吃饭、分级负担、分级管理”的体制转变为中央和地方“明确责任、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体制，并建立分类保障政策和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政法经费分为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分日常运行公用和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分办公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公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经费由同级财政承担；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由中央、省级和同级财政分区域按责任负担。中西部困难地区的人员经费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补助；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机构、维稳任务重的地区和经济困难地区的地市级机构，提高

第20篇：司法改革缘何步履蹒跚

《中国青年报》11月23日报道，该报刊发《权威刑法专家透露：最高法院已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的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收回死刑核准权是最高人民法院正在酝酿的一项司法改革举措，他建议可设立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专门办理死刑核准案件。

笔者认为，这一消息是司法改革中的一件大事，表明了司法改革正在向前推进。学者刘武俊也认为，这一信息表明最高法院在对待死刑核准问题上的明智之举，真正兑现了现行《刑事诉讼法》有关死刑核准权由最高法院独家行使的明确规定。

但是，笔者在为之高兴的同时，也深感司法改革的推进速度缓慢，近些年来，要求对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论证，但实际改革的步伐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前不久，笔者在江西省赣州市举行的“地方法院现代化”论坛上获悉，有关死刑核准权的收回、法院鉴定权的改革等已经原则上达成一致，但学者们普遍关注的法院执行权的改革、公安看守所归属问题、强制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学者们普遍认为，司法改革归根结底是司法权的重新配置和合理划分、界定的问题，然而，仅仅于此认识我们并不能看出司法改革的推进的艰难之所在。在笔者看来，司法改革中至少涉及三方利益的博弈。

首先，司法改革是一场在司法机关之间、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博弈。这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局在内的多方博弈，比如法院执行权交由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局行使，那么法院的权力相对缩小、司法局的权力要扩大；再比如建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那么法院的权力相对扩大，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权力相对缩小。而权力在现实中往往就代表了利益，对拥有权力的惯性依赖，必然让相关机关难以在改革上作出正确的取舍，而是想方设法找出自己应当拥有该该权力的理由。

其次，司法改革是一场在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司法改革中，有时是公权力的退步，而公民权利的扩张，或者相反公民权利缩小，公权力的扩张。比如建立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所能自由行使权力就相对缩小，而公民可以对有关机关对其采取的强制措施申请司法审查，就意味着公民的权利在扩张，那么在将来的实践中也必然带来这些机关在行使强制措施的权力时更为不便，为维护自身的权力，因而，有关机关与民众声音之间的一场博弈也将在所难免。

最后，司法改革也是一场上下级之间的权力博弈。改革的进行，必然也会涉及到上下级司法机关、上下级行政机关的权力的重新配置，比如死刑核准权的收回，就是在法院上下级之间进行权力的重新配置，下级机关有时也会力争保有原有的权力，而且有时地方政府也需要希望本级司法机关行使某些权力以方便其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参与到博弈中来，使这场博弈更加复杂。

在司法改革中，有时是司法权的重新配置不仅是一方面的博弈，很可能是这三方面交错进行，使得博弈错综复杂。但是，仅仅是博弈的复杂，还只能说明改革的艰巨，并不能完全说明改革为何步履蹒跚，事实上，我们看到，本来司法改革既然是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公民之间的博弈，就应当有多方参与，中立的第三方来主持，改革必然会在博弈中逐步推进，但现实的状况恰恰是与之相反。

现行的司法改革仅仅是司法机关主导下的改革，有关的司法机关在司法改革中起着主导作用，各自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进行改革，偶尔也邀请有关学者参加，而不是由中立的人大来主持，这样的司法改革必然很难达到意见的统一，使得改革极为缓慢。其次，司法改革也仅仅是司法机关的司法改革，民众很难从中发出实质的声音，司法改革就必然不能更多体现公民的权利，从而使改革缺乏亮点，不能做出实质性的突破。

所以，我们在为最高法院已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更应当看到改革的步履维艰，我们渴望对改革司法改革，让中立的权力机关来主持司法改革，让更多的民众参与进来，从而推动司法改革加快进行。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tao1991@tom.com

tao9928@t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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