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扶贫纪事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7年，令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是：以全球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可以说，这是打了一场成功的扶贫开发攻坚战。 1949年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的统计，那一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面对百废待兴的艰难局面，新中国开始了坚持不懈地发展生产、消除贫困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扶贫”工作正式被提出，并大规模实施开展起来。承认贫困，定义贫困 1984年，邓小平明确指出：“现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这为解放思想，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提供了依据。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992年他在南方考察谈话时，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自己更是身体力行。1989年10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重返校园的“希望工程”，得到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和支持，他亲自为“希望工程”题名，揭开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的序幕，并从1992年开始，陆陆续续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资助了25名失学孩子。 1984年，中央划定了18个需要重点扶持的贫困地带，国务院还颁布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此前，中央虽有性质类似扶贫开发的以工代赈计划和“三西”农业专项建设项目，但政策文件中却罕见“贫困”二字。这是因为以前，我们虽然存在扶危济困的行为，却羞于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贫困现象，政府也没有专门的扶贫机构和制度。但是，到了1986年，我国依据农村人均年收入和县级单位的财政状况，第一次划出了国定贫困县标准：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的县和年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对民主革命时期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区县放宽到300元。 这个阶段，甄别贫困户没有统一的收入标准，只凭直观印象：“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蔽风雨”，简称“三不户”。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一篇文章中曾称：“这是一个只讲‘意图’精神，要求下面根据意图灵活掌握，以适应各地不同消费水准的典型‘中国式’政策。” 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中国式扶贫—“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拉开序幕。5月14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主持了第一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当时全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人口约有1.02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12.2%，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此前多年“平均分散使用力量，一般化的领导方式”，是贫困地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两个月后的第二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宣布了国务院的决定：在原来用于扶持贫困地区资金数量不变的基础上，新增加十亿元专项贴息贷款。 1993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其设在农牧渔业部（现农业部）的办公室亦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务院扶贫办”）。同年，农村个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形势严峻，投入剧增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扶贫工作依然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势。虽然中央要减贫，地方政府也并非不愿配合，但自身财政状况堪忧，很多贫困县都没法按时发出工资。把很少的钱投入到很久才能见效的扶贫中，还是用来解决短期财政困难，成为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面临的两难选择。
1994年，著名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开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的论断：“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文件题目中“八七”的含义则是：在20世纪的最后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因此，根据“四进七出”标准（凡是1992年年人均纯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国家贫困县扶持范围，凡是高于700元的原国定贫困县一律退出），列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共有592个，占全国县级单位的27%，云南、陕西、贵州、四川、甘肃等省的贫困县均在40个以上。 1996年，第一次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国扶贫政策的一个关键节点，以后的很多扶贫政策都是从这次会议之后出台的，比如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等。持续10年的实际扶贫资金下降的局面至此也得以扭转。“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的7年间，中央政府累计投入扶贫资金1240亿元，相当于年度财政支出的5%—7%。 但是随着国家投入资金越来越多，地方在扶贫工作上把眼睛向上看，向国家讨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强调的“开发式扶贫”，到了基层就成为了争取国家资金项目。因为很多优惠政策只投向国家级贫困县，所以地方政府都积极申请加入“国家队”（即国家级贫困县—编者注）。从1993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8000万下降到3200万，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减贫速度高3.6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国定贫困县的粮食和农业生产以及农户纯收入，其增长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扶贫投资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却没有表现出较强的影响，这说明家庭收入增长中较大的份额可能被“国家队”的非贫困居民分享了。 在这期间中央政府也已经注意到地区发展的失衡，造成了东部与中西部发展的差距。1995年，陕西、甘肃两省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在陕西商洛地区，有些村子由于贫穷和近亲结婚，人口素质受到严重影响。甘肃定西市是有名的干旱和贫困区，那里的农民群众靠积雨水窖维持全家一年的生计。为了节约用水，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很少洗脸，成了半拉“黑人”。看到这些，中央领导人心情很沉重，于是提出了“到下个世纪初要开始朝着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方向前进，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西部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扶贫蓝图。整村推进，十年评估 随着贫困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变，“国家队”的名单在新世纪头十年进行了一次调整，总数仍保持在592个。与1994年相比，名单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竞争”异常激烈。在地方争夺贫困县的同时，中央扶贫政策把目标降低到村级，实施“整村推进”。 2001年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扶贫工作瞄准村级就瞄准了穷人，令他们真正受益。国务院相关通知称，仍有部分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救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 同样在2007年，王小鲁、李实、汪三贵等学者撰写的《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引起了国务院扶贫办的重视。因为当时在政策层面，更多是就贫困谈贫困，没有从更广义的角度看待贫困问题。这份报告提出了一些新的扶贫理念，比如，不仅要看到绝对贫困，还要看到相对贫困（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时维持的社会生活状况）；除了收入贫困，也要看到教育、卫生、生活水平等多维贫困。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扶贫办对《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的实施情况进行总结评估，还特地邀请了十多位扶贫领域的专家，对这10年的政策实施进行了实事求是的系统评价。这是中国扶贫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委托第三方对阶段性扶贫工作进行总体评价。评估报告在肯定扶贫成果的同时提出了不少问题，例如扶贫标准过低、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制约扶贫效果、贫困户在扶贫资金分配中没有受到优待等。当时虽然没有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但是思路已经明确提了出来：一定要把区域发展和个人帮扶结合起来，使得扶贫效果有效集中在贫困人口身上。 这期间比较典型的还有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利用自身的丰厚教育资源进行西部支教，提高了当地民众的知识水平，使很多人摆脱了落后的根子。他们在开展支教活动的同时，积极开展各项扶贫志愿服务活动。截至2010年，北大研究生支教团共为服务地争取到资助金30余万元、图书8000余册、衣服6000余件，开展各类讲座100余场，在服务地引起较大反响，受到当地政府、师生和家长的广泛好评。支教团的成员们在各自的服务地深入社会、实地考察，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全力以赴地做好扶贫工作。胡锦涛曾亲自给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研究生支教团写信，信中肯定了他们的做法，并“希望北京大学坚持把支教扶贫的接力棒一届一届传下去，让更多的青年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提高，努力成长为堪当国家建设重任的栋梁之材”。精准扶贫，攻坚拔寨 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同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这一标准比2009年提高了92%，对应的扶贫对象规模到2011年年底约为1.28亿人。 十八大以后，“精准扶贫”成为一切扶贫工作的中心。精准扶贫战略有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在贫困问题比较普遍时，扶贫瞄准个人要耗费大量人财物，因此只能采取开发式区域性扶贫。经过30年，大部分贫困问题得以解决，只剩下几千万最难脱贫的人口，因此，实施精准扶贫的条件成熟了。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到地处武陵山区中心地带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扶贫攻坚。习近平在与村干部、村民座谈时说，各级党委都很重视扶贫，还要更重视。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地目标。三件事要做实：一是发展生产要实事求是，二是要有基本公共保障，三是下一代要接受教育。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想方设法，把现实问题一件件解决，探索可复制的经验。 遵照指示，湖南省明确指出在扶贫攻坚中要注意“输血”与“造血”之间的关系，十八洞村的精准扶贫就鲜活地证明了这一点。但一些地方往往对扶贫工作中的“输血”与“造血”在认识上存在着误区，致使不少脱贫农民再次返贫。 2015年10月16日，“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出席论坛并发表题为《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的主旨演讲，提出“为了打赢这场攻坚战，我们将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大幅增加扶贫投入，出台更多惠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政策措施，提高市场机制的益贫性，推进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实施一系列更有针对性的重大发展举措。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脱贫攻坚亦然成为了“十三五”期间的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压力层层向下传递。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期间，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人向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军令状。2015年12月1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司司长苏国霞表示，这次政策的含金量比较高：“从财政投入说，文件（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要求各级的财政投入要和中央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相匹配。我们现在初步了解到的，2016年中央和省级的财政扶贫投入都会有大幅度的增加……国家真的拿出了真金白银来支持打赢脱贫攻坚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对于最难脱贫的人口数量，目前存在两个数据：7000多万和8900多万。据学者汪三贵介绍，7000万是国家统计局将7000多个样本村的抽样调查结果反推至全国农村人口，估计出的处于贫困状况的人数；8900万则是2013至2014年全国建档立卡识别出的贫困人口。但是不管是哪个数据，都说明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中国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不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国际期盼了解的热点内容。中国正在消灭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势必将为全世界扶贫事业做出一个成功的“中国样板”。责任编辑 赵晓帆邮箱 zxf2014@wsjh.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