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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张爱玲的《金锁记》
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她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其身世也充满“传奇”色彩，直至今日，她的作品还在被世人不断地改编、拍摄。她，就是著名的现代文学作家——张爱玲。
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她的身世“传奇”，作品流传也甚为广泛，其对社会、人性，特别是通过女性婚姻这个角度所阐述的独特的见解，令读者叹为观止。因此，张爱玲也被誉为是“旷世才女”。
四十年代初，张爱玲开始文学创作生涯。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赤地之恋》，晚年还从事中国文学评价和《红楼梦》研究。有人说张爱玲的作品就像是从旧箱子里翻出来的散发着樟脑味的锦缎旗袍，它的陈旧和奢华如此对立又融通地并列着，或许也正是她编织的那个精致的海上繁华梦吸引了众多的读者。
张爱玲一生创作众多，其电影创作不及小说，长篇小说又不及中短篇小说创作，但在众多的文学著作中，被视为其代表作的中篇小说《金锁记》却备受青睐，作为张爱玲年轻时代的小说代表作，《金锁记》有“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1]之称。此文，我将就这部小说作以浅显的谈论，主要从作品的人物形象、情感、悲剧意味等方面进行阐述。目的在于使读者能更进一步地体会作者的写作意图及其所需表达的情感，更深入地了解作者，把握作品。
一、《金锁记》的地位和影响
张爱玲的《金锁记》在四十年代震惊文坛，被视为张爱玲的成名之作。对于它的影响，著名翻译家、评论家傅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这样说道：“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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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欲的作用很少象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他在对七巧性格的主客观因素作了分析之后，指出了作品的三个基本特色。第一是心理分析的精妙。“她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和心理打成一片。”第二是省略法的运用。第三是风格特点，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已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章是天造地设的一般„„ 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象在这篇里那样地尽快妙用。”[2]
傅雷在文章中对《金锁记》评价颇高：“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典范。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除傅雷外，还有许多评论家或多或少地对张爱玲及其作品进行了评价，如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潭正壁先生，袁昌硕教授，苏青等人均发表过各自的言论。在单篇分析中，以论《金锁记》最多。其中以朱家宏的文章较为深透。在讨论七巧性格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同时，着重剖析了七巧变态人格的三个层次：性变态心理、仇恨与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前两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均有所涉及，第三点则是朱家宏文章中的独特见解。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金锁记》在张爱玲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占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内许多学者文人借助于对《金锁记》的研究，深入探究张爱玲及其创作特点；海外的许多学者也将《金锁记》视为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典型代表。所以，张爱玲的《金锁记》也被称为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以上都足以说明了《金锁记》这部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及对后世创作产生的重大影响
二、《金锁记》的作者
张爱玲，原名张瑛。生于1920年9月30日，卒于1995年，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终年75岁。张爱玲生于一个末落的封建贵族家庭。其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到她父母这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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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而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因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诵唐诗，也正是由于这古典文学的启蒙，使她对文学产生了兴趣。与此同时，因受母亲的影响，她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又都是西洋化的。在其父娶了姨太太后，其母冲出封建家庭的束缚，与其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母爱后，仍承受着旧的封建家庭的污浊。因此，张爱玲后来在文学创作中总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作为文化背景。
1938年，张爱玲虽然考取了英国的伦敦大学，却因为战事激烈而无法前往。1939年秋，张爱玲得到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的机会，然而，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香港大学停办，张爱玲未能毕业就与其终生好友炎樱同船返回上海。后来，张爱玲又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但未被录取。为了生活的自立，张爱玲只得为一些英文杂志撰稿，以谋取生活的费用。
1943年和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重要的两年。在这两年中，她发表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1943年，张爱玲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 第一炉香》后，一鸣惊人。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在两年的时间里，她在《紫罗兰》、《万象》、《杂志》、《田地》、《古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发表了她一生中几乎所有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这两年中发表的小说有：《沉香屑 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封锁》《倾城之恋》《金锁记》《琉璃瓦》《年青的时候》《花凋》等，散文有《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论写作》《有女同车》等。在1944年，张爱玲与才子胡兰成步入婚姻的殿堂，但这场婚姻只维持了两年。
张爱玲与胡兰成离婚后，又开始了部分电影和小说的创作。1947年，她创作了电影剧本《太太万岁》和《不了情》；1951年，她曾以“梁京”为笔名发表长篇小说《十八春》。张爱玲1952年7月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于1954年先后在香港出版了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1955年秋，她又告别香港，远赴美国定居，并于同年8月与剧作家赖雅结为夫妻。1957年，她在台湾《文学杂志》上发表她到美国后创作的小说《五四遗事》1966年，又将中篇巨作《金锁记》改写为长篇小说《怨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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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她致力于《红楼梦》的研究，并于1977年出版《红楼梦魇》。张爱玲晚年时长期闭门谢客，过着寂寞的隐居生活，195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其孤独地死于洛杉矶家中。这位伟大的中国的“旷世才女”从此告别了文坛。
三、浅析《金锁记》
（一）曹七巧形象分析
《金锁记》是张爱玲小说的代表作。这是一个关于“原欲”的故事，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人性变态和人性异化的故事。而要谈论《金锁记》这部小说，不得不谈谈这故事中的主人公“曹七巧”这个人物形象。
整部小说可以说是以七巧为中心而展开的，故事中的每个人，每个情节的发展，几乎与这位女子都脱不开干系。
曹七巧原是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是一个心地善良、惹人喜欢的姑娘。她年轻时也有喜欢她的肉店小伙，还有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也钟情于她，虽然她性格粗鲁泼辣，却充满活力。然而，为了能进入虽然已破落但仍然是贵族大户的姜公馆，她嫁给了患骨痨的姜家二少爷。做了姜家二奶奶后，由于畸形的婚姻，从而造成了她畸形的性格，由原来的开朗活泼、热惹人喜爱的曹七巧，变为一个尖酸刻薄、视财如命、人见人厌的姜二奶奶。那么，七巧的性格变化是如何形成的？又是谁制造了曹七巧悲剧的一生呢？
可以说，《金锁记》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报复”的故事，一个关于禁锢而变异后演化为更为疯狂的物欲的故事。小说中的主人公曹七巧，在嫁入姜家后，名义上是姜家二奶奶，但实际上，没有人瞧得起她，谁都轻视她，连丫鬟都敢对她冷嘲热讽，不尊敬她。她与姜家二少爷之间不要说爱情，连基本的情欲也得不到满足。于是，她渴望这姜家三少爷的爱，但风流成性的姜季泽却不敢越叔嫂之防。当七巧最后的一点情欲之火都熄灭后，便开始变得刻薄冷酷，并开始进行她疯狂的报复。她先是“恋子”，要新婚不久的儿子整夜陪她抽大烟，以探听和渲染儿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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媳妇的房事为乐趣，逼得儿媳守空房，抑郁成疾，最终病死。后又“妒女”，自己在感情上是不幸福的，连自己女儿的婚姻她也要一手破坏。最后，她终于沦落为一个眼中只重金钱而不顾亲情的恶妇。
此外，《金锁记》也是一个关于“宿命”的故事。在作者眼里，曹七巧的婚姻只是一个买卖，她卖掉了自己的一生，得到的只是一点金钱。因此，曹七巧生命中最宝贵的自然是金钱而不可能是家庭和亲情。 她对金钱有强烈的占有欲，当初为了金钱，她哥哥将她嫁与姜家二少爷，从而毁了她的一生。金钱毁了她的幸福，她仇恨金钱。但当她奋力反抗这不公平的命运时，她发现金钱就是权势，正如她讥讽她的兄嫂那样：“等我有钱了，我不愁你不来。”她相信唯有金钱才能改变她的命运。十年的苦熬苦盼迎来了“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这些年来，她带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 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3]。为此，她付出的不仅是青春、爱情，更有良知与人性。如果说过去是别人把金枷锁套在她头上，那么，现在则是她把自己套在黄金枷锁中。金钱扭曲了她的灵魂。
《金锁记》作者张爱玲的小说都与女性和“女性与金钱”的关系有关，她所要表现的也正是世界的无情和人生的苍凉。也因为如此，曹七巧这一人物的塑造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张爱玲笔下最完整的女性形象，最厚实的小市民形象，甚至可以说是张爱玲为20世纪中国文学贡献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艺术形象。
（二）《金锁记》的悲剧意味
张爱玲的《金锁记》极为精妙地展现了曹七巧在物欲与情欲的驱使下，人性被践踏、受残害，最终悲凉死去的过程。在这篇曾被称为是“文坛最美的收获”[4]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5]中，张爱玲依然冷眼旁观，文字淡的彻底，冷的寒心，其笔下的人物形象更多的是与社会生活的没落与乱世的苍凉联系在一起，其苍凉、含蓄的语言意境尽显文字之美。
形象的悲剧塑造——悲欢离合的无奈
小说中的悲剧形象的塑造，首屈一指的当属曹七巧这个形象。她以一个小业主女儿的身份嫁入姜家，由于丈夫身患骨疾，使得她正常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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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无法满足，在极度压抑的情况下，加之姜家上下对她的轻视，导致了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以致于使之丧失了良知和人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能够得到的物质，企图以此来弥补自己感情上的亏损。她在性变态心理、仇视与嫉妒心理及护犊心理的驱使下，断送了自己亲生子女的幸福生活。
曹七巧从一个正常的有着青春美好回忆的女人，慢慢的变成一个冷酷的残忍的自虐而又他虐的心理变态者，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曹七巧对金钱的强烈占有欲，一方面当然是受西方资本主义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但最主要的还是封建性因素。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妇女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权益，社会地位低下，她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封建道德要求她们依附男人，而她们自己的观念里也有根深蒂固的依赖性。张爱玲自己也提到过“求安稳”，这与依赖性是一个意思。她深信安稳是具有“永恒意味的”，“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是妇人性” [6] ，所谓求安稳，就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终身有托，只是，七巧的男人是一个残废，是不可靠的，所以，她只有牢牢抓住金钱，求得安稳。
我们不能忽略了一个女人在封建家庭里生存的艰难。七巧在分家时借以撒泼的那一段话：“我须比不得大哥大嫂——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放大方些，哪怕把从前的旧帐一笔勾销呢？可怜我们那一个病病哼哼一辈子，何尝有过一文半文进帐，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着这两个死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十四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虽是撒泼，却也道出了实情，往后独门独户独自支撑，丈夫死了——没死也一样的，没有来源，没有依靠，而人总要活下去。她是一个少奶奶，一无所能，得带着一双“纸糊般的小儿女”[7]独自承受一份日子了。日子漫长而永无尽头，而钱就这么一些，正是这种独立生存无所依傍的恐惧使她一下子就抓住了黄金，因为这是她生存的根本，是她唯一的依靠。
七巧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这种病态的、霉变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封建家庭关系、伦理规范日趋瓦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势力胶合，达到本质上的相同——贪欲和极端的利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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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怕的是，在中西文化中的沉渣巨噬下，人的心灵被蛀蚀、被毒化，从而沦为黄金枷锁下的“奴隶”与“怪胎”。七巧就是这类典型，她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的社会造成的。
除了七巧这个悲剧形象外，小说还塑造了长白、长安、芝寿这三个悲剧形象。当然，长白、长安的悲剧性与七巧是分不开的。小说中从描写长白、长安的相貌时，就隐藏着一种悲凉：“七巧的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年纪到了十三四岁，只因身材瘦小，看上去才只
七、八岁的光景。”后来，两个孩子日渐成人，但却不成器，长白开始吸大烟、广逛窑子；被母亲逼的退学的长安也杂母亲的规劝下，开始吸食鸦片，两个年轻人的幸福生活，就这样被断送于自己母亲的手里。而长白的妻子芝寿可以说是个典型的悲剧形象。从她嫁进姜家给七巧做儿媳妇起，边常常受七巧谚语上的侮辱，精神上的折磨。身为婆婆的七巧，让新婚不久的儿子彻夜不归，守在自己身旁点烟，而让芝寿独守空房，她还盘问儿子房中“秘闻”，并在亲家母和好友面前大肆渲染，羞得芝寿之母无颜见人，芝寿被逼得几乎发疯。最终在残酷的精神折磨下，芝寿不幸病死于家中。芝寿、长白、长安三人的悲剧形象的塑造，更加突出了曹七巧这个人物的变态性格以及此形象的悲剧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更起到了陪衬的作用。
悲凉构思——“完不了”的悲凉
“完不了”和“反高潮”是张爱玲小说结构的两大特征，《金锁记》便是“完不了”的结构典范。
曹七巧这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嫁给贵族大户姜家患有软骨病的二公子做正房奶奶，并遭受姜家上下的欺凌。这个开头有点“奇”，但不过分，并且是平淡朴素的。由此展开了七巧为钱争斗一生的艰难历程，在压缩的故事时间里，层层推进，展开七巧传奇性的人生悲剧和心路历程。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独具匠心，让曹七巧在往事苍凉的回味中去世，小说叙事主体内容已然结束，而小说却以令人回味的一段文字作结，以引人深思：“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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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结尾前简单交代了七巧之女长安的现状，也就是在七巧的故事完结之前张爱玲悄悄地在叙事逻辑的因果链上搭上了长安的内容，七巧已将自己生命中的不幸转移到女儿的身上，同时也培养了长安阴鹜的性格，长安继承了七巧的性格与不幸，使这个三十年前的故事“完不了”，从而使小说产生了更为深沉厚重的内涵和悲剧意味。
情感上的悲剧——悲悯中的恰然 ⑴爱情
“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爱情，从根本上说是两性结合的最高形式。曹七巧嫁入姜家为的是财，她与二少爷姜仲泽之间可谓是没有爱情可言，可她与姜家三少爷季泽之间则存在着超出叔嫂范围的关系。可以说，起初七巧嫁入姜家，有部分原因是为了季泽而来，季泽不敢跨越叔嫂之界的举动，使七巧将感情上的亏损全部转为对金钱的疯狂争求。分家后，七巧对季泽念念不忘，当她清楚地知道季泽是为钱而来时，她又毫不犹豫地毁灭了他们的“爱情”。所以，七巧在爱情上是悲哀的，更是值得同情的。
⑵亲情
长期以来文学所建构的美好的亲情关系在张爱玲的笔下被轰毁，这是由于她对人性的基本理解——人不人之间只有本质的自私、虚伪和冷酷，当然，这与作者自身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金锁记》中亲情的悲剧意味主要体现于七巧与其兄嫂及其子女的关系。七巧的哥哥曹大年为了金钱，将自己的亲妹妹嫁给官宦人家的残废公子作媳妇，他不管妹妹一生所受的委屈，面对七巧的哭诉，夫妻俩还安慰妹妹：“你总有个出头之日。”所谓的出头之日，并不是妹妹有个健康的正常人的生活，而是大户人家的钱分到手中。事实上，没等钱分到七巧手中，他已明里暗里来揩油了，根本不管七巧在姜家是否好做人。曹大年把妹妹当作金钱交易的筹码，不但面无愧色，还当作是邀功要钱的资本。他无耻地将自己打扮成不图钱财而无比关心妹妹的唯一的亲人：“凭良心说，我就用你两个钱，也是该的，当初我若贪图财礼，同姜家多要几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七巧一语道破天机：“做奶奶不胜似姨太太吗？长线放远鹤，指望大着呢！”一对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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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然而，亲情却还不及金钱，亲生哥哥就这样因金钱而葬送了妹妹的一生。此外，七巧对其侄儿的冷酷以及亲手毁灭一双儿女的幸福生活的行为，更是让读者感到这部小说中亲情的悲凉。侄儿春熹对十三岁的长安并无邪意，却被七巧疑生暗鬼，将其赶出家门。赶走春熹后，她还教训长安：“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样的混帐，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身为母亲的她，逼死了儿媳，毁掉了女儿的婚事。她疯狂地残害别人，连自己的子女也不例外。在这里，血缘亲情应有的爱消失了，金钱斩断了所有的亲情，一切都让人不寒而栗、心生悲意。
意象上——悲凉的冷月
意象是一种独特的审美复合体，是有意思的物象，他、它是人物之外的物象与作家过者人物心灵的交融。“月亮”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为是女性的代表，而张爱玲的小说中关于“月亮”的描写更是深深地震撼人心。纵观她的文集，“月亮”这一意象发展的顶峰当推《金锁记》。这篇小说里，月亮统领全部的其余意象，显示了故事的悲剧性和悲剧的深刻性。通篇工有九处写到月亮，有蜻蜓点水一笔带过的，也有浓墨重彩精雕细琢的。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就提到了月亮：“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三十年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间，而月亮却是一个永恒的时间意象，变与不变，历史时间与自然时间的并提，形成了一种反讽的基调。接着摆出两代人对于三十年前月亮的看法：“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温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实际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是看月不是月，过去的人和现在的人不能理解，此月即彼月，此人却非彼人，而从实质上说此人又仍是彼人，她是她的延续，是她的替身。这其间有悖论，也有悲哀，悲哀里夹杂着凄凉。
典型的月亮描写还出现在芝寿遭冷落，独守空房一处。“„„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像漆黑的天上的一个白太阳”“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月亮像白太阳，这个奇异的比喻，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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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再看便令人汗毛竖起感到惊恐。任何事物一旦脱离了相宜的环境，出现在不相称的环境中便是恐怖的。这里以太阳比喻月亮，时间的意识模糊，时间的确定性消失了，以至我们可以认为时间此刻是不复存在的。月亮在芝寿的眼中是白的太阳，这其中暗示着芝寿的悲剧如黑夜般，如白景般，天天如此，她的悲剧是延续而永恒的。
“月亮”所表达的悲凉意蕴，在小说的结尾处表现得也忧为突出。“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这又暗示着长安将延续七巧的不幸。月亮的意象在结尾重又出现，有始有终，成为贯穿全篇的主题意象，强调了悲剧的深刻性，一贯性和彻底性。可谓是“悲凉的冷月”表悲意啊！
（三）从《金锁记》读张爱玲的创作特点
“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近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金锁记》中，作者广泛运用了“以实写虚”的意象技巧。文章开头就用朵云轩信笺上的泪珠来比喻年轻人记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用眼前可感的物什借指人们三十年前的一种模糊意识，以实写虚，是《金锁记》一开始就笼罩上了悲凉的氛围。
除此之外，张爱玲还善于运用的另一艺术手法，是苍凉意境的表现。苍凉是张爱玲小说的审美意象，这中苍凉不合常情，不近常理，促使人们去审美求解。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时代气息不明显，而着意于在表面安稳的生存状态中挖掘千疮百孔的人性，凸现苍凉的意境，展露悲壮之美。张爱玲在小说中用自己的末世眼光洞察人性，《金锁记》中的七巧用自己变态的心理去抑制人际关系中可爱的部分，这也正是张爱玲所要表现人际关系中的“丑陋美”。这一点在她其它作品中也均有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