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零开始 与学俱进
余爱民
今年6月1日，我从监利县委办公室调到湖北省委政研室工作，报到的路上我诌了这么一首顺口溜：我辈本是蓬蒿人，未曾奢望进省城。寸草春晖何以谢，汗流浃背报党恩。来了两个多月，发现没有地方要我汗流浃背，主要的工作是研究和写作，坐在空调房里，自然是不会出汗的。但新的领导和同事多是教授和博士，有些还是改革家和理论家，我这个天天走村串户汗出如浆的农村基层干部，一下子找不到感觉了。一阵惶恐之后，我回过神来——我不是“六·一”儿童节来的吗？我就是一个小学生，进了一所新学校，从零开始，从头学起吧。这么些年我不就是与学俱进走过来的吗？
男儿策马从头起
我读书的那段时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在学校实际上以劳动为主，兼搞点学习。我记得在杨林中学读书那两年，我们经常挑担粪桶或扛把锄头上学。暑天里下洪湖帮生产队插秧，一插就是半个月，累得同学们晚上回校后常常在井台上洗澡时就睡着了。冬天里还要到洞庭湖边为学校砍割芦苇，每次二十来天，每天每个学生要完成砍割一百捆芦苇的任务，学生个个满手都是血泡。也搞点学习，语文课学写大字报和批判稿，物理课学开柴油拖拉机，化学课学用甘蔗熬糖，外语课压根儿就没开。
我14岁那年，大队党支部把正在上高二的我要了回去，让我担任联盟大队二小队队办小学老师，兼二小队出纳。队办小学设在一个废弃的猪棚里，分
一、二两个年级，8块水泥板是课桌，16个拖着长鼻涕的小娃娃趴在上面望着我。第一堂课就把我给难住了，汉语拼音我没学过。看着二年级的小学生在黑板上熟练地写出“红小兵热爱党”的拼音，我真的傻了眼，新老师还不如小学生呢。
我的学习——叫自学吧，就从a、o、e这些拼音字母开始。
很快我就学会了拼写和朗读，还很有心计地把一些拼音容易混淆的字词，用大白纸抄下来，贴在房里，起早贪黑地背，编成歌曲背，倒过来背，后来索性把新华字典拿来背。嘿，那个暑期全区小学老师统考，我的汉语拼音成绩名列第一。
我那时年纪小，特别爱学习，就是不知道应该学什么。除了向老教师们学教书外，我几乎是乱学一通,或者叫乱背一通。汉语成语小词典我一条条地背，唐诗宋词我一首首地背，《古文观止》我一篇篇地背，就连乡里孝歌师傅唱的《十月怀胎》《薛仁贵征西》等民间演唱脚本我也一本本地背。我跟附近一些老先生们学做古体诗词，甚至还跟一些民间艺人们学打渔鼓等。
因为不断学习，我渐渐有了一点才气和名气。区里新来的文教组长看中了我，破格推荐我参加荆州师范专科学校首届函授招生考试。当时报考资格有三个“硬”条件：公办教师身份、中专以上学历、初高中教师。我是一条都不沾。我们区里去了四十多人参加考试，结果呢，中文和数学专业各录取一人，中文专业录取的是我。全县录取的八十多人中，我是唯一的小学民办教师。文教组的那个干事专门跑到我们小学祝贺我，
说我“麻雀有幸夹在雁行里飞”。
从此，我从饥不择食的盲目学习中走了出来，走进了虽是函授但也是正规的学堂，有人引导我从零开始，从头学起。
因为我是那批函授生中的特例，我经历了特别的艰辛——经济艰难：公办教师有工资，我是民办教师，拿的是工分。一年500个工，每个工两三毛，年底才结账。每次去参加面授，我的父母亲就忙着卖黄豆，卖芝麻，卖稻谷。有一次家里没有卖的东西了，就把刚买来的两只小猪娃卖了筹学费路费。有的同学夹在皮夹里的是一叠新崭崭、挺括括的大票子，我攥在手里的是一把汗渍渍、皱巴巴的角分儿。更紧张的是时间：我当时带毕业班的课，当班主任，还兼其他班的一门主课老师。我走了没人顶替。学校校长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反对我学函授，后来竟使出一记狠招，把我的面授通知压下来，锁在抽屉里，不告诉我，致使我有两次面授未能参加。荆州师专按学籍管理条例把我开除了。当校长幸灾乐祸地告诉我这个坏消息时，我气得眼睛冒火。
后来，我们县进修学校的校长拿了我在荆州师专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和我几次考试的优秀成绩，领着我去找荆州师专的领导，陈述我学习的勤奋和艰难，恳请“法外开恩”。师专的领导不仅当场表态恢复了我的学籍，让我继续读下去，还号召同学们学习我刻苦求学的精神。区文教组长看我在联盟小学不好再呆下去了，就让我到中学去任教。
再后来我就比较顺利地读完了师专函授，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专文凭，还被评为全国自学成才优秀青年。毕业时，师专专门约我写了一篇《奋斗万岁》的体会文章。20年后，荆州师专向教育部汇报函授成果的大会上，我作为特邀代表发了言。函授毕业后，监利县政府特别看重我这个自学成才的人，把我从民办教师特转为公办教师。多年以后，我在《监利报》任总编期间，兼任监利电大教师，忍不住和我的学生一道，参加湖北电大本科学习，拿到了本科文凭，全国电大成果展示文集中，收录了我写的《读书的感觉真好》一文，好像还评了个二等奖呢。
卒子大胆往前拱
我在白螺中学教书的时候，有感毕业生迎考学习的紧张和考场失利的痛苦，写了一首长诗《老师，我们应该去哪里》，没想到《中国青年报》给发表了。那真是不得了，全国各个省市的大学生、中学生还有解放军战士，纷纷给我写信，他们一个劲地夸我讲真话，说实话，是学生的代言人，是老师中的英雄。有个长沙的高中生搭火车，转汽车，一路问过来，找到白螺中学，找我为他“指点迷津”。真是一不小心便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
没过几天，学校校长被提拔到白螺镇当党办主任。当时党办缺一笔杆子，尤其是缺能到报纸上发文章的“硬笔杆子”。校长眼珠儿一转，很自然就转到我头上来了，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过长诗啊。于是就把我从学校抽调过去了。从此，我告别了熟悉的讲台，走向了一个陌生的天地，我又一次从零开始，从头学起。
党办分给我两件事：一是写新闻报道，二是写材料讲话。这两样我都不会。记得刚开始写新闻报道时，总是散文笔调，总喜欢用几个优美的词语，或
者来两个排比句，好像不如此就显摆不出“大专水平”来。写了一段时间，寄出了好几十篇稿件，篇篇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眼看快过年了，还不能出成果，主任急我更急。我找到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王科长是个热心人，把我带到报社去当面请教编辑记者们。真是“学莫便乎近其人”，新闻入门的那张纸一捅就破了。回来后，我照着编辑老师说的写，果然就出成果了，上了一篇两篇3篇，我就琢磨着要提高一下，不光把消息写好，还要把通讯写好，把言论写好；不光只在地区报上发，还要在省里和中央的报上发。我那时口里经常哼唱一句自编的歌：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哪里有报纸我的稿子就往哪里发。真的是一发而不可收，那一年，我在全国的大报小报上发表了新闻稿一百多篇，成了多家报纸的特约撰稿人。
我的另一项工作也做得很出彩。我写的材料讲话比较生动，领导们都还认可，我还能将材料和讲话稍一修改，就让它们在报刊上登出来，领导们特别高兴。因为我在党办秘书的位置上成绩突出，镇党委书记让我兼任镇团委书记。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团的工作中去，没日没夜地工作，一村一村建班子，一周一周搞活动，一项一项抓落实。那一年，我们镇团委被评为全县先进团委，我在全县作了经验介绍。我把那份经验材料改成散文样式，取了一个标题《卒子你大胆往前拱》，以卒子为线，串联共青团工作，内容分三层：一写卒子的目标——为党服务，把棋拱活；二写卒子的职责——拱，既学猪八戒肯拱，又学诸葛亮会拱；三写卒子的精神——不怕牺牲，肯于奉献。文章寄给《中国青年报》，没过几天就发出来了，一大块，很醒目，标题下面赫然印着：湖北省监利县白螺镇团委书记余爱民。于是，天南海北的团干部们来信赞扬、交流或咨询，团地委和团省委也非常关注，来我们镇办点考察、指导，我也被安排到外面去培训、学习和参观。个人有提高，工作更上新台阶。第二年，我们团委被评为全区五个优秀团委之一，同时获得“湖北省基层团委十面红旗”称号。我个人也获得“湖北省新长征突击手”和“湖北省模范团干部”称号，出席全省共青团九大，并且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接着更大的荣誉像钱塘江的潮水一样席卷过来，让我完全沉浸在幸福甜蜜的波峰浪谷中——我光荣出席全国共青团十三大，并作为全国6万个乡镇团委书记唯一的代表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我不会忘记那个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1993年5月3日，我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我与奥运会飞碟射击冠军张山挨着坐，大会休息时间，许多代表涌上主席台，请张山签名，也请我签名，误把我也当成名人了，让我也沾光过了一把明星签字瘾。
参加团的十三大会议回来，党团组织又给了我三个“很实在”的关怀：一是县委书记亲自发话，一周之内解决了我拖了四年的教师身份转行政身份的难事；二是提名选举我当了党委委员，党政办主任，也就是“官升一级”吧；三是借调我到团地委工作。
从乡镇机关一下子到了地委机关，中间跨了好大一坎，我又不适应了，我又一次需要从零开始，从头学起。
团地委安排我的工作是管宣传。这方面我有点优势。除了组织发动新闻媒体和团的宣传机构开展宣传外，我带头写新闻稿件。那时刚开始实行双休日制度，我单身汉一个，这两天时间就用来学习和写稿。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一周一小稿，半月一中稿，一月一大稿。我把全国所有的知名报刊，全部标在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我把那张地图贴在房间的墙上，在哪个报刊发表了一篇稿子，我就在哪里贴上一面小红旗，以示“拿下”。我经常对着这张地图举掌宣誓：一定要像解放全中国那样“占领”所有的大报大刊。当时，我着力主攻的是三个堡垒：《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和《知音》杂志。不出
半年就全“拿下”了。很快，小红旗就几乎把大地图插满了。共同努力下的团地委宣传工作，成绩也很显著。我借调的两年时间里，我们推出了7个国家级典型，其中，全国十佳少年何蓉、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先进个人徐永富的影响特别大，中央电视台投了一大笔钱为这两个人物拍系列片，在黄金强档播放。团委的宣传工作得到了地委和团省委的充分肯定。我个人在收获一叠奖状、证书的同时，还收获了一叠稿费单，这对我当时两地分居的艰难生活也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补贴。
勤为农民写文章
两年借调期满，我回到了监利。刚好那时县委要创办《监利报》，于是，我走上了人生又一个新的岗位。
创办《监利报》，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课题。原来写点新闻稿，也算是给报纸送过一点农家小菜，而今却是要做厨子了，要办出一桌桌酒席。种菜和做菜——也就是菜农和厨师是不同的，何况是要我出任厨师长呢（我任总编缉，社长是由宣传部副部长兼的）。我又一次从零开始，从头学起。
报纸开办的前两个月，我带了一帮人到邻近的《洪湖日报》社去跟班学习，从收稿、改稿到校稿、定稿，从一版、二版到三版、四版，从征订、发行到广告、印刷，什么都从头学。学了7天。回家后，用了15天，出了第一期试刊号。我们捧着试刊号向县委汇报，就如同捧着刚出生的孩子那样高兴、那样激动。
1998年，长江发洪水，百万监利人民和十万解放军战士一齐上阵，坚守了88个日日夜夜，刚满一周岁的《监利报》也积极投入到这场伟大的战役，在第一时间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其中我撰写的抗洪英烈杨书祥的事迹报道《队长倒在团旗下》，《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了一个整版，并加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青春方阵看头雁》。接着，《人民日报》发了我写的后续报道《接过丈夫那面旗》，也配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永远飘扬的旗帜》。后来杨书祥夫赴妻继的英雄事迹，写进了江泽民同志的抗洪总结报告，成为一个时代的先进典范。
2004年3月，《监利报》停办后，我调到县委政研室当副主任，兼税改办主任，后又兼土地延包办主任，继而又兼乡村化债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反正涉及农村那档子事都是我的。
从办报纸转行搞农村工作，我又进入一个新领域，又一次从零开始，从头学起。
先要学政策吧。我从事的那几方面农村工作，涉及的政策性很强。政策不熟，无以立足。一如古人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熟悉政策跟农民是讲不好话的。另一方面还要理论联系实际。这还好，我兼任四个办公室主任的主要工作，就是下乡进村入户，宣传检查督促。一年365天，我总有300天在村里转。我把政策和实际结合起来学，写出了10多篇关于农村政策的讲稿。每年中央一号文件下来后，我都要写一篇生动详细的解读。至今在监利有些农民家的大门上还贴有我写的政策解读读物。我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学习上下的功夫更多一些，写有上十万字的讲稿和体会文章。在监利，我很快成了农村政策方面的“土博士”，经常有基层干部和农民上门来找。大凡是农民来县里上访，大都是我接待，我的同事总要这么向他们介绍说：“老余是国家级的政策专家，找到老余了，就不要再往上找了。”这话多少还起点作用。
农村工作有我学不完的东西。在学习和实践如何把工作落实到位、如何做得更优秀的同时，我也学着写一些农村调查报告，因为我手头摸到的情况太丰富太鲜活了，而农民包括基层干部又迫切需要我们去为他们研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后来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指标：一个月研究一个课题，写出一篇报告，解决一点问题。怎么样把调查报告写好，我首先向毛主席学习。我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重新通读了一遍，所有关于调查报告的文章更是一遍遍细读。这一读，就学到了一点写文章的方法。我把新闻写法和材料写法结合起来，用材料的框架，用新闻的笔法，多写典型事例，掺以生动细节。我把它叫通讯式的材料写法，因为我写得比较散漫自由，不大合乎一般规则。有朋友套用现在流行说法，叫做“原生态材料写法”。实践证明，这种改进还比较受欢迎。
今年，我调到省委政研室工作，县里的同事和朋友们都羡慕我有这个进步，特别是像我这样一小把年纪已经不指望提拔的人。也有人问我跟省里哪个领导熟，找了谁。可我从来没进过省委大院的门，一个领导都不认识，我想，应该是“学习”带我进门的吧。
抚今追昔，感慨良多。我从一个农民，先后转为民办教师、公办教师，再转到行政，最终成为省委机关的一名秘书工作者，我靠的就是不断学习。可以说，学习让我既快乐又痛苦，让我既甜蜜又苦涩，让我既充实又空虚，让我既有为又无为，让我既自豪又自卑。这么多年，学习既是我工作中的帮手，又是我生活中的伴侣；既是我拥抱世界的会客厅，又是我品茗孤独的后花园；既是我投入最大的一项工程，又是我收获最多的一块土地。我会终生敬重学习，感谢学习。
（作者单位：湖北省委政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