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变‘首堵’，房子又贵得出奇，这北京真是没法住了。”近两个月，北京已有过两次全城大堵车，其中一次不过是下点小雨，却导致全市140多条主要线路拥堵达数小时，许多市民为此抱怨。
交通拥堵之外，房价高企、生活成本提高、空气污染、无处不在的噪音„„特大型城市集中暴发的“城市病”，让越来越多的人发觉，城市似乎并没有那么美好，一些人甚至开始逃离“北上广”。而最近发生在上海胶州路的公寓大火，更使人们对城市生活的安全性感到担忧。
特大城市注定难以“宜居”吗？快速成长的城市将“烦恼”到何时？该如何治理已经出现的“城市病”？
① “城市病”集中暴发，离“宜居”越来越远
为了避开早高峰，家住北京市大兴区的刘文波每天6点就要出门，赶往位于东三环的公司上班。“其实公司正常上班时间是9点，但如果7点开车出门，正好赶上早高峰，肯定会迟到。”刘文波告诉记者。除了要早出门外，为了避开晚高峰，刘文波几乎每天都“主动”加班，20点才下班回家。“实在不想把时间都‘堵’在路上。”他说。据了解，目前北京的交通拥堵时间已经从2008年的每天平均3.5小时增加到现在的5小时，汽车平均时速仅为15公里。
刘文波老家在河南，大学毕业后来京工作，2008年10月在北京结婚。“由于准备马上要小孩，就想起码也要买个两居。虽然当时北京房价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下降，但四环以内的房价我还是承受不了。想来想去，也只能在大兴这样的地方买房了。”
令刘文波发愁的，远不止每天要“早出晚归”。“好的商场、医院、娱乐休闲设施都集中在市中心，平时动不动就要往城里跑。”现在他正为儿子上幼儿园发愁，京城“入园难”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其实，除了房价高、交通拥堵、街区发展失衡这些市民们日常就能深切体会的“城市病”外，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还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等“城市病”。
在北京，“十一五”规划确定2008年常住人口总量要控制在1625万人，但截至2009年底，实际常住人口总数就已达到1972万人。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达1921.32万人，广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经超过1400万，估计用不了多久中国就会涌现数个20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环境污染也让人头疼。在深圳，多条河流已经被严重污染，即便地处珠江三角洲，该城市仍是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城市之一，2009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经下降到20年前的1/18。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北京、广州等地一度出现“垃圾围城”现象。
城市的好处毋庸置疑。一方面，同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集约使用可产生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业；另一方面，人口的聚集使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相伴随的家庭活动社会化的过程使人们的生活质量提高，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教育、文化、休闲、娱乐等活动。但是，当城市扩张到一定程度，“城市病”随之而来。
中国城市管理协会会长罗亚蒙认为，城市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是一个运动的矛盾统一综合体，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城市有点“病”是正常的，只要不“病入膏肓”导致城市“偏瘫”就可以治理。只是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更严重一些，治理的需求更迫切一些。
“‘城市病’是城市化的产物。特大城市功能高度集中，而周边中小城镇功能很不健全，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效益来看，特大城市有许多优势，也正因如此，人、财、物等生产力要素不断向城市集聚，导致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各种‘城市病’随之产生。”中国科学院经
济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张文忠说。
“城市病”的对立面是城市的宜居性。每个人都希望，城市既是繁华现代的又是宜居舒适的。
罗亚蒙介绍说，宜居的标准有很多，但根据学术界普遍的观点，城市是否宜居，有一条“红线”：环境承载力。“在人类活动强度超出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之前，人类活动强度越大，城市宜居性越高；但在人类活动强度超过城市的环境承载能力之后，人类活动强度越大，城市的宜居性越低。”罗亚蒙说。他认为，当前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人口过度聚集，人类活动强度均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从而导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等诸多“城市病”，离“宜居”越来越远。
② “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应尽早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廖嘉明住在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北路，几乎每天她都能看到深圳市人民医院门口排队挂号的焦急的人群。“有的人天不亮就来排队，一开始不理解，自己看了几次病就理解了。” 廖嘉明告诉记者，今年7月份她去看牙，前后跑了两趟才挂上号，前不久去治感冒，挂上号了还等了三个多小时才轮到自己就诊。据了解，由于大批外来人员涌入深圳，深圳市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按2008年底深圳市实际管理人口1269万计算，该市每千人拥有床位数1.66张，低于全国同期3.20张的水平，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1.64人，仅与全国平均水平（1.62人）持平，这两项指标都排在全国副省级城市的最末位。
北京宣武区香炉营的杜奶奶最近正在为修拉链郁闷。原来前几天杜奶奶夹克上的拉链坏了，可找了一圈，附近商场的裁缝都只给自家卖的裤子改裤脚，谁也不接这种小活。 “周围大商场一个挨一个，怎么就找不见换拉链的地方呢？”最后经过邻居指点，杜奶奶搭了三站公交才找到一个换拉链的小商店。“换一条拉链要20元钱，这要在老家，街边的裁缝店只收2元钱。”杜奶奶很郁闷。
相对于其他地区，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条件已经很优越，为什么反倒会出现这么多不方便呢？
张文忠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人口的过快增加消化了基础设施发展的效果，公共交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据测算，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十一五”期间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增长了一倍，客运量却翻了两番。另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配置不合理、管理不科学导致利用率不高。比如，北京的汽车保有量低于纽约、东京，但堵车现象却比它们严重得多。“在服务设施方面，大城市也不能只有大超市、大商场，城市是一个多阶层群体共同维护的系统，城市规划应当考虑不同群体的生活需求，尤其要考虑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生活需求，保障其生活空间和生活条件。”张文忠强调。
廖嘉明、杜奶奶的感受，表明了广大市民对城市基础设施便利度和舒适度的迫切要求。这正是宜居城市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病’并非不可治理。随着城市居民对宜居期望的增高，城市发展应当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罗亚蒙说。
罗亚蒙主张，国家应当控制特大城市规模恶性膨胀。他说，即便按7亿人居住在城市、人均100平方米标准估算，城市用地也只需要7万平方公里。而目前我国城市建设规划用地和开发区规划用地已经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即便不再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只要盘活现有土地，优化利用，也能满足未来城市化的需要。
值得欣慰的是，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提升城市化质量方面迈开脚步。11月20日，根据北京市规划委在“首都第十七届建筑设计方案汇报展”上的展示，地铁6号线和10号线将在呼家楼站实现“平层换乘”，CBD核心区一期近10栋高层建筑将采用空中连廊串联，并共享地下车库。“希望地铁的路线和换乘设计能不断改进，也希望地面堵车现象有所缓解，让市民出行不再受‘堵’。”在北京打工的湖北姑娘石丽珠长期以来饱受“换乘之苦”,她对此非常期盼。
③ 改变城市发展“指挥棒”，专家建议，不妨设置“婴儿车指数”
什么样的城市算宜居？2007年，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等单位牵头完成的《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通过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学技术司验收。根据该标准，可从社会文明度、经济富裕度、环境优美度、资源承载度、生活便宜度、公共安全度和综合评价七大项来评价一个城市的宜居程度，综合宜居指数在80以上，就可称之为“宜居城市”。
“这个标准只是导向性的科学评价标准，不是强制性的行政技术标准，因此，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尚不具备约束力。”该课题研究的负责人罗亚蒙对记者说。他认为，由于缺乏此类城市化质量评价标准的约束，“当前在我国的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领域，理想和现实最大的矛盾就是资源承载力与‘唯GDP论’的冲突。”他介绍，长期以来，GDP是我国评价考核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考核城市管理者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唯GDP论”直接导致城市发展走上规模扩张之路。
常年关注区域经济地理发展的张文忠教授认为，科学合理的规划是城市管理的基础和关键。他介绍，总结国际许多特大型城市规划管理的经验和教训，城市规划应当完善周边区域功能，尽量减少职住分离现象，减少“钟摆式”通勤；城市规划应当疏散主城区功能，尽量减少人流、物流在中心城区的高度集中；应当按照人口比例等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促进高品质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要把城市作为一个系统来管理。不能头痛医头，就事论事，要通盘考虑城市发展、功能布局。”张文忠说。
目前，一种城市综合管理新模式，正在一些城市兴起。在广州附近的清远市，新成立的城市综合管理局承担了过去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城市照明、城市桥梁、城市道路及其配套设施、市容市貌综合管理和城市监察等多个部门的职能，城市管理重心前移，在城市规划、行政许可、社会教育等环节化解矛盾。
“城市规划缺乏严肃性和稳定性，许多城市往往是一任领导一个规划，也是导致城市管理混乱、‘城市病’加剧的原因之一。”张文忠认为。他主张，我国有明确的“城乡规划法”，必须强化它的法律严肃性，不能随着领导的更换，而改变规划；规划的出台也要吸收公众参与，广泛征求各方和各阶层的意见。
区域不平等的文化基因对“城市病”的形成也发挥着一定作用，罗亚蒙分析道。刘文波这个在北京工作的外地青年的经历印证了他的观点。“每次回家，亲戚朋友都把你当做贵宾，父母也觉得很有面子，大家不是因为你挣了多少钱，只是认为能混到北京就很了不起。”刘文波说，“与在老家焦作工作的同学相比，我的房子比他小、房贷比他贵、工作压力比他大，但大家就是认为在北京比在焦作好。”“这种心态就是区域不平等的文化在作祟。”罗亚蒙分析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特大城市人口不断膨胀。
罗亚蒙认为，要防治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因此，宣传区域平等的理念，尽可能避免区域不平等理念在法律、法规以及区域发展规划的制定中作祟，对于防治“城市病”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上，许多专家探讨了城市宜居的问题。其中，上海市建交委副主任沈晓苏的一个看法格外引人关注，他认为宜居城市应该是一个“婴儿车能在街头任意出现”的城市。因为，婴儿车能不能上街，其后边包括相关设施是否无障碍、道路是否畅通无阻、空气是否足够清新、市民是否有休闲的时间和空间。
中国的城市还在不断长大，长大了的城市街头是不是能有市民悠闲地推着婴儿车？热爱城市的人们在期盼。
山西遭遇近年来最严重“电荒”（热点解读）
核心提示
近期，山西各地频现间断性停电。近年来，山西每年冬季都面临缺电，但今年形势尤其严峻，预计年底电力缺口约占需求的1/4。作为煤电大省的山西，何以遭遇如此严重的“电荒”？
25日19时，山西省会太原。
入夜之后，大道两旁的景观用灯并未开启，许多路段的路灯隔一盏开一盏，小街巷里的店面广告也是漆黑一片。
间断性停电频现
“我们家最近每周停电好几次，一停电就容易停水、停暖气，晚上家里吃饭、孩子写作业都得靠蜡烛，大冬天冷得睡不着。”山西晋城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晋城市供电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说，“山西全省电力紧张，导致今冬晋城最大电力缺口预计达60万千瓦，占总用电需求的40%左右。”
而在晋西工业集团动力分公司，经理任国元也表示，“每年冬季都要有几个月限电，但这次显然是最难的一年了”。
据记者了解，10月中旬以来，山西各地频繁出现间断性停电。而来自山西省电力公司的消息称，随着近期山西气温下降，各地供热取暖用电逐步增加，电力负荷持续攀升，全省最大用电负荷达到１７３２万千瓦；与此同时，省内电力供应明显不足，最大电力缺口达320多万千瓦，预计年底电力供应缺口将达到５００万—６００万千瓦，缺口占总用电需求的２０%—２５％。
发电企业停机容量大
一位从事电力工作近30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山西缺电的直接原因，不是缺煤，也不是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不够，而是发电企业停机容量太大。
记者从山西省电力公司获悉，山西电力供应出现短缺的原因是：“四季度以来，我省加大了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发电企业停机限产，发电机组非计划强迫停运频发。加之部分火电企业由于经营困难电煤中断，也长期停机”。
该业内人士还向记者出示了一份11月中旬某日的《当日山西省电力供应及电煤信息日报》。记者看到：当日山西省调装机容量2986.75万千瓦，停机容量超过710多万千瓦，其中非计划停机容量174.5万千瓦，缺煤停机115.5万千瓦，未开机容量259.6万千瓦，而由于计划检修、经营不善停机和环保停机容量，占到168万千瓦。停机机组已占到总装机容量的两成以上。
对于发电企业大量停机的原因，该业内人士直言不讳地说，完成节能减排目标的压力，是主要原因之一。“除去正常停机，上述数据中的非计划、未开机容量，很大部分是由于节能减排压力而关停的机组容量。”该业内人士分析。
据了解，今年山西万元GDP能耗需下降4.6％、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需下降2.44％、二氧化硫排放量不出现反弹，才能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虽然山西省政府今年采取了一系列强力措施，但节能减排压力依然空前。
“今年冬季采暖期开始后，京津用电压力一直很大，南方省市也因枯水期水力发电不足，山西开足马力保障供电，但发电所产生的能耗却由山西承担，造成节能减排压力巨大。”该业内人士对记者说。
据山西电力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山西一直是向全国输电最多的省份之一。今年前三季度，山西累计外送电量达５０６多亿千瓦时，同比增长１７％以上。虽然目前山西面临严峻的缺电局面，但外输电量仍超过全省发电量的1/3。
“为保证今年节能减排目标坚决完成，并且保障外输电供应，山西只能停掉供应省内的发电机组。”山西一座电厂负责人告诉记者。
“电荒”并非因为“煤荒”
据了解，今年10月山西煤炭产量达6758万吨，创历史月产量新高；预计今年山西省煤炭总产量将达到7.2亿吨，从而超越内蒙古重新确立全国煤炭产销第一大省的地位。因此，山西不存在煤炭产量不足的问题。
而据记者了解，山西部分发电企业因“煤”停机的原因之一，是少数火电厂还延续着“小煤窑”时代的思维，图便宜、不建储煤场或小库存，不与大产煤企业签供货协议，结果现在小煤窑没了，闹了“煤荒”。
“因‘煤’停机的表象，其根源就在‘市场煤’与‘计划电’的价格体制不顺。电价属于国家行政调控，而煤炭的价格却已市场化。”该业内人士分析，今年以来煤价涨幅远超电价，部分未签订煤炭供货协议的发电厂亏损面加大，因此不愿买煤而停机。
全力保障居民生活用电
“无论是拉闸限电、关停机组，还是买柴油机，都属临时之举”。该业内人士认为，电力缺口这么大，电网安全还得保障，因此做好用电分配显得尤其重要。
负责山西电力调配的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11月以来两次下发通知，要求“各市各部门不能以完成节能目标为由，停止正在运行的发电机组，要确保省内电网的正常运行”。
山西省电力公司近日连发紧急通知，要求首先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根据“先生活、后生产、保重点、兼一般”的用电原则，对带有自备发电机的营业单位全部参与避峰用电；对大型企业实施错峰用电。
编辑点评
近期，有些地方采取拉闸限电、关停火电机组等方式，突击节能减排达标，影响了企业生产和群众正常生活。这种简单压减电力供应的做法，不仅违背了节能减排的初衷，也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推进节能减排，要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切实推进结构调整有机结合。要正确处理节能减排与合理发用电的关系，加强对电力需求侧的管理。只有继续严格限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用电，对未按规定期限淘汰的落后产能和违规建成项目，依法、按程序停止供电；严格控制景观照明用电，杜绝“亮化”工程等浪费现象；通过帮助用户提高用电效率，改进用电方式，实现节约用电，才能从根本上实现节能减排工作的目标。
文化发展是民生之魂（省部长访谈录）
——文化部部长蔡武回顾“十一五”展望“十二五”
“十一五”期间：
●形成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初步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规律和道路。
●文化体制改革深入开展，艺术创作与生产焕发活力。
●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进一步得到保障。
在对文化部部长蔡武三个小时的采访中，我们收获了一个文化部长的文化自信，这
自信是来自于过去五年我国文化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同样更来自于未来五年文化领域将受到的前所未有的重视。
观念变化激活了文化生产力
记者：过去五年，在我们的印象中，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文化走出去的新闻井喷式增长，您作为亲历者，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蔡武：过去五年，文化领域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是观念变化。我们国家在发展实践中对文化的双重属性有了认识，形成了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即通常所说的，双轮驱动、两翼齐飞。文化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公共文化事业，主要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二是文化产业，主要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致力于培育合格的市场主体，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文化消费需求。
2009年7月，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标志着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记者：有人说文化的产业属性现在被忽悠得有点儿过度，您怎么看？
蔡武：文化体制改革也是国家的战略决策。从2003年开始试点，2005年逐步展开，2008年全面铺开。但目前真正实现转企改制的只占到所有院团的12%左右，代表国家水准的重要院团，交响乐、歌剧、京剧昆曲等需要重点扶持的院团以及市场发展不充分的院团都还在保护之列，不能说是过度。
就拿大家总抱怨的高票价来讲，这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目前，我们的演出机构与演出场所还是不够，对于民众多元的需求来说，他们能够提供的产品是非常有限的。这种状况就需要体制改革来释放文化的生产力。
让农民足不出村就享受文化大餐
记者：您一直把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看得特别重要，在过去的五年，文化民生也浮出水面，文化与民生有着怎样的关联？
蔡武：“十一五”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而文化也是民生的核心组成部分。除了物质的满足，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也是我们的责任；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既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在城市，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图书馆的免费开放使文化的辐射力空前提高。“十一五”期间，国家对农村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4年间增幅达到140.98%，对中部和西部地区文化建设的投入4年间增幅达到133.8%和154.5%。
记者：但相对城市来说，广大的农村可以享受到的文化内容还是不足的。
蔡武：建立具有便利性、均等性、普惠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后５年内，我们会争取实现每个行政村都有文化活动室，争取建立起国家、省、市、县、乡、村六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同时深入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和数字图书馆建设，丰富城乡基层的公共文化资源。
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
记者：当前，各地政府的“申遗热”、“故里之争”高烧不退，您如何看待这些文化现象？
蔡武：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起步晚，但已经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富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已有34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十一五”期间，我们完成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截至目前，我国共有世界遗产40项。
相对于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成功申遗的还只是少数，所谓的“申遗热”并不准确。前不久文化部出台了相关文件，要求各地把握正确导向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
反对丧失文化品位的过度开发行为。
国家在“十一五”期间设立了“文化遗产日”，文化遗产在凝聚民族精神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文化将迎来最好的发展期
记者：您参加了“十二五”规划的制订，您对于规划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蔡武：“十一五”期间，文化经费投入不断增长。2009年，全国文化事业费为292.32亿元，与2005年相比增幅达118.44%。但这也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0.4%。在“十二五”期间，我希望这一比例可以达到1%。
“十二五”规划的文化发展目标之一，是加快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标准规范。我们应该像修地铁、高速公路一样，将文化设施的建设纳入到国家的基本建设中。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需要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需要文化与科技融合产生更多的新型业态，进行更多的创新，也需要政府搭建更多的平台，让我们的文化企业多渠道地走出去。
目前文化领域相关的法律还少之又少。《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通过。在未来五年，立法将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促进法》有望提上日程，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的立法也在筹备中。文化市场的管理也需要法律法规的健全。
目前我国的文化建设正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和国家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文化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文化也被赋予了很多新的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看我们有没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期，实现文化自强。
云南立法护航工资集体协商
企业利润增长时，职工的工资是否也该相应上调？11月26日，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云南省企业工会条例》，明确规定从明年5月1日起，企业工会有权代表职工跟企业协商薪酬待遇。此举标志着云南正式将工资集体协商写入地方法规。
职工工资应与企业利润同步增长
“工资还能跟老板协商？”在云南昆明某旅游社当导游的小庄表示，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
据介绍，工资集体协商，是指职工代表与用人单位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支付办法、工资标准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的行为。
云南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卢正国认为，当企业利润增长时，职工工资应该同步增长。收入分配不能仅由经营者做主，而应通过工资集体协商，使企业主与职工方定期就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工资支付办法、劳动定额等进行协商共决。
“工资收入是职工最基本、最重要、最核心的经济利益。随着物价、房价逐步上涨，如果长期不增加工资，势必降低职工的幸福指数。”云南省总工会法律保障部副部长王正钢说，“从目前来看，云南省的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总体是滞后的，用三句话概括，就是‘不会谈，不敢谈，不愿谈’”。
“不会谈、不敢谈、不愿谈”亟待破题
11月15日，云南省总工会召集全省所有工会的400余名主席，进行了最大规模的“工资集体协商推进培训”，旨在培训一批业务过硬的“工资谈判专家”，帮助职工同老板谈判加薪。
“工资集体协商的专业性比较强，涉及劳动力价格计算、合同法相关内容等等，此次培训的内容包括工资谈判的技巧与策略、法律适用、工作分析、协商实务等，就是要解决‘不会谈’的问题。”王正钢说。
“会不会谈”可以通过培训解决，“敢不敢谈”呢？王正钢坦承，由于企业工会人员也是捧着老板给的“饭碗”，要让工会代表职工去跟老板谈工资待遇，一不小心，职工的工资没涨成，自己的“饭碗”可能也被砸了。
王正钢介绍，目前，云南省总工会正尝试探索“工会干部职业化”，即由各地工会给企业“派”工会主席——这个工会主席对企业老板，不再是打工的关系，相对独立的身份有助于工会主席理直气壮地要求老板为职工加薪。
据了解，云南省总工会还计划尝试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队伍，探索聘用律师等作为工资谈判专业人才，带动工会工资谈判水平的整体提高。
王正钢认为，要破解“不愿谈”的局面，需要探索建立劳、资、政三方共同保障职工工资收益随企业利润同步、稳步增长的长效机制。
条例明确提出对工会人员进行保护
11月26日，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云南省企业工会条例》。
《云南省企业工会条例》规定：企业工会代表职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教育培训、女职工权益保护等事项与企业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企业工会有权代表职工向企业提出平等协商，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要求。
条例也明确提出对工会工作人员进行保护：无正当理由解除企业工会筹建发起人劳动关系或者调整其工作岗位、降低工资待遇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无正当理由拒绝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等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云南大学法学院马青连老师认为，由工会代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工资问题进行集体协商，既有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又可以避免个体劳动者可能出现的非理性行为给企业正常生产秩序造成不良影响；下一步，希望能健全工资集体协商的有效监督机制，使相关的法律法规真正落到实处。
云南省总工会则希望，今年内实现全省40%以上企业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2011年达到60%以上，2012年达到80%以上。“但仅凭工会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王正钢说。
浙江推进工资协商集体合同制（链接）
据新华社杭州１１月２９日电 （记者岳德亮）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的一部地方性法规规定，推进集体合同制度是政府职责。
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集体合同条例》明确，各级政府要组织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和集体协商工作人员的培训工作，全面推进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工作。
在集体合同的审查方面，条例规定：集体合同签订或者变更后，要自双方首席代表签字之日起１０日内，由用人单位一方将集体合同文本一式五份及说明等材料报送有管辖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管部门自收到集体合同文本之日起１５日内未提出异议的，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在互联网世界种下“善之花”（文明上网 共建和谐）
编者按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日益广泛深刻。与此同时，网络文明建设问题也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一些暴力、黄色、虚假信息在网络上泛起，“网上
打手”、“网络公关”、“网络炒作”“绑架”舆论，不文明、不健康的网络言行败坏社会风气，损害网络环境和谐。
为推动网络文明建设，营造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的网络环境，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9月25日，在中央外宣办、中央文明办等10部委共同指导下，195家网站联合推出“文明上网，共建和谐”网上征文和知识竞赛活动。3个月来，广大网民畅谈文明上网体会，讲述亲身经历的上网故事，抒写文明上网的体验和心得，积极参与网上知识竞赛答题，为共同营造纯净、和谐的网络空间贡献心智、共享心得。活动的成功举办表明，“文明办网、文明上网”，已成为各级政府、互联网业界和广大网民的共识。
在“文明上网，共建和谐”活动成功落幕之际，我们推出这块专版，摘登部分获得金奖的作品。与读者共享这些充满真诚、感动与激情的文字，也与广大网民共勉。
11月25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文明上网，共建和谐”网上征文和知识竞赛活动颁奖典礼隆重举行，10多位网友成为颁奖礼上的主角。他们当中，有的是100多万知识竞赛参与者的幸运代表，有的是3万多名参与征文网友中的优胜者。
由中央外宣办、中央文明办等10部委共同指导、195家网站主办，历时3个多月的“文明上网，共建和谐”网上征文和知识竞赛活动，是一场为推动网络文明建设，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而举办的网络盛宴。活动的大幕虽然已经落下，但是它播下的“文明上网”的“种子”却在广大网民心中生根。
互联网“美丽世界”中也有浊水潜流
“当我被网络独有的魅力征服的时候，感觉有一种全新生命的寄托在心中被点燃，我对生活再次充满激情。我发现，世界原来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狭小和无助，网络的美丽，真的妙不可言。”一位患脑瘫的女孩在征文中这样写道。
“我在网络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成长，网络宝库里无数哲人的不朽著作构筑起一个博大精邃的精神宝库，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在看书读报不易的康巴藏区高寒地带，一位热爱阅读的网友曾依靠网络度过他的“青葱”时光。
然而，互联网在给4亿多网民带来快乐与便利的同时，也给不少人带来了迷茫、困惑甚至痛苦。一些网民不文明的上网行为不仅伤害了自己，也给他人的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
“女儿班级原来有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父母东挪西借凑钱给他买了台电脑。可此后，他的成绩却一落千丈。有一次母亲偶尔撞见，儿子上网哪是学习呀，而是在看屏幕上的半裸女性照片„„家里的网线掐断了，儿子就跑网吧，最后发展到逃学上网，气得这位同学的母亲时常大哭。教过这个学生的老师都为此感到惋惜。”一位网友在征文中写道。
“一失足成千古恨。”只因为参与了一分钟的裸聊，一位网友不得不忍受无尽的麻烦。“我的教训是真实的、惨重的、深刻的和痛苦的。”
由于未正确使用网络而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让人震惊。一位网友提到媒体报道的一个案例：一个刚满20岁、还很稚气的男孩，玩网络“杀人”游戏着了魔，不仅幻想自家的楼道里满是骷髅，而且总有一种冲动——想在现实中体验游戏中的“杀人”。在一次玩完电脑游戏后，他向一个年仅17岁的陌生女孩挥起了刀„„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有网友这样概括网上不文明行为：有的借这个虚无的世界，招摇撞骗；有的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进行人肉搜索，严重侵犯了他人隐私；有的为泄私愤激战辱骂，言词偏激；有的陷入网恋不能自拔，导致家庭破裂，妻离子散。
做文明网民 倡文明表达
“文明上网，从我做起。”8月19日，来自5所大学的大学生代表在“文明上网，共建和谐”网上征文和知识竞赛活动启动仪式上发出倡议。
提及网民的责任，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说：“网
民是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把互联网建成共建共享的精神家园，需要每位网民更多的关心、支持和呵护。”他倡议，办文明网站，做文明网民，倡文明表达，创文明环境。
一位网友在征文中提到，只有尊崇文明上网，网络的力量才能转换成为正义的力量。只有我们每一位网民坚守住法律底线、道德底线，这种力量才能闪耀出传奇的光辉。
“文明上网，共建和谐”网上征文和知识竞赛活动，受到了广大网民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
自8月19日195家主办网站公布征文邮箱到9月27日征文截止，共征集文字、图片、动漫、音视频等各类作品3万多篇（件），仅人民网就收到5500多篇征文作品。这些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的称赞中国网民团结善良，有的感谢互联网使人们的生活日新月异，也有人为互联网健康发展出谋划策。参赛作者有“50后”的老网民，有刚刚上学的小学生，有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还有失去四肢、用嘴咬着筷子打字的残障人士。经过各主办网站初评、18位专家组成的评审组定审，最终选出350篇获奖作品。
知识竞赛同样受到网民欢迎。十几位互联网业界专家认真讨论遴选，从精心准备的近千道试题中选出99道作为知识竞赛试题。试题涵盖了网络道德、互联网法律法规等方方面面。据统计，活动期间竞赛页面日均访问量达300万次，超过百万网民参与了答题。
网络文明建设依靠网民
近年来，根据中央要求，有关部门先后开展了“大兴网络文明之风”、“绿色·阳光网络工程”等活动，持续开展打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专项行动，取得明显成效，网络环境有所净化。
有网友建言：“必须加强全民文明上网的宣传和教育工作，预防网络违法犯罪案件的发生。只有全社会都来关注，共同努力，才能营造一个健康、文明的网络环境，构建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
中央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钱小芊认为，网民既是网络文明的参与者、建设者，也是网络文明的受益者，是推进网络文明建设的主体。“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必须依靠网民、服务网民。”一方面，要共同努力为网民提供更多更好的网络文化产品，不断满足网民日益增长的网络文化需求；另一方面，要引导好、保护好网民的参与热情，充分发挥他们在网络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不让干部倒在工程上（前沿观察）
浙江去年一年完成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1.2万亿元，同比增加了一倍，而全省查处的工程建设领域案件却同比下降了2%；今年以来全省限额以上投资6761亿元，尚未发现违法犯罪案件。
在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中，浙江从查处、监管、预防、制度等多个角度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不久前的一天，浙江东阳市歌山镇尚侃村村民代表会议。村党支部书记金长法正在对村文化活动中心项目决议情况进行唱票：“村民代表应到30人，实到26人，全票赞成，项目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下一步将把项目提交镇招投标中心，并接受群众公开评议。”
今年以来，东阳市规定，凡进入决策程序的村级重大事项，须按照“五议工作法”组织实施，分别是村党（总）支部委员会提议、村“两委”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和群众公开评议。“按规定，村里所有的工程项目都要经‘五议’通过后才能实施，数额2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在乡镇公开招投标，30万元以上、600平方米以上的进入市招投标中心公开交易，从制度上保证了农村工程建设的廉洁。”东阳市委常委、纪
委书记金云平告诉记者。
自2009年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开展以来，浙江省、市、县、乡各级都探索和创新了不少具有特色的做法，力争不让一个干部在工程项目上倒下。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严肃查处每一起案件
近日，海宁市民张某接到市纪委打来的电话：“你在前不久举报某局长非法干预工程招投标问题，我们经调查属实，现在已对其进行党纪政纪处分并移送司法机关，责令该工程重新招投标。感谢你反映的情况！”
这是海宁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和实名举报“无障碍”体系相结合的一个例子。海宁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方俊良介绍，海宁市纪委采取多项措施畅通举报渠道：设立举报“互动通道”，坚持每月一次的领导信访接待日，群众也可点名领导接访，领导接访的举报件由接访领导包案；搭建“便民通道”，在全市所有村、社区设立纪检信访接待点，由纪委常委每月一次进行下访联系，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优化“受理通道”，整合多种资源，对信访举报投诉件实行一窗式受理，开通短信举报渠道，优化网上举报平台，实行网站受理和电子邮箱受理等新型举报方式；开通“绿色通道”，所有信件免收邮资，在全市范围内推行了“信访举报绿色邮政”。去年以来，通过投诉举报，市纪委受理工程建设方面案件20起，查实8起，共追究党政纪责任11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6人、给予免职等组织处理9人。
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莫斌泽说，中心专门成立了受理投诉举报的部门，有20多人负责24小时专门受理投诉举报，近3年共受理投诉举报案262件，其中撤诉或驳回133件，对129件有效投诉及时作出了处理意见，行政处罚违法违规投标单位24家，处罚评标专家19人，纠正8起违规项目，节约投资9000余万元。
“治理工程建设领域突出问题，查处案件是关键。”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长马光明表示，“浙江省各地在扩大案源、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通过整合部门力量、借助科技手段等方式，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起到了较好的震慑和警示作用。”
实施全过程监管，把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
“财务总监”这个词，您一听肯定以为是某个外企的财务管理人员的头衔。而在绍兴市在建重点工程建设项目指挥部里，却活跃着一批由市财政局派来的“财务总监”，他们的任务是关口前移，全程监控，把重点工程的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
张茂江是市财政局派驻在绍兴市城中村改造工程项目的财务总监，去年底在审核账目时他发现，项目指挥部对拆迁农户搬迁后的耕作补偿应在安置完毕后停止发放，他立即提醒有关财务人员，避免了国有资金的浪费。市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莫勇指出，派驻财务总监制变以前的事后监督为全过程监管，有利于把损失降到最低，把腐败扼杀在萌芽状态。
而在嘉兴、湖州、台州等地，则创新监督方式，对工程建设项目派驻了廉政监察员，对工程建设项目实施现场“零距离”监督，凡与项目建设有关的环节，都被列入监督范围。
戴和平原先是湖州市委党校分管基建工作的副校长，退居二线后，他被市纪委任命为派驻市招投标中心廉政监察组的组长。今年8月的一天，市招标办工作人员按惯例把需开标的项目报到了戴和平处，具有十几年基建工作经验的他一眼发现，一个投资额为2150万元的工程标段，其中标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名字很熟悉：此人竟是去年对湖州中学分管基建副校长、市教育局分管基建的副局长行贿而导致两人落马的罪魁祸首！按规定，此人犯案不到1年，工程由他负责显然不合适。戴和平立即向监察局汇报，及时取消了该项目负责人继续从业的资格。
湖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王敏奇介绍，目前全市共派驻廉政监察组19个，有廉政监察员55人，涉及109个项目、326.5亿元。截至今年上半年，各派驻廉政监察组及时纠正建设项目在招投标、工程量变更、建设质量、资金财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79个，向建设单位提
出合理化建议317条，督促建设项目补签廉政合同56份，初步形成了政府投资重点项目的“廉政监督网”。
建立长效机制，有效预防违纪违法行为
8月31日，金华市高级技工学校实训教学楼工程评审在网上进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网上异地评标，来自金华市本级、兰溪、浦江和永康4地的专家不用谋面，采用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完成了评标。参与评标的评委吴瑞华感触很深：“远程评标可以完成部分检查、比较、计算工作，减少评标专家过失出现的评分错误；远程音视频系统可实现意见的实时语音交流，不仅提高了效率，也节约了大量的社会资源。”
金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陈擎苍则认为：“实行远程异地评标，最大可能地降低人的干预、人的因素在招投标活动过程中的影响，变事后处罚为事前预防，对提升交易透明度、市场公信度、社会满意度起到很好的效果。”
长期以来，建设项目施工招投标主要采取类似简单资格预审的方式，由于环节多，易将潜在投标人信息泄露，无法让大量潜在投标人参与投标，给围标串标者有可乘之机，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易造成“低价中标，高价决算”的现象。
2009年上半年，杭州开始试行投标人资格后审，开展开放式投标及资格后审项目试点。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投标单位都可进入招投标环节，评标时不再一味以最低价取胜，而通过“二次平均法”评标，即先对所有有效标报价进行算术平均，再对第一次平均值以下（含平均值）的报价作第二次算术平均，其值作为评标基准价，取投标报价与评标基准价之差的绝对值由小至大取前5名（不足5名的取所有投标人），经详细评审后取报价最接近评标基准价的有效标1—2名为中标候选人，抽签确定中标候选人。
杭州市监察局副局长胡伟说：“采取资格后审制，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潜在投标人参与市场竞争，有效遏制了围标串标行为的产生，投标单位的报价与以往相比趋于理性。以西湖风景名胜区市政市容环卫管理中心已实行了资格后审的3项工程为例，与预算价相比节约财政资金272万元，节支率为32%。”
以往，对工程建设领域的监督对象主要是工程单位和业主，而自2008年9月起宁波市开展的标后评估工作则是把监督对象对准了评标专家。该市组建了由171位资深专家组成的标后评估专家库，共评估了54个项目，总投资额59.4亿元。经评估，通过评估的项目36个，基本通过的8个，不通过的10个；共对350人次评标委员会委员（含招标人代表）进行了标后评估，其中评标行为未通过评估的有97人次。
7月26日，标后评估组织对某道路工程施工招标项目进行标后评估时发现，某专家对编号为
7、
8、
9、10的技术标提出的评审意见完全一致，但评分却分别为97分、96分、100分、95.8分，认为其在评标过程中打人情分，无理由进行自由裁量，对该专家予以通报批评，取消其评标资格。
浙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任泽民说：“浙江省在工程建设领域探索的这些做法，说到底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人为的干预，让工程建设领域以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为原则充分发展壮大。我们有信心，通过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不让一个干部倒在工程项目上。”
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大“工地”，时时听闻轰鸣声、处处可见脚手架。然而，在这样一个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中，如何确保“工程上马、干部不落马”，确已成为各地不得不面对的新挑战。
“愿望很美好，现实很残酷”。这几年，工程建设领域内的大案要案频频出现，“大楼立起来、干部倒下去”一演再演。半年前，监察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4月底，全国共受理工程建设领域举报线索17269件，立案9188件，给予党政纪处分5241人，其中地（厅）级干部达57人。就在一个多月前，河南又爆出6名厅级干部因工程建设领域腐败而落马。舆论在发出一声声惊叹之余，也连连追问：在各项规章制度堆积如山的今天，
为什么总有人以身试法？
很容易想到的一条理由，是制度的大网织得还不够密，让魑魅魍魉钻了空子。没错，很多典型案件都源由此生。可从另一个角度观察，现有的制度又有多少被严格遵循了呢？是不是制度完备了，权力寻租的空间狭小了，就意味着腐败的几率必然降低呢？笔者曾专门请教过一位长期从事工程招投标的专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现在的工程招投标程序设置得越来越严密、越来越精细，但如果不按规矩办事，穿过这看似密不透风的“程序防火墙”玩点猫腻，也并非难事，甚至后果更为严重，因为“通过所谓严格程序的中标结果给腐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
“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危害还要大。”300多年前，英国哲人培根的话至今发人深省。反腐倡廉制度如果在执行方面存有漏洞，极容易使制度本身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和公信力，导致一些地方、领域涉贪涉腐行为屡禁不止，腐败案件多发易发。工程建设领域尤为如此。事实上，监管不力堪称这一领域的最大“漏洞”，因为工程建筑领域本身就是个系统工程，系统的每个环节都可能滋生“细菌”，正是一个个“关口”的失控，导致了相关部门的监督常常脱节。
由此，不能不注意到一些地方在约束权力、预防腐败方面存在的某种倾向：相形之下，有关部门更注重立规矩、发文件，不断地出台新制度，但对制度执行得怎么样却不大关心。不少制度“看上去很美”，一旦进入运行，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务实管用”。执行制度时，有的有规不依，有的变通规避，有的标准多重，有的奖惩不明，结果导致“雷声大雨点小”，“制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念在嘴上”，“牛栏关猫”等现象一而再、再而三的“巡演”。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教育引导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这一论断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进一步指明了着力的方向。
制度只有执行，才有生命力。与制度设计相比，制度落实这条腿迈出的步子更需坚实。可以想象，如若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不坚守、不到位，包括工程领域在内的各种“前腐后继”怪象便难以根绝。
把文化阵地建到村里去（乡村文化之路如何走·大村探路
②）
核心观点
□文化站被戏称为“五子”：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只凳子、一个女孩子、一张报纸
□文化如果能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农民建设文化的积极性自然就大了
□其他地方要想复制“大村经验”，必须要给予农村文化建设足够的资金支持
□基层带头人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文化发展的视角、文化建设的判断，尤为重要
虞祖学到现在都记得，那天去开会时又激动又焦虑的心情。
今年上半年，时任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中和乡乡长的虞祖学，参加了省、市、县、乡文化发展协调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和乡所辖的大村被列为全省首批38个“文化惠民”创建点之一。
虞祖学太了解这其中的动力和压力了。一方面，在腾冲今后的文化建设中，“项目资金会优先向大村倾斜”，是个利好消息；但另一方面，如何在文化底子薄的农村地区，让农民“享受”文化，是个不小的挑战。
真正让虞祖学松了口气，还是在半年以后——“大村经验”被高层领导肯定：大村把文化建设与服务“三农”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农村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值得在全国农村推广。
虞祖学做过9年的腾冲县文广局副局长，后任中和乡乡长4年，又直接参与了大村的“文化惠民”建设。从他的视角来看，农村文化建设的难点在哪里？解决这些难题，大村的实践提供了哪些经验？
文化难点
基层文化站“空壳化”
大村经验
把文化场所建到自然村
2006年，虞祖学从腾冲县文广局副局长调任中和乡乡长，正好赶上全国推进新农村建设。他意识到，在新农村建设中，文化是灵魂，不可或缺。他总结出一套理论：农村文化对农民个人来说是素质，对农村群体来说是习惯，对农村社会来说是导向。
干了一阵子，他发现，封建迷信在广大农村还有一定的土壤。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文化根基还不牢靠，每年省市县“送文化下乡”只到乡级，村子里没有读书、娱乐的场所。
中和乡最终确定了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方案，要求每个村必须建立文化大院。虞祖学想的是，“文化阵地必须要建到自然村”。
此前，这样的文化阵地就是文化站，但只在乡一级设立。
更尴尬的是，文化站曾被戏称为“五子”：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只凳子、一个女孩子、一张报纸。虞祖学反思：“建立文化站的出发点很好，但它能为老百姓提供多少实质东西呢？”
在自然村建立文化阵地，如何避免走文化站的老路？大村的实践解答了虞祖学的困惑。
“过去乡文化站也承担着培训农民的职能，但服务单
一、脱离实际、不死不活。”中和乡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校长寸艳玲很坦诚，“比如，网培学校提供个性化培训，服务于农民的现实需求，为文化育民找到了抓手和方向。”
虞祖学分析，大村“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的“三民”思路切实关注了群众在文化上的总收益，“文化如果能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农民建设文化的积极性自然就大了。”
在他眼中，大村最宝贵的经验就在于有效地引导农民参与文化建设，提升了农民的文化自觉。
“应该将综合文化阵地建到自然村里。它们不一定要有大村的规模，也不一定完全按照大村的套路，但要时刻以‘服务三农’为导向。”虞祖学说。
文化难点
政府的扶持跟不上
大村经验
投资文化永远不亏本
“文化是灵魂”的思路虽然清晰，但在实际工作中，虞祖学经常遭遇难题——最头疼的，就是缺钱。
一到重阳节，虞祖学就发愁：村里搞活动，希望乡里能够给予资金支持。即使按照87个自然村、每村最高500元的标准来算，虞祖学也始终不敢松口，“4万多元，对于乡里来说也捉襟见肘”。
以2009年为例，中和乡用于各种事业的经费有160多万元，但大都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如烤烟、蔬菜、林业等具有明显致富效益的产业。“每年留给文化建设的资金只有20万
元左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蓬勃的文化需求。在中和乡，11个行政村，甚至大一些的自然村，都拥有自己的民间演艺团队，他们没有活动场所，却常常乐此不疲地“打游击”，找个空地就唱歌跳舞。虞祖学意识到，“不是农民没需求，而是我们的扶持跟不上了”。
从2009年开始，云南省财政按照农民年人均0.5元的标准，每年安排1800万元的文化惠农活动补助经费，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文化建设的“资金荒”。但问题是，这些钱完全不够用，而且“主要用于补助乡级文化站了，根本就到不了村组”。
大村进行“文化惠民”建设，虞祖学担心的头等大事，就是配套扶持、尤其是资金投入能不能跟上。“上级政府不支持的话，仅靠乡一级机构，根本就吃不消。”
不到半年，他的顾虑打消了，大村通过自筹资金和申请项目资金解决了这个难题。不过他很清楚，大村要持续发展，这个程度的经费支持也远远不够。国家税改之后，从事农村管理的农民，工资由村委会负担，很多时候得不到保障。大村文化干事郭伟每个月收入800元，而此前，他在县城每月能赚到2000元左右。“他现在凭着激情干，一段时间还可以，长久下去，肯定难以保证。”
“投资文化永远不亏本。其他地方要想复制大村的经验，必须要从政策导向上，给予农村文化建设足够的资金支持。”虞祖学说。
文化难点
没有专人负责文化工作
大村经验
让“文化人”做事很重要
在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中，政府是倡导者和引导者——这是虞祖学多年基层工作的经验总结。
2006年，虞祖学提出在中和乡的11个行政村建设文化大院，首先以石坪村作为试点，需要３0多万元资金投入。有村民质疑：拿这么多钱搞文化建设，会比修路、发展产业还来钱吗？
虞祖学说服群众只用了一条理由：80多年前，隔壁的和顺乡跟中和乡经济条件差不多，但和顺建了乡图书馆，而且还是中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之一；80多年后，这两个地方的经济条件还是没多大差别，但从文化影响、外界认可等方面来看，“和顺与中和，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在这次引导中，虞祖学不仅表现出文化建设者的眼光，更显示出他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和说服力。“在基层，什么人说话，远比说什么更重要。”
同样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是大村党委书记李朝孝。初中毕业的他干过20年烧瓦匠。“书没读好，工作起来很艰难。”李朝孝认为，文化素质低是制约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瓶颈。自1992年起，他就从村财政拿出钱来，给考上高中的学生每人奖励20元。2000年起，他又给教学成绩突出的村小学老师发奖。2006年，李朝孝四处奔走争取项目，发动村民自筹，愣是用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9.6万元带动投入480万元，新建了大村完全小学。他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态度，感染了当地村民，渐渐演变成这个边远小山村的一种风气。
虞祖学认为，基层带头人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对于文化发展的视角、对于文化建设的判断，尤为重要。但长期以来，在行政村以下，没有专人负责文化工作，文化建设的常态化很难保证。
2009年1月，云南开始尝试让“文化人”来抓基层文化建设，明确规定“每年从懂文化政策、有实践经验、德才兼备的干部中选派一批文化副县（市、区）长、副乡（镇）长，主要负责文化建设。”目前，首批选派的9名文化副县长已全部到任。
而此时，虞祖学已经调任腾冲县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如果我的文化发展思路被
认可，我今后还将尝试在全县范围内推广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