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概述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陈克靖律师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指行为人违反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这是对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下的定义，寥寥三十几个字，看似简单，但在司法实践中本罪颇为复杂，争议较大。有观点认为《刑法》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融资需求相冲突，影响经济发展，应予取消。从现在及可以预见的我国金融政策来看，取消本罪是不切实际的，完全放开将严重冲击国家金融秩序，但是，可以作调整，适当放宽，使维护国家金融秩序和满足融资需求取得平衡。
本罪构成要件
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储存管理秩序。金融储存管理制度，是国家调控整个金融市场的重要手段。我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制经济，要求市场经济主体按照法律对市场经济体制预设的市场准入条件和市场运作规则，预设的市场主体权利、义务及有关交易规则进行运营、公平竞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严重削弱国家通过金融政策宏观调控经济的杠杆功能，也干扰和混乱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市场，造成金融市场从内部到外部交易无序，市场运作失规。另一方面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擅自提高利率等非法手段吸储，破坏了金融行业的公平竞争秩序，阻碍社会主义资金市场健康发展，也影响到价值规律对整个社会供求关系的正常调节作用。
客观要件
客观方面，本罪的行为表现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犯罪手段可归结为如下四大类：
第一,非法提高存款利率吸收公众存款。
存款利率、贷款利率都是中央政府对本国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各国一般都由央行统一规定，我国也不例外。
第二,变相提高利率吸收公众存款。所谓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是指吸收存款人虽未在开付出去的存单上直接提高存款利率，但却通过存款之际先行扣付、或允诺事后一次性地给付或许以其他物质、经济利益好处的方式来招揽存款。 第三,依法不具有经营公众存款业务资格的单位或个人直接以“吸收公众存款”名义经营公众存款业务。此类行为人由于不具法定资格擅自经营公众存款业务，无论其是否提高国家规定的存款利率，也不问其是否采取其他非法手段吸收公众存款，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即属违法。
第四,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指行为人不以吸收存款名义而假借其他名义在公众中吸收存款。如果行为人根本不打算到期还本付息，则构成集资诈骗罪。
需要强调的是，本罪是行为犯，行为人只要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即构成犯罪既遂，不问危害后果。反映了我国严厉打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行为的立法政策。
主体要件
本罪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对于单位，法人或非法人不限，除单位本身外，还包括犯罪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主观要件
本罪的主观罪过形式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采用的吸收公众存款的方法为国家法律禁止、仍故意为之；或明知自己没有经营吸收公众存款业务的法定资格，擅自经营该业务。过失不构成本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二十八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百五十户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扰乱金融秩序情节严重的情形。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量刑标准
《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量刑需根据具体案件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刑法》分则对应的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和《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判处刑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例--无罪案例
肖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通过中间人介绍向他人借款行为之定性）
一.裁判要点
行为人利用中间人介绍向他人借款，如果借款信息没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传播，借款对象属于可控范围内，该行为不宜认定为犯罪。
二.相关法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三.基本案情
2010年11月至2012年6月间，被告人肖某在经营分宜县景欣时尚宾馆期间，以资金周转为由，通过出具借条等凭证，承诺支付高息、短期内还本付息的方式，先后向钟某、乐某等15人借款1600000元，具体如下：
1.肖某与钟某系普通朋友，2010年10月至2012年7月间，肖某共向钟某借款23万元。月息5分的5万，月息3分的18万；
2.肖某与乐某系普通朋友，2011年1月，肖某以资金周转为由，向乐某借款25万，月息4.5分；
3.肖某通过林锐认识林军，2011年5月至2012年3月间，其因股东退股需要资金等原因共向林军借款60万元，月息5分的200000元，月息8分的300000元，月息1角的100000元；
4.2011年8月29日，肖某通过袁珠生介绍向熊美荣借款2万元，月息1角；
5.2011年9月18日，肖某通过李国全介绍，以景欣宾馆装修需要资金为由向聂兰仔、袁霞借款100000元，月息1角；
6.肖某因雇赖细苟、黄传根为其装修住房及宾馆而欠两人装修款，亦没有支付大理石货款给大理石老板钟茂生，2012年春节前，赖细苟、黄传根去找肖某结账，因肖某无力支付，其便要求两人帮忙借款周转下，两人便推荐了钟茂生，2012年1月21日，肖某向钟茂生借款三万，当场支付利息1500元；
7.钟梅根因经常入住景欣时尚宾馆而认识肖某。2012年2月，肖某以做生意周转为名，向钟梅根借款5万元，月息1角，借期一个月，当场扣除5千元利息；
8.2012年5月8日，因钟梅根要肖某归还5万借款，肖某无力归还，便在钟梅根的介绍下，肖某向黄春云借款5万，月息5分，借期三个月，借款用于归还钟梅根的欠款；
9.2012年4月21日，肖某通过袁珠生、袁江勇介绍，以资金周转为名向袁小根借款5万元，借期四个月，口头约定月息4分。
10.2012年4月30日，肖某通过袁珠生介绍向袁江勇借款6万元，借期一个月，月息5分；
11.2012年6月8日，肖某通过李百根介绍，以景欣宾馆装修需要资金为由，向袁红军借款10万元，借期一年，月息五分；
12.2012年6月19日，肖某通过袁珠生介绍向袁建生借款6万，借期一个月，口头约定月息一角，当场支付月息6000元；
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一致，另查明，上诉人肖某向15名出借人的借款方式如下：
1、直接向出借人借款的情形，包括钟某、乐某、林军、赖细苟、黄传生、钟梅根；
2、通过中间人介绍借款的情形，包括熊美荣、聂兰仔、袁霞、钟茂生、袁小根、袁江勇、黄春云、袁红军、袁建生。
四.裁判结果
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5日作出（2013）分刑初字第11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肖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肖某不服，向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上诉人肖某没有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宣传，其借款对象也不是社会上不特定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非法集资解释》）的规定。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
（二）项、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
（二）之规定，判决如下：撤销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2013）分刑初字第111号刑事判决；上诉人肖某无罪。
五.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肖某对外借款的手段是否符合《非法集资解释》所列举的途径；肖某的借款对象是否是社会不特定对象？对此，存在二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
1、肖某的借款宣传方式虽然没有利用司法解释列举的诸如“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大众媒介，但其通过中间人袁珠生、李百根等人向社会上不特定的对象借款，其本质也是一种变相的宣传方式，符合公开性的特征要求；
2、肖某借款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其认识的朋友，也包括通过中间人介绍的其原先不认识的袁小根、袁江勇、熊美荣、袁建生等人，即其借款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属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故其行为也符合社会性特征；上诉人肖某的借款行为符合《刑法》及《非法集资解释》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设立的构成要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
1、肖某直接向钟某等借款之前就认识的对象借款自不用赘述，其通过中间人介绍借款的方式也与《非法集资解释》第一款第二项列举的“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在宣传可能达到的范围存有本质的不同，不符合公开性的要求；
2、肖某通过中间人介绍，一对一的向他人借款的对象具有特定性，也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出借人为社会不特定对象的要求。
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
《非法集资解释》对吸收资金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设定有四个条件，理论界一般归纳为：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以及社会性。其中公开性和社会性在司法实践中较易产生争议。
（一）《非法集资解释》规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吸存行为必须“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方式向社会宣传。《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非法集资意见》）第二条关于“向社会公开宣传”的认定问题也明确指出：“向社会公开宣传”，包括以各种途径向社会公众传播吸收资金的信息，以及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等情形。从以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司法解释对公开性的要求是采用“列举+兜底“的方式予以规定的，对于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宣传途径，司法实践中该如何认定？笔者认为通过对《非法集资解释》和《非法集资意见》的体系解释，可以发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要求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途径，其宣传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不特定人，宣传可能达到的范围是集资人无法控制的，可能获得该集资信息的受众是集资人事先无法预知的。行为人通过类似途径向社会发出的集资宣传类似于民法上的要约邀请，即任何人只要依据这一要约邀请向集资人发出欲提供借贷的要约，集资人均会与其建立资金借贷关系。
本案中，肖某借款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没有宣传，直接向包括钟某、乐某等之前认识的“亲朋”借款；一种是通过中间人袁珠生、李百根等人向包括聂兰仔、袁霞等之前不认识的人借款。但分析这两种宣传方式，其借款的对象都是特定的，其通过中间人的介绍所指向的借款对象都是特定的一人，且也没有因为其向这些人借款而导致其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二次扩散，不符合“口口相传”的特征。故肖某借款的途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所要求的宣传方式不具有同质性，不符合公开性的要求。
（二）《非法集资解释》还对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设立有“社会性”要求，借款的对象必须是社会公众，即社会上不特定对象。但对于社会公众的内涵，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是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判断借款对象是否属于社会公众可以从借款的宣传方式、以及对出借人是否设定准入条件加以认定。如果集资人通过电视、网络、报刊等大众媒介向社会公众宣传，其宣传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人，任何通过这一宣传媒介获悉该集资信息的人都可能成为集资人的集资对象，集资人对出借人也并无设定相关的借贷准入条件，只“认钱不认人”，那么，集资人的借款对象就应认定为社会不特定人。
通过前面对公开性的分析，笔者认为，无论是肖某向朋友借款，还是通过他人介绍向原来不认识的人借款，其借款的对象都是相对特定的，其对可能与其发生借贷关系的人的范围有一个大概的预判，不具有不可预料性和不可控性，其借款的对象不具有不特定性。
综上，上诉人肖某的借款行为在宣传手段及借款对象方面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所要求的公开性和社会性，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罪案例
孙德元、宋有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未经批准许诺高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130余万 ）
孙德元、宋有梅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许诺高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130余万，涉及群众65人。2014年11月12日，江西省德兴市人民法院一审审结了该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依法判决：被告人孙德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被告人宋有梅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自2005年以来，被告人孙德元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以8%不等的季利率在江西省德兴市向退休职工、个体商户等不同社会阶层人士进行融资，金额高达8013600元。自2006年4月以来，被告人宋有梅在高额利率的诱惑下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以12%不等的季利率向社会群众进行融资，金额达3293800元。被告人宋有梅将吸收来的资金以8%的季利率转借给被告人孙德元，从中牟取差额利益。案发前后，被告人孙德元共归还被害人本息906384元，被告人宋有梅共归还被害人本息694300元。另，德兴市公安局于案发后追回赃款164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孙德元、宋有梅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以高息吸收公众存款，被告人孙德元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达8013600元，被告人宋有梅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达3293800元。两被告人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秩序，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但被告人宋有梅于案发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回赃款164万元，挽回了被害人的部分经济损失，有悔罪表现。
据此，法院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诈骗罪的区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诈骗罪的区别：1.侵犯的客体和犯罪对象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对象是公众存款； 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可以是任何财物。2.客观方面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包括用欺骗方法吸收公众存款，还包括利用强迫、利诱等其他方法吸收公众存款； 诈骗罪只表现为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获得财物。3.主观方面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无非法占有目的； 诈骗罪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4.主体要件不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既可以由自然人，也可以由单位构成； 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案例：田某诈骗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田某，原系中国银行平顶山市分行建东支行出纳员。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8月至2002年1月16日，被告人田某采用自制“高额利率订单”，私自加盖单位储蓄业务专用章，盗用同班业务人员印鉴，对外虚构银行内部有高额利息存款业务的手段，共吸纳亲朋好友等人现金90.1万元，用于归还其个人债务、购买商品和房屋装修等。2002年9月7日，田某主动到平顶山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投案，积极退赃14.4万元。2003年10月22日，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田某犯贪污罪向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田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自制“高额利率定单”，私自加盖单位储蓄业务专用章，盗用同班业务人员印鉴，对外虚构银行内部有高额利息存款业务的手段，骗取亲朋好友等人现金90.1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田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且能积极退赃，认罪悔罪，依法可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03年11月17日判决：被告人田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50万元。
一审审判后，被告人田某服判不上诉，检察机关未提出抗诉，判决生效。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诈骗罪在本案的适用分析
1.主观上被告人田某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本案至案发时扣除已归还部分本金和利息，累计吸取的现金高达90.1万元，除被告归案后退赃14.4万元，其余款项均被田某用于个人消费。认定被告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除了被告人供述，还要结合其行为来认定。根据田某供述，她想利用自己银行出纳员的身份取得亲朋好友的信任，把现金交给她，她则用这些钱偿还其个人债务。田某连自己个人债务都还不上，凭其正常的工资收入就更不能把亲朋好友交给她的“巨额存款”还上了。田某将取得的“巨额存款”除了偿还个人债务外，主要都用于个人消费，可见，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非常明显。
2、客观上，被告人田某实施了诈骗的行为。田某向亲朋好友虚构了银行有高额利率存款业务的事实，使亲朋好友信以为真，主动把现金交给她以图取得高额利率回报。田某自制虚假的“高额利率定单”，偷盖储蓄业务专用章和同班人员印鉴等行为，是为了使亲朋好友相信银行确有高额利率存款的事实，达到取得亲朋好友资金的目的，这些都是骗取财物采取的手段。完全符合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因此，田某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主客观构成要件，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罪起诉田某是定性错误，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决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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