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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渝北官员“集体下课”事件
透视渝北官员“集体下课”事件
【编者按】
2005年2月底，因连续两次在社会评议中名列末位，重庆渝北区交通局5位领导“集体下课”，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时至今日，这场问责风暴给渝北官场带来了何种影响？“民评官”这一考核干部的民主手段应该如何完善„„本刊特刊发相关的调查报道，期望这些深层次问题的解析，有助于读者朋友进一步理解“集体下课”事件的意义。
“游戏规则”，凸现民意
渝北区交通局领导班子“集体下课”事件的源头，应当追溯到2003年8月。当时，渝北区委出台了改善发展环境的一系列措施，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条是：对34个区级部门实行部门服务社会评议制度，连续两次被评为倒数第一的部门，领导班子应集体引咎辞职。
迄今为止，渝北已举行了三次社会评议，对各部门的服务意识、办事效率、廉政建设等进行打分，参加评议的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重要企业负责人、基层干部、普通群众和老干部等，最多时达三百余人。
2004年上半年，渝北进行第二次社会评议后，交通局因管理环城路不力、城乡交通差距过大等原因，位列倒数第一，被通报批评。该年年底，渝北又进行了第三次社会评议，交通局因整改不力，再次位居末位。这一评议结果，在交通局引起了极大震动，各位局领导更是忐忑不安，因为有了明确的“游戏规则”，“集体下课”的命运恐怕已难以逃脱。
由于临近春节，渝北区委只是要求交通局领导认真检讨，过好春节。不过节后上班伊始，渝北区委立刻快马加鞭，22名区委常委全票通过决定：责令交通局5名领导成员集体引咎辞职，原局长邓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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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任区房管局调研员，原副局长朱长举调任区水利农机局调研员，原副局长詹如举和原纪检组长樊照华降为局长助理，原局长助理童作良降为助理调研员。
渝北区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次决定动了真格，没有让他们曲线做官，也没有平行调动。”这位负责人进一步透露：“宣布处理结果后，没有人抵触，也没有人闹事。”据了解，“下课”的几位官员目前情绪都较为稳定，已经进入了新的岗位角色。
渝北官场，压力陡增
尽管渝北官员“集体下课”事件已尘埃落定，但经过前段时间的热炒之后，渝北上下渐渐有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开始尽量避谈此事。渝北区委、区政府已通知有关部门和新闻媒体，不再宣传“集体下课”事件，也不再接受媒体提出的后续采访要求。
渝北区委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前段时间宣传报道太多，有炒作之嫌，这样反而会影响渝北区的形象。交通局领导集体下课后，其他部门的领导压力很大，宣传过多不利于营造宽松的环境，不利于他们正常工作。”
重庆市行政管理学会秘书长陈文权教授认为：应该正确看待官员“集体下课”事件，如果一些媒体没有看到“集体下课”的积极一面，只是夸大“下课”本身，就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也难以实现渝北区委当初决策时所希望达到的积极效果。
记者在渝北采访时了解到，交通局领导班子“集体下课”后，渝北很多部门压力陡增，排名倒数十位的部门官员显得尤其紧张。渝北适时停止宣传“集体下课”事件，目的是避免行政链条折断于过高的压力。目前，渝北逐渐出现了区委、区政府所希望的“变压力为动力”的景象，比如，新组成的交通局领导班子已经向媒体表示：将加大整改力度，在两个月内取得初步效果。
考评官员，仍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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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之所以敢于打破以往上级对下级的单一考核方式，将社会评议作为衡量官员能力和政绩的重要依据，关键在于对民意力量的高度认可和信任。不过“集体下课”事件发生后，对于如何准确理解民意、如何完善“民评官”这一民主手段等等，有识之士也发出了不少理性的声音。
渝北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认为：“社会评议制度实行不久，每位评议者对各部门的工作不一定都熟悉，接受到的部门服务也不一样，因而如何科学客观地进行评议，还需要进行改善。”据了解，对于交通局的一条重要评议意见是，乡村公路建设特别滞后，给群众出行造成极大困难，这也是导致交通局领导“集体下课”的一大直接原因。然而客观而言，渝北区近年来在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渝邻高速公路、机场高速公路等等都拉近了城乡之间的距离。对此，渝北区委书记刘光全认为：“邓万学同志任职期间工作是努力的，但两次社会评议倒数第一，虽然做了努力，不过群众仍不满意，这是根本的标准。”
民意与官员去留直接挂钩，对官员无疑具有巨大的警示作用。应该相信，绝大多数参评者都具有一份关心、爱护、敦促政府的公心，期望政府真正执政为民。在陈文权教授看来，“‘集体下课’是干部管理中很正常的现象，不存在对‘下课’官员的歧视。官员应该做到能上能下，干得好，可以再上嘛！”
陈文权教授进一步认为：目前的官员考核评价体系亟待完善。首先，考核官员不能局限于一时一事，应该转向综合性、长期性的全方位考核；其次，考核官员应该上级考评与公众测评相结合，过去考核官员主要是上级领导说了算，现在逐渐转向主要是公众说了算。但要防止走极端，否则，一些坚持原则但又容易得罪人的事，今后就没有官员愿意干；再有，考核干部应该主观与客观相结合，上级和公众是否满意的主观看法固然重要，但并不全面，应当同时制订各种量化的客观指标，如此考核才令人信服；此外，考核官员还可以试验一些新的机制，比如委托第三方进行，以示客观公正。
官场变革，重在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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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为官者“能上不能下”成为中国“官场文化”的核心内容。一些官员尽管因工作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却喜欢赖在位子上静观其变，极少有引咎辞职或“集体下课”。有的责任官员即使受到“组织处理”，也多为平行调动，挪个位子而已。由于职级未变，待遇无损，不少不合格官员因此成了官场“老油条”、“不倒翁”。
官员手中的权力意味着责任和义务，官员如果不能履行相应职责，不仅是对社会和公众不负责，更是损害了公共权力的权威性。从这个意义而言，渝北交通局领导“集体下课”有着深刻的价值，这一事件标志着，在“问责风暴”席卷官场的今天，整肃吏治的关口应当从昏官、贪官前移到庸官的环节，问责风暴应当推向更深的层次，即不仅应当处罚那些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腐败官员，如果官员责任不强、能力不足、工作不力，进而引起公众不满，照样应当受到追究乃至“集体下课”！
事实上，重庆当地已出现了连锁反应。2005年3月，重庆北碚区也发生了官员“下课”的“地震”，区安监局因上一年安全事故死亡人数超标被大量扣分，在区政府序列考核中名列末位，局长郝华堂被免职，调任区经委调研员。偏岩镇因安全事故、发展未达标等原因，在镇街序列考核中倒数第一，镇党委书记雷晓松、镇长许杰和分管安全的副镇长“集体下课”。与此同时，交通银行因服务态度差等原因，在市级驻北碚部门序列考核中殿后，行长被内部交流。区检察院因干部打人等恶性事件，在党群机关序列考核中位居末位，检察院领导被诫勉。
以渝北交通局领导班子“集体下课”为起点，呼吁多年的“干部末位淘汰制”终于在重庆破冰。我们有理由期望，这场具有“标本”价值的变革向更大的范围辐射，进而推动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乃至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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