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第1篇：曹植小传
曹植小传
曹操者,魏公也,字孟德,有四子,为其妻汴氏所生,名日:丕、植、熊、彰。爱丕、植二子，又更甚于植。植者，字子建，操次子也，有文之大才，极善于文，故操常谓丕曰：“子建之才可胜汝之十倍矣。”丕妒忌之，深恨之建。
明年，植以父任为临淄侯，兄丕继父任，为魏王，更甚暴于其父，魏国有日下之势也。操时年六十有六而亡，三子熊及四子彰皆往丕处报丧，独子建于临淄，每日饮酒作诗，不理临淄之事也。因故，不知父死之事也。丕大怒，忆父在时，言子建胜其十倍之事，遂令人往临淄，拿子建回京，欲问罪而杀之，以报前日之不快也。
比及子建至京。次日，丕上朝，令带子建，须臾，子建立于堂下，同行者，丕左右丁仪、丁庳二兄弟也。丕问曰：“子建，吾等父死，尔何故不至，欲无视当朝礼数乎？”遂令斩丁仪、丁庳二兄弟，子建喝曰：“兄欲治臣弟之罪不？何故拿吾下人问罪？”丕曰：“此二人误临淄甚矣，不斩，又何置之！汝以为汝如此方可脱得干系？”丁仪、丁庳曰：“临淄侯爷，汝待吾兄弟二人甚厚，吾兄弟二人无以为报，古人云：„士为知已者死‟。吾兄弟二人死而无憾矣，汝自珍重！”
斩丁仪、丁庳已，丕难子建曰：“父在时，常言汝文章之大才胜于吾十倍，今曰，汝于此殿之上行七步，作诗一首，汝便可无罪，如诗不成，亦斩，无赦！”子建闻此言，心中满怀幽愤，跨出一步，随口吟曰：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丕闻“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一句，不觉泪下，曰: “子建矣子建，吾与汝上朝为君臣，下朝为弟兄，汝难煞为兄！”
汴氏，即操之妻，丕、植之母，闻丕欲诛子建，立于帘后，听之良久，此时，出帘指丕骂曰：“汝，汝，汝为兄长，安能如此迫汝弟也，欲置汝弟死罪乎？”丕大惊，起坐，曰：“母后息怒！儿臣非欲诛子建，实为国不可无法也。”谓子建曰：“汝虽能吟诗自赎，然死罪虽可免，活罪亦难逃，汝从今贬为安乡侯”。 植拜谢而退，往安乡就职。（未完待续）
推荐第2篇：曹植名言
第一部分：
1，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
2，自顾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3，孤魂翔故城，灵枢寄京师。存者忽复过，亡殁身自衰。
4，人生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5，自家王与太子及余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
6，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
7，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
8，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9，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
10，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人如浮萍
第二部分：
1，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2，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3，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4，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木需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
5，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难。
6，立功立事，尽力为国。曹植名言
7，皇佐扬天惠，四海交无兵。
8，隐然长寝，其乐无逾。
9，雄飞窜北朔，雌惊赴南湘。
10，弃之必憔悴，惠之则滋荣。
11，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
12，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
13，傥终顾盼恩，水副我中情。
14，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15，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
16，周公下白屋。天下称其贤。
17，炎光再幽。殄灭无遗。
18，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
19，凌波微步，罗袜生尘。
20，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 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
21，天称其高者，以无不覆;地称其广者，以无不载;日月称其明者，以无不照;江海称其大者，以无不容。
22，东海广且深，由卑下百川;五岳虽高大，不逆垢与尘。
23，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24，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
25，愿为西南凤，长逝人君怀。
27，君若扬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
28，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29，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0，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霞。
31，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
32，都蔗虽甘杖之必折，巧言虽美用之必灭。
推荐第3篇：曹植诗歌研究 毕业论文
曹植诗歌研究
——创意是手段，创“益”是目的
The study of Cao Zhi\'s poems
摘
要
曹植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也是建安文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其诗歌艺术成就非常高。从东汉时期开始逐渐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经过他多数量、高质量的努力创作，不仅诗歌艺术更加觉醒、独立，题材范围扩大，而且诗歌艺术风格、形式也取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对于建安时期开拓出文人诗歌艺术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和形成彪炳千古的“汉魏风骨”作出了突出贡献。具体来说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三方面：曹植长于五言古体，对五言诗在中国诗坛上的牢固地位影响深远；曹植诗歌抒情味浓厚，对中国文人诗歌的抒情传统影响深远；曹植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对中国诗歌壮美的美学风格和文质彬彬的发展道路影响深远。同时给诗歌艺术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嘉惠后代文人诗歌创作。
关键词：曹植；诗歌研究；五言诗
Abstract Cao Zhi is one of our history\'s great poets and the most prominent Jian’an scholar, whose poems also have very high artistic achievements.With his multi-volume and high-quality creative efforts, the Five-character poetry, which begun to rise up from Eastern Han Dynasty, was developed more awarene and independent in poetry art, expanded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matter, made an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poetry artistic style and form, even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open up the scholar-poetry-art’s unparalleled prosperity and form the vigorous style of Han-Wei Dynasty shined through the ages during Jian’an period.Specifically, Cao Z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ese-poetry is mainl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First, he is expert in Five-character-ancient-verse poetry, which established the firm status in Chinese poetry.Second, his poems have a strong lyric taste, which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Chinese-literati-poetry’s lyric tradition.Third, his poems have the character of high strength, wonderful spirit and gorgeous expreions, which established Chinese-poetry’s aesthetic splendor style and gentle path of 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 his poems pointed out a new direction to the poetry art, which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to the future generations’ poetry.
Key words: Cao Zhi ; Poetry study; Five-character poetry
目
录
引论................................................................1
一、曹植简介........................................................1
二、建安时期的文化背景..............................................2
三、曹植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3
四、曹植诗歌中矢志不移的功业诉求....................................5
（一）曹植前期诗歌..................................................5
（二）曹植后期诗歌..................................................7
五、曹植诗歌的影响..................................................9
（一）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10
（二）曹植诗歌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10
（三）曹植诗歌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11
六、结束语.........................................................11 注释...............................................................12 参考文献...........................................................12 谢辞...............................................................13
引论
诗歌作为人类吟咏性情的产物，其功能主要是抒情。但原始形态的诗歌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诗歌，带有较大的自发性，自然的抒情、祭祀、鼓舞群情等功能占有较大的地位，诗歌艺术尤其是诗歌的语言艺术的功能是次要的，甚至处于蒙昧的、不自觉的状态，原始的发展很缓慢。
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中，大概到《诗经》时代，就取得了对诗歌的初步自觉。但《诗经》和汉乐府与音乐、娱乐、祭祀等功能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存在于歌乐舞三位一体的状态中，不能算是纯粹的诗歌艺术，没有真正的独立与自觉。诗歌艺术的真正发展，是在它走上自觉的发展道路之后，这时的诗歌不但远离了原始的诗歌状态，而且也摆脱了音乐的母体，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体裁而存在。这种自觉的诗歌艺术，具体地说萌芽于《诗经》，初现于屈宋的楚辞，而最终成立于中古时期的文人诗歌艺术。中国古代文人诗歌系统的确立，以及从自然的诗向自觉的诗的转变，是由以五言诗为主要体裁的魏晋诗人来完成的，而处于魏晋最前沿的建安诗人，尤其是以“三曹”为中心的建安诸子则自然而然地肩负起了诗歌发展过程中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向着文学的觉醒与独立而发展，为诗歌的自觉而努力。
一、曹植简介
曹植（192-232），字子建，是曹操的第三子，与父亲曹操、兄长曹丕被后世称为“三曹”。以“三曹”为中心，“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和蔡琰等人为羽翼，共同构成建安文学的代表，是中国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先锋文学家。他们创造出来的“建安风骨”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典范和永远风流。“三曹”作为建安文学的奠基人备受关注，曹植尤其受到更多的重视，这固然与他诗歌创作成就更为突出有关，“邺中诸子，陈王最高”，其人生遭遇使历代读者为他洒一掬同情之泪，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宋敖陶孙《诗评》论及曹植曰：“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1]将青年曹植才情非凡、风流倜傥、志得意满的个性及精神风貌概括无遗。曹植自幼颖慧，出言为论，落笔成章，深得曹操宠爱，甚至曹操曾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吾欲立为嗣”，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然而由于他主观感情强烈、行为放任、屡犯法禁、任性而为，缺乏政治家应有的成熟与稳重，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最终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被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称帝。从此，曹植生活状况也因此一落千丈，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族公子，变成处处
1 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基本上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根本无从发挥个人政治才能，建功立业的壮志落了一场空。公元226年，曹丕病逝，曹叡继位（即魏文帝），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曹植《迁都赋》中写道“余初封于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号，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得不到信任和处处被折磨的艰难处境跃然纸上，尝尽世间冷暖和酸甜苦辣，因此可以说曹植一生大起大落，既体味了生命的无限尊贵，又遭遇了极度卑微，可谓丰富多彩。最后封地在陈郡，于公元232年逝世，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二、建安时期的文化背景
在整个汉代，文人写作诗歌只是一些偶然性的行为，直到汉末文人群体的文学意识才日益觉醒，诗歌创作风气日益兴盛，开始出现了一些追求审美意蕴，作风较多越出经学与经世之学范畴的五言诗人，初步形成诗人群体。魏晋时代，虽然已经形成了群体的诗歌创作风气和一定规模的诗人群体，但还不普及，即使在“五言腾踊”的建安时期，写作诗歌也还只是曹魏士人集团中以“三曹”为主的一小部分人，而吴蜀两国基本上还没有进行五言诗创作的风气。
汉末社会的急剧变化，结束了汉代大一统和思想大一统，文人从僵化的社会秩序中解放出来，思想产生剧烈震荡，开始以积极进取、求真务实的姿态追求建功立业、拯济天下，希望赢得人生的不朽。汉代经明行修的选士标准因之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两汉的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不复存在，文人脱卸了旧有的道德信条和礼教规范的重压，有感于社会的离乱，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暂，兼之沉浮于风云变幻，目睹人间种种悲剧，深感到事功难以尽凭，命运不可逆料，兴衰荣辱难以把握，思想更超出汉人“天人合一”理论的规范，在奋进乐观的同时，不免对人生悲剧、内心体验和生命价值有更深刻的思考，重新认识与发现自我，儒学之外的思想（玄学）因之兴起。文人天然感慨良多，文学的功利束缚又相对松弛，诗歌抒情言志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故其立身行事，往往能率心任性，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
建安时期，思想上由汉末经学和子学向魏晋玄学转化的过渡，也是朴学向思辨哲学、浪漫哲学发展的过渡，诗歌艺术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注，追求慷慨悲凉的美，兼之汉末文章渐趋华丽，建安作家于事功不朽和文章不朽并不偏废，文学的美学特征开始受到自觉的重视，文学也因此获得独立于经学的地位，出现了飞跃式发展。当然建安诗歌的发展也遵循着诗歌艺术内部的发展规律,既吸收汉乐府
2 “缘事而发”和《古诗十九首》无名氏诗人单纯抒情的特点，又吸取汉末名士以气节志望为诗为文的特点,使诗歌在内容和艺术上都超越了前代。“三曹”、“七子”等人在学术倾向上，儒学自然是他们的学问基础和思想上的重要渊源，但他们看重的不是传统的经学和礼学，而且子学范畴也不局限于儒学，他们重视博涉多通，善于表达和表现，关注现实，主张学术和文学应有经世之用，因而博涉多通、奋发有为之外，兼有务本尚用的特点，企图通过学术和文章培养思想能力和从事政治事务能力。这是一种务本尚用的治学主张。
“建安”是一个有作为的时代，无论是实际的政治，还是思想、学术都显示出质朴、明朗、刚劲、大气、有为的特色。建安诗人的思想风貌，尤其是他们所具有的锐气以及自觉尊重文化、注重思考的人文精神，是历代文人少有的，正是这种良好的素质，使得士人们面临劫乱仍能关注文化，而且正因为受文化遭受浩劫性破坏的景象所刺激，激发起复兴文化，建设文化的热情，这种热情成了建安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原动力，这种刺激而生的热情毫无疑问是建安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大*大忧患的时代和曹操统一天下的雄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发士人建功立业的直接动力，此时士人生命意识的觉醒又导致了其悲叹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思绪，使建安文人普遍产生了一种慷慨悲凉的情调。因此，建安文人尽管个性有异，风格不同，但大都追求慷慨悲凉的美是基本一致的，他们流露出的慷慨悲凉的情思，既是这样一个感情世界的自然袒露，又是一种感情的自我满足。故这一时期的文学，既有直面现实人生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又有产生于命运无常，自然永恒的人生苦闷。总之，建安文人对生命短暂的感慨，最终导向及时建立功业、拯救天下、追求人生的不朽，而并未流于消极。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才取得了诗歌艺术的觉醒与独立，以及建安时期诗歌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三、曹植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
《与杨德祖书》是曹植较为全面地表达其文学观点的一片文章。在此信中，他表白了自己对诗文的爱好，提出了文人之间应有正确的批评观。同时他也表露了一些轻视文学的倾向：“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重谈扬雄所谓辞赋是“篆虫雕刻，壮夫不为”之论，并强调自己意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在曹植心目中，政治功利远在文名不朽之上。曹丕盛推“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声名可著于千秋。曹丕讲文章可以“经国”，是从“文武之道，备随时而用”（《典论·自序》）出发；曹植不屑作辞赋君子，是因为他志在建功立业。曹丕强调的是文章的体用，曹植强调的是人生最高理想，两人侧重
3 不同。曹植的文学创作似乎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矣。”志在建功立业，未果，退而求其次。他的《薤露行》一诗还更明白地表达了致力于政治功业的想法：“„„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勋，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灿已分。骋我寸迳翰，流藻垂华芬。”表白他即是用笔创作，也要为“王业”效力，所谓“辨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
这些诗文流露出来的思想都可确切地证实，曹植与曹丕在大致相同的政治环境中，文学思想有较大的差异。很明显，曹丕文学思想开放而洒脱；曹植则受到儒家传统思想的束缚与政治功利观念的羁绊。曹植《与杨德祖书》也开了文学批评的风气。关于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曹植《前录序》说：“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暠暠，与雅颂争流可也。”由此，可以见出，从文学的批评、文学的美学特征方面，曹植都有较为自觉的认识。这一自觉认识，为文学由汉而魏的渐尚华丽，建安文学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诗歌创作主体，曹植本人更是富于诗人的气质，他才思敏捷，性格外向，善交友，好表现，善言谈，“任情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他受到的思想影响也是纷繁复杂的，最主要的还是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曹植理想是建不朽功业，志在政治。强烈的诗人气质，使曹植失去了朋友，失去了继嗣的资格，更失去了实现理想的机会。但天然地，曹植是一个天才诗人，他和许多文人一样心高气傲。黄初以后，曹植成为权力斗争中被猜忌与迫害的对象，“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愿望理想就此破灭，“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心理承受能力差，难以接受挫折和失败，无可奈何的闲愁之外，更频添了几多恐惧。不得不面对后半生穷苦困顿的生活时，他文人的高傲无处安置，他脆弱的心灵也就不堪一击。现实的困境无法改变，只好求得精神解脱，于是他的热情、才华和不幸遭遇促使他倾注大量精力于诗歌创作。他兼善各类文体、诗体，尤长于五言，又精通音律，通晓佛经，能注意追求诗歌的音律和谐之美，这些都成为曹植本人诗歌产生不可或缺的主体因素。
对于诗歌艺术的新变，曹氏父子的接受程度与创作表现也有所不同。曹植紧跟诗歌发展时代潮流，主要是从事五言诗的创作，五言占他现存完整诗篇的70%，虽然多是乐府歌辞，但五言是其主要形式。《古诗十九首》在五言兴起的时代，
[2]尚属凤毛麟角之杰作，曹植已使五言杰作成为洋洋大观，钟嵘《诗品》屡称为“五言之冠冕”、“五言之警策”，在现存的63首五言诗中的确比比皆是，他为五言诗的发展并走向艺术的成熟做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在“五言腾踊”的时代，曹植诗歌之体又突破《诗经》的四言体和带“兮”字的楚辞体而兼有六言、七言和杂言体，在诗歌发展史上有划时代意义。
就“五言腾踊”的文人诗歌自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来看，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其创作成就上，曹植都远远高出其父其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给五言诗奠定了基础并创作了大量抒情诗的一代大家，钟嵘称为“建安之杰”（《诗品序》），其诗歌被钟嵘《诗品》推崇为“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并列为上品。由此可见，曹植在这个特定的诗歌历史发展阶段上对诗歌发展贡献尤为卓著，具有鲜明的代表意义，是魏晋时代文人五言诗歌自觉创作蔚然成风的一个缩影。
四、曹植诗歌中矢志不移的功业诉求
曹植一生以公元220年（这时曹操去世，曹丕称帝）为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奋发进取与后期的失意痛苦，所以他的思想也相应地从前期的积极乐观、奋发有为转变为后期的抑郁痛苦，无可奈何，甚至悲观消极。无论哪一时期的思想倾向，都主要是由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及他的人生遭遇决定的。当然这也就造成他的生活状况的前后不同，从而见出诗歌题材内容的前后差异。
（一）曹植前期诗歌
在建安时期昂扬向上、奋发有力、大气磅礴、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激励下，建安文学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阳刚霸气，折射出了以曹操为核心的军事集团雄才伟岸的气魄。因此，受此风气影响熏陶的曹植，把政治事业作为人生的首要追求，而把文学创作排在次要位置。加之由于曹植少年时代就表现出的聪颖才华，让曹操在太子的人选上也想打破“立长不立幼”的常例，考虑立曹植为嗣，这也更增强了曹植施展政治才华的斗志和期待。有了这样的有利背景，就更激起“生于乱长于军”的曹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曹植前期的作品多数也是吐露这种志趣和抱负。于是，曹植作为一个天才人物在整个建安文学中横空出世，卓然不群，透射出他深受儒家思想及任侠时代潮流的影响。前期体现这种思想和抱负的作品有《白马篇》、《鰕鳝篇》、《名都篇》等。
《白马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诗中正面塑造了一位英姿飒爽、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这样一位武艺精湛、忠勇爱国、勇于牺牲，以身报国的“幽并游侠儿”，正是曹植青年时期理想的人生形象写照。诗歌以“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领起，又以“借问谁家子”十二句来补叙“西北驰”的原因。诗人说，健
5 儿立功扬名于边陲已非一日，连翩西北而驰当然也非第一次，描写了健儿的武艺高强，背景广阔辽远，由近及远，先马后人，轮廓渐渐清晰，“游侠儿”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继而又倒叙“名编壮士籍”，告别家人时的心情；最后策马“赴国难”的一幕则与开首重合。使白马英雄的形象渐次深化，忧国去家，捐躯济难的主题得到了鲜明突出的表现。最后几句赞扬人物“寄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道出了“游侠儿”的思想底蕴和壮烈情怀，写的声沉阔远，荡气回肠。这样豪壮的诗句所表现出的积极进取精神正是曹植前期思想的真实反映。《鰕鳝篇》中曹植以“鰕鳝游潢潦，不知江海流。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六句诗用了三组鲜明对比，最终引出“俯观上路人，势利惟是谋。”、“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服。”仕宦之徒唯势谋，壮士抚剑志在报国，构思别出心裁。诗人以豪迈气势登五岳而小陵丘，“俯观上路人”，以居高临下之势藐视那些“泛泊徒嗷嗷”的小人，表达了自己愿“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 抚剑雷音，猛气纵横，建功立业的强烈追求，充满英雄气概，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名都篇》表面写战乱之后洛阳城市终于恢复昔日的繁华，贵族子弟斗鸡走马、射猎饮宴、寻欢作乐的情景，诗人选取少年游乐的片段来概括名都繁盛，而少年的游乐又集中选取驰骋来表现、极力描写驰骋少年身手的轻捷、射技的精湛，绘声绘色。同时也写出了都市富贵子弟游手好闲、终日斗鸡走马，饮宴嬉戏，日复一日，月复一月，虽然也有高强的骑射技艺，“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鸣镝，长驱上南山。左挽因右发，一纵两禽连。余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但止于佚乐，无益于国家，表达了一种对世俗的轻蔑，以及高行远志而不被人理解的思想感情。结尾四句“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流露出了作者对盛年不在、人生易老、寿命不长的忧惧，以及居安思危的家国意识。也表现了作者对高超的骑技和精湛的射技的欣赏，以及不甘于像其他贵族子弟一样终日游乐，沉湎于享乐，希望利用青春生命和时间积极进取、建功立业，以利于国家。
游侠在史学家司马迁的笔下，是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惜其躯的化身，不管是《白马篇》中的“游侠”，还是《鰕鳝篇》中的“壮士”，《名都篇》中的“少年”，身上都凝聚着一股侠气。曹植借用其来形容马上健儿，主要着眼于不惜其躯而为国立功这一点上，以及漫漫滋生出的侠情结上。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精彩纷呈的一面。而侠文化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非天然地属于儒家文化，亦非天然地属于道家文化，而是在这两个文化体系中分别注入了属于自己的特质。于是就产生了儒家之侠和道家之侠。从古至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
6 文化的支柱和核心，他的影响遍及社会方方面面，从而使侠儒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一是强烈的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为己任”；三是“自我”的牺牲精神。而道家之侠更注重自然本性和个体智慧，个性鲜明而不容于世。显然，曹植的侠偏重于儒家之侠。结合《白马篇》、《鰕鳝篇》和《名都篇》，可以见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生在世，讲究立功、立德和立言，并把立功放在首位这一思想对曹植的深刻影响，以及曹植身上潇洒自由、重情尚义的游侠气质和游侠情结，结合起来的表现就是为国建立不朽功业的迫切愿望及为此而愿不惜一切的豪迈气概和英雄精神。
（二）曹植后期诗歌
黄初（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以后，即逐年收杀曹植集团的重要成员，如以“私受西域货赂” [3]杀了孔桂，有“以市不丰乐” [4]冤死杨俊。对于曹植及诸王，曹丕令他们回归封地，并派监国使者对其进行监视。曹植因有争太子之嫌，更遭罪贬，朝廷不让他久任在任何一地方，常常改换他的封地，“十一年中而三徙都”，也不许他和亲戚来往，不仅被排除在政治圈子之外，而且备受精神折磨。加上曹丕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形同囚徒，他曾说自己是“圈牢之养物”（《求自试表》）。其物质生活也很匮乏，曾自谓“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块然守空，饥寒备尝”（《社颂序》）。他的权力也是有限的，“僚属皆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许多的艰辛在诗中都有反映。由此其诗歌创作也就转入了第二个时期。
刘大杰曾说过：“中国人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有过于魏晋。” [6]这种危机和苦闷往往来自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环境由于处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曹植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精神消失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人生短促、命途多舛、祸福无常的感慨，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思想深度上来说，更高地则是以个人生命的悲剧来理解整个社会的苦难，其建功立业的渴望和志向，表现得更深刻、更执着。这一时期的作品有《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薤露行》、《当墙欲高行》、《仙人篇》和《升天行》等。《赠白马王彪》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全诗气魄宏伟，章节蝉联，结构严谨。这首诗的题目是“赠白马王”而不是“吊任城王”，但这“赠”是赠别，为临别歧路而作。曹植不免回想起黄初四年五月他和任城、白马诸王一同朝京师会节气时的情景，来时大家一起来，归去时却少了曹彰。对曹植来说，和曹彪是生离，和曹彰是死别，生离是这首诗的主线，然而写生离却又不能不带出死别，从更深的层次看，诗人写与任城
[5]王的死别，意在点醒这与今日和白马王的生离实无二致，与曹彰的死别很悲痛，而与白马王彪的生离无异死别，更是悲痛。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说“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使全篇笼罩着一层浓郁的悲剧气氛和悲愤之情。中间“欲济川无梁”，“中途绝无轨”，“欲还绝无蹊”的“三无”把作者当时走投无路、悲愤交加的痛苦境遇和心情连结起来，文气贯通，使全诗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情感表达上，或借景抒情，或直抒胸臆，或比兴寄托，都是“悲”、“愤”两字的不同表现，富于变化的表达方式，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赠白马王彪》诗序中的“大别在数日”似乎是对自己的命运唱挽歌，沉痛之及，令人闻之颤栗。残酷的社会现实和诗人自己的不幸遭遇，使得诗人为国效力的宏志不仅得不到实现，而且还感受到生命的恐惧和生命的悲哀。这种生命之悲既是诗人的自觉在情感形式上的体现，更是苦难现实与自己苦难处境的共鸣音。但是这种对死亡的强烈感受和巨大悲哀只是诗人的弦外音，而表现出来的是超脱生命的悲哀。其中饱含着哀伤、愤慨和悲惧，但又显出慷慨激昂的格调。曹植的“知命复何忧”就是一种生命理想的追求，是一种对未来生存满怀信心的憧憬中的苦恼。表现出的情感基调是富有追求精神和抗争力量的建功立业之曲，这才是其生命之歌的主旋律。“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飘尘，愿得尺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薤露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悲哀之中升腾起一股忿争的激情，深沉、激昂，具有非常强悍的生命强度。这正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建安时期具有普遍意义的慷慨之情。这种感情以一贯之于曹植生命的始终，同时也是曹植情感思想的本质特征。抓住了这一本质，曹植后期创作的两种很重要的题材内容的诗就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了。那就是游仙诗和饮酒诗，其中无尽的惆怅和深沉的悲哀，镂心刻骨的悲凉，只是一种表面化的情感现象，深层次上是假游仙诗、饮酒诗以寄慨，以表现建功立业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及对遭受严重压抑的不满和“冷”反抗。诗人蒙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双重迫害，远大理想和政治抱负一再幻灭，苦闷与彷徨无法解脱，于是精神的安慰变得异常迫切。假诗歌希望自己的精神得到一点安慰，苦闷得到一些解脱，心灵得到一丝慰藉。
“曹植是一位有政治理想的诗人，但在黄初、太和时期，他完全失去了政治上求的发展的机会。这使得曹植的生活失去了平衡，心灵陷入矛盾痛苦之中。力求恢复平衡正是曹植后期生命活动的一个基本主题。” [7]，“其实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抗精神。” [8]曹植后期的作品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出现了较多的游仙诗，这主要是受到当时诗歌创作风起的影响使然，游仙诗名为游仙实为咏怀，以此作为安慰自己痛苦灵魂的一种选择和方式，通过虚幻的时间和空间意象使自
8 己解脱。曹植后期局促藩邦，身受控制，以致“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余悲”，深切而又曲折地表现了封建上层统治的当权者对他的压制与防范，以及对他自己在失势后所遭受的严重压抑的不满与反抗。《当墙欲高行》借用“鼎湖飞龙”的神话传说来作起句，将“龙”比作跃跃欲试的自己，把“天”比作施展抱负的舞台，把“浮云”比作“谗巧令亲疏”的监国使者，进而感到骨肉谗间，真伪莫辨，流露出一种心事难言的痛苦和受尽压抑的愤懑之情。还有《仙人篇》的“乘龙出鼎湖”和《升天行》的“愿得行阻辔，回日使东驰。”对天上神仙世界热烈赞美，实际是对人间的否定，对曹丕一伙人一再迫害的愤怒控诉，也是对自由生活的热切向往。都深切地表现了他爱国忠君的高尚品格，以及强烈地希求待时而动，徘徊天上、转日回天的积极进取精神。尤其是《升天行·扶桑之所出》一首，曹植自喻为高达千丈的扶桑神木，倾心向日，守护天涯海角。红日西颓如国家衰败，想将象征着权力的疆辔抓在手中，把装载太阳的车子扭转，使之转日回天。而《野田黄雀行》则很特别，采用比兴手法，以一个很感人的寓言故事，寄托自己愿“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奋身拔剑，捎破落网，挽救丁氏兄弟。可惜“利剑不在掌”，有负于朋友，虽然很无奈，但还是表现了作者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的精神和对险恶政治环境的反抗。
同时，这种假诗寄慨，释放自己的情感状态，也是曹植儒道互现的丰富多彩的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侧面。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一生用力在儒，儒家传统文化赋予其固有的道德规范及价值取向，志在立功济世，可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冲撞使得其理想志向幻化成了一场迷梦，且带来了恒久的痛苦。为了化解人生的痛苦，平衡内心的矛盾与冲突。曹植心灵中的道家思想开始奏效，以诗歌为媒介，向着艺术想象世界的空间开掘。在道家思想中，没有绝对对立的矛盾和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是互相依存，曹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亦是如此，是道家思想给曹植指出了一条实现精神自由的道路，给其无拘无束的想象思维提供了艺术渊薮和广阔无垠的伸展空间，也给其伤痕累累的心灵开出了一剂拯救的良药。而根本上，道家追求超越现实和自然规律的终极目的，得到精神上的自由超脱，成为曹植解构精神与肉体双重痛苦压迫，在诗歌面貌上的一种外在情感表现。
总之，无论曹植诗歌题材内容、思想情感多么丰富复杂，但都不过是其在理想、志向、追求支配下激烈的建功立业旋律的一个个符号，真正的思想感情是潜意识中终生奋斗不息的建功立业和报效国家。
[9]
五、曹植诗歌的影响
曹植是一个有着强烈的自觉意识的天才诗人，他在诗歌创作方面有着多方面
9 的努力和贡献。为我国古代诗歌在建安时期的发展，后世诗歌艺术的承继和新变，以及在唐朝发展为显赫的“一代之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曹植五言诗对中国诗坛的影响
建安时期，“群彦蔚起”[10]、“门户各立”[11]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建安诗歌“五言腾踊” [12] “彬彬之盛，大备于时” [13]更是开创了我国五言诗的黄金时代。曹植正是这一时代诗歌领域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他长于五言古体，大力创作五言诗歌。“据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曹植五言诗在数量上占整个建安五言诗的27.7%，比重大于任何一个建安诗人的五言 [14]诗。”因此，我们可以说曹植才是诗歌艺术史上第一个大力创作五言诗的诗人。从题材范围上来看，有咏史诗、咏怀诗、咏物诗、寄赠诗、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边塞诗等等，极大地开拓了五言诗的题材领域，真可谓“备诸体于建安者，陈思也” [15]，对后世的阮籍、左思、陶渊明、郭璞、谢灵运、李白、杜甫惠泽甚远。在艺术上，由于精通音律，曹植诗对仗工整、平仄调谐、音节铿锵，对五古到五律的规范有着重要影响；而其诗深于取象，善为比兴，也是一大创举，如《野田黄雀行》、《美女篇》等。诗歌语言清丽，出语自然，浑然天成。吴乔《围炉诗话》云：“五言盛于建安，陈思王为之冠冕，潘陆以下无能与并者。子美言‘诗看子建亲’，故苏子瞻云诗至子美一变也。元和、长庆以后，元、白、韩、孟嗣出，杜诗始大行，后无出其范围者矣。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之变，于斯尽矣。”虽不免溢美，但确实道出了曹植于五言诗方面的重要贡献。
（二）曹植诗歌对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影响
建安文学是在继承和创新两汉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两汉时期，抒情因素在诗歌中只是一股流于内层的潜流，但这股潜流反映了诗歌的本质特征，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冲击力。随着诗歌的不断发展和文人诗歌创作意识的觉醒，抒情遂被确立为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汉乐府在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很少超脱出事件和具体感受去表现某种情感，事件为汉乐府的基本要素，抒情依附于叙事过程进行。到汉末“古诗十九首”等文人无名氏古诗中，在某种程度上则摆脱了单纯的“缘事而发”的创作观念，更加趋向了抒情性的写作原则，“事”被提炼为诗歌抒情活动的主要元素，这也是诗歌艺术由民间向文人变化的一个标志和里程碑。曹丕的“文气”论的诗歌理论探索，诗歌艺术方才觉醒，以情为本，但以创作实践确立中国文人诗歌抒情传统的诗人当为曹植，他既吸取了汉乐府“缘事而发”和无名氏诗人趋向抒情的特点，使诗歌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超越了前代。其诗“本乎性情”[16]，慷慨高歌不减乃父，“柔情丽质，
10 不减文帝” [17]，无情不可抒，无意不可达。庾信《伤心赋序》谓曹植诗“千悲万恨”。张戒《岁寒堂诗话》谓“子建、李、杜皆情意有余，汹涌而后发者也”。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也说“真切情深，子建所长”，方东树《昭昧詹言》称曹植“情至之语，千载下犹为感激悲涕”。王世懋《艺圃撷余》云：“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较为中肯地概括出了子建诗对于中国诗歌抒情传统确立的影响和贡献。
（三）曹植诗歌对中国诗歌文质彬彬发展道路的影响
纵观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建安以前，《诗经》天然古拙，《楚辞》华美壮丽，到了《汉乐府》则刚健质朴，《古诗十九首》则平易淡远。建安时曹植“檃栝《风》《雅》，组织屈宋”，吸取乐府诗精髓，“法《十九首》意象” [18]而开始着意于炼字造句。锻炼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品质，而且“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 [19]如“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鰕旦篇》)，“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闲情》）；“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这类诗句或悲壮宏阔，或凄恻委婉，或清丽工致，无不气韵流注，意象相生，都充分显示了诗人把观察事物、体验情感与选择词藻、锻炼字句相结合的用心，“意厚词赡，气格雄浑”（方东树《昭昧詹言》），总体上呈现出壮美的风格和文质彬彬的总体特征，后世的阮籍、左思、乃至鲍照、庾信等，受曹植“骨气奇高”、文质彬彬的影响，诗歌创作有风有骨、重文存质，到了唐代的陈子昂更是高举“汉魏风骨”，为唐诗开创了一条情文并茂的发展道路。
总之，曹植以五言体式、抒情为本、情文并茂为诗学品格，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同时也做出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贡献。
六、结束语
本文在前人关于曹植诗歌研究的基础上，对曹植本人生平经历做了简单介绍，从时代文化背景、学术文化风貌和曹植的人格理想等方面，深入分析了曹植诗歌艺术的产生、发展和形成的原因，讨论了曹植的文学思想，并以具体作品为例，论述了其前后期诗歌的不同题材内容及其所反映出的思想观念，以及贯穿始终的情志旋律。最后，简单地概括出了曹植志在“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但建功立业的理想愿望难以实现，于是退而立言，“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最终被后人垂范并师法千秋，开创了我国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为后世诗歌艺术的健康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故曹植被誉为“诗歌隋珠”[20]、“五言圣境”[21]、“百代宗工”[22]，正如余冠英在《汉魏六朝诗论丛》中说曹植是“第一个以诗为事业的人，诗终于使他不朽”。
注释
本文所引用的曹植诗文均来自傅亚庶注译的《三曹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月第1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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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第4篇：曹植《朔风诗五章》
《朔风诗五章》是三国时期曹植的组诗作品。这组诗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诗经》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朔风诗五章⑴
【其一】
仰彼朔风，用怀魏都。 愿骋代马，倏忽北徂。 凯风永至，思彼蛮方。 愿随越鸟，翻飞南翔。 【其二】
四气代谢，悬景运周。 别如俯仰，脱若三秋。 昔我初迁，朱华未晞。 今我旋止，素雪云飞。 【其三】
俯降千仞，仰登天阻。 风飘蓬飞，载离寒暑。 千仞易陟，天阻可越。 昔我同袍，今永乖别。 【其四】
子好芳草，岂忘尔贻。 繁华将茂，秋霜悴之。 君不垂眷，岂云其诚！ 秋兰可喻，桂树冬荣。 【其五】
弦歌荡思，谁与销忧？ 临川慕思，何为泛舟？ 岂无和乐，游非我邻。 谁忘泛舟，愧无榜人。 译文
【其一】
抬头仰望那呼呼的北风，心中怀念着魏国的国都。多么希望骑上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然而）在那总是和风徐徐的南方，我却要思念着那蛮北的江南。多么希望能跟随在那些南飞的鸟儿身后，去实现我南征的宏图大志。
【其二】
时光荏苒，（从太和元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看起来并不太久，可对我来说却像过去了漫长的三年。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
【其三】 （八年之中），就好像翻越于高山峻谷之间，（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年复一年的风飘蓬飞和寒来暑往，不知何时才有我安定之所？千难万险纵可翻越，你我同胞骨肉却好像面临的是生离死别。
【其四】 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在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你（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还谈什么诚信？（请你明白，）我忠贞的意志就像那寒霜中的秋兰，北风前的桂木，决不易改。
【其五】 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却无人能帮我除去忧愁；雍丘之地，亦有川泽可供“泛舟”。可是，不是我不想高高兴兴地去“泛舟”游乐，而是一起同游的跟我志趣不投。即便是有雅兴泛舟，却连个撑船的人都找不到啊（指了解我政治怀抱的人）
背景
公元228年（魏明帝太和二年）的一个冬日，北风挟裹着飞雪，越过豫东平原，刹时间便把小小的雍丘（今河南杞县），化为茫茫白地。一位神色憔悴的诗人，却还在庭中徘徊——他就是屡遭朝廷贬谪疑忌的雍丘王曹植。一年前，他才被明帝“徙封浚仪（今河南开封北）”；而今，又被责令“复还雍丘。”诗人壮志难酬、身如飘蓬，再也按抑不住心头的悲怆，终于用那“骨气奇高”之笔，在风声雪影之下，写下了名作《朔风诗五章》。
鉴赏
这首诗共分五章。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开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公元223年（黄初四年）旧历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
二、三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公元227年（太和元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从公元221年（黄初二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作者 曹植（192～233），三国魏诗人。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第三子，封陈思王。因富才学，早年曾被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后失宠。一生以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受曹操宠爱，尝随征伐，诗文多写其安逸生活和建功立业的报负；后期备受曹丕父子迫害，郁郁而终，诗文多表现其愤抑不平之情及要求个人自由解脱的心境。其诗注意对偶、炼字和色彩，富于音乐性，被钟嵘称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有《曹子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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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女人的守护天使
品牌内涵：
我们专注营造一个自然与纯净的护肤空间，让您疲于生活或乐于生活的心灵小憩！ 我们透析和深懂东方女性对于美丽的理解及对于幸福的追求。因而，我们总能以最灵敏的触觉和感觉来品鉴安植品牌淋漓尽致的经典、超凡气质，见证每一支新出厂的产品，分享符合皮肤细胞生命呼吸所需的极致养分。每一个新开发的项目都是延续肌肤与成分完美结合的天然、优越、超凡的品质，从而实现从每一种尊贵的原料中萃取精华成分以满足差异化、多样化肌肤对于健康和美丽的心灵追求。
树是大地的守护神，天使是上天赐予人类平安与爱的守护神。而安植选用天使翅膀作为产品商标，其意指安植产品所有成份皆由高科技萃取的纯天然植物精华合成。安植品牌坚持了以特色项目的创新而带动系列产品丰富和发展，致力为成熟女性提供的不仅是肌肤改变得到紧致、嫩皙及光洁的效果。安植更热忱于为天下女性打造一片安心、和谐及纯美的护肤空间，让每一位接触安植的女性都有如天使呵护般永葆青春与健康。
品牌定位：
安植品牌是以特色项目为带动的高理疗、高保养的台湾专业线高端品牌。
安植品牌荣誉
1996年安植氨基酸洁肤霜荣登台湾《大美人》杂志授予的『最佳销量明星奖』 1998年安植荣获台湾专业美容权威杂志《全国美容》授予的『美容师最信赖品牌奖』 2004年安植荣获台湾权威机构“生物科技发展协会”授予的『植物科技成就奖』 2005年安植荣获“中国美”至尊美容大奖『最具潜力品牌奖』
2006年安植荣获中国美容时尚周颁发的『最具诚信品牌奖』
2007年安植全效眼部塑形护理荣获台湾权威杂志《全国美容》授予的『化妆品技术创新奖』
2008年安植品牌荣获凤凰卫视•凤凰周刊•凤凰生活与中国质量信用评价中心联合颁发的
中国化妆品行业『专业线 十大杰出品牌奖』
2008年安植BIO生化抗衰系列荣获台湾权威杂志《全国美容》授予的『专业线十大抗衰明星产品奖』
2009年安植荣获以凤凰卫视为合作媒体·中国国际名牌协会·中国质量信用评价中心评选的『2008
年度亚洲女性最喜爱专业美容品牌奖』
2009年安植荣获全国妇联中国妇女儿童事业发展中心授予的『中国名优妇女儿童用品采
购指定品牌奖』
三、安植品牌特色项目
1、瓷娃娃粉嫩组合——绽放瓷娃娃般白、透、细、滑、嫩的肌肤全国热卖！！
瓷娃娃粉嫩组合是以安全有效的植物成份与尖端美肤仪器相结合来达到犹如瓷娃娃般白、透、细、滑、嫩的粉嫩肌肤！
●特色1：率先进入真皮美白时代，还原从里到外天生的白；
●特色2：首次搭配专用仪器，瓷娃娃将搭配专用仪器操作，更先进完美；
●特色3：效果显著，一次即可达到白、透、滑、细、嫩的粉嫩肌肤；
●特色4：与安植其他产品百搭，更突显效果，更易销售；
●特色5：专用仪器手法，既舒适又有效；
●特色6：高额美容师奖励，激发美容师有动力自然销售。
2、水娃娃活肤组合——宛若新生，缔造水灵娇嫩肌肤！持续引爆业绩！！
●特色1：拥有卓越的植物成份
美国红石榴被誉为“皮肤的清道夫”， 是最好的美容圣品之一，抗氧化作用极佳，中和自由基、清除肌肤毒素，使肌肤由内而外充满能量，远离黯沉、疲劳！
大西洋雪杉被喻为“千禧之树”，蕴含镁、钙、磷等矿物质和维他命E、C，能强效补
充肌肤营养与水分，特有的硒抗氧化防护配方，能增强肌肤抗环境防御力，增强皮肤抵抗能力。
●特色2：水娃娃能量活肤术
采用能量粉晶能疏通经络、促进循环功能，最大限度将皮肤毛孔打开，清除皮肤毒素，加强肌肤吸收水分和营养，令肌肤犹如水娃娃般水嫩细滑、光彩照人！
●特色3“活氧－醒肤－诱导”式护肤
经过活氧、醒肤、诱导的科学程序，能让肌肤在无负担的状态下能加强吸收功能，强效补充肌肤所需的水分和营养，令肌肤宛如水晶般明亮澄净与光泽。
●特色4：与安植系列产品百搭
水娃娃活肤组合能与安植系列产品百搭，在安植任何项目或护理的面膜前均可加入水娃娃活肤组合加强产品吸收及护肤效果。
3、时空回溯养眼方程组——玉石能量养眼，重现“睛”彩人生顾客最爱！！
●特色1： 完美的植物成份
内含六角氨基酸肽、95%高纯度积雪草精华、三重维他命C 等稀有成份，消除细纹、暗沉眼部问题。
● 特色2：能量凝神玉石
采用有“东方魔玉”之称的白玉 ，能改善黑眼圈、眼袋等问题，并有提神醒脑之功效。● 特色3：拨筋养眼术
以能量凝神玉石拨动头部与眼部的经络，打散淤滞于眼部的气结并补充氧气养份，达到有效紧实、淡化细纹、延缓衰老的特殊效果。
●特色4：锁定高端眼护顾客群
独具特色的高端眼部护理，留住高端客户，增强高端客户之信心及消费额。
4、BIO细胞能量三合一疗法——美容院最有“钱”景的抗衰项目
配高科技美
容仪器！！
●特色1：“活”能量——高效活性成份，三层养护，健全皮脂膜，养护角质层，激活基
底层。
●特色2：“电”能量——微电流提升紧肤术 ，通过激活人体的生物微电，提升肌肤活力和生命力。
●特色3：“光”能量——全球最顶尖、最安全的冷光理疗美容技术，提升人体细胞的生长速度5－10倍，修复老化受损皮肤，在国外被称为“神奇之光”。
5、草本精华薰蒸疗法——传承皇家养生秘笈开创美容养生先锋
用
过都说好！！
●特色1：技术特色中国祖传的苗药秘方与西方芳香精油相结合传统的薰蒸疗法与先进的温灸磁疗仪、美体经络刷相结合。
●特色2：效果独特适用性广，适合各种亚健康人群，如肩颈不适，各种寒症、热症、湿症、失眠、腰酸背痛„„独特效果达90％以上。
● 特色3：绿色安全“皮肤吃药”的原理，不伤肝肾，保养肠胃，结合西方的芳香疗
法，开创SPA新风尚。
●特色4：独特手法安植独创“疯狂毛巾”四合一手法，集牵引、矫形、瑜珈、温灸手法为一体，美容师省时省力，理疗保健，一步到位。
●特色5：特制苗药原生态秘制苗方，天然环保，无刺激、安全有效。
●特色6：高利润低成本，回报率高；配送专业薰蒸床，薰蒸与按摩同步进行，节约时间成本与空间成本。
6、眼部桑拿——让你的眼睛也来桑拿吧开创眼部护理新时尚！！
●特色1 ：专门依据眼部问题的内在成因，运用多重原理，将黑眼圈、眼尾纹、眼袋问题一并解决，每一次都见效。
●特色2 ：来源于天然植物的OH致热因子，获台湾权威机构颁发“化妆品技术创新奖”，让双眼做眼膜时感受温泉般的温热感，全过程中如“桑拿”般放松舒服，有效促进肌肤微血
及淋巴循环，从根本改善黑眼圈现象。
●特色3：独特的眼部排毒手法，操作简单，安全有效。
7、童颜魔法——童颜魔法物理性拉皮术30分钟让肌肤返老还童！！
●特色1：风靡欧美的物理拉皮术首先利用1号面膜紧实提升面部皮肤，让面部肌肉做SPA运动。再以2号面膜补充能量及水分，达到提升与养护的双重效果。
●特色2：提升效果神奇只做一边脸即可看得到的变化，紧实感可持续24小时，去皱效果显著。
●特色3：深层修护断裂角化纤维只需护理一次，眼部细纹即可完全消失。 ●特色4：30分钟立竿见影的效果为美容院吸纳顾客的法宝。
推荐第6篇：植丽素简介
植丽素企业文化
缘起：
三十多年前，陈燕萍博士作为一名优秀的美容工作者，面对市面上日益增多的虚假广告及伪劣产品，让她感到有责任去纠正这些不好的行为，树立了”打造让人有信心的品牌“的决心。
陈燕萍博士很早就注重环保，有很强的环保意识，看到人类保持生命健康和美丽的唯一出路——植物，因而决定用植物来做护肤品。为传达天然植物和美丽的联系，陈博士以“植丽素”命名公司的品牌及名称，英文名则采用植物的英文“PLANT”，取“从植物中提取的让人美丽的元素”和“种植、播种美丽”双重含义。1973年“植丽素”于香港正式创立。 专业：
营销网络：遍布加拿大、美国、欧洲、东南亚及中国的世界性营销网络。研究中心：植丽素天然健康美容研究中心，拥有30多年护肤美容经验，属下有近
100名专业研究人员、生物学家、医学博士，不断潜心钻研崭新美容科技，以专业、创新的精神，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肤质等女性的需要。（植丽素最早以膏体起家，研究出的产品给空姐、工厂女工、海拔高的女教师、运动员试用，并将感受回馈再添加所缺乏成份）
产品品牌：目前拥有植丽素、植丽素升级版CYP、植丽素日化版（专柜）、植丽素
芳疗版皇家天使四大成熟品牌数千款产品，产品获得顾客广泛认可和称赞，奥运冠军莫慧兰、高敏、、桑兰、扬威、龚睿等体育名将曾对植丽素高度评价。
生产工厂：植丽素国际美容集团旗下的专业美容生产厂房拥有国际标准无菌生产
线，通过了ISO9001及GMP认证。已完全符合国家食品、药品、化妆品等生产标准。
美容学校：植丽素美容化妆学校以严谨的校风和创新的教学而闻名，将陈燕萍博士
精湛的技能技法和爱心文化传授给无数的美容学员，历年来在国内外各类比赛中获奖无数。学校被评为了广州市第一家化妆工职能鉴定中心，同时还是英国伦敦城市行业协会授权考取City& Guilds证书的考试中心（一试双证,一次考试可拥有国家证书及英国City& Guilds证书）。植丽素理念：
LOGO释义：
椭圆形，代表地球；
PLANT，为植物的英文书写；
飘飞的彩带，意寓植物的精华；
LOGO整体含义为，采集地球上无污染的健康植物精华；
传达了“天然，自然，植物，健康，美丽”的植丽素企业精髓。
植丽素理念：爱心创造美丽，品质缔造传奇
植丽素十六字方针：爱心，宽容，守时，守诺，积极，主动，坚持，创新植丽素价值观：追求七种健康
个人健康——爱护自己，注意身心灵的健康保养，提高自信，发挥内在潜能；家庭健康——家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珍惜、信任；
经济健康——勤俭节约，不赌博，不贪婪；
社会健康——企业要热心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国家健康——热爱自己的国家，每一位中国人都要有一颗爱国心；
环境健康——支持世界环保理念，提倡绿化，爱护环境；
世界健康——反对战争，热爱和平，共同营造一个充满爱心的世界。
香港植丽素国际美容集团是有30多年经验的专业美容集团，由国际美容权威陈燕萍小姐在70年代创办。并在加拿大、美国、东南亚及中国设有分公司及连锁机构，是一家拥有健康美容研究中心、美容学校、生产工厂、美容产品研发及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跨国集团。
营销网络
目前拥有在加拿大、美国、欧州、东南亚及中国的世界性营销网络。 研究中心
拥有30年护肤美颜经验的植丽素天然健康美容研究中心，属下有近100名专业研究人员、生物学家、医学博士不断潜心钻研崭新美容科技。所开发的每个精品系列皆能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肤质等女性的需要，植丽素永远保持一颗创新的心，为你肌肤提供至纯至美的细致呵护。
生产工厂
植丽素国际美容集团旗下的专业美容生产厂房拥有国际标准无菌生产线，通过了ISO9001及GMP认证。已完全符合国家食品、药品、化妆品等生产标准。保证了植丽素产品品质。
美容学校
植丽素美容化妆学校以严谨的校风和创新的教学而闻名，将陈燕萍小姐精湛的技能技法和爱心文化传授给无数的美容学员，历年来在国内外各类比赛中获奖无数。学校被评为了广州市第一家化妆工职能鉴定中心，同时还是英国伦敦城市行业协会授权考取City& Guilds证书的考试中心（一试双证,一次考试可拥有国家证书及英国City& Guilds证书）。
推荐第7篇：曹植《七步诗》阅读答案
七步诗阅读答案——阅读，是人们最基本的学习活动。如何快速把握文章内容，提高理解能力，从而提高语文阅读技能，需要在反复完成阅读习题中积累和磨练。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的是“七步诗阅读答案”，相信同学们完成之后，阅读能力会很快得到提高!
七步诗
文帝尝令东阿王①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导读：古人说“兄弟如手足”，但兄弟之间为了争王位、争财物而互相残杀的从古到今却屡见不鲜，这不是太可悲了吗!
注释 ：①文帝：曹操之子曹丕。东阿王，曹操第三子，曹丕之弟曹植，大诗人。
阅读题：
一、解释加点的词
1.不成者行大法( ) 2.萁在釜下然( )
3.漉菽以为汁( ) 4.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 )
二、“萁在釜下然”的“釜”解释为____，写出一个同义的成语_______。
三、《七步诗》一般写作：
四、写出出自本文的成语。
七步诗阅读答案仅供参考：
一、1.死刑 2.同“燃”字 3.过滤 豆类 4.曾经
二、锅 破釜沉舟
三、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四、相煎何急;七步成章
七步诗翻译：
魏文帝曾经命令东阿王曹植在七步内做成一首诗，做不出即处以死刑。东阿王随声就做诗一首：“锅里煮着豆子用来作羹，滤豆子用来作汁。豆秸在锅底燃烧着，豆子在锅中哭泣：‘你我本是一个根上生长的，你为什么这样不留情地逼迫我、熬煎我呢?’”魏文帝听了深有惭愧之色。
这篇“七步诗阅读答案”是小编为您收集整理，希望通过这些阅读练习和答案，能帮助同学们把握语文阅读的特点，进而提高阅读、鉴赏、写作能力以及语文综合素养。祝同学们学习进步!
推荐第8篇：曹植诗歌的艺术特点
曹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 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
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推荐第9篇：曹植《七步诗》的故事
《七步诗》的故事
三国时期，魏国皇帝曹操去世后，他的长子曹丕即位，曹丕就是历史上的魏文帝，而曹丕的弟弟曹植被封为丞相。
弟弟曹植很有才华，精通天文地理，说起朝廷中的政事滔滔不绝而且管治有方，因此在朝中很有威信，可谓是威震朝野啊！皇帝哥哥曹丕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中的妒忌之火油然而生。他对曹植产生了怨恨之心，把曹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处苦苦相逼。许多大臣在皇帝面前也说三道四，谣言惑众，有的说，朝中一日有曹植，宫内鸡犬不宁，如他日造反，图谋篡位，岂不是宫中一大害？有的说，不如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以免日后夜长梦多。
曹丕听信了谗言，决定今日动手。正巧赶上一位大臣禀报，有人造反，图谋篡位。曹丕认定弟弟曹植为主谋，正午时分，曹丕传弟弟曹植到池厅边相见，曹植一到，就被早埋伏好的卫队挥刀截下。 见到曹丕，曹植道：“吾兄传我有何贵干？”
众人道：“宫中造反一事，想必曹丞相听说了吧，吾登皇位你怀恨在心，这事是否你主使的？”
曹植长叹一声，道：“吾兄疑我造反，谋你河山篡你朝位！这罪行可不敢担当，请吾兄明察秋毫。”
曹丕不好推辞，只得说：“好，看在你我兄弟的情谊，我命令你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不然，休怪我大义灭亲了。”
“好办好办，若我不能在七步内作诗一首，任凭你处置。”曹植胸有成竹地说。
“爽快！爽快！咱俩一言为定。”
曹丕说完，曹植便迈出了第一步，突然，他闻到了从远处飘来的阵阵煮豆的香味，灵感一来，借物抒情，在刚走到第六步时就作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煮豆持作羹，漉（Lu四声）菽（Shu）以为汁。萁(qi)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此诗作完，曹植对曹丕说：“我们虽有君臣之分，但毕竟是骨肉相连，何必苦苦相逼？手足相残？我无意与你权利相争，无论谁是君主，我都会忠贞不二地跟随，毫无怨言！明枪易挡暗箭难防。若你要杀我，轻而易举，何必大费周章，先父在九泉之下是不能瞑目的呀。”
曹丕听了，被驳得无话可说。从此就再也不敢为难曹植了，俩人又成了好兄弟，同心协力，建设魏国。
推荐第10篇：对曹植的不同评价
对曹植的不同评价
在我国文学史上许多有争议的人物中，曹植还不算是歧见最多的。不过在他的评价问题上，不同意见还是不少。这种分歧在古代即已存在，延续到现代又有所发展。本文只着重就发生在晚近的一场讨论试作回顾和评述，并对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表示笔者的一些意见。
这场讨论发生在50年代。问题首先是由郭沫若先生《论曹植》(以下简称“郭文”)一文提出的。文章最初写于1943年，1947年收入《历史人物》一书中出版，解放后此书又于1952年改订再版。郭文从批驳钟嵘、王通、丁晏等人关于曹植的一些说法人手，对曹植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重新评价的主张。文章认为，曹植在前期(建安时期)与曹丕争为太子中“用术”，“相欺以诈”，在后期受曹丕、曹叡的猜忌打击，“委实也咎由自取”，而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他“好摹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文章还就一些具体作品提出了看法，如认为《洛神赋》“感甄”，“我看应该也是情理中的事”，说《与杨德祖书》是“令人难以卒读的自尊自大的文字”，是“标准的„文人相轻”‟等等。文章在全面贬低曹植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为一个极鲜明的对照”。
《历史人物》再版后三年，有人出来着文商榷了，这就是刊载在《文史哲》1995年第6期上的贾斯荣先生的《关于(论曹植)》(以下简称“贾文”)。贾文对郭文所论及的一系列问题，几乎都持相反意见，文章在列举一些史料进行分析后认为，在建安时期丕、植兄弟太子之争中，“曹丕是一个十分阴毒奸险的人”，曹植则是有着“浪漫不羁的天真性格的人”，“和他哥哥曹丕比较起来，他的行为却是光明磊落得多的”，文章又说，“至于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和他的哥哥相比，则更不可同日而语了，数千年来已有定评”。文章从方法上批评了郭文，说郭文“抹煞了前人的一切意见，歪曲了许多事实。在他自己却认为这是„极尽平反‟之能事，故意地要和前人来打一场糊涂官司，翻一翻旧案。……这样的研究方法，是有些主观片面的”。文章还表示不同意郭文对《洛神赋》、《与杨德祖书》、《七哀诗》等的解释。 贾文发表一年多后，《历史研究》1957年第2期上刊载了张德钧先生《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张文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为郭文辩护，而对贾文提出驳难。张文也对一些史料进行了分析，认为曹植在建安时期“与丁仪、丁翼、杨修等交构，谋夺王位继承权，终因违法乱纪失宠，和玩弄诈术事败，乃没有夺去曹丕以兄长身份本来应作太子继承王位的权利”。关于曹植后期的受迫害，张文则说“曹植最受折磨的日子，乃在曹叡当政时”，认为不少苛待曹植的事都“与曹丕无干”。关于曹植的文学成就，张文不同意贾文“在他(曹植)的作品里就出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的说法，认为曹植许多作品“都还没有出离曹植个人的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了一点”，与此相对，张文认为曹丕的作品“单从题目上看，就可发现有许多是批判地反映社会现实的”。对于曹植的一些作品如《七哀》诗等等，张文也作了与贾文相反而与郭文相同的解释。张文最后又专节批评了贾文的“态度问题”。
到1959年，又有廖仲安先生《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以下简称“廖文”)一文发表(《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廖文在开始部分说“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相信郭沫若先生的分析”。不过廖文并没有直接介入郭文——贾文——张文的讨论，廖文批评的对象，主要是1957年8月出版的由高教部审定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文章说《大纲》“在介绍曹植生平时，对他的前期生活只强调他„生于乱，长于军‟，后期生活中则强调他„遭受政治压迫‟。对他的诗歌的思想内容也突出强调其„对统治者的愤恨和那种要求解放自由的精神‟，„反映出社会衰败面貌和人民的痛苦生活‟，„流露出他的壮志热情和关怀国家的思想‟。我觉得这些提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在廖文以后，就再也没有别的直接参与讨论的文章发表。这次讨论，文章虽然不多，但彼此观点针锋相对，分歧颇尖锐，而四篇文章又都比较有影响，所以也可以说是解放后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次比较重要的讨论。从基本观点来说，郭、张、廖三文比较接近，它们都从不同于传统观点的角度提出问题，并对有关史实作出新的解释，它们不为旧说所囿，敢于提出新见的精神，对于深入探讨曹植这一重要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无疑具有良好的作用。而且就这几篇文章本身来说，它们也各自包含着不少好的意见。如郭文说钟嵘《诗品》把曹丕、曹操分别列入中、下品是“分明的不公”，对曹丕的诗歌创作成就及文学批评功绩给予充分的肯定性评价，批判了王通、丁晏诸人的曹植“以天下让”、“忠君爱国”等腐说，指出他们是“抑丕扬植”；廖文不同意某些论者把曹植的思想动机归结为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对于曹植“词采华茂”的诗歌艺术做了细致的论述，分析其优缺点，等等，都是颇有启发性的意见。不过需要指出，郭、张、廖三文在努力提出新说的同时，也不免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就是：在有关曹植生活思想和创作的不少重大问题上，立论存在着偏颇，对某些重要的史料，解释不够确切。对此，贾文曾针对郭文提出了异议。不过贾文并没有紧紧抓住关键的观点和要害的材料来进行驳论，而是较多地在“方法”问题上做文章，因此不能使问题得到应有的澄清，相反地，还引出了张文反过来谈贾文的“态度”问题，使讨论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问题本身，给人以节外生枝的感觉。从那次讨论以来，二十多年过去了，但是，由郭文等提出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却仍然存在，成为今天深入研究曹植工作中有待于解决的疑点，所以，把曹植的评价问题再一次提出来加以探讨，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以下把问题归纳为三个大的部分来分别加以陈说。
如何评价前期曹植的问题
对前期(建安年间)曹植的意见分歧，主要集中在争夺太子地位问题上。郭、张、廖三文对此都有较多的论述。三文的共同观点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曹植历来受偏袒，而曹丕则受到不应有的指责；三文在为曹丕的一些历来被认为是用术的行为辩护的同时，都认为曹植是个善于“用术”的人。
郭文说：“杨修为魏武帝主簿，与植暗通关节，„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行事也未免太欠磊落。故文帝是怎样„御之以术‟我们不得而知。……”“其实平心而论，丕之饮饯逼醉，未必出于有心：因为临行之前要被召见，丕于事前未必知道。即使认为有心，但植并不是不晓事的孩童，何至于一逼便醉?即使认为这就是文帝用诈术，但曹植与杨修的暗通关节以争求父宠，又何尝不是用术?不仅兄弟之间未能相待以诚，即父子之间亦实际相欺以诈，这何尝是有心韬晦，„以天下让‟的人呢?”
张文说：“杨修常阴伺操旨，给曹植豫作答教，焉知植此番送行，„称述功德，发言有章‟，不也是他们预先作好了的?”文章又引《典略》所载杨修事，说“他交关诸侯，又自认为早就该死。这里面不包含有许多阴谋诡计么?”又引《世语》载杨修使曹植出邺门斩守者事，说“这不是杨修„惯弄权术‟的事迹吗?”
廖文说，曹丕是长子，本来最有权继承父位，而且在建安十六年封为五官中郎将，曹操已有意叫曹丕继承自己的爵位了，“这一过程的明确，就更可以表明曹植处心积虑地去夺取已经初步决定了的太子位置的野心，他并不是一个像一般人所描写的单纯、善良的„被压迫者‟。”文章又举“杨修和曹植互相勾结，暗通关节， „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和擅开司马门这两件事，说：“一直到今天，还有人说曹丕的行为是阴险权诈，曹植的行为是光明磊落，这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益价‟之论。”
以上所引，包括了三文在太子之争问题上贬抑曹植、为曹丕辩护的基本论点。这些论点，我认为是很难站得住脚的。三文贬抑曹植的立论根据，无非就是这四条：(1)杨修与曹植擅开司马门；(2)杨修教曹植出邺门斩守者；(3)曹丕为长子，又任五官中郎将在先；(4)杨修给曹植豫作答教。而对这四条根据作仔细推敲，它们全都不能得出三文所说的“阴谋诡计”之类的结论来。下面逐条进行分析。
关于擅开司马门事，《魏志·陈王传》是这样记载的：“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续汉书》则说：“人有白修与临菑侯曹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彰。太阻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此外《曹操集》中也有两条令文说及此事，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菑侯植私出，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从这些记载中可知，这是曹植犯的一大错误无疑。问题在于此事的性质如何?从事实经过情况看，它是曹植醉酒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一件违犯礼制的行为。曹植明知父亲执法严峻，他也不会不懂司马门不可妄开，可他却借着酒性，公然去以身试法，自触霉头。曹植做这件事，对他争为太子毫无好处，他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应当说主要是愚蠢和荒唐，是肆意妄为。如果一定要从“用术”的角度来衡量的话，那么毋宁说他很不会用术，对阴谋诡计颇不在行。
关于出邺门斩守者事，见于《世语》：“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邺城一门，密敕门不得出，以观其所为。太子至门，不得出而还。修先戒植：„若门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斩守者‟，植从之。故修遂以交构赐死。”这则记载，贾文曾指出它近乎开玩笑，于事理上不大可信。即使实有其事吧，我认为也很难说曹丕、曹植谁做得对。曹植奉父王之命而出，受门者阻拦，在这种情况下，他斩守门人自然做得过分，但他严守父命，从原则上说不能算错。曹丕受阻即还，实际上则违背了要他出门的指令。执法严明的曹操难道从中就得出了曹丕可用和曹植不可用的结论?再退一步说，即令曹植在这件事上完全错了，那也不能解释成他在“用术”。郭文在引述这条记载以及擅开司马门事之后说：“曹植的飞扬跋扈，不守纪律，真是足以惊人”，张文也说：“杨修教曹植斩门夺出，简直是暴戾恣睢了!”“飞扬跋扈”也好，“暴戾恣睢”也好，不管达到怎样“惊人”的程度，它毕竟与“用术”、“阴谋诡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关于第(3)点，在丕、植关系中，曹丕处于长兄地位，按照封建时代传统，他确实具有继承优先权；建安十六年他又受任为五官中郎将，按曹操事后的解释，是有立他为太子之意的。廖文指出此点，是正确的。但是，要说在建安十六年“曹操和他的儿子们心目中已初步明确曹丕为太子了”。就又未免有些过头。因为《立太子令》：“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也。”毕竟写于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立曹丕为太子时，令文中所说的主要是曹操当时的意思。至于此前的想法如何?那是必须结合曹操此前的言行来考察的。而我们从他此前写的《诸儿令》“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一语中即可得知，他起先无疑更加属意于曹植，不存在早就“初步明确曹丕为太子”的事。至于廖文引曹植《离思赋》序中称曹丕为“太子”，来证明建安十六年就已“初步明确”，也是不可靠的。我们看这篇序 建安十六年，大军西讨马超，太子留监国。植时从焉。意有怀恋，遂作《离思赋》云。
从“植时从焉”一句的语气就可看出此序是事后追写的，并非建安十六年原作。这类现象在曹植集中是不少的，如《侍太子坐》，题中作“太子”，诗中却只称曹丕为“公子”，这诗题也显系后来改拟，非作诗时原有。所以丕、植之间的斗争，很难说一定就是曹植在夺曹丕既有的太子地位。廖文还引了《魏志·贾诩传》的一段文字，来证明是曹植要“夺宗”，但那段文字是这样的：“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可见是“各”方都在夺，不是单方面的问题。当然，在夺嫡之初，曹植是处在比较主动的地位，形势对他比较有利，这是事实。但这种形势的出现，也不能说就是曹植及其支持者“处心积虑”地“用术”的结果。我认为，这里的关键因素毋宁说是在曹操身上。是他看到曹植多才，“特见宠爱”，产生了曹植“最可定大事”的想法，才形成了那种局面。至于杨修、丁氏兄弟等的“吹嘘捧场”，也不可能起决定作用。《魏略》说丁仪“……与临菑侯亲善，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这里清楚地表明，是曹操本人先有立植之意，丁仪等只是顺着他的意思“共赞之”而已。他们这些当着曹操之面的“赞”，言过其实，胡吹乱捧是不免的，“用术”、“阴谋诡计”却还说不上。
关于“豫作答教”事，亦载于《世语》
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每当就植，虑事有阙，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条，敕门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问始泄。
对这件事，郭、张、廖三文都把它当作曹植与杨修“勾结的阴谋”的典型例子来谈。但是我认为，三文对这段记载的解释是不正确的。体味原文，其实这里同曹植没有什么大关系，它只是发生在杨修与曹操之间的一个事件。这段记载说的是，杨修担任着丞相主簿。主簿居掾史之首，是长官的重要助手，管文书及庶务，当然要经常在府中人值供职。杨修同曹植交好，每当要去曹植那里时，他怕走开后自己的工作会有阙失，就忖度着曹操的意向，豫先写好“答教”十余条，指示门下吏员：曹操的“教”下来，就把“答教”依次呈送进去。由于门下送得太快，“教”刚出，“答”已入，使曹操感到很奇怪。推问门下，终于弄明真情。
理解《世语》这段记载，我认为关键在于其中所说的“教”。刘勰说：“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文心雕龙·诏策》)。这是一种专门文体，是官长对下级的指示。我们检看今本《曹操集》****有“教”七则，它们是《授崔琰东曹教》、《决议田畴让官教》、《与韩遂教》、《征吴教》、《原贾逵教》、《合肥密教》、《赐袁涣家谷教》，都是对部下官员所发。其中二则(《征吴教》、《原贾逵教》)对贾逵发，而贾逵就是杨修的同僚、三名丞相主簿之一。至于曹操对诸子，却并无发“教”之例，今本《曹操集》中对诸子所发的，有《诸儿令》、《立太子令》、《高选诸子掾属令》、《又下诸侯长史令》、《曹植私出开司马门下令》，五则全是“令”，没有一则称“教”。由此可见，《世语》中所说的“教”，是曹操给主簿杨修的衙门公文，不是给儿子曹值的。正因此，《世语》说杨修写好“答教”后，他直接交给了“门下”，而没有说他交给曹植。
反过来，倘若按郭、张、廖三文所说，曹操是给曹植发的“教”，杨修去替曹植写“答教”，那就不但不合以上所说曹操发“教”的通例，而且在事理上也讲不过去。第一，《魏志·陈王传》说得很明白，曹植在幼年时就“善属文”，“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文思非常敏捷。曹操起先怀疑有人替他捉刀代笔，他却反驳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愿当面试，奈何倩人!，„后来真的面试，他“援笔立成”，曹操很惊讶。这样一位使当时许多文人折服，并得了“绣虎”雅号的曹植，居然要请别人来替他写“答教”，而且一下子就要代写十余条，实在难以想象。第二，具体到杨修文才，曹植是做过评论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把杨修与王粲、陈琳等并提，说“足下高视于上京”；但是他接着又说：“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也”，可见他对包括杨修在内的“今世作者”，并不怎样佩服。所以要说他请杨修来代笔，也极不可能。第三，退一步说，就算曹植自己写不了“答教”，而且正是请杨修代写，那么，杨修写好了理应交给曹植才是。但是《世语》中却明明写着杨修交给了“门下”，由“门下”直接进呈曹操，不仅没有说给曹植，连经曹植之手都没有提到。这不是太蹊跷一点么? 总之， 《世语》所载“豫作答教”事，其性质正如着名的“鸡肋”故事一样，只是杨修自己在对曹操耍他的小聪明。要说他玩忽职守、欺哄上司，都无不可，但要说这就是他勾结曹植“惯弄权术”的证明，就未免言之不实了。” 当然，把“豫作答教”解释为杨惰替曹植“代作答教”，不自郭、张、廖三文始，《三国演义》第72回里就是这样写的
……修又尝为曹植作答教十余条，但操有问，植即依条答之，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植，植对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后曹丕暗买植左右，偷来答教告操，操见了大怒日：“匹夫安敢欺我耶!”……
这里的描写固然热闹生动，但显然与历史上的曹植其人其事不合。对于这里面的矛盾，毛宗岗是看出来了的，他批评说：“子建亦请人代笔耶?”这个问题提得好。当然，小说中容许虚构，我们不去苛责，但是，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是不能沿用小说的方法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郭、张、廖三文所举出的四条理由，其实都不足以证成曹植“用术”、搞“阴谋诡计”。其中第四条与曹植无关，第三条本身是一种不很可靠的推理，即使推理能够成立，也不能得出“用术”的结论；至于第
一、二条，则不但不能作为“用术”的证据，而且恰恰表明了曹植颇不会用术。
郭、张、廖三文同时又都以很多文字来为曹丕的用术辩护。我认为，三文的辩护也是缺乏力量的。曹丕究竟有无“用术”，这也应当根据史实材料来说话
(1)《魏志·陈王传》注引《世语》：“(杨修)与丁仪兄弟，皆欲以值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日：„何患?明日复以簏内受绢车内以惑之，倚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 (2)《魏志·王粲传》注引《世语》：“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蓄侯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日： „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成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
(3)《魏志·陈王传》：“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裴注引《魏氏春秋》：“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命，故王怒也。”
第(1)条材料，不知是什么缘故，郭、张、廖三文都没有说及。这是丕、植及其同党双方斗法事件。在这事件里，杨修采取的行动是到曹操那里去告曹丕、吴质的状，告状自然有他的倾向性，但他说的还是实话。而曹丕与吴质的行为，起先是鬼鬼祟祟地密“谋”，当行迹被发觉后，又设计引导对方上当“受罪”。是哪一方在“用术”，还不清楚吗? 第(2)条材料，三文都提到了，但都否认曹丕是用术者。当贾文列举此史实，指出吴质“经常以诈术教文帝”时，张文还辩解说“事情恐怕也不能完全作这样解释”，“吴质教曹丕虽然是做作，但还顺契人情，而杨修教曹植斩门夺出，却简直是暴戾恣睢了!”又说“况杨惰阴伺操旨，给曹植豫作答教，焉知植此番送行，„称述功德，发言有章‟，不也是他们预先作好了的?”事情究竟应作何解释?我认为，从材料本身看，丕、植二人的表现，一伪一真，是不容误解的。曹植的“称颂功德，发言有章”的表现，我们可以说他夸夸其谈、卖弄文才，但他并没有矫情伪饰，他的一贯性格作风就是如此；而且这种事上文已经说过了，本来就是他的拿手好戏，完全毋需请别人“预先作好”。张文按照自己对“豫作答教”事的不确理解，用“焉知……不也是他们预先作好了的”这种方式，来推测史料中所没有记载、也与曹植平生作为不相合的情节，这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至于曹丕在这里的作为，他始而“怅然自失”，这当是真实心情的表露；但后来经过吴质的“耳曰”，一变而为“泣而拜”，却完全是精心策划下作出的虚假姿态。张文承认这是“做作”，很对，但又说“还顺契人情”，就是强为之说了。用做作的姿态讨得别人的同情，用并非出自真意的表演来骗取“诚心”的评价，这不是“顺契人情”，而是伪善。
第(3)条材料，郭文、张文也说及了。但是，郭文辩解说，曹丕“逼醉”曹植是“未必出于有心”。记载中明白写着“植将行，太子饮焉，逼而醉之”，还能说不是有心么?郭文大概自己也觉着这样说颇难于服人，于是又接着说“即使认为这就是文帝用诈术，但曹植与杨修的暗通关节以争父宠，又何尝不是用术?”郭文不得已勉强承认此事中曹丕“即使”用了诈术，随即就又不举出任何事实地将杨修和曹植拉来陪绑，曹丕用术，曹植也是用术，两人不分轩轾，在伯仲之间!郭文在这里的论证方式，其缺陷是颇明显的。贾文驳郭文这一段，说作者“讲起歪理来了”，“偏要打反头官司”。这两句话后来引起了张文的愤慨。我认为，贾文在批评用语上未免尖刻了些，但郭文本身存在的缺点是首先应当看到的。
总之，把有关史料归纳起来看，在建安时期的丕、植关系中，说曹丕有权诈行为，决不是厚诬古人，而曹植总的来说没有用术，也不是故意为他洗刷。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陈寿在《魏志·陈王传》中的叙述是颇为确切的，他说：
……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翼、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肜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这里把争太子位的基本过程，丕、植双方各自的基本表现——包括用术与否——说得都很清楚，与其他史料中反映出的情形也完全符合，不妨可以把它看作是个结论。
当然，有两点意思也是必须说清楚的，第一，我们讨论丕、植在争太子位中的表现，目的只在于澄清有关史实，因为这对于评价曹植(当然也有曹丕)这位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里丝毫没有谁该当、谁不该当太子的用意。争立太子，或者“夺宗”、“夺嫡”，一般来说，是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大部分情况下，它牵涉的方面往往很多很复杂，个中的是非很难作简单的判断。丕、植争立事件，同样如此。第二，我们讨论曹丕、曹植用术与否，也并不意味着要对丕、植兄弟作总体性的褒贬。前期的曹植，无论从阶级地位或政治处境看，他基本上就是个颇得优宠的贵介公子。他有他的优点，如能够关心现实，有雄心壮志；而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如作风浮华，把很多精力消磨在斗鸡走马宴饮游乐上。在这些方面，丕、植兄弟其实并无根本的差别。而“用术”之类，毕竟只是一种行事手段而已。不过话要说回来，手段同目的是有密切关联的，“用术”、“阴谋诡计”一类事，终究是剥削阶级本性的反映，所以不管是谁，那怕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吧，他运用权诈手段去达致自己的目的，也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污点。在这一点上，又是不能含糊过去的。
如何评价后期曹植的问题
关于后期(黄初、太和年间)曹植的意见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1)曹植政治上、生活上是否受到特别苛待?(2)怎样评价曹植的不满情绪? 在前一个问题上，廖文谈得比较多些，其论点与一般说法的不同之处是认为，曹魏统治者对待同姓诸侯王虽然“比过去的朝代苛刻”，“但是，以对曹植来说，却未见得比别的同姓诸侯刻薄”。这说法我以为是不够确切的。实际情形是，曹植在黄初、太和年间，无论政治上、物质待遇上，都受到比其他同姓诸侯王更加刻薄的对待，这种苛待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曹植在黄初2年前后，曾经被两次治罪。这是有明确的史料记载的。第一次是“黄初2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魏志》本传)，第二次是在由安乡侯改封鄄城侯之后，“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枉所诬白，获罪圣朝”(《黄初六年令》)。两次获罪起因，都是曹丕派出的“监国使者”、“防辅吏”奉曹丕之旨，制造借口，构陷而成。而两次获罪结果，都差一点被议成“三千之首戾”，有性命之虞，幸赖生母卞太后一力回护，才得免于“大辟”惩处。此后虽然再没有发生治罪之事，但黄初4年他由鄄城徙封至废丘，“又为监官所举”(《黄初六年令》)，可见仍旧在曹丕使者的严厉督责下讨生活，随时都有获罪的可能。这种被两次治罪的情况，在当时曹丕诸弟中是仅有的。
其次在封爵方面，他也有异于诸兄弟。他在“贬爵安乡侯”时，诸兄弟都是县侯，惟独他是乡侯，低了一等(详见拙文《曹植生平八考》，载《文史》第十辑)。黄初2年，诸兄弟“进爵为公”(《魏志·任城王传》)，他只是被改封为鄄城侯，还是低一等。黄初3年3月，“帝弟鄢陵公彰等十一人皆为王”(《魏志·文帝纪》)，这十一人中不包括曹植。“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为鄄城王”(《文帝纪》)，可见他在一个月之后才得到王爵。即使这样，他的这个王爵实际上还是比诸兄弟低一等，因为鄄城王只是个县王，其他诸王却都是郡王，如曹彰的任城王、曹宇的下邳王、曹衮的北海王等，都以郡为国。到了黄初5年，曹丕下了一道诏令：“先王建国，随时而制。汉祖增秦所置郡，至光武以天下损耗，并省郡县。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改封诸王，皆为县王。”把所有郡王都改为县王，曹植才在爵号上同他的兄弟们处于平等地位。所以，不能说“曹丕作了皇帝后虽然对他很不放心，加以拘束，但是在封爵等方面仍然给以一视同仁的待遇”(廖文)。
另外，在具体物质待遇上，曹植也不如诸兄弟。《魏志》本传载：“时法制待蕃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可知他只享受诸侯王减半的待遇。由于史料有限，我们现在已找不到很多“减半”的事例。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食邑户数。这是衡量封爵者经济待遇的最主要标志。曹植的食户情况，据本传记载是这样的：他在建安16年初封平原侯时，食户五千；22年增邑五千，并前万户。黄初2年被治罪，“我削我黜”(《责职诗》)，在贬爵安乡侯的同时受到削邑处罚。削去多少?具体数字阙载。不过我们从黄初3年4月他被封鄄城王时食邑仅二千五百户，可以推算出当初削去很多，大约削剩千户左右。因为这两千五百户，是他经过了由安乡侯转鄄城侯再转鄄城王的两次升爵增秩才达到的。黄初6年，曹丕又给他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此后一直保持这个数目，直到太和6年，曹彀最后一次给他增户五百，共三千五百户。而同期他的兄弟们食户情形如何?我们可以看曹彰。据《魏志·任城王传》载，彰于建安年间的食邑数是五千，只等于曹植的一半。而在曹丕即位后，就“增邑五千，并前万户”，直到黄初4年6月去世，还是这个数目。两两相较，对比鲜明，曹植在鄄城王时期的食邑数只及曹彰的四分之一，至于安乡侯时期则还大大少于四分之一。可见“事事复减半”的说法，揆诸事实是不算夸张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看，可以说曹植后期特别是在黄初年间，政治上生活上都受着苛待，这是有史实作依据的。这些苛待，也显然不是所有同姓诸侯王的普遍遭遇，这里确实表现着曹丕及曹叡对曹植的迫害。
后一个问题，关于怎样评价曹植后期的痛苦和不满情绪，廖文也谈得较多。其基本观点是：“曹植在后期生活中牢骚怨愤之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政治野心遭受挫折”，“其次，曹植本人的豪华享受的欲望也比别人特别强烈……”。这说法我以为有一定道理，但也还存在可以商榷的余地。
曹植后期的痛苦或不满，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诚然，曹植在政治上有抱负，他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机会，因而心怀不满和苦恼，这情况是有的，我们看他《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求自试表》等文章，这种情绪表现得确实颇强烈，“臣伏自惟省，岂无锥刀之用?及观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为异姓，窃自料度，不后于朝士矣”，“臣……常愿得一奉朝觐，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问，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等等。但是，曹植的抱负不完全是个人性质的，其中包含有值得肯定的内容(对此下文还要详说)，所以“野心”之说似乎过于严厉了些。另外我们还应注意一点，上述这些文章，全都作于太和年间，这只须查一下《魏志》本传即可明了；而在黄初年间，他却并没有写过此类文字。当时曹植也有痛苦，而且痛苦的程度比太和年间更甚，但究其原因就与“野心”更加不相干了。
上文已经说过，曹植在黄初年间两次被治罪。他差一点“将真于理，元凶是率”(《责躬诗》)，他丧失了人身自由，在封地上形同“圈牢之养物”，而且时时受到“监国使者”、“防辅吏”的“吹毛求瑕，千端万绪”(《黄初六年令》)。黄初四年他到洛阳“会节气”，是“科头负铁锧，徒跣诣阙下”去见曹丕的，然而曹丕“犹严颜色”，并不稍予见怜。在这几年里，他的最强烈的考虑就是求生。他曾在《上责躬应诏诗表》中写道：“窃感《相鼠》之篇„天礼遄死‟之义，形影相吊，五情愧赧。以罪弃生，则违古贤„夕改‟之劝，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充分表现了他在生死问题上的恐惧。所以，他在黄初时期的痛苦，主要是属于“忧生”性质，而不是还想在政治上捞些什么。正因此，我们看他在黄初中写的表令文字，完全没有提到自己在政治上有什么抱负要求之类，只是一片诚惶诚恐的气氛。这是不能以“政治野心遭受挫折”来概括的。
曹植后期的不满痛苦，同他“豪华享受的欲望”，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廖文列举《箜篌引》“置酒高堂上，亲友从我游。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以及《名都篇》中的一些游猎、宴饮描写，指出曹植前期生活的享乐倾向，是正确的。特别是对《名都篇》，过去一般把它解释为对贵游子弟的讽刺，廖文提出它是自叙之词，很是。作为一名过惯了优裕生活的贵介公子，曹植在后期过不来相对艰苦的生活，他在怨怼中包含了这方面的内容，有时甚至夸张地说“饥寒备尝”，这是确实的。不过，若说曹植的豪华享受欲望特别强烈，他后期的不满主要在这一方面，就不见得妥当了。首先，象曹植《箜篌引》、《名都篇》中的那种描写，在建安诗人中并非绝无仅有。即以曹丕来说，他就写过“朝日乐相乐，酣饮不知醉”(《善哉行》)、“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大酋奉甘醪，狩人献嘉禽，齐倡发东舞，秦筝奏西音”(《铜雀诗》)、“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献酬纷交错，雅舞何锵锵(《于谯作》)、“嘉肴重叠来，珍果在一旁，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扬，功拙更胜负，欢乐美人肠”(《夏诗》)等等，这些诗句，不见得就比曹植的那些描写逊色多少，要谈“豪华享受”，这些恐亦应算入。此外，刘桢、阮璃、应埸等也有类似描写，不过数量较少罢了。所以“特别强烈”之说，还可以斟酌。退一步说，即使“特别强烈”之说能够成立，也不能得出曹植后期的痛苦源出于此的结论。关键在于，在后期，曹植过的是“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袁子》)的生活，在那种严重政治迫害下，很难设想曹植还有心思去想望“豪华享受”。我们去看曹植后期的诗文，无论黄初还是太和年间的，里面写了多少“豪华享受的欲望”呢?可以说极少。而廖文所举的几条“豪华享受”的例文，却都可以判断是曹植前期所作，以前期作品来证明他后期的“欲望”，这无论如何是显得勉强的。
通过以上论述，我认为曹植在后期，特别是在曹丕黄初年间受着政治上的迫害和生活上的苛待，是不能****的事实。而他在后期诗文中所表露的痛苦和不满，主要源出于这种迫害和苛待，不能仅仅以个人“野心”或“欲望”加以解释。他的痛苦和不满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也是不能予以否定的，具体来说就是，“在他政治生活体验中暴露出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与矛盾，表现出对统治者的愤恨和那种要求解放自由的精神”(《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我以为这样的评价，并不存在拔高或夸大曹植其人的问题。
如何评价曹植文学成就的问题
郭、张、廖三文都认为曹植得到的声名过高了，三文对文学史上关于曹植成就的评价都提出了某种异议。不过三篇文章论述的问题及具体论点又是不完全一致的。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郭文认为：“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这种“封建意识凑成”说，我以为是说得过分了的。不错，历史上曾有王通等人给曹植唱过“忠君爱国”、“以天下让”等赞歌，这些都是封建意识无疑；但是，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是靠了王通等人的吹嘘才显赫起来的，早在王通之前数百年的魏晋时期，他的文学才能就已得到公认。曹植的同时代人陈琳就说曹植的作品“音义既远，清辞妙句，焱绝焕炳，譬犹飞兔流星，超山越海，龙骥所不敢追，况于驽马，可得齐足?” (《答东阿王笺》)又杨惰也说读曹植的文章“虽讽《雅》、《颂》，不复过此”，说他是“仲尼日月，无得逾焉”(《答临菑侯笺》)，这些评价，已经很高，已开钟嵘《诗品》之端。也许有人会说，陈、杨都交好于曹之师也”(《答东阿王书》)，吴质是曹丕党羽，他总不会也来“凑成”曹植吧! 再看晋朝人。鱼豢说“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魏略》)，陈寿说“陈思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魏志·陈王传》)，左思说“(曹植)攡翰则华纵春葩”(《魏都赋》)，这些赞词，恐也同“封建意识”并无多大瓜葛。至于南北朝时钟嵘等把曹植推尊到文章之圣的地位，也自有其文学上的标准，不能笼统斥之为“封建意识”。当然，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也存在刘勰所指出的那种“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的“旧谈”，但这一“旧谈”也很难直接与“封建意识”挂上钩。所谓“位尊减才”、“势窘益价”，说的是有人贬低做了皇帝的曹丕，而推崇受压制的曹植，如果说这里表现了什么“意识”的话，那也只是有人对曹丕的行为反感、对曹植的处境同情而已。而且，这种“旧谈”也仅仅保存在刘勰的间接介绍里，在今存的刘勰之前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完全找不到持这种“旧说”观点的直接资料。相反地，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不少有影响的论者，在评述丕、植文学成就时持论是比较公允的，如陈寿一方面高度评价曹植，另一方面又说：“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王，何远之有哉!”(《魏志·文帝纪》)这里对曹丕政治上的心胸狭窄是有微词的，但对他文学才能还是充分肯定的，没有“位尊减才”的意思。可见“旧说”虽有，却并不很普遍，影响不是很大的。
郭文贬抑曹植文学成就的另一条理由是说他好模仿。他说：“子建的诗和文都有浓厚的新鲜绮丽之感，这是不能否认的，但它总也显示着一个未成品的面貌。他的作品形式多出于模仿，而且痕迹异常显露，……几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模仿得有时虽然比原作更华丽，但每每是只徒夸张，不求统一”。这种以模仿来抹煞曹植创作的说法，我以为也是有失偏颇的。
曹植的某些作品，是有所依傍的，如《洛神赋》是“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洛神赋序》)，《七启》是“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余有慕焉，遂作《七启》”(《七启序》)。《酒赋》是“余览扬雄《酒赋》……”之后受启发而作，等等。但若说它们纯属模仿而略无新意，就不妥当了。即以《洛神赋》与《神女赋》而言，二者在描绘神女美妙姿容上固然手法相近，但《神女赋》基本上是娱乐君王性质，并无多少讽谕或寄托，而《洛神赋》则全篇流宕着一片哀怨之情，“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这同《美女篇》中描写一美女“盛年处房室”一样，寄托着作者政治上不得志的怅恨。二赋的作意是不同的。至于《七启》，写得虽不算成功，但也不能认为就是模仿的结果。其中“镜机子”所宣扬的“王道遐均”一套理论，同《七发》中“方术之士”的“要言妙道”还是颇异其趣的。所以，这些被指为“模仿”的作品，其实并非纯然复制，基本上属于借鉴或师法前人创作，不应苛责。退一步说，即使以上诸篇以及郭文所列举的《魏德论》、《髑髅说》都是模仿之作，它们在全部曹植诗、文中所占的比重也很小，不能由此演出“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的结论。
郭文贬低曹植文学成就的又一条理由是说他只注重辞藻和形式，“他一方面尽力模仿古人，另一方面又爱驱使辞藻”，“由于好模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俪文字的先河。这与其说是他的功，毋宁是他的过”。张文也支持郭文之说，认为钟嵘称赞曹植，就是着眼于“词采华茂”、“粲溢古今”，“完全是以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
曹植作品，无论诗歌、散文，率皆辞藻华美，这是事实。但对于藻饰较多这一点应作如何评价，是不能孤立地进行的。只要作品内容充实，那未采润藻饰就不一定是件坏事，还应受到肯定。纵观曹植一生创作，除了前期有一部分作品比较空虚浮泛——如他的《公宴》、《斗鸡》等描写宴饮游乐的诗及某些咏物小赋——之外，内容比较充实的居多。他的诗文大多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质，或叙自己的功名志望，或写被压抑的痛苦忧愤，或述对自由的追求向往，大多热烈执着、激昂慷慨。他更有一些作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他讲求藻饰，不能目之为只重形式。
至于钟嵘贬抑曹操、曹丕。列之于下、中品，当然不妥。但他推重曹植，总的来说并没有大的过错。《诗品》对曹植的基本评语是这样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古今，卓尔不群”。张文只择取其中“词采华茂”、“粲溢古今”两句，就得出“完全是从文章外形的美观与否为标准”的论断，未免冤枉了钟嵘。“骨气奇高”、”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三句如何可以视而不见?这三句说的恰恰就不“完全是”“文章外形”，是着重从内容上说的。所谓“骨气奇高”，与《文心雕龙．风骨》篇中强调的“骨劲而气猛”的意思相通，所谓“情兼雅怨”，是指曹植作品的抒情性特征言，所谓“体被文质”，则是从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角度来肯定其创作。这些意思并不深奥莫测，也颇符合曹植作品实际，它既不应当引起误解，更不存在可非难之处。
郭文把曹植创作与六朝骈俪文字联系起来，认为是他开的先河，也欠允当。骈字俪句，发源甚早，应当说从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那里就有所显露，中经张衡、崔寔等，到蔡邕而有较大发展；他的一些散文，特别是论议碑铭，骈偶文句较多。曹植与蔡邕相比，骈化程度并不更严重些。曹植骈化色彩较浓的文字，大概《孔羡奉家祀碑》可以算一篇，但它比蔡邕的《郭泰碑》等来，还大有弗如之概。其实，曹植与曹丕相比，骈化倾向也不算突出。我们看二人都有的《与吴质书》、《周成汉昭论》等，骈化程度大体上相仿佛，都不及蔡邕整饬。即使是建安七子中的一些人如孔融、陈琳、王粲等，骈化也不比曹植差多少。所以把六朝骈文的发展也说成是曹植一“过”，是颇牵强的。
平心而论，曹植在文学形式上谈不上有什么“过”。他特别是在五言诗发展方面，还是个有功之臣。对此廖文是说到了的：“说他在五言诗上比曹操、曹丕用力更多，对五言诗的创造有重大的功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的确，在他之前，五言诗虽早已存在，也出现过一些佳品，但像他这样大量地写作，而且写得如此“体被文质”，前无古人。五言诗到他手里是完全成熟了。说“成熟”，词采的丰富、表现手法的转换多变，使诗歌面貌呈现多彩多姿的伟观，还只是其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运用五言体诗来反映现实生活、抒情述志上取得的成功。充分发挥五言诗艺术表现的潜在能力，使它显示出对四言诗体的巨大优越性，曹植的功绩实不可没。
在贬抑曹植文学成就方面最有分量的论点，我以为乃是对曹植诗歌内容的现实意义提出异议。这种异议主要存在于廖文之中。廖文从两点上作了论述。首先认为 先从歌唱时代乱离来说，曹植曾经贡献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这样比较优秀的诗作，给后代留下了一些时代灾难的影像，但是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主要是这两篇。……就以为多数同志公认的两篇优秀诗篇来说，其感情的深切感人的程度也比曹操《蒿里行》、王粲《七哀诗》、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要略逊一筹。
这里指出曹植《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比曹操、王粲、陈琳诸篇作品在感人程度上略逊，诚是。但是我认为这一情况是可以从作家经历上加以合理解释的。应当看到，曹操，陈琳、王粲比曹植年长许多，他们是汉末战乱的亲历者，《蒿里行》写得深刻、《七哀诗》写得沉痛，都有作者各自的经历为基础。而曹植生于初平三年，正当王粲写《七哀诗》 (之一)的那一年。他虽然“生乎乱，长乎军”，但他12岁时，曹操即已攻克邺城，北方已粗定。他的《送应氏诗》也好，《泰山梁甫行》也好，都是北方大战乱已平息若干年后所作。他只是写劫后情景，当然就不及那些产生于大难之中的诗篇来得更加真切感人。但是从另一角度说，曹植在乱后还写出这样的批判战乱、同情下层人民苦难的诗作，也就难能可贵了，对此不应求全责备。而且，倘若将曹丕来作比较的话，那么尽管曹丕长曹植五岁，对战乱的记忆和感受应当比曹植更加清晰具体一些，但他却还没有写出现实意义可与《泰山梁甫行》、《送应氏诗》相并比的诗来。这不也表明，曹植此类诗篇虽少，却颇足珍贵吗?说到数量的多寡，其实曹操、王粲、陈琳的反映汉末战乱作品，“大家反来复去举到的”基本上也就是那几篇，并不比曹植更多，从未听说因此就构成对他们提出批评的理由。
其次廖文认为，曹植的一些抒写雄心壮志的作品，“他的意图不过是想借此得到重用，从而个人可以揽取政权”。廖文不同意拿“人道主义”、“爱国主义”这类框子去套曹植的创作，是对的，不过，倘说曹植就是想个人“揽取政权”，恐也缺少根据。我以为曹植的“雄心壮志”，固然主要以个人对功名的追求表现出来，如他一再表示要“功勋着于景钟，名称垂于竹帛”，“名挂史笔，事列朝荣”(《求自试表》)“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等，不过这是封建时代中许多有志知识分子都使用的方式，非独曹植如是。要作进一步的评价，还须看他的功名观中包括哪些内容。我们看到，曹植的功名心，常常是与“国”和“民”联系着的，如他在《与杨惰书》中说“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所谓“上国”，当然指曹魏政权，他还说“事君贵于兴国”，他要兴曹魏。他多次写到“西有违命之蜀，东有不臣之吴”，表示“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说“诚欲混同宇内，以致太和”(《求自试表》)，这种为曹魏政权统一天下而戮力的思想，与今天所说的“爱国主义”诚然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说它完全是“个人”的东西。统一天下，总不是件坏事。关于“民”，曹植在其诗文中常常提到“拯世济民”、“辅主惠民”等，他还说过“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为百姓”(《转封东阿王谢表》)。这种把君、民联系在一起，把百姓置于国之先的观点，是传统的民本思想的一种表现。它虽然不比“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样旗帜鲜明，但大体上反映了曹植重视百姓的倾向。从这种民本论出发，曹植对他所了解到的人民困苦颇表同情。除了《送应氏诗》、《泰山梁甫行》等大家共知的外，还有如他曾向明帝上表，述“数年以来，水旱不时，民困衣食，师徒之发，岁岁增调”(《陈审举表》)，“兵不解于外，民罢困于内，促耕不解其饥，疾蚕不救其寒”(《谏伐辽东表》)等情况，提出“臣以为当今之务，在于省徭役，薄赋敛，勤农桑”(《谏伐辽东表》)等等意见。这些意见，尽管没有化为任何具体的政治措施(这里也有客观条件限制)，但就它们本身来说，还是有进步意义的。曹植对功名的追求中既然包含有这种为“国”为“民”的因素，我们也就不能笼而统之地说他的“意图”完全是个人性质的。 总之，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看，曹植在创作上的成就不应低估。他在生前就取得了很大的名声，死后更长久地受到推崇，绝非偶然。这既不是“封建意识所凑成”，也不是人们纯以“外表美观”为衡量标准的结果，而是文学史的客观规律——给一位优秀作家以应有地位——在起作用。说到对曹植的推崇，张文曾说，那仅仅是南北朝形式主义文风泛滥时期的现象，“我们也不妨考察一下盛唐诗人又曾经特别推尊过曹植没有呢?在我所接触到的一般文献上实找不出”。不过张文所说是不确的，我这里举一位公认的盛唐诗人杜甫为例，他就曾写过：“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文章曹植波澜阔，服食刘安德业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这些诗句都出于《杜工部集》，这书算不上特殊文献，诗句的意义也毋须解释，它们难道还不能表明，对曹植的推尊并不限于南北朝时期，而且同“形式主义文风”并无必然联系吗? 以上主要就郭文、张文、廖文所涉及的有关方面问题作了讨论。如前所述，这几篇文章都有一些正确意见，我所未敢赞同的，只是它们在一些问题上对曹植的过低评价，以及在丕、植关系上对曹丕的某些曲意回护。归结起来说，郭、张、廖三文反对抑丕扬植，是正确的，但它们矫枉过正，在一些问题上实行着抑植扬丕，又是于义未妥的。曹植有句云：“弹冠俟知己”(《赠徐干》)，本文不敢谬托知己，自以为是，只不过希望通过对问题的探讨商榷，使对曹植的评价逐渐接近于平允罢了。
第11篇：曹植对五言诗发展的贡献
曹植对五言诗发展的贡献
文学院1202班
曾晓瑜 121040064
摘要：曹植（公元192年-232年）是我国魏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他的诗、赋、散文成就均高于同时代人，其中对五言诗的发展贡献更是卓有成就。他的五言诗不但继承了乐府民清新流丽的特点，而且将其改造创新，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钟嵘在《诗品》中评价其诗骨气奇高，词彩华茂。刘勰曾说，“古诗”是 “五言之冠冕”。本文将从数量上，形式上，表现上具体分析曹植对五言诗的发展贡献。
关键词：曹植 五言诗 发展历程 艺术特色
一、五言诗的发展历程
1.1五言诗发展的阶段
五言诗的成立期——东汉，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当数东汉班固的《咏史》。 五言诗自班固开始成立起，作家们便不断吸收汉东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手法的营养，用他们自己的努力，写现实的生活，抒发真实是感情，至东汉末年，把这种新型的诗歌形式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五言诗的成熟期——东汉末年。五言诗的兴起，为叙事诗的崛起奠定了基础，随着五言体式的成熟，叙事诗在这一时期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另外，这个时期，真正称得上普遍意义上的成熟的作品是《古诗十九首》。
五言诗的发展巩固期——魏晋。建安这一时期，以“三曹”“七子”和蔡琰为代表的作家打破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掀起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文人诗歌高潮。他们的创作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一方面表现了社会的*和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突破《古诗十九首》的局限，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悲凉慷慨，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保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这种杰出成就形成了后来的“建安风骨”。同时，他们普遍采用新兴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从此以后，五言诗成为占领诗坛的文学形式。
1.2五言诗在建安时期数量跃居第一
钟嵘《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历史上的诗作总量，以五言诗为最多。唐人写有大量的五言古风及五言律绝，如李白、杜甫等人的作品。五言诗的出现最早源于民间歌谣。大约在春秋未、战国初，民歌中就已经有了较之“文繁而意少”的四言体更便于容纳双音词，以表现愈来愈丰富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们内心世界的五言体雏形。在建安时代，“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植《与杨德祖书》)出现诗人众多，作品繁盛，特别是五言诗数量比例跃居第一的局面。这是中国诗坛前所未有的。
1.3曹植对五言诗的影响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他现存诗歌九十余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才获得完成”。
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并不是曹植一人的功劳，建安时期是文学走向自觉的时代。诗人们不再拘守于儒学，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的时代。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这些特点构成了“建安风骨”这一时代风格。其中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在五言诗的创作上贡献尤大。首先，汉乐府古辞多以叙事为主，至《古诗十九首》，抒情成分才在作品中占重要地位。曹植发展了这种趋向，把抒情和叙事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五言诗既能描写复杂的事态变化，又能表达曲折的心理感受，大大丰富了它的艺术功能。
曹操改造了五言乐府,首开慷慨悲壮的五言诗风,曹丕增强了五言诗的抒情性,促进了五言诗华丽风格的形成，曹植巩固了五言诗的地位,创造了诸多五言诗的体类,对后世专类诗的出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二、曹植对五言诗形式上的影响
1.1语言形象性增强
曹植善用比兴,但又不拘泥于比兴的一般形式,而是将比兴与诗歌深厚的历史理性和强烈的情感评价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象征意象,创造出情景交融、韵味深长的艺术境界,借此寄寓自己的遭遇感慨和困顿愁情、以及对现实的深刻思考。其中,最善以女性、动物、植物和典故来寓象征于比兴之中。
曹植继承了自屈宋以来以香草美人比喻和象征贤能达士的文学传统,但又比前者蕴含更深刻丰富的情思意蕴。其中,《美女篇》最富代表性。《美女篇》全诗十五句,一百五十字,在当时可谓长诗。诗人调动各种艺术手法,精细刻画了一个“荣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的光彩照人、貌若天仙、但又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的美女怨妇形象。但立意却不在此,而在借美女求贤不得、盛年未嫁幽愤情怀的抒发,倾吐自己的理想与现实相悖的矛盾心理与愤懑。从而使整首诗情兼雅怨、沉郁悲凉、深厚蕴藉。《杂诗》亦借南国佳人空有绝世之貌而不得知己,寄寓自己正当盛年却无法施展抱负的深切慨叹。 1.2联句，对偶，比兴增多
“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唏”，“孤城翔故城，灵柩寄京师。”“清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美女篇》）“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这些诗歌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仗工整，大量运用对偶修辞手法，节奏和谐，尤其是叠词的连用给人以美感，增强语言的音律性与和谐性，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熟记，同时曹植诗歌比兴手法运用明显，明明要说此事，偏论彼事，以彼事谈及此事。《野田黄雀行》中“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来喻人才能出众就容易引起祸端，“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赠白马王彪》）既写实又比兴，既写道路的艰辛又写人生的艰难；“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七哀》）烘托出了当时周围的情景，使哀怨更哀，更伤感，“燕雀戏藩篱，安识鸿鹄游”表现了有志难发的痛苦和郁闷，慷慨之音激烈。
1.3层次审美取向定型
曹植常以植物作为比喻象征物。在《赠白马王彪》中,“ 转蓬”象征在外漂泊的游子征，以“浮萍”象征身世飘零、无依无靠的愁妇。虽咏征夫愁妇的悲叹，却暗喻自己漂泊在外的身世,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忧愤，引人以丰富深刻的想象。尤其《弃妇诗》，诗人悲歌绝唱道： “石榴植前庭，绿叶摇缥青。丹华灼烈烈,璀采有光荣。光荣晔流离，可以处淑灵。有鸟飞来集,拊翼以悲鸣。悲鸣夫何为?丹华实不成。”通篇咏石榴,但深刻丰富的意蕴无不见于言外：美丽的石榴花可喻美女秀色可餐的容颜，石榴华而不实不就象征美女因无子而遭遗弃的悲惨命运?再进一步探究：个人的遭遇，世事的艰辛，人生的思考，情感的悲慨无不寓于其中。
由此可见,曹植笔下的人、事、物、景等的描绘，不在其本身而在其所负载的人生 意义，诗人对自己、对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思考和担忧。这也就是古代文论中所谓的审美意象。
三、曹植在五言诗表现上的影响
1.1手法多样，有机融合
曹植的诗歌创作一般都注重章法结构,其中有的崇尚自然流露，有的则讲究精工构思。曹植五言诗在章法结构上虽不拘一格,但偏重于“刻意求工”之美。如《公宴诗》“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四句对仗严密而工整,词性虚实相对。这些“有意而为”的作法,自然为后代格律诗的兴起起了很好的先导作用。
长篇组诗《赠白马王彪》更是结构独特。全诗借鉴乐府古辞中常见的“顶针”之法,创造了章章蝉联的结构形式,每章可独立成篇,综合起来又可表达一个完整而深刻的意蕴。用现代诗文结构理论的说法,实际是一种纵横网式结构。 1.2 精于炼字与炼句
陆机《文赋》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可见名言警句在整篇中的作用。故此，大凡优秀的古代作家都非常注重炼字炼句。曹植亦然。他虽然没有留下“推敲”之类的传说，然而对字、词、句的锤炼却是毫无疑问的。《白马篇》字字珠玑，其中 “控弦破左的，右发催月支。仰首接飞猱，俯身散马蹄”最为精彩。诗人准确地选用了“控”、“催”、“接”、“散”四个动词，并且从左、右、上、下四个不同的方向对少年游侠进行了精妙描写。“接”言其敏捷,“散”言其力猛；行动描写极尽夸张、比喻之能事,把一位骑射精湛、武艺高强的少年游侠形象描写得栩栩如生。“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蹈”、“凌”二字更是传神地描绘出少年游侠英勇顽强、锐不可当的神威。总之,曹植的五言诗,章无虚句,句无冗词,叙事抒情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综上所述,我们从曹植五言诗艺术特色的分析可以看出,曹植对于五言诗的发展贡献是极大的。钟嵘评价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是切中肯綮的。正因为如此，曹植无愧于“粲溢今古,卓而不群”的“建安之杰”的称誉。
5哥 综上 所述
曹植王子对五言诗的形成发展成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独特的风格，想说又不说，欲言又止的写作手法为不少人称颂，亦可能为“类鲁迅先生”的现代人批判。曹植公子的七步诗家喻户晓。
曹植先生其它流传的作品，为文人和后面有文化的人，或现代的学文学的师生津津乐道，其它专业人士忙玩上网和刷微信无心体会，还有推广的价值。
曹家是一个超级牛B的家庭，曹操有的霸气和勇气。
参考文献：
[1]高国雄.《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浅析曹植五言诗的艺术特色》[D].新疆：新疆师范大学，2010.
感觉像新华社 的稿 差不多呀。
只听见大声喊口号，不见具体分析呀。
都是一直在喊万岁！
感觉像读 神龙教 的东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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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试论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对曹植的诗歌，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学术界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在这次大讨论中，许多学者对曹诗颇多贬斥之辞，这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张德钧和廖仲安等先生的著作中。郭沫若先生在《论曹植》1一文中，从批评王通、丁晏等人对曹植的评价入手，对曹植和他的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认真地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
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
宠的曹植。
这一段话，集中反映了郭沫若先生对曹植诗的总的见解。在他看来，曹植的诗并没有什么艺术成就可言，曹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过是封建文人吹嘘所致。郭沫若先生在对曹植大加贬斥的同时，又处处以曹丕作反衬，“曹丕恰恰和他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对郭沫若先生的这一观点，当时就曾有人著文商榷，表示异议2，但附和者亦不少。廖仲安先生在《关于曹植的几个问题》3一文中，明确表示赞成郭氏观点。他说：
我在搜集曹植的传记材料和阅读曹植诗歌的过程中，越来越
相信郭沫若的分析。
当时，张德钧先生也著文参加了讨论，他在《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4一文中，也持有和郭沫若先生相似的观点。他明确指出：
（曹植的作品）都没有出离曹植个人利益得失的情况，要说
已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恐怕结论下得早一点。
不可否定，郭沫若等先生在对曹植的具体评论中，当然也有他们的合理成份，但是，笔者认为，他们对曹诗的总体评价实在是有失偏颇，对曹诗还有待于我们今天重新加以认识。曹诗究竟取得了怎样的艺术成就，曹植究竟在建安诗坛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人们的“封建意识凑成的”，还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确定的，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我们评价曹诗的艺术成就，也首先必须以他的诗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为依据。
曹植现在诗篇共八十多首，是建安时期的诗人中给后人留下诗歌最多的一位。把曹植的这些诗歌综合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反映社会*，关心民生疾苦，这是曹植诗歌最有价值的主题。
众所周知，曹植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那些趁镇压黄巾军起义之机发展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割据势力，为争夺地盘，控制中央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混战。自公元189年董卓之乱到265年三国鼎立局面结束，司马炎称帝建立西晋，其间战乱频仍不绝，致使国家残破，人民遭殃。诗人曹植正是亲身感受到了社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自己的诗作中对它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他的《送应氏》一诗这样写道。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
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经，
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
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据《魏志·董卓传》记载：“后汉初平元年二月，董卓徒献帝（刘协）都长安，纵兵焚烧 洛阳宫殿”，后由于连年战乱，未经收复，故洛阳城更显荒芜。诗人用了史诗般的笔调给我们描绘了洛阳一片苍凉萧条、惨不忍睹的景象。你看，宫室被焚，垣墙崩坍，农田荒芜，中野萧条，荆棘参天，人烟稀少，这就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首诗反映现实的深度和曹操的《苦寒行》、王粲的《七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诗相比是毫不逊色的。曹植身为王侯，还能关心人民疾苦，把当时劳动人民在封建统治下的贫困生活写进自己的作品，并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如：“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杂诗·转蓬离本根》）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封建战乱游子征夫漂泊无定、千里流徙的痛苦生活，从中，读者使人不难感受到封建战乱在人民心上投下的浓重的阴影。“剧哉海边民，寄身于野草，妻子象禽兽，行人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免翔我宇。”（《泰山梁父吟》）这又真实地展现了汉代边地人民贫困不堪，凄苦万状的生活场景，令人感叹不已。他还有不少诗篇，对劳动人民直接表示了深切的关注，表现了他和劳动人民息息相关的思想情感，如“朝云不归山，霖雨或川译，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赠丁仪》）“嘉种涩膏壤，登秋毕有成。”（《喜雨》）等诗，既有对农夫遭受到自然灾害侵袭的担忧，又有因雨救灾，登秋有收的喜悦。诗人忧人民之所忧，乐人民之所乐，把人民的忧乐融注于笔端，从而使他的诗篇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和现实主义倾向。应该说，作为一个封建王侯，能关心人民的疾苦，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现出人民的思想情感，这在建安诗人中是很少的。
妇女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由于四大枷锁的束缚，劳动妇女的地位十分低微，命运非常悲惨。曹植同其他进步诗人一样，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并用诗歌形式加以艺术表现。如《浮萍篇》描写一个“恪勤在朝夕”的女子，因丈夫另求新欢而无端获罪被遣，致使郁郁寡欢、愁苦满怀。《种葛篇》写一个妇女因年老色衰而被丈夫遗弃，他如坠入痛苦的深渊，“攀枝长太息，泪下沾维衿”。这些描写弃妇的诗篇，可能也寄寓着诗人自己的身世之慨，但不可否定，他从客观上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广大妇女“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的悲剧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和罪恶，我们可以从这悲怆动人的诗篇中，感受到古代劳动妇女巨大的不幸和精神的痛苦。
曹植诗歌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怀才不遇的怨愤心情。建安诗人，大都具有远大的理想、美好的愿望。曹植也不例外，他“生乎乱，长乎军”，从小接受父亲的教诲，并且，年轻时曾跟随其父转战疆场。现实生活的熏陶，超乎众人的才能，致使他建功立业的理想越来越强烈。他曾在《求自试表》中说：“昔从汉武皇帝，南极赤岩，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伏见所以用兵之势，可谓神妙，而志在擒权馘亮，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曹植这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在其诗歌中也得到了突出的反映。如他的《白马篇》一诗，以游侠儿自此，把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表现得非常鲜明。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少小
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苦矢何参差。控弦破左的，
右发摧月支，仰手按飞猱，俯身散马蹄。……
这里，诗人给我们刻刻的一个武艺高超、勇敢机智、捐驱赴难、奋不顾身的游侠少年英勇形象，正是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是作者理想、意志的形象体现。在曹植的其他诗篇里，这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雄心壮志时有表露。如：“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鱼 篇》）“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薤露行》）都表现了他的理想和抱负。当然，曹植作为一个封建文人，在这些诗篇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封建文人所固有的个人主义的烙印，我们不可能完全排除他的建功立业的功名思想中所含的个人主义因素，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断定他的诗作“没有出离个人得失的情况”，郭茂倩在阐发《白马篇》的主旨时曾这样说：《白马篇》“言人当立功、立事，尽力为国，不可念私也”。5这是颇为中肯的评价。总之，曹植这些抒发自己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的诗篇，充分体现了曹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诗人积极用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曹植纵然有超凡的才能和智慧也无从施展。在曹丕继立以后，由于有争立太子的前嫌，他备受曹丕的迫害。首先，他的好友丁仪、丁翼等人被曹丕借故杀害，给了他以沉重的打击。接着，他又被曹丕责令离京，并处处受到监察官的密切监视。在以后的生活中，他“长逝本根逝，宿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吁嗟篇》），“名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迁都赋序》），真是转徙飘泊，饥寒备尝。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曹植的建功立业的理想不过是空想而已。于是，这种贫困不堪的现实处境和远大的抱负在曹植心中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使诗人产生的苦闷、怨愤的心情，积郁于胸中，发之于笔端，就使他的诗歌具有怨愤不平之气，金石掷地之声：“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鱼 篇》）这一声长叹，人不我知的感慨、壮志难酬的悲哀以及自己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的信念尽含其中。曹植这种“抱利剑而无所施”的怨愤在《美女篇》、《赠白马王彪》、《箜篌行》、《薤露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种抒发个人怨愤的作品，从本质上看，它和表现诗人建立立业的雄心壮志的诗篇在思想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诗作流露出的怨愤之情，由于植根于当时社会的土壤之中，故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诗人曹植在自己的仕途坎坷的经历中，亲身体验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冷酷、凶残，看到了社会政治的 黑暗和腐败，因此，曹植的诗作也有直接和间接地反映这一现实的。如在《赠白马王彪》一诗中，诗人通过对其回国途中和白马王彪被迫分手的悲愤心情的描写，反映了封建集团对有志之士的迫害，诗人愤不自禁，十分深刻地揭露了“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的黑暗现实。在《野田黄雀行》中，诗人感叹“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形象地展现了当时险恶、恐怖的政治环境。对曹植这种揭露现实社会政治黑暗的诗篇，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为诗人政治上失意而发出的牢骚，而应该把它看成是对黑暗政治压迫的控诉。钟忧民先生在《关于曹植评价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在争立太子告一段落，特别是曹丕黄袍加身，君临天下后，他们之间也不是处于平等地位的兄弟关系，而是统治与被统治，迫害与被迫害的君臣关系，怎么还能一成不变地继续用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去观察他们的矛盾性质呢？曹植的哀怨情思，反映的正是被统治、被迫害的痛苦，而非寻常的个人得失。”这里的分析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
曹植还写了不少游仙诗，这些游仙诗描写的虽然和现实相去甚远，但细加体味，它无一不是社会现实的曲折的映照。诗人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对社会、对人生的前途感到渺茫，于是，他只得借助道家思想，采用超人间力量的形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摆脱尘世间的烦恼，求得精神的暂时宽慰，正如朱乾所说：“游仙诸诗嫌九州锔促，思假道于天衢，太抵骚人才士不得志于时，藉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故君子亦有取焉。”6如《五游泳》、《远游篇》等诗，写诗人翩然遐征、览思方外，以寻求理想境界之所在。《挂之树行》等诗篇，又描写了瑰丽美妙，令人陶醉的神仙世界。这些诗篇，颇有一种“列仙之趣”，然而，这种“列仙之趣”正是和黑暗的社会现实相对立的，它实际上是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否定和批判。有的评论者没有领会到诗人写游仙诗的主旨，认为“曹植所写的游仙诗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他想当神仙这一思想实际的反映”。这种看法，不但不符合曹植创作游仙诗的真正意图，而且也不符合曹植思想的实际。应该说，曹植对封建迷信之类是并不相信的，他在《辩道论》一文中说：“世之方士，吾王悉招致……本所以集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究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嬴州，……弃六骥而美飞龙哉？”可见，诗人对道术是持有否定态度的。至于他的诗中出现“飞龙”，乃是诗人为了寻找精神寄托而已，因此，把曹植的游仙诗看成是作者要当神仙思想的反映，这实在是曲解了曹植游仙诗的真正的意旨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曹植的一些游仙诗中，也颇有一些“忧患之辞”。如“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知。”（《仙人篇》）“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远游篇》）应该说，这种“忧患之辞”正是诗人执着于自己的理想的体现，这和屈原的“悲时俗之迫承诺厄兮，原轻举而远游”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当然，曹植这种采用幻想出世的方式来求得精神上的宽慰，也有其消极的因素，这是他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的局限性所致。他的身份，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采用别的途经来吸取精神力量，改变黑暗的环境，曹植以前的屈原是如此，曹植以后的陶渊明、李白等都无不如此。我们不必也不能苛求曹植。更何况，诗人在忧患之中并没有厌世轻生，也没有沉湎于梦幻的神仙境界而不能自拔。
曹植也曾写过一些赠答诗，这些诗的感情是健康、真诚的。如《赠徐干》、《赠丁仪王粲》等诗，大多含有劝勉之意。“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 番 美，积久德愈宜。”“丁生怨在朝，王子欢自营，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这些诗，都充满着真挚的情谊和人生的乐趣，表现了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思想情操，它和古代的一些封建文人所写的慨叹人生行止无定，宣扬及时行乐的赠答诗实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综上所述，曹植诗歌的思想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诗人用他那苍劲有力的大笔，给我们勾画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历史图画，使诗歌更具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有人无视曹诗所反映的客观内容，认为曹植很少描写现实的诗篇，这不免有失偏颇。在曹诗中，社会的*、人民的疾苦、政治的黑暗、志士的理想和哀怨，都得到了真实而又深刻的反映。即便是那些游仙诗、赠誉诗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当然，在曹植前期，由于诗人未经世事，志满意得，写出了如《公燕》、《元合》、《侍太子坐》、《斗鸡诗》这些思想内容极为平庸的作品，但这不是曹植诗歌创作的主流，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曹植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就。
二
曹植的诗歌艺术成就除了表现在它具有深广的思想内容以外，还表现在它具有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完美的艺术形式上。曹植在艺术形式上的卓越成就同样是他得以成为“建安之杰”的重要标志。
每一个成熟的作者的艺术创作，由于其思想、经历、个性等等的差异，因而，他的作品必然具有自己的鲜明的个性特色。曹植和建安时代的作家处于同一个社会环境中，当然不可避免地受到那个时代精神的影响，使他的作品同那一时代的其他作家具有一定的共性，即刘勰所说的“志深而笔长”、“慷慨的任气”。但就曹植诗歌创作的实际来说，他的风格往往和其他诗人的风格又是同中有异的。比如曹植沉雄古朴、气势豪放，曹丕清丽明朗、细腻委婉，而曹植意厚词瞻、气势雄浑，显示了明显的个性特色。
曹植诗歌风格是和他的诗歌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昂扬激奋的豪情、建功立业的壮志、怀才不遇的怨愤，形诸笔端，就使他的诗具有一种富有气势的慷慨情调和骨气奇横的艺术风格。请看他的《杂诗·飞观百尺余》：
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棂轩。远望周千里，朝夕见平原。烈士
多悲心，小人 自闲。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抚剑西南望，思
欲赴太山。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此诗可称为曹植诗歌风格的代表作品。他抒发了作者甘心赴难、为国立功的雄心壮志，同时，也表达了壮志被压抑的愤激之情。作者处逆境而壮志不灭，这就使他的诗歌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凡俗的奇高骨气。在曹植的诗集中，这种诗篇俯拾皆是。如“时俗薄朱颜，谁为发浩齿。”（《杂诗》）“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野田黄雀行》）“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 篇》）这些诗同样也是刚劲有力、令人振奋的。即使是曹植的游仙诗，依然保持着诗人这种独诗的艺术风格。“人生不满百，岁岁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蝉蜕同松乔，翻迹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驰辔远行游，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丘。”（《游仙》）诗人凌清风，奋六翮，游太空，对自己的理想进行着不懈的追求。这种峻洁的人格、崇高的理想、强烈的感情、浪漫的色彩，使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远远超脱于流俗和现实之上，所以，前人指出：曹植的游仙诗“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8
曹植还有一些诗，貌似柔和素雅，但细细玩味，却又觉得劲健慷慨。如《种葛篇》、《浮萍篇》、《七哀》、《杂诗》等。或写空闺愁妇思恋丈夫的柔情蜜意，或写被丈夫遗弃的妇女的哀怨愁苦。表面上缠绵排恻，婉约柔和，但字里行间，我们又不难感受到作者的块垒不平之气。在“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信”的哀叹声中，我们又不难体味到一股沉郁浑厚的力量。因此，在曹植的诗里，柔和素雅和刚健慷慨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而柔和素雅的艺术风格只不过是曹植刚健慷慨性格的一种特殊的外化形式。
曹植诗的语言也有自己的特色。在建安时期的诗人中，曹植对诗歌语言的要求最为严格。“质素也如秋莲，擒藻也如春葩。”（《前录自序》）这是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提出的语言标准，而他的诗歌创作的实际也确实达到了这一标准。历代的一些评论家似乎都只看到了曹诗“词采华藻”的一面，而忽视了他“质素也如秋莲”的一面。事实上，曹植诗歌既具有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绮丽优美的语言，又具有《东门行》率直朴素的语言。他的大多数游仙诗和《美女篇》、《名都篇》等诗的语言属于前者，文彩缤纷、流丽富瞻；他的《七哀》、《喜雨》、《野日黄雀行》等诗的语言则属于后者，不假修饰、朴实如话。诗人正是从内容表达的实际需要出发，采用与诗歌内容相谐和的语言风格。《游仙诗》大多描写瑰丽美妙的神仙境界，故诗人在描写中付之以华艳的词语，使神仙境界更为令人陶醉。这种语言风格与诗歌内容和谐地得到统一，正是曹植运用语言技巧的高妙之处。
曹植非常讲究诗歌语言的韵味，所以，他十分注重语言的音乐美。他喜用对仗这种整齐匀称的形式使诗歌具有优美的节奏和韵律。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音调明朗，声韵谐和，读来自有意趣。诗人还十分重视炼字炼句，使诗歌语言精炼简约。如在“俯身散马蹄”、“嘴落轻毛势”句中，作者用“散”写驰马之状，“轻”状斗鸡之势，十分贴切传神。还有如“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绿叶摇缥青”中的“发”、“激”、“摇”也用得非常巧妙、熨贴。这些精炼而又传神的语言，增添了诗歌的韵味。
曹植诗歌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工于起调”。诗人特别重视诗的起句的运用。如“九州不足步，愿得陵云翔”（《王游泳》），开首突兀非凡，着意表现了诗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愤懑和决心摆脱黑暗现实羁绊的雄心，气势磅礴，全篇为之振起，同时，超现实的描绘为全诗奠定了浪漫的基调。“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野田黄雀行》），用形象的语言渲染了险恶的政治环境，从而使全诗蒙上了一层暗淡的悲剧色彩，正是“兴家自然，无限深意，横著顿注”。9诗人巧妙的起句，能紧紧地扣住读者的心弦，让他们不自觉地进入诗歌的艺术境界中去。这种出手不凡的起句的运用，同样也表明了诗人遣词造句的艺术功力。
由此看来，曹植诗歌语言颇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诗人很高的语言素养。但是，郭沫若先生指斥曹诗“雕琢词藻”，并认为他“开出了六朝骈骊文字的先河”。对此，我以为值得商榷。曹植的“锤炼词句”和“雕琢词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雕琢词藻”是指不顾及作品的思想内容片面地追求词藻的华艳，一味地雕琢文词，这样的作品一般是华外而虚内的，斧斧雕凿的痕迹十分明显。但曹植诗歌的语言并非如此，他自然流畅，并无斧雕琢之痕迹，且又饱和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曹植对诗歌语言的锤炼和“雕琢词藻”混为一谈。至于曹植诗中的一些骈骊文字，也不能武断地把它说成“开了六朝骈骊的文风”，因为在曹植以前，汉赋固不必说，就是在清新流丽的汉乐府民歌中也不乏一些骈骊成分，在曹丕等人的诗作中，骈骊的句子也时有可见。如果把“六朝的骈骊文风形成的原因一味归诸曹植，这未免是有失公允的。
曹植在建安诸诗人中是学习汉乐府民歌成就最高的一位。他善于吸取汉乐府民歌的艺术表现进行艺术表现，这突出地表现在比兴手法的运用方面。在曹诗中比兴的手法运用非常的圆熟。“依水如浮萍”（《浮萍篇》）用随水飘荡的“浮萍”比喻漂泊无定，无所依托的人生；“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赠丁仪》），则用凉气初发，树叶凋零比喻天下肇乱，令人悲凉的社会现实，都非常恰切生动。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对汉乐府民歌的比兴手法不只是继承，而且还有发展。在汉乐府民歌中，虽然也有通篇用比兴来构成完整形象的，然而这类作品极少见，而且比兴所显示的形象下相互分割，显得很为单纯。但曹诗却不同，他不仅有许多诗篇用比兴来构建形象，而且比兴所构成的不再是相互割裂的单一形象，而是一个相互有密切联系的完整意象。如《情诗》：
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游鱼潜绿水，翔鸟薄云飞。渺渺
客行士，遥役不得归。始出严霜结，今日白露晞。游者叹黍离，处
者歌式微。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
此诗借遥役思妇之情，喻诗人忧谗畏讥、进退维谷之意。“微阴”喻文帝，“阳景”喻武帝，“清风”喻进谗的群小，“客行士”喻诗人自己，“徭役”喻诗人被贬异乡，“久不归”喻诗人长期不被重用，“严霜结”、“白露晞”均喻政治环境之险恶。这里的比喻是互有联系的有机整体，作者的压抑而又愤激的心情正是在这些完整的比兴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此外还有如《美女篇》、《白马篇》、《浮萍篇》、《吁嗟篇》等都是通篇用比构筑形象、表达感情的。这种成功独特的比兴手法的运用，使曹诗收到了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大大地加强了诗歌表达的形象性、生动性。
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他的艺术形式的运用上、诗人善于采用多种形式加以艺术表现。胡应麟评述说：“建安中，
三、
四、
五、
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11这是符合实际的。而在多种形式中，五言诗的成就最大。“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12诗歌发展到建安时期，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五言诗这种形式已被文人所采用。而曹植以他超人的才智和大胆的创新精神，在五言诗中溶进入深广的社会内容，从而，使它获得了强盛的生命力。除了五言诗以外，曹植的一部分四言诗也写得很好，如《矫志》一诗，情事崎岖，语脉参差，而气甚高古。诗人还特别注意学习模仿汉乐府民歌的创作；虽然他模仿的痕迹还略有显露，但不可否定他的乐府诗也有自己的特色。如《美女篇》虽然是模仿《陌上桑》而作，但其叙述的方法、描写的重点、艺术表现的手法都和《陌上桑》有所不同，我们只要从两者的对比分析中，就可以窥见曹植创作乐府诗的娴熟的技巧。
对曹植诗歌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郭沫若先生并没有加以肯定，他在《论曹植》一文中反而大加贬斥，他说：曹植诗“几乎无篇不模仿，无句不模仿，可谓集模仿之大成。”这可能是郭老全盘否定曹植诗的一个重要证据，但事实上，这个看法似乎特别强调了曹植模仿的一面，而否定了他创新的一面。郭老的这种评价全盘否定了曹植在诗歌创作中勇于创新的精神和鲜明的个性特点，因此，我们不敢苟同。事实上，从以上对曹植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表现手法诸方面的粗略分析中，恐怕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曹植的诗不只是简单的模仿，而主要在于他自己的创新。这种创新的结果，致使他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具有自己的特色，如果曹植真是“集摹仿之大成”，恐怕其诗早已失去存在的价值了。
三
通过以上对曹诗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曹诗确实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在建安诗坛上，可请冠冕群英，首屈一指。如果我们把建安时期的其他诗人同曹植进行对比，就更能印证这一观点。
曹操是建安时代的一位重要诗人，他以乐府旧题写时事，《魏书》说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在乐府诗中注入了丰富的内容，使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分有所加强。他的《薤露行》和《蒿里行》反映了当时重大的社会生活，是曹操诗歌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因此，从曹操诗歌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来说，曹操和曹植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论的。但是，曹操在诗歌形式上似乎没有更多的突破，他现有的二十多首诗中，大多是四言诗、杂言诗，且全系乐府歌辞。虽然曹操也写过一些五言诗，但数量太少，和曹植众多的五言诗相比，就显得太单薄了。且就五言诗的创作而言，曹操也不如曹植圆熟，因此，从诗歌形式建树的角度来看，曹操的功绩自然是在曹植之下的。
曹丕是建安时代的另一位重要诗人，现有诗四十余首。他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诗歌形式上也曾作过大胆的尝试，其七言诗《燕歌行》是现有最早的七言诗，在诗歌发展史上自有他一定的地位，但由于曹丕和曹植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生活道路，致使两人的诗歌创作存在明显的差异。曹丕在皇袍加身以后，身处廊庙，养尊处优，严重脱离现实社会，生活圈子十分狭窄，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也缺乏诗歌创作的激情，因而，虽然他具有和曹植可以匹敌的才气，也难免使他的诗歌创作受到影响。刘勰曾指出：“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14这是不无道理的。就曹丕诗歌的实际情况来看，它们大多写的是身边琐事，题材狭隘，现实主义成分不够充分。他还有的诗篇，如《丹霞蔽田行》等诗反映了他对人生无常的感慨，缺乏曹植诗歌所反映的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他的诗作颇多婉约缠绵之辞，“建安风骨”似表现不够明显，因此，客观地说，就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曹丕是明显逊色于曹植的。
王粲是建安时代的又一位著名诗人。刘勰称他是“七子之冠冕”。可见他在建安诗坛上的重要地位。他前期的创作，由于亲身经历过战乱和流离的生活，对战争的残酷和由此造成的巨大灾难有着深切的感受，所以写出了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七哀诗》这样的作品，但是，由于他后期投身曹植幕下，政治地位、生活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社会生活缺少亲身的体验和深切的感受，故他后期的诗作，现实主义的内容大为减少。如这一时期他创作的《太庙颂》、《公宴诗》等，主要都是歌颂曹魏功德，反映邺下文人生活，缺乏深刻的现实内容，这就大大降低了他诗歌的艺术创作成就。同时，王粲的诗歌“体弱”、“质羸”，缺乏曹植诗歌雄浑的意象和壮盛的气骨。这只要我们将王诗和曹诗作一比照，便可见他俩在诗风上的差异。
刘桢是被称为可和曹植差可比拟的重要人物，钟嵘曾称誉他的诗歌“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16他的《赠仁弟》三首确也反映了这种诗风。但钟嵘 把他和曹植并称为“文章之圣”，这对刘横来说，实在是过誉了。刘桢现存十二首诗，大多反映的只是他个人的思想情感，社会生活面貌没有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另外，辞采也不精警秀出，诚如钟嵘所言：“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其风格也不如曹植多样，诗歌成就自然不能和曹植相抗衡。
至于建安诗坛上的孔融、阮禹、陈琳、应汤、徐干诸人，不可否定，他们在文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都不能出于曹植之上。孔融在文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散文创作，诗歌创作并不多，现存作品仅八首，内容多为抒发自己不得用世的不平之气。阮 禹、陈琳以章表符檄称誉当时，虽各有《驾出北郭门行》、《饮马长城窟行》传诵于世，但他们的诗歌创作在当时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钟嵘的《诗品》将阮 列为下品，陈琳未曾提及。至于应、得干的地位，又较阮 禹、陈琳为次，更不能和曹植同日而语。
从以上对曹植和建安诸作家的对比分析中，不难看出：曹植的诗是有突出成就的，它超越于建安诸子之上，独步诗坛，出类拔萃。所以，钟峙称曹植为“建安之杰”是毫不过分的。
正因为曹植诗歌的实际成就超越建安诸子之上，所以，他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对后代的诗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曹植继承了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使之得到了发展。远在西周、春秋时期出现的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十分鲜明地表现出了“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为我国文学的发展开了现实主义的先河。汉代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更广泛、更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情感，使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得到了发展。但是，《诗经》、《汉乐府民歌均属于民间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正在文人的诗歌中得到运用，还是建安时期的事情，曹植和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一样，或借乐府旧题写时事，或摆脱旧题自创新题，以反映深广的社会内容。这不仅使现实主义的传统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且为以后的文人采用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创作树立了榜样，积累了经验。正是曹植等人诗歌的现实主义成就，吸引了后代的不少诗人，激发了他们描写现实，反映世事的创作热情。从曹植等人的乐府诗写作到杜甫的新乐府创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之间密切的继承关系。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对曹植诗极为推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章”（《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子建文章壮，河间经术存”（《别李义》），杜甫并自觉地效法曹植的诗歌创作。可见曹植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人的影响，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重大贡献的。
其次，曹植以他大胆的创新精神，对诗歌的形式进行了革新，对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诗经》大多采用四言形式，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这种古老的四言形式已经不能容纳日益丰富的生活内容，也不能尽情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特别是到了建安时代，时代的风云变幻，激昂慷慨的思想情怀，已经很难用固有的四言诗来反映。这样，诗歌形式方面的革新就势在必行了。这时的建安诗人，吸取了汉乐府民歌的创作经验，在诗歌形式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曹操一方面用乐府旧题写时事，另一方面又尝试着进行五言诗的创作。从他现有的几首五言诗来看，可见他在诗歌革新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曹操的五言诗写得毕竟太少了，他没有使五言诗得到更大的发展。是曹植，以他那勇于创新的精神，对五言诗的创作进行了反复的尝试。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五言诗这种始自西汉歌谣，乐府民歌的新形式才逐渐臻于成熟。作者能成功地运用五言诗体反映现实生活，抒发诗人情感，而且表现手法灵活多变，词采丰赡质朴，使五言诗呈现出多彩多姿的景观。曹植成功的五言诗的创作，不仅为后代诗人反映社会生活，抒情述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还为后代诗人从事五言诗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曹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可谓有功之臣。
另外，曹植诗歌创作还为后代诗人积累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后代的诸多诗人都自觉地模仿学习曹植的诗，从中吸取艺术养料，以丰富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技巧。有的学习曹植谋而布局的章法，如严沧浪的《从军行》、杜公的《出塞》起承转合，全都借鉴曹植的《白马篇》。谢惠连的《西陵遇风献康乐》、谢灵运的《酬从弟惠连》、杜子美的《游何将军园》都本于曹植的《赠白马王彪》。有的诗人甚至借用或化用曹植诗句，将之融合在自己的诗作之中。谢玄晖的“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的起调极似曹植，王维的“劝君更进一杯酒”、杜甫的“异方惊会面，终宴情征途”都化用曹植“今日同堂，出门异乡，别易会难，各尽杯觞”的诗句。杜甫“乾坤万里内，莫见客身畔”、孟东野“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化用了曹植诗句“四海一河局，九州安所知”的诗意。仅此数例，足以说明曹植对后代诗人的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曹植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确实有着重要的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完全是诗人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实际成就所决定的，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说的是“封建意识凑成的”。可以相信，曹植的诗歌将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熠熠生辉，光耀千古。
注释：
1 1947年出版的《历史人物》（52年再版）
2 1955年第6期《文史哲》刊载的贾斯荣先生《关于〈论曹植〉》
3 贝《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
4 1957年第2期《历史研究》
5 郭茂清《乐府诗集》
6 朱乾《乐府正义》卷十四
7 1982年第2期《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刊载的黄盛陆《曹植和曹植的游仙诗》
8 《诗薮》内编卷一
9 方车树《昭味詹言》卷一
10 1947年出版的《历史人物》（52年再版）
11 《诗薮》外编卷一
12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
13 《魏书·武帝纪注引》
14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
15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
第13篇：大学电台广播稿 文学类之曹植
金声玉振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同大家一同分享建安文学之曹植。
曹植，字子建。建安十六年始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临淄侯，魏文黄初三年进封为王。后其封地屡遭改迁，最后终于陈，死后谥“思”，世称陈思王。
曹植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人。他在幼年时期就表现出特异的文学才华，《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记载曹植能“言出为论，下笔成章”，因此为曹操所宠，终因“任性而行，不自雕励”而在与曹丕争夺太子的暗斗中失败。曹丕嗣魏王后，对曹植不断进行打击迫害，并在这种迫害下度过了二十一年，最后汲郁郁而终，年四十一岁。生活上的巨大变化，直接影响着他的诗歌创作。他的诗作印记着他的生活足迹，体现着他一生的情愫与炎凉。
政治上的悲剧客观上促成了曹植在诗歌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使得曹植成为了建安时期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作家，皎然《诗式》言：“邺中诸子，陈王最高”。从他留存下来的作品看，其成就也确实是高出同时代作家的。
曹植的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称帝为界，分前后两期。在曹丕称帝前，曹植的作品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如《白马篇》中“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即是寄托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和憧憬的佳句。曹丕称帝后的诗歌则主要表达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如《赠白马王彪》“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就是以沉痛激愤之笔痛斥小人挑拨曹丕与他们的手足之情，对任城王的暴卒表示深切的悼念。
曹植的作品在艺术上有很大的独创性。钟嵘《诗品》对曹植的评价：“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概括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他建立在失落生活上的文学创作情真意笃、笔下琳琅。其中的微婉之情、洒落之韵、顿挫之气，风雅独绝，光英朗练。
提及曹植的作品就不得不说一说《洛神赋》。此赋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叙写人神相恋，但终因人神道殊而含情痛别。全赋极力描绘洛神之美，生动传神。格调凄艳哀伤，辞采华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已成千古佳句。其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尤为传神地展现了洛神飘然而至的风姿神韵。它与下面的“轻云之蔽月”和“流风之回雪”，都从姿态方面，给人以轻盈、飘逸、流转、绰约的动感，给人以明丽、清朗、华艳、妖冶的色感。这种动感与色感彼此交错和互相浸润，织成了一幅流光溢彩的神奇景象，它将洛神的绝丽至艳突出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种由反复比喻造成的强烈艺术效果使人联想起《诗经》对卫庄公夫人庄姜的赞美：“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娥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由此可见《洛神赋》的艺术魅力，是经久不衰的。另外，曹植也拓展了五言诗创作的新天地。他将乐府转向抒情为主，并改变其古朴的语言风格，为后来文人诗歌的创作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在中国诗坛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好了同学们，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今后在岁月积淀的诗词歌赋中，寻找别样的美丽，主播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第14篇：《曹植小传》阅读答案(附翻译)
曹植小传 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①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②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③，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徒封临菑侯。太祖征孙权，使植留守邺，戒之曰：“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与！”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④，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万户。 植尝乘车行驰道⑤中，开司马门⑥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太祖既虑始终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为南中郎将，行⑦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 【注释】 ①属：撰写。②倩人：求人代笔。③简易：坦率和易，不拘小节。④矫情自饰：故意做作，掩其本质。⑤驰道：也称御道，专供天子行车之道。⑥司马门：即宫门，每门有司马主管。⑦行：担任。 【译文】 陈思王曹植，字子建。他十多岁就能诵读《诗经》《论语》以及数十万字辞赋。他还擅长写文章。曹操曾看过他的文章，问他：“你是求人代笔的吧？”曹植跪下答道：“孩儿开口就能析明事理，提笔就能写成文章，只要父亲当面试试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求人代笔呢？” 当时恰逢邺城铜雀台刚刚建成，曹操把儿子们都带上台去，让他们各自作一篇赋。曹植落笔如飞，转眼写成，而且写得值得欣赏。太祖很惊奇。曹植所乘坐的马车，所穿的服饰都不追求华丽，每次进见曹操，（曹操）用很难的问题诘难他，他都能应声而对，因此，特别被曹操宠爱。建安十六年，被封为平原侯。十九年，又被封为临淄侯。 曹操带兵去攻打孙权，让曹植留守邺城，告诫他说：“我先前当顿邱令时，只有二十三岁，想想当时的所作所为，至今我也不后悔。现今你也二十三岁了，可以不努力吗！”曹植一方面凭借自己出众的才华被认为与众不同，另一方面还有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作为辅佐。曹操犹豫不决，几次想把他立为太子。然而曹植处事任性，从不掩饰自己，饮酒不知节制。而曹丕处事处处小心，刻意掩饰自己，宫女和曹操身边的人都一齐替曹丕讲好话，因此曹丕就被立为太子。二十二年时，曹植增邑五千户，加上先前的共有一万户。 曹植曾经乘车在专供皇帝行车的御街上行驶，径直从司马门出宫。曹操知道后非常恼怒，管理守卫宫门的官员被判死罪。从此就加强了对诸侯的法规禁令，而曹植也日渐失宠。曹操害怕自己死后出现混乱，又因为杨修很有才华，足智多谋，而又是袁绍袁术的外甥，于是就捏造罪名杀了杨修。曹植内心更加感到不安。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被关羽围困，曹操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担任征虏将军，想派他带兵去解救曹仁，出兵前曹操呼曹植前来要告诫他应注意的事宜。曹植却喝得醉醺醺的不能受命，曹操于是很懊悔地罢免了他。 【阅读训练】 1.解释下面加点的词语。 （1）每进见难问 （2）可不勉与 （3）饮酒不节 （4）公车令坐死 2.下面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组是（ ） A．使各为赋 故遂定为嗣 B．应声而对 而植任性而行 C．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 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 D．以杨修颇有才策 于是以罪诛修 3.分别比较下列各组句子中加点词的意思，判断正确的一项是（ ） （1）太祖甚异之 植既以才见异 （2）文帝御之以术 宫人左右，并为之说 A．两个“异”字意思相同，两个“之”字指代对象相同。 B．两个“异”字意思不同，两个“之”字指代对象不同。 C．两个“异”字意思不同，两个“之”字指代对象相同。 D．两个“异”字意思相同，两个“之”字指代对象不同。 4.翻译下列句子。 （1）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 （2）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 5.曹植未能被立为太子的原因，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性简易，不治威仪。 B．文帝暗用权术对付曹植，矫情自饰。 C．宫女和曹植身边的人都说曹植的坏话。 D．曹植饮酒不节，终因醉不能受救援曹仁之命。 【参考答案】 1.（1）诘难 （2）努力 （3）节制 （4）判罪 2.C 3.B 4.（1）孩儿开口就能析明事理，提笔就能写成文章，只要父亲当面试试就知道了，为什么要求人代笔呢？（2）曹植却喝得醉醺醺的不能受命，曹操于是很懊悔地罢免了他。 5.B
第15篇：曹植诗歌的创作成就1
曹植诗歌的创作成就
曹植的五言诗创作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和成就，是建安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 一．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充实。举凡军旅政事，宴游送别，咏史游仙，抒情抒志，无不发之于诗。曹植用他的笔描绘了广阔的社会人生，表达了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 二．曹植的诗歌被誉为\"骨气齐高，辞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就是说他的诗歌内容充实丰富，多慷慨悲愤之气，在艺术表现上又生动形象，注意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和音韵流畅，达到了建安诗歌的最高峰。 三．曹植诗歌语言华美主要表现在浓烈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声色。如《盘石篇》生动再现了大海的宏阔气象。曹植在文人有意为诗方面，有一个大跨度质的飞跃。
四．注重对称回环之美，注意语言锤炼方面。如《赠丁仪》均是对偶工整、声韵对称和谐的精工之句。《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写时光易逝。他还善于起调，工于发端，往往在全篇之首用一警策之语，振起全诗。如《野田黄雀行》开头用惊风险浪的情景和画面预示了环境的险恶，起到强烈的烘托作用。
五．曹植的诗歌对后世影响很大，博得极高的评价，被谢灵运誉为\"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独得八斗\"。
建安七子的艺术成就
\"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籍《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陶渊明的田园诗和散文诗的艺术成就
（一）平和散淡的心境是形成陶渊明田园诗冲淡自然之美的原因之一。
(二)摒弃雕饰，质朴无华，极尽语言纯净之美，是形成陶渊明田园诗冲淡自然之美的原因之二。
（三）情理浑融的内容是形成陶渊明田园诗冲淡自然之美的原因之三。
（四）陶渊明田园诗意境艺术的境界——冲淡自然之美。
陶渊明的诗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平淡自然与深厚醇美的统一.他的田园诗写的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和日常的农村生活,反映的是归隐后恬淡的心境与情趣.在表现方法上,这些诗歌多用白描手法,语言朴素自然,少见华丽,但这并不意味着平淡无味.在田园诗平淡的描写中蕴含着陶渊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热爱,表现出他美好的人格和崇高的理想.同时陶渊明的田园诗还富有意境,所选的景物多具有鲜明的特征,且饱含着诗人的感情,体现了诗人的个性特征.陶诗还善于将深刻的哲理融入诗歌的形象中,使平凡的素材表现出不平凡的意境,这种情,景,理交融形成的意境十分和谐,往往令人神往.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也有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思想。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是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并且以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主题。《桃花源记》周新国先生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约作于永初二年（421），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以武陵渔人进出桃花源的行踪为线索，描绘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和平恬静，人人自得其乐的社会
贾岛诗的练字练句的特点
苦吟 求字之隽永及幽僻孤峭
文天祥诗的特点
其诗具有崇高气节、悲壮情怀和血性精神他的《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多么沉痛又多么激昂，那样多情又那样无畏，生之眷恋与死之坦然尽在其中，家国情怀与中华气节激荡其间，以至于敌人看后，也不禁赞叹：“好人好诗！”
王实甫西厢记的社会影响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有鲜明、深刻的反封建的主题。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已经不再停留在“才子佳人”的模式上，也没有把“夫贵妻荣”作为婚姻的理想。他们否定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爱情已被置于功名利禄之上。《西厢记》结尾处，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地表达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反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等级制度的进步主张，鼓舞了青年男女为争取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而抗争
马致远汉宫秋的特点
题材特点
《汉宫秋》虽然描写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但是却与历史上昭君主动请求和番的故事有很大不同。据《汉书》的《元帝记》和《匈奴传》记载，昭君确有和亲，嫁给了呼邪单于。但在此剧中，马致远根据自己的现实感受和个人情感，添加了一出“帝妃恋”，这一恋情是真实历史中闻所未闻的。此剧中对汉元帝有较多夸张的美化，他对王昭君有着深厚的感情，昭君也爱恋着元帝，这样的题材，是颠覆了传统历史的。正如我们所知，在昭君出塞前，元帝与昭君素未谋面，又何来双双的深坠爱河呢？可以说马致远的这种通过颠覆历史来创造题材的方法对于读者来说，是极具视觉冲击力和心理挑战力的。《汉宫秋》题材如此大胆和新颖，这应该是它能够成为中国古代十大悲剧之一的原因之一吧。正因为题材如此另类，所以这出戏剧才能经久不衰，日益焕发夺目风采。
（二）语言特点
（1）词曲优美动人。《汉宫秋》有元剧之冠的美称，日本人青木正儿《元人杂剧概论》指出：马致远的曲辞，虽然富于文采，而极清奇，和王实甫、白仁甫相比，则别为一派，宛然居于文采派与本色派之间。 （2）曲辞具有意境和音律美。 （3）对仗、顶真
【南吕.一枝花】中，“四时雨露匀，万里江山秀。忠臣皆有用高枕已无忧”等句，运用了对仗手法，不仅丰富了文采，而且增强了文章的阅读性，使得曲调更见气势。
【梅花酒】】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此处用了顶真的手法，用上句的结尾作下句的开头，首尾递接，语气连贯，形成回环相生的气势，节奏抑扬顿挫，增强了气势。 （4）口语和典故并用，雅俗共赏
此曲中大量运用了“这搭儿”“一头地”等方言，此外还有“眉头一纵，计上心来”等来自民间的语言，使词曲充满了生活气息。
水浒传人物塑造的突出成就
在人物塑造方面，最大特点是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真实的历史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分、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诚然，全书几乎没有什么具体的社会环境的介绍，但通过对各阶层人物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一幅北宋社会生活的图景便非常逼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人物塑造上，《水浒传》的另一特色是在人物的对比中，突出他们各自的性格。这种对比方法，不仅表现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就是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也运用得很成功。
此外，《水浒传》有时也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来塑造人物个性。如武松打虎时，借哨棒打断的细节，充分表现了他全神贯注的紧张神态，渲染了这场恶斗的气氛，也为以后的赤手空拳打虎做了合理安排，从而突出了他的神力和勇武。 金瓶梅的艺术创新
一、打破往昔小说题材因袭传统的思维模式
二、改变了古典现实主义塑造形象类型化的格局
三、情节结构上由单线串联的版块变为经纬交错的网络型
四、创作观念上改写了传统的宣传与说教意味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最真实地描绘了一代儒林的真相，在冷静如实的叙述中，使人物形象自身的言行构成讽刺。对哭贡院的周进，中举发疯的范进，宣扬举业的马二先生等，作者均未显出任何褒贬，做出任何评价，但这些形象本身，无不产生讽刺效果。当然，在真实的基础上，《儒林外史》也并不排除夸张，但这夸张也是委婉而含蓄的。另外，《儒林外史》也通过人物性格发展变化所构成的前后对比形成讽刺。例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的变化等，在对比中取得了讽刺的效果。
朱自清《背影》、冰心《寄小读者》对现代白话散文的贡献
《寄小读者》用书信体形式向少年读者报道自己身处国外的生活和心态。这两部集子的共同之处是，大多通过对过去和当前的景物描写，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思，表达对自然、母爱的赞美，所以这些作品实为抒情散文，笔调轻盈、文字隽丽、感情细腻，既发挥了白话文流畅的特点，又兼有文言文凝炼简洁之长。以文体与语言的形式而论，都具有开创的性质，语言清丽、自然并夹杂着古汉语韵味，是一种具有鲜明艺术特点与个人叙述风格的文体，文笔清新，简洁却富有韵味，勇于实践，在促成我国的文学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上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第16篇：曹咿言简介
曹咿言简介
嗨，大家好，我是503中队的曹咿言，是校少先队大队长。 我热爱学习，兴趣广泛，做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成绩优秀，获得了全市希望之星英语比赛一等奖和全市现场作文大赛一等奖；我爱唱歌，是“校十大歌手”，获得市、省、全国比赛金奖；我爱弹钢琴，获得市、省、全国比赛金奖；我爱书法，获得全国少儿书画大赛银奖；我爱舞蹈，是校“十大舞林高手”，获得全省排舞大赛团队金奖；我爱运动，获得校运动会个人跳绳第二名和800米比赛第二名；
我爱参加各类活动，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丽水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全市少先队员在大会上作了工作报告，获得所有老师和队员的好评，并获得少先队员雏鹰争章技能展示一等奖，为学校争了光添了彩。
这样多才多艺的曹咿言，性格开朗的曹咿言，乐于助人的曹咿言，集体荣誉感特别强的曹咿言，特别善于组织和主持活动的曹咿言，你们喜欢吗？
座右铭：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第17篇：曹咿言简介
曹咿言简介
嗨，大家好，我是503中队的曹咿言，是校少先队大队长。 我热爱学习，兴趣广泛，做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成绩优秀，获得了全市希望之星英语比赛一等奖和全市现场作文大赛一等奖；我爱唱歌，是“校十大歌手”，获得市、省、全国比赛金奖；我爱弹钢琴，获得市、省、全国比赛金奖；我爱书法，获得全国少儿书画大赛银奖；我爱舞蹈，是校“十大舞林高手”，获得全省排舞大赛团队金奖；我爱运动，获得校运动会个人跳绳第二名和800米比赛第二名；
我爱参加各类活动，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丽水市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代表全市少先队员在大会上作了工作报告，获得所有老师和队员的好评，并获得少先队员雏鹰争章技能展示一等奖，为学校争了光添了彩。
这样多才多艺的曹咿言，性格开朗的曹咿言，乐于助人的曹咿言，集体荣誉感特别强的曹咿言，特别善于组织和主持活动的曹咿言，你们喜欢吗？
座右铭：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第18篇：曹旭东简介
曹旭东简介
现任职务
名仕领袖学院高级咨询师资深培训师
讲师简介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咨询师，职业培训师。历任某大型房地产集团公司培训主管，北京名仕硕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等职务，从基层人力资源工作者做起，成长为企业高层管理者和管理咨询顾问，在将先进管理理念和企业实际相结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曾为多家企业提供企业管理升级咨询服务和培训服务。研究和授课领域为：职业化和职业素养提升、岗位胜任力和人才素质测评、企业培训管理和培训体系构建、职业发展和职业生涯规划、经理人角色定位与管理技能提升等。曾参与编写著作《大学生职业设计与职业发展》，由四川出版集团于2009年10月份出版。
擅长课程
管理技能类课程：《高效会议管理技巧》、《目标管理和计划管理》、《经理人角色认知和管理基础》等。 人力资源类课程：《非人力资源经理的人力资源管理》、《TTT》、《职业发展与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变革：构建以人才发展为核心的培训体系》、《绩效管理》等。
职业素质类课程：《MVP-做最具企业价值的好员工》、《新晋员工职业技能提升训练》、《高效人士时间管理》、《MBTI人格测试与沟通技巧》等。
授课风格
随和、儒雅而不失风趣，亲和力强，让学员愿意听；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战经验结合，逻辑性强，让学员听得懂；案例分享和互动交流结合，着重传授方法和工具，实用性强，让学员用得上。 服务客户
咨询服务客户：
成都理工大学职业经理研究所，大学生就业竞争力培养模式研究、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省级科研项目）； 成都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升级咨询项目；
山东永泰化工集团，人力资源管理提升咨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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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航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银行、中国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四川邮政速递物流局等。 授课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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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篇：曹丕文采不输曹植的历史故事
无论是对历史的印象，还是对诗的印象，曹植曹丕二兄弟，大家更为赞颂曹植。对曹植的印象，滥觞于小学课本里的《七步诗》，其诗是好诗，大家更为诗背后的故事着迷。机智的曹植，可怜的曹植。同情弱者的情绪使我们偏向曹植，崇拜天才的劣根性亦使我们偏向曹植。而相对的，诗后故事中，制造手足相残这一幕剧的曹丕，其刻薄无情，对于那时没有成人、没有进入社会摸爬滚打的校学生来说，简直跟《葫芦娃》里的蛇精一样讨厌。加之种种原因，使得人们对曹丕的印象一偏再偏，对曹植一夸再夸。
我无意这里纠正曹丕的人物形象，只想在这里为曹丕的诗才正名。曹丕，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诗之一道上，绝不下于曹植。如汉魏晋诗选里常常选到的《燕歌行》，对后世的影响颇大，也是史上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而今天要说的是《丹霞蔽日行》，为何要说这首，因为曹植也写过，且不但同题，而且大概同主题。
曹植《丹霞蔽日行》：
纣为昏乱。虐残忠正。周室何隆。一门三圣。牧野致功。天亦革命。汉祚之兴。阶秦之衰。虽有南面。王道陵夷。炎光再幽。殄灭无遗。
这首诗的意思我解释一下：
殷纣昏乱，周室贤明，周足以替商也。秦亦昏乱，天下揭竿，汉室贤明，汉足以替秦也。今汉复如殷纣、暴秦，亦必有新替旧也。
这首诗，说白了就是说当今汉王朝昏乱，该由我老子曹操来执掌天下了。汉王朝再怎么负隅顽抗，也无法挣脱被历史的车轮碾压的命运——王朝的覆灭。
此诗应是曹操还没死时写的，原因倒是很简单。曹丕继位，曹植不可能写出这种诗，也没必要，更不符合他的性子。
下面是曹丕的《丹霞蔽日行》：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月盈则冲。华不再繁。古来有之。嗟我何言。
曹丕的这首诗，一些书上的解释是表达了文帝对大自然的感悟……我认为是不对的，我认为这首诗的内容主旨和曹植的一模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
曹植的那首《丹霞蔽日行》应该是于曹丕之后而写，首先，丹霞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曹丕的诗中。可以认为，没有曹丕创造出“丹霞”这个词，曹植也是不知道的。而《丹霞蔽日行》这个题目，也很可能是曹丕所创，因为曹丕此首诗的首句和题目相合，符合诗歌的命名逻辑（虽然也不一定，比如我们能看到的所有记载中的《饮马长城窟行》这一题，目前最早的汉时的《饮马长城窟行》第一句话没有饮马长城窟五个字，反而后世魏晋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第一句为饮马长城窟）。
如果以上推测成立，曹丕和曹植写了同一题，必然耐人寻味，而且都是在他们俩爹没死前，更是引人思索。且曹丕内容的主旨，怎么看怎么像逼宫骂汉的作品。
下面是对曹丕《丹霞蔽日行》的揣摩：
丹霞蔽日，彩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曾经如太阳一般耀眼的汉王朝，也被各诸方豪雄掩盖了光芒，意味着汉王朝的衰落与诸势力的崛起。现在世道纷乱复杂，如彩虹颜色。时间如逝水，再茂密的树木也会凋零，再强大的王朝，也会覆灭。
孤禽失群，悲鸣云间：汉王朝孤立无援，只能悲鸣。
月盈则冲，华不再繁：月亮圆了，会慢慢变缺，春天去了，花儿也不再繁荣，渐渐凋谢。正如目前的汉室。
古来有之，嗟我何言：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我就不多说了。
整首诗含蓄，赋比兴手法用的恰到好处，末句大气，回味无穷，真是大盈若冲。
若是和曹植的诗是一个主题，那么曹丕这首含蓄大气的诗，自然比曹植那首叫嚣直白的作品强了不少。就算不是一个主题，以审美价值而言，依然是曹丕胜过曹植。不过我始终认为，记载中就只有三首《丹霞蔽日行》，曹丕曹植各一首《丹霞蔽日行》（有一首元代的，时间跨度太大，没有必然联系），这大概不是巧合吧。
当然，虽然两首《丹霞蔽日行》，曹丕写得比曹植好，我们也不能说曹丕胜过了曹植。我只是想说，曹丕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弱，也是个极有才学之人。
第20篇：曹植《七步诗》原文赏析与翻译
导读：《七步诗》，是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人曹植的名篇。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残害弟弟，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和诗人自身处境艰难，沉郁愤激的感情。
七步诗(魏·曹植)
煮豆持作羹，
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注释
尝：尝试。
持：用来。
羹(gēng)：用肉或菜做成的糊状食物。
漉(lù)：过滤。
鼓(gǔ)：豆。这句的意思是把豆子的残渣过滤出去，留下豆汁作羹。
萁：豆类植物脱粒后剩下的茎。
釜：锅。
燃：燃烧。
本：原本，本来。
煎：煎熬。
相煎：指互相残害全，表达了曹植对曹丕的不满。
泣：小声哭泣。
何：何必。
译文
锅里煮着豆子，是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出去，留下豆子汁来做成糊状食物。豆茎在锅下燃烧，豆子在锅里哭泣。它说：我们本来是同条根上生出来的，你又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我呢?
(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残害弟弟，表现了作者对兄弟相逼，骨肉相残不满与厌恶。)
赏析：
此诗纯以比兴的手法出之，语言浅显，是寓意明畅，无庸多加阐释，只须于个别词句略加疏通，其意自明。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语，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通过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现象，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