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召回”制度能治好庸政懒政吗
官员不作为，并非缺乏教育和考察，而是落后的机制纵容了他们的平庸和懒惰。
官场生态的庸政懒政痼疾，为民众诟病久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曾多次公开痛斥“为官不为”现象。显然，治理官场庸政懒政现象，已成自上而下的共识—它不仅是为纾解民怨，更是为改革破阻。那么，又该以何种手段、哪种路径来治理呢？据了解，贵州省黔西南州尝试推出的“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已经被中组部看中，并已着手开始系统研究。（4月14日《南方都市报》）
这个“干部召回制度”，其实不难理解，和惯常的产品召回制度甚为相似，都是对有问题或有缺陷的产品实施召回。只不过，市场生态的召回制度，针对的是生产商生产的问题产品；而政治生态中的召回制度，召回的是“不胜任现职”的“问题干部”。
现在只是试点、未来可能广泛推行的“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度”的建立，或意味着，庸政懒政官员尸位素餐的日子即将告别。按照贵州省黔西南州的召回制度，如果官员出现“不胜任现职”划定的12种情形，将被召回进行集中教育，其后安排为期1-6个月的重点项目建设或中心工作进行跟踪考察，如果跟踪考察不合格的，则将采取转岗、免职、降职、降级、待岗乃至辞退和解聘等方式进行组织处理。
从制度设计来看，“干部召回制度”的本质，似乎是对不称职官员的“回炉”再教育、再考察、再改造。因而该制度的用意是以敦促为主，惩戒为辅，让庸政懒政官员“重新做官”。那么，这种“治病救人”的“干部召回制度”，真能够很好地治理庸政懒政，对领导干部形成“硬约束”吗？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认为“不胜任被召回是丢脸的事情，任何一个有上进心的干部都会因此受到刺激和触动”。光是靠“丢脸”来刺激和触动，效力未免也太柔和。虽然不可否定它的功用，但离民众想象的“硬约束”，李克强总理所说的“动刀子”、“出重拳”，还有很远的距离。
那么，怎样的制度才是治理庸政懒政的痼疾呢？分析懒政庸官生长的政治土壤，不难发现，真正的原因或在于选拔机制的单
一、竞争机制的僵化、评价机制的封闭、淘汰机制的缺失。官员不作为，并非缺乏教育和考察，而是落后的机制纵容了他们的平庸和懒惰。
因此，除了“干部召回制度”这种治标之策，更需要改革考核体系、营造竞争环境、订立更加公平合理的选拔机制来择贤治庸。要对庸政懒政官员“动刀子”，更要对庸政懒政现象滋生的官场生态“动铲子”，唯有如此，庸政懒政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治理。
“干部召回制度”能治庸政懒政吗？答案是肯定的。“干部召回制度”能治好庸政懒政吗？答案则要从考核机制和评价机制的改革完善进程中去找。客观公正的竞争机制、公开透明的评价环境、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是治理庸政懒政的制度笼子的主框架，也是“干部召回制度”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
干部召回制度是违纪预防针
召回一词最常见于汽车行业，汽车制造商将已经销售出去且存在质量问题的汽车收回重做，以此减少产品质量对用户驾驶安全的影响。贵州黔西南州的干部召回制度与汽车召回异曲同工，不合格的领导干部会对群众利益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召回重新培训再分配合适岗位，既能达到人尽其用、能者居之的用人理念，还能产生鲶鱼效激发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
组织部门在任命干部后，干得好的给予提拔、干得不好的却拿他没办法。干部水平平庸、能力不够，或者懒政惰政并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算违纪犯错误，但是不思进取、追求当“太平官”的领导干部也会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当奉行明哲保身之人占据领导岗位后，对政策的落实慢吞吞，可不做的坚决不做，必须做的打折做，导致官僚主义之风盛行，国家的惠民政策会因为“为官不为”现象被扼杀在距离群众最后一公里处，因此如何治庸治懒应该是组织部门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黔西南州的领导干部召回制度就是直接向慵懒之风开刀，把那些“为官不为”的领导干部调离岗位集中培训，既能给不合格的领导干部治病，也能对那些抱有当“太平官”思想的领导干部产生巨大威慑力。
干部召回制度就是违纪的预防针，之所以被中组部当做重点课题，就是因为这项制度不仅仅是倒逼慵懒者积极作为，还是对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防微杜渐，起到防止其违法乱纪的重要作用。但是黔西南州现行的干部召回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不能因为会议上一次瞌睡就被召回，这有些不合情理。充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制定科学的召回标准、培训方式及内容，合理解决培训之后的岗位安置等系列问题，让制度具有威慑力的同时还应富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不能矫枉过正被滥用乱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