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文学中的自我解放
女性，无论是在古老的西方还是神秘的东方，总有那么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被各种传统、礼教所束缚着。时间仿佛像一卷无尽的棉布，一圈一圈地包裹这女性。所以，在女性身上总是有2个字是无法忽视的，那便是解放。 对于全世界妇女同胞而言，“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从其一百年前诞生之日起，就已经不单纯只是一项节日庆典活动，它更是一种文化符号，一个属于全球女性的精神图腾。如今，没有人会怀疑在人类刚刚走过的一百年里，女性世界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如果选取女性文学这一窗口来观察，无疑会看得更加清晰，感受会更为深刻。近一百年来，无论中国还是世界，一直都贯穿着两个字：“解放。”在中国，首先是“思想解放”，其后则体现为“人”的解放，那么，女性解放就是“人”的解放中最重要的部分，或者最基本的部分；而在全世界，尤其在西方，同样在“解放”的主题之下，“女权”的呼声则表现得最为强烈。虽然“女权主义”的内涵有极大差别，其流派和发展阶段也各异，可总起来看都是为了争取女性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以女性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在这一界说之下，女性文学的视野是开放的、发展的系统，而不是封闭静止的，应该是女作家基于性别主体意识、生别视角表现的关注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女性生命的文学，或者是基于超性别意识（隐含性别主体意识）、超性别视角（隐含性别视角）表现的包括女性生存在内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文本。女性文学仍是一个有待探索和完善的命题。
中国女性在文学中解放，经过了一个三级跳的过程。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末期为第一阶段，即追求社会地位平等阶段。由于“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这一阶段的女性文学中的主体意识，普遍表现为对封建礼教束缚的抗拒与挣脱，走出家门，赢得和男人一样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从30年代开始，投身革命、参加战争和共和国建设，获得与男人同样的作为“人”的价值，成为一代乃至几代女性的精神追求。这一阶段，女性自我的独立意识普遍较为模糊，只是在一些作家的作品中有一定表现，如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冰心的《关于女人》等，而整体上，男性标准成为女性评判自身价值的主要甚至唯一标准。
从改革开放的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即追求人格精神独立阶段。第二次思想大解放，促使当代女性对自我价值的真正实现有了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一切向男人看齐的价值标准受到深刻置疑，女性人格意义上的独立意识迅速崛起，这表现为两个向度：一是母性情怀的全面复苏，以妇女的母性特质和高尚品德来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精神大厦和历史传统，如张洁的《祖母绿》、铁凝的“三垛一门”、王安忆的“三恋一世纪”等；二是女性身体的彻底觉醒，通过细微、真切、直白、大胆的女性身体叙事、女性隐秘经验袒露，直接颠覆了几千年男性主宰的性霸权地位。这一阶段，女性从精神到身体都获得了空前的自足与独立，女人特有的价值得到极度张扬。
从90年代后期至今，可以视为女性主体意识发展的第三阶段，即追求个人多元化自由发展阶段。市场经济所催生的一切文化都是消费性的，都与个人欲望直接关联，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女性主体意识很难再保持从前的那种集体性态势与走向，转而呈现一种个人化的松散与破碎状态，女性文本日益失去
了提供内在精神指向的能力，只能在经验的表面滑行，在“看”与“被看”的怪圈中挣扎。
而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女作家努力思考并奉献出不少有重要影响的作品，如《大浴女》、《无字》等，让我们看到女性文学在经历百年嬗变之后，女性主体意识正呈显出逼视灵魂真相、重构精神秩序的全新意向，这是令人鼓舞的，让我们对女性文学的发展前景充满新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