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文化对决策的内容
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开会时,发表联合声明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泰国学者郑彝元曾在其《儒家思想导论》一书中也断言：人类未来的命运，最终将取决于能否选择中庸之道。 今天一提到“中庸”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平庸、折中、调和”，这是对儒家“中庸”思想的大大的曲解。不错，中庸的确有“平庸、折中、调和”的含意，但这些绝不是中庸思想的全部，否则《中庸》就不可能被自孔子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奉为经典了。确实，经过几千年的洗礼,“中庸”思想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突现出它不可小觑的现实价值。这一节课，我们在这里共同探讨关于中庸的三个问题。
一、《中庸》的作者与“中庸”的含义
1、《中庸》的作者 《中庸》，作为中国儒家的经典之一，是《礼记》中的一篇。全文只有3469字，篇幅不长，但内容却博大精深。宋代，朱熹把《中庸》和《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从此，《中庸》就成为了儒家非常重要、儒士必习的经典著作。
《中庸》的作者，西汉司马迁认为是孔子的孙子子思（见《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这种说法得到了两汉经学家和宋代理学家的认同。但不少学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中庸》文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见《中庸章句》第二十八章）的说法，还用了“黔首”一词，而这些都是秦汉之际的话语，所以，有人认为《中庸》是秦汉时儒家学者所撰写。比较接近事实的情形应是：子思是原作者，在秦汉之间有儒者进行某些润色甚至增删。
子思（公元前483——前402），孔子的孙子，孔鲤（伯鱼）的儿子，名伋，字子思，相传是曾参的学生，子思作为儒家的一位大家，前承孔子，后传孟子。孟子曾受业于子思的门人，并将其学说加以发挥，他们二人共同形成了儒家的“思孟学派”。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子思受到各朝君主的高度尊崇，从祀孔庙，与颜回、曾参、孟轲同列，位在孟子之上，明代被封称为“述圣”。
在儒家看来“中庸”不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证基础上的一种伦理道德观，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作为具有具体内容的儒家伦理道德观——“中庸”由孔子首创，再经过后来的儒家，特别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子思充实发展，终于成为一套儒家的处世规范。
2、“中庸”的含义 《中庸》中的“中庸”一词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如果单纯从“中庸”的概念上看，“中庸”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从尧所谓“允执厥中”，舜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到孔子提出“中庸”之德，再到《中庸》一文全面阐述“中庸”思想，以后历代许多儒家思想家也一直继承着这样一种中庸之道的传统。 儒家的“中庸”说正是从前人有关“中”的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 “中”的本义是箭射靶心，引申为中间、当中、中等、两者之间、中心的意思，即指一件事物在时间、空间上处于核心的部位。因为处于中间、核心部位，所以就又有了引申意：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用作动词；另外，“中”又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如今很多人之所以会把“中庸”理解为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就是仅仅把“中庸”的“中”字简单地理解为“中”的第一种含义，故而造成对“中庸”的屈解，其实，“中庸”的“中”与上述三种含义都有关系，只有把这三方面的意思贯通了理解，才能弄清“中庸”的完整含义。 “中庸”里的“中”有“适宜、合适、合乎一定的标准”的含义。《礼记·中庸》说圣人“从容中道”，这里的“中道”都是中于道，合于道的意思，就是适宜、符合的意思，所有这些和折中、调和、中间道路，没有直接联系。那么，儒家的“中道”究意是指“中”什么“道”呢？这个“道”就是“礼”，儒家所谓的“中庸”应该首先指的是适宜，符合“礼”的行为，“庸”在这里做“用”讲，“中庸”的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为适宜、符合实用。也就是符合“礼”。 随着“中礼”的深入，“中庸”又有了进一步的含义。如《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在这里“中”就已常常用业指人的内心世界，如《礼记·乐记》所谓“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左传》中所谓“信不由中，质无益也”，在《中庸》所以用“中”本指含而未发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为了说明：礼是道德准则，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发的内心的。 由此一来，“中”就把内外贯通起来了，一方面“中”是内在的指人内心的某种状态，也即含而未发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也即表现于外部行为上的“中道”，合于礼，内心的“中”是行为“中道”的前提，而行为的“中道”则是内心之“中”的结果。 当然，“中庸”的“中”还有中间、中等的意思，如“执两用中”的“中”，儒家通常反对走极端，在对立的两极这间寻求比较适中的解决方案，既不要“过”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进”也不要太“退”，既要“尊贤”又要“容众”，既要“致广大”又要“极精微”，可以“乐”但不能“淫”，可以“哀”但不能“伤”，可以“怨”但不能“怒”，这些都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寻求适中的方法。 “庸”最早出现在西周时期的金文里，是一种与音乐有关的钟类器具。因为这种器具经常使用，“庸”便由此引申出了“常”和“用”的意义。 “中庸”一词作为一种哲学概念，最早见于《论语·壅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这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大家已经是长久地缺乏它了。）何晏《集解》云：“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朱熹也同意这种说法。他在《中庸章句》标题下注释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又在第二章后面注释道：“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平常之理 对“中庸”的第二种解释，是把“庸”解释为“用”。《庄子·齐物论》中谈到：“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汉代郑玄在《礼记·中庸》标题下的注释中说：“中庸者，以记其中和之为用也。庸者，用也。”意思是说，“中庸”就是“用中”，就是将中和之道应用于实践的理论。 “中庸”的第三种解释就是将“庸”理解为“常”，规律。汉代郑玄在《礼记·中庸》所引孔子语下注释说：“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这就是说走中正之道是自然、人生中的普遍规律。宋代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见朱熹《四书章句·中庸章句》卷首所引） 那么，先秦典籍特别是《礼记·中庸》中的“中庸”究竟怎样理解为最佳呢？ 我们认为，“中庸”，是一种儒家的政治、哲学观念。这种观念的基本要点就是“用中”、“执中”，就是要求人们在政治伦理中，待人、处事不偏不倚，无过之，也无不及，在社会人生中走中正之道，追求中和之美，并将这一观念运用到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去，终身运用之，使之成为永不变更的法则。“中庸”作为儒家的一种最高的道德观念和哲学方法论，其准则还可应用于社会、政治、伦理、教育、宗教、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
二、中庸思想的哲理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中庸思想，具有丰富的哲理内涵。中庸思想与老子道家的用弱，和法家的用强不同，它的总的指导思想是“用中”。具体来讲，主要有以下几层意思。
（一）“过犹不及”的适度原则 孔子的“中庸”首先包含着“无过无不及”的适度原则。 在《论语·先进》中有一段对话，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 ‘过犹不及。’” 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 “过”就是过火，“不及”就是火候不到。“过”和“不及”都是不对的。 又如：“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正直急躁）者有所不为也。’”（子路）“中行”，即中道之人。孔子认为，得不到合乎中道之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因为激进的人一意向前，狷介的人也不肯做坏事。可见，孔子选才或交友的理想标准也是“中”，不得已才求其次。 “过犹不及”表现的是一个“度”的原则。 “中”，也就是适度，是成就“君子”品格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原则。以“中”为标准，孔子常常告诫人们思想行为要适度，要合乎中道，如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朱熹解释说：“好勇而不安分，则必作乱。恶不仁之人而使之无所容，则必致乱。二者之心，善恶虽殊，然其生乱则一也。” 孔子又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xi畏惧)，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过分恭敬，而不约之以礼，就未免劳倦；过分谨慎，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流于胆怯懦弱；过分敢作敢为，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盲动闯祸；过分直率，而不约之以礼，就难免尖酸刻薄。恭敬、谨慎、勇敢、直率，本来都属于人的好品德，但孔子认为，如果发挥不当，或不用礼来约束，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例如，我们每个人都有喜怒哀乐的情绪，中医将人的情绪分为：“喜、怒、惊、恐、忧、思、悲”七情。人的情绪的某一方面过度，就会影响到人的生命系统的稳定与和谐性。如果“喜怒哀乐”暴发出来，而不能自行节制，则会导致人的生命系统的失衡。过度失衡则会导致生命系统的解体。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为情多困而自杀，或者忧郁而死，或者因怒不可遏而气死的人是很多的。人的生命系统即使不解体，失衡的危害也是很大的，会导致种种疾病。中医认为：暴怒伤肝，狂喜伤心，忧悲伤肺，久思伤脾，惊恐伤肾。 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也认为：中庸之德，就是不过多，也不过少，不趋于两个极端。他认为：勇气，为恐怖和粗暴之中庸所存的德；节制，为佚乐和拘守之中庸所存的德；惠与，为奢侈和吝啬之中庸所存的德；壮大，为豪奢和刻薄之中庸所存的德；大度，为傲慢和卑屈之中庸所存的德；温和，为忿怒和圆滑之中庸所存的德；谦让，为倨傲和畏缩之中庸所存的德；机智，为谐谑和鄙野之中庸所存的德；友爱，为阿谀和简慢之中庸所存的德。 结论：中庸的适度原则，就是要求我们必须在“过”与“不及”之间,寻求和掌握一个正确合理之点,以做到恰如其分。这种处理矛盾的方法显然是有合理因素的。因为真理之所以为真理,就在于它符合实际,恰到好处;向前多走一步或退后一步,真理就可能变成谬误。
（二）“执两用中”的整体理念 孔子曾说：“吾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2]（子罕）（我有知识吗，没有。有农夫问我，我一点也不指导，我就从他所问问题的几个方面着手详细问他，再就我所知道的告诉他。）“两端”，或谓指“不及和过头两个极端”；或谓指“事情的两个方面”。总之“叩其两端”是孔子在认识事物、获取知识、解疑释惑的过程中体会到的一种思想方法，此种方法，其核心即为“用其中”。孔子主张“极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概括起来就是“执两用中”。“执两”，就是不偏执于一端，比如学和思、仁和礼、文和质、宽和猛等等，这些都不可偏执于一端。“用中”，就是要达到致中和的最佳境界，不偏不倚。“执两用中”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整体原则。事实上，这里面所蕴含的哲理就是：要获得“中”的适宜，要达到“中”的度，需要我们从全局来把握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要从多方面来考虑，不要执其一端而有所偏废，方方面面都达到“中”。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史：浮夸）（雍也）“文质彬彬”也就是前文所谓的“中行”，关于此点，《颜渊》篇的一段话正好可作注脚：“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棘子成，卫国大夫。“鞟”（kuo）即去了毛的皮革。子贡的意思是说，礼仪形式和朴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对君子来说同等重要，假如把两张兽皮的毛全部拔去，就分不出哪张是虎豹的皮，哪张是犬羊的皮了。因此，对一个人而言，美好的素质和合理的行为都是不可偏废的。 以中庸思想“执两用中”的整体原则审视我国教育发展，可以发现不少有违中庸的非理性行为。这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规模与质量”、“教育产业化”等问题上常常出现偏差。 结论：中庸的整体性原则，就是要求我们在分析事物的方方面面的时候，要 “叩其两端”,“允执厥中”。即要从整体上全盘考虑，然后选取恰当的方式方法。中庸之道的适度原则讲要恰如其分,不要越过一定的“度”，即不走极端；其整体性原则则是从整体观出发,不要偏执于事物的某一方面，以谋求行动体系和谐共处。贯穿二者的,是一种节制心态。中庸取向的人,既要有整体观视野,又要讲求节制。
（三）“依时而中”的权变方式 如果说“执中”是传统观念，为孔子所继承，并成为其“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那么“时中”则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孔子的贡献在于，将“时”与“中”联系起来，形成了“时中”的观念：“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中庸章句）“时中”，即“随时以处中”，换句话说，就是根据时势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思维与方式方法，以始终保持“执中”。 与“中”一样，“时”也是一种起源甚古的观念。早在尧帝时，就曾“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尧典）。孔子一向重视“时”，其曰：“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强调“时”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这里的“时”指一定的时候，适当的时机。不但治国，就连说话，孔子也是“时然后言”（宪问），并主张“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不但说话，就连看到飞鸟，孔子也不免“时哉时哉”之叹：“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乡党）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务时。”“执中”也要审“时”度势。 “权”即通权达变，指为着更求切合当前现实而违反平常的法规的措施，即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具体分析，采取更切合实际的措施。儒家认为“权变”与“时中”有相通之处,“中”必于通权达变才能得以贯彻。孔子首先提出：“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即立足于具体情况,既不违背常规,又能有所变通。孟子认为“中”是随时变动的,提出“执中无权”（尽心上）,只能流于执偏,会“举一而废百也”。“男女授受不亲”，然而“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这就是执中无权的生动例证。荀子也主张“与时屈伸”，允许君子此一时的“柔以若蒲苇”,彼一时的“刚强猛毅,靡所不伸”，或柔或刚,或左或右。这看似流于一偏,但在时间的全过程上恰恰体现了儒家灵活的以“权”行“中”的执中上道,符合“时中”原则。“时中”|,要求人们随不同的时空条件而及时变通，以做到“时措之宜”,达到最佳的用中行权之目的,这是对孔子“权变”思想的完善化。但“权 ”与 “时中”的灵活性绝非主观任意而是有其具体的原则与度,否则便会使事物发生质变而不符中道。 孔子有一句话最能说明中庸的这种“权变”的精神——“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规定要怎么干，也没有规定不要怎么干，只要怎样干合理恰当，就怎么干。这话也算把“中庸”说透了。可以说，按照客观规律去办事，以达天地万物之和谐是中庸思想的题中要义。 孔子的 “时中”观念，还可以从下面的几则材料中体现出来：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公治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治长）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孔子在这三则材料中谈到的三位人物，其具体境况虽或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能“识时务”：南容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总有官做，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也不致被刑罚。孔子看中了他这一点，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宁武子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便显示聪明，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便装傻。孔子很佩服他“装傻”的本领，慨叹其中有一般人学不到的奥妙。蘧伯玉的识时务在于，政治清明、国家太平时就出来做官，政治昏暗、国家混乱时就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孔子因此誉之为“君子”。三位人物的“识时务”，虽然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算是“随时而处中”吧。由此不难看出，在孔子那里，因应时变，或见或隐，或贫或富，其准则在“时”；所以孔子强调“君子而时中”。 孔子晚年，对《周易》情有独钟，在其研究《周易》的过程中，对“时中”问题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在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易传》中，“时中”的观念更为突出。如《艮》之《彖传》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本则《传》文，特别申明了“时止”、“时行”之意。强调或止或行，或动或静，都要因其时。“时止时行”，就是“与时偕行”，“动静不失其时”，也就是“时中”。“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谓经也；因其“时”，所谓权也，有经有权，故能变通。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变通趣时，即变化日新。能趣时变通，即是“识时务”。而识时务，能日新，就可以常保通泰。此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传）。 孔子的“中”是一种动态的概念，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原则。孔子还提出了“损益”的观点。 “损益”也是孔子因时变化的具体内容，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损即删节，益即补充。权变和损益的思想使“中”避免了绝对僵化模式。 回想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走的和倡导的就是与时俱进之路。 结论：要“执中”、实践中庸，就要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决策办事做到与时俱进。
（四）“中和之美”的追求目标 《中庸》第一章就说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们喜怒哀乐的感情没有表露出来的时候――这时候人的内心处于虚静淡然、不偏不倚的境界，称为“中”。表露出来以后符合自然常理、社会法度――做到这一点，情感中正和谐，称为“和”。“中”是天下人们的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人们共行的普遍原则。达到了“中和”的境地，天地便各在其位而运行不息，万物便各得其所省长发育了。） “和”也是先民十分重视的观念之一。孔子很注意体会“和”的价值和意义。其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和而不同”，就是求同存异，恰到好处。“同而不和”，是盲从附和，却不愿说出不同的意见。 对“中”进行规定性的定义，离不开对“和”的本质界定。因为衡量“中”的最终标准还是“和”。中庸思想的形成与和谐观的发展密切联系，天地万物的和谐是中庸的内在追求，是中庸所要达到的目标和所要追求的一种境界。在万事万物和谐统一的表层状态下必然蕴含着中庸的理性精神，所以两者相互联系并互为依存。故此，孔子曰：“和为贵。”《论语·学而》但孔子之“中庸”追求的是一种有原则、有标准的和谐境界，主张的是不同之“和”。即如前所说，是“和而不同，由此可见，孔子反对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其追求的是一种有原则的协调与和谐，因此，孔子的“和谐”观，所表达的是一种“异中求和谐”和“变中求和谐”的思想。 关于“和”、“同”观念，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的有关论述，或可作其注脚。晏婴说， “和”，如果用烹饪形容即是：“和如羹焉，水、火、醯（xi醋）、醢(hai)、盐、梅、以烹鱼肉，婵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左传昭公二十年）用现代术语说，“和”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同”，如同“以水济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同上）用现代术语说，“同”就是没有差别的绝对的同一。“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实际上也就是“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与“和”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中和”，是《中庸》哲学观念的核心，也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境界和思想方法。“中”，就是适合、恰好、正合适的意思。在《中庸》作者以及儒学先哲看来，“中”，是万事万物的内部的最适宜点。这种最适宜点只有一个，这就像数学中黄金分割率的最优点只有一个一样。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又是判定思想与行为的一个最恰当的标准，超过这个标准或达不到这个标准都是不好的。当我们的思想行为符合“中”，即达到事物的最适宜点，人类知与行的评判的最佳标准时，就基本上符合了客观规律，这也就是“和”。“和”，有“调和”、“和合”、“和谐”、“和畅”、“和美”等意思。如果事物和言行即“执中”，未发生偏执和走极端，又显得和畅、和谐，也就是实行了“致中和”，那就具有“美”的特质，符合“美”的要求了。 以上是对“中和之美”的字面意义上的理解。从宇宙观的层面来分析，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讲“天人合一”、“天人以和”。崇尚实际的中国文化坚持以人为本位。“人”，不但是天与地之间的“中间”环节，而且是天地人关系的核心，是中国人的美学理想和人生理想的重心。“天人以和”的根本，就是希望达成自然与人类、宇宙与人生和谐合。也正因为此，孟子才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和不如人和。”“人和”，就是处在天地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谐调与和美。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中和”又是协调关系、使事情的处理适度的良好方法。从伦理学的角度上讲，良好的德性也必定是处于过度与不及之间的，等等。总之，“中和”作为儒家的最高境界与美学形态，它可以推及到社会、政治、伦理、宗教、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是最能体现儒家美学思想的一种审美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我们快速发展的现阶段尤其如此。当前,我国人均已突破1000美元,正在向人均3000美元的目标迈进。而国外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正是一个矛盾多发时期。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行业差距等利益矛盾凸显,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的“两极”现象给社会的和谐蒙上了阴影。历史和现实表明配绝对平均是“不及”，“大锅饭养懒汉”,不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而贫富差距太大则是“过”,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容易诱发“仇富”心理,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过”与“不及”都不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杀富济贫”是“死中”,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最低收入是“时中”,西部大开发、取消农业税费,实行农业补贴则是平衡发展中的“权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秉承“执中而知权”的中庸之道,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恪守“共同富裕”的目标将贫富差距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这样才能化解矛盾、融洽关系,实现社谐。 综上所述，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中庸的哲理内涵，以传统的“尚中”观念为其逻辑起点，主要倡导“无过无不及”的适度原则，同时特别强调“执两用中”的整体性理念，而“依时而中”的权变方式则体现出了它的本质特征，它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则是“中和之美”。 上述几点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其中“时中”是枢纽，它传统的“尚中”思想和适度原则由静态单一的结构发展成为一动态变易的系统，同时，孔子及其孙子子思又发挥精研礼学的优势，以礼制“中”（“礼乎礼，所以制中也”），使这一动态变易系统始终遵循着“经天纬地”之礼而展开，并由此直契天人秩序之美，使中庸上升为一种对天人和谐之美的体认与追求。孔子的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理想目标。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能使人适其“度”；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能使人合于“礼”；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它则帮助人们体认并受用宇宙自然的和谐之美。“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三、中庸思想的积极的实践意义与不足 中庸作为一种方法论,它通过恰如其分地把握事物、协调矛盾,来达到一种平衡与稳定,实现最合理的和谐状态。它多少认识到,道德实践中的矛盾双方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道德的“善”,是一种“度”的分寸把握。凡是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质,都要保持在一定的范围,要适当,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走极端,超过或未达到一定界限都会影响事物的质,势必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事情就不会有理想的结果。这就要求人们有很强的分寸感,做事恰如其分,不走极端,以保持事物的最佳度,否则就会事与愿违,易败难成。这实际上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判断是非的重要标准:恰如其分为是,过与不及为非。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人与人的道德危机,人与社会的人文危机,以及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如果能够将孔子“中庸”思想的方法论意义用于处理“亲亲、仁民、爱物”中所出现的种种危机,那么对于形成整体和谐状态将有所裨益。 第一,提倡人与人的和谐,促进家庭和睦。 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来说,漂亮的衣服、丰盛的食物、宽敞的住房、考究的家具,固然被人们所追求,但一个民主、和睦、温馨的家庭,更重要的还应表现在精神方面,主要体现在良好的家庭人际关系上,家庭要做到和谐,其成员就必须各尽自己的道德义务。比如父子之间要达到和,为父者就要做到慈,为子者就要做到孝。慈父和孝子之间,一定是和谐的。兄弟之间、夫妻之间莫不如此。同时,家庭成员在尽各自的道德义务时,还必须把握适当的“度”,所谓“掌握火候“、“把握分寸”、“适可而止”等。的确,无论是对孩子的泛爱还是溺爱,无论是对配偶的约束还是冷漠,都会影响父母与子女以及夫妻之间的和谐关系,最终离“家和万事兴”的理想越来越远。 第二,提倡人与社会的和谐,促进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我们提倡中和,目的就在于崇尚“合群济众”,求得社会人际关系的和谐,使社会秩序稳定,能够促进现代社会的正常发展。社会秩序与人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一定的社会关系,反映着一定的利益关系。和谐的社会秩序,只能建立在使各部分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一定的、合理的满足的基础上。这是各得其所的基本要求。但人们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不能破坏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和谐。为求社会的和谐,孔子提出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代表着一定的秩序。中国古人认为不合礼者也就不能达到“中节”,不能达到中节,自然也就不能实现社会和谐。现代社会人际交往频繁而复杂,而且每个人都面临着更多、更为广阔与人交往的机会。以宽大的心胸与家人和睦相处,与朋友建立友谊、团结同事,相对来说,似乎比较容易,而对于陌生人,真正做到亲善友好则不那么容易。因此,一个有修养的人在处理其与他人的关系时,都应当恪守中道、和睦相处,应当待人诚恳、宽厚,互相关心、理解,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建立团结、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比如对于商人来说才能“和气生财”，对于官员来说才能够“亲民”，对演艺人士来说才能够“人气旺”等等。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际交往加深和信息的发达,地球越来越成为一个村落,在面对世界核战争的危险、人口爆炸、环境污染、国际恐怖活动的威胁的时候,全人类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的同呼吸、共命运的感受。世界要求和谐发展,那么“推己及人”的原则也应该成为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友善相处的原则。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应本着相互尊重和友善的态度,做到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还要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保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求得全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各民族之间同样应该遵循友善的原则,应该和平共处，不该以强凌弱,应该团结和扶持，不该分裂和掠夺。国家中的各个民族都是国家这个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彼此都是兄弟姐妹,应该和睦相处;世界上的民族都是“地球村”中的一员,亦应和平相处!相互扶持。 第三,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保护自然环境。 这一部分内容在此不再赘述。总之,在处理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国际关系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都应采取适度原则,做到“和为贵”。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受整个儒学思想的影响以及后人的一定的误解，中庸思想往往具有折衷、调和的消极性，这是我们不得不正视和认真对待的事情。这种消极性对我们民族性格的塑造影响极大，我们的传统思想中有趋于保守的一面，究其原因，中庸思想难辞其咎。 如何实践“中庸”？正确的航道选定后，如何坚持不渝地努力，以到达胜利的彼岸？如何身体力行地去达到“至诚”的最高境界？《中庸》的作者为人行指出了实行的方法。第一就是要“至诚”，“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意思是说，诚实的人不必勉强为人处事合理，不必思索言语行为得当，从容不迫地达道中庸之道）（见第二十章）。第二就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 《中庸》第二十章写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段话的意思是：能够达到诚实的人，都是选择了至善之道并且坚持不渝地实行它的人。他们还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详细地询问、探讨事物的原理，慎重的思考得失，明确、清晰地辨别是非，并且忠实地去做在实践中实现中庸的崇高境界。 在《中庸》的前面部分，其所引的孔子之语，曾多次谈到实践中庸的困难。这无非是讲，人要想实践中庸，达到对诸多矛盾的成功驾驭，必须有深厚的学识和现实实践经验为基础，必须有坚强的理性捍卫自己的政治、文化信念，必须有博大的胸怀容忍不同声音的存在。这诸多的要求提示我们，一个谙熟中庸之道的人，必须是一个意志坚定而又虚怀若谷的人，必须是一个深刻体察社会人生而又超然于社会人生之上的人。如果我们将这种人称为好好先生，那么我们对中庸的理解必定是皮相的，我们还难以甚至不配与先哲圣贤在中庸问题上展开真正的对话。 通过以上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庸之道对于现实中的每个人来讲，可以说一种个体生命的经营术，它能帮助人们跨越种种人生激流和险滩，以尽量从容的方式走向生命的终点。扩而言之，人对个体生命经营的成功，和经营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世界的道理是一样的。在这里，中庸之道也在跟随着观照对象的由小到大而不断扩张着自己的解释区域。例如，如何协调企业中的“软管理”与“硬管理”？如何寻找出一条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并重的折衷之路？等等，这诸多问题都可以在中庸的理念中寻求理论支撑与处理方法。 综上所述，中庸的理论，是一种古老而糟粕、精华并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这种理论在跨越数千年之后，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历久弥新的理论光芒。剔除中庸之道的封建性的糟粕，汲取其哲学观，方法论上的精华，便是我们所应持的正确态度和今后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