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行为分析方法与转型中国法理学
摘 要: 转型期的中国正在面临着许多问题，中国法学何去何从，究竟怎样的法学构建适合中国的发展，成为当下法学家们思考的问题，文章从行为分析方法的要义出发，分析近年来中国法学界对转型期中国法学发展的讨论，试从儒家文化的精神性思考主体行为的积极性对转型期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关键词: 法理学;行为分析方法;儒家文化
行为分析方法发端于生物学、心理学等对人的行为规律的研究。行为分析认为，研究人的行为是理解社会现象的钥匙，而人的行为又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观察、描述、实验、分析而获得规律性的可靠认识。在我国，一些社会学科存在着身份危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学科研究方法的缺乏，考究行为分析的利弊得失将有助于行为分析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应用和发展。尽管行为主义有着自身的内在缺陷，但我们只要坚持以辨证的眼光看待它，认真吸取其合理因素，去除其不科学成分，行为分析将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1 行为分析方法的要义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行为分析主要体现为两个大的方面：第一，“价值中立”论。行为分析的绝大多数研究都将有关价值问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拒绝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提出应当完全摒弃意识形态，排除所有的价值判断，要用“不偏不倚”的方法研究人类行为，严格防范研究者的价值观念介入研究过程，反对把科学和道德、伦理问题混在一起，主张完全“价值中立”，以使各门学科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纯科学”。这集中表现在研究对象、研究者和研究目的应当“价值中立”。在行为主义者看来，传统科学研究的最大危害就在于受研究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和感情特点影响之深，妨碍了科学的自主性和客观性。对于行为分析来说，“价值中立”不仅是一种原则、一种理想，而且还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现实目标。为了做到完全“价值中立”，不仅研究者要自觉约束自己，克服个人偏见、主观好恶，而且还要对研究方法进行革命，改变既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第二，行为分析提出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这具体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强调必须不断地探究人类行为的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变量，以此来使各门学科研究真正成为一门解释和预测的科学；二是强调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实际可观察的现象，因此科学研究要建立在可观察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借助现存的理论体系和学者们的思维加工，提出有关现象之间因果关系的假说或假设，用经验材料验证假说；三是强调科学研究的资料应当量化，并主张只有量化才能发现规律及各种内在的关系。按照达尔的观点，定量资料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们大大方便了因果分析，另一个好处是可以用来进行比定性资料更有效地分析，从而检验命
题是否成立；四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当破除学科间的界限，效法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技巧、技术和概念，建立跨学科的方法联合。
2 行为分析与中国法理学
自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法学界就开始探讨中国当下法理学的建构，法学理论界对法学发展方向的探讨体现了当代法律人人的理论自觉性。同时也推动中国法学以理性自觉的在科学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为此,《中国法学》在1991年第6期和1992年第1期连续发表了以“九十年代我国法理学的展望”为题的笔谈。1994年《中国法学》创刊十周年的时候,该刊又以“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学”为题,组织发表了大型笔谈,各位学者“就我国法学研究的现状和今后的方向、任务,法学理论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法学各学科理论的开拓与发展,法学观点和法制观念的更新,法学思维与研究方法的变革,以及法学人才的培养与法学教育的改革等,发表见解,提出建议。”1995年,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在昆明召开了当年的年会暨中国法理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大会,那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恰如舒国滢教授所说:“面临世纪之交,法学界的同仁似乎在做‘世纪之末的反思’。”同年,《法律科学》也以“法理学的改革与发展”组织、发表了系列笔谈。《法商研究》在2000年也组织了以“法理学向何处去”为题的专题讨论,陈金钊教授指出“法理学向何处去:\'命题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学者们试图摆脱法理学研究的‘危机’,指明今后的发展前景。但这是件非常艰难的工作。因为中国法理学研究的历史并不长,可以说它还没有过兴盛的时期,因而也就很难谈论危机的问题。如果说这一判断是准确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研究这一课题主要是预示未来。”近年来，关于中国法理学的建构的种种学说，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朱苏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论”，梁治平先生的“法律文化论”、以张文显先生为代表的“权利本位论”、以部门法论者为主力的“法条主义”等理论分析范式。邓正来先生于2005年发表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更是对上述主要学说进行反思和批判，引起了理论界的不小的轰动，各种评论纷纷发表，邓正来先生的文章是对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中国法学发展的反思与展望的延续，反映了转型时期中国法学家的思考。
正如行为分析方法所追求的价值中立论及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上述学者对中国法理学的探讨或多或少的缺乏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运用，我们需要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构建中国的法理学，一种法律制度的完善需要强有力的传统文化为后盾。哈耶克在其发表的《法律、立法和自由》中说道：“我们所习得的经验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对于任何想通过把个人互动的自
生自发过程置于权力机构控制之下的方式去扼杀这种自生自发的过程并摧毁我们的文明的做法，我们都必须予以坚决的制止。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不使我们的文明蒙遭摧毁，我们就必须丢掉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刻意的设计而‘创造出人类的未来’„„以上所述便是我经由四十年的研究而达致的最终结论。” 很显然，哈耶克的这种最终的理论提醒我们对社会进程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不仅使本想达到的状态不能实现，还会导致人们自由的丧失，一个国家沉淀的文明遭遇摧毁。为此，我们必须重视儒家传统文化的价值，一国法的发展方向必然是与其所处的文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着存在和发展。儒家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精神特质和文化方向，对中国法理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价值。
3 体现儒家文化精神性的法理学
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文明国家，其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孕育着中华民族的成长。在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期，中国法理学的构建也必须建立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上，不能走全盘细化的道路而丧失本民族独有的民族特性。中国传统儒学思想对我国法学中国化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蒋庆先生也指出，儒家文化是中国未来现代化的精神特质，儒家式的现代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也许更重视道德文化的作用，我们应吸收儒家文化中合理的，适应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来为转型期的中国法理学的构建服务。
儒家的群己观，就己对群的关系而言，即个人对社会关系而言，强调“尽其在我”的人伦观。 即我们应在人伦关系中要求个人对社会尽义务而不是社会对个人尽义务。法是国家在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规范，但并不是唯一规范，在有些社会关系的调整中，法律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更多的需要社会道德，伦理，自然情感来发挥作用。在亲情，人伦关系中，儒家学派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义务是相互的，每一个人都在其伦常中尽到其名分所规定的义务，做一个符合其名分的人。传统社会是一个重身份的社会，分人地位是一熟人社会为基础的，而现在我们的社会法治中强调法治绝对化，要构建陌生人的社会的理论，这种完全从西方搬来的学说在我国尽无其基础可言，实际上，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熟人社会”也说明这一点，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的典型话语。民间“熟人好办事”的说法，正是对“熟人社会”的一种朴素表达。传统儒学以仁学为基础的“亲亲”理论亦在表明人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的相互影响，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亦不是冷冰冰的陌生人关系。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群己，人伦观强调个人的义务性，强调熟人社会，重亲情，重自然情感的思想，为此，我们在强调构建法治
的同时，绝不能忽视以人性道德培育为重要体现的儒家思想的精神性。
4 结语
社会科学既要有宏观视野，也要有微观聚焦。一方面要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要有现实感、时代感，但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又要有宏观视野，要对国家、社会、民族的长远、根本的发展有战略思考。很显然，中国的法理学建设正在随着改革的大潮发生着变化，中国的法学家们也在以他们的理性为此做出贡献，以其法学家独有的洞察力为中国法学在当下转型期的发展做出思考。的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法学确确实实已经发生了并正在继续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学术和理论风格的转型。这些转型让我们应更加关注儒家文化精神性。我们始终相信中国法学正在向前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行为分析方法所追求的价值中立论及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为法学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并且可以在未来表现出张扬中国法学主体性地位，体现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根基性抑或精神性的风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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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主题变奏:中国法学在路上———以法理学为视角的观察》[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
年第四期.[2]
邓正来.《自由秩序社会理论》[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版.[3]
蒋庆.《政治儒学》[M],三联书店2003版.[4]
[美]迈克尔.D.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M]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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