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和国家既定的发展战略。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和传承文化的载体，在法治建设中无疑承担着首要的责任。2008年4月，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在国家层面正式提出了创建法治城市的号召。本文拟针对当前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的问题，谈一下个人浅显的
看法。
一、当前法治城市创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的最初产生，即与城市、商品交换有着不解之缘，可以说，法在城市之中孕育产生。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法已经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市民社会自发的演变进化，法治社会或许也会自然生成；而通过有意识的开展创建活动，法治城市的形成则会更加快捷。当前，各地创建活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一）创建活动开展不平衡。随着区域竞争的日趋激烈，各地都非常注重城市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注重通过创建活动，获取国家卫生城市、文明城市、森林城市、环保城市等各种荣誉称号，以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相形之下，法治城市这一颇具含金量的称号并没有得到城市执政者的广泛关注。除了江苏、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之外，在全国其他地方，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往往悄无声息，相关职能部门也无所作为。在一个地区内部，由于执政者法律意识的不同，对法治城市创建活动的重视程度也存在差别。创建活动没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展开，也尚没有形成各地相互竞争加压的态势。
（二）创建活动考评机制不健全。法治建设更多的属于软件建设，属于城市竞争力中的软实力，本身在考评方面就面临着量化的难题。加上法治城市创建涉及面广，涉及部门多，由此很难形成真正系统完善的考评细则。国家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等其他创建活动，相关主管机构都已经出台了明确的考评标准和细则，各地在创建过程中操作起来比较方便。法治城市创建，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除江苏、深圳等地出台了地方性的法治县标准、法治政府标准外，尚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出台，全国普法办的文件也只是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这种状况，客观上亦给创建活动的开展制造了难题。
（三）创建活动协调联动力度不够。法治城市创建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作，需要强有力的协调机关。政法、司法、公安、检察、法院、法制，以及政府众多执法机关在创建活动中都要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机关隶属不同、性质不同、业务不同，如何整合资源，形成创建合力，对协调联动机制提出了很高要求。目前各地协调联动模式不同，较多的是由县、市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协调职能。这种模式面临着缺少权威、缺少制约手段等弊端，难以发挥有效作用，造成众多相关职能部门没有把创建活动当做一项必需的任务来抓，创建往往流于口号和形式。
（四）创建活动群众参与度不够。法治城市创建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创建活动中的主体作用，这是全国普法办提出的创建工作原则。各地在创建过程中，往往强调行政主导，本也无可厚非。正如马怀德教授所言，“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但是，法治创建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群众的法律意识得到提高、法律信仰得以建立、法律权利得以保障、法律诉求得到满足，才能说城市实现了法治化。在当前的创建活动中，往往忽视了市民社会的培育、忽视了民间组织的参与，创建活动缺少了“源头活水”。
二、对创建法治城市的几点建议
法治城市创建意义重大。研究发现，法治指数每上升一点，低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以增加100美元以上，中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提高到400美元，高收入国家平均每人财富总值可以提升近3000美元。（见《瞭望东方周刊》2006年40期）。因此，专家提出论点:法治创造gdp。开展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就如同发展城市经济一样，应当成为城市管理者的自觉行动。针对存在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抓好创建工作：
（一）确立创建活动的具体目标。城市间的竞争对城市品牌塑造提出了要求，城市执政者自身有通过创建为城市获得各种“城市名片”的内在动力。比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等在经过考察认定合格后，国家相关机构往往要授予该城市荣誉称号和奖牌，一些省级政府对取得荣誉称号的城市还要给予物质奖励。作为一种创建活动，法治城市创建因此也需要有明确的看得见的荣誉作为目标。当前，江苏等地采取了授予“法治县（市区）创建工作先进单位”称号的方式。在国家层面，尚没有关于“国家法治城市”如何申报、由何种机构负责评审等规定，这一定程度上将法治城市创建活动限定在了省级区域之内。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国家级目标的缺位，导致创建活力未能得到激发。笔者建议，可以在设立“省级法治城市”的基础上，尽快确立“国家法治城市”这一荣誉称号和制度，使二者能够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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