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各音乐院校和艺术院校以及专业文艺表演团体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音乐全面步入专业化的现代发展阶段。由于政府在文化建设上推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采取“抢救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措施，中国民歌、器乐、歌舞、说唱、戏曲等全面地进入了现代化教育体系，它们同已经被国人广泛接受的西方专业音乐的形式形成共存，并相互交融，从而表现出了浓重的专业教育特色和新乐特点。中国音乐形成传统音乐类型与外来音乐类型相并存的格局；传统音乐本身便形成民间音乐类型与专业音乐类型相并存的格局。 一.1949-1966年间音乐成果录要
（一）民族器乐独奏曲的初春
民间器乐艺人接受了专业音乐的训练，技巧和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涌现出了一些名传遐迩的民乐演奏家，而各音乐院校民族器乐专业教育中又不断地培养出了新的青年演奏家和才华横溢的作曲人才，将我国近代音乐史上以刘天华为代表的专业创作和以阿炳为代表的纯朴而凝练的民间音乐创作很好地结合起来，民族器乐独奏曲创作及编曲可谓丝竹、管、弦乐竞芬芳。如笛曲，有以深邃细腻的传统韵味和润丽秀美见长的南派代表笛家陆春龄的《鹧鹕飞》、《欢乐歌》；以高亢粗犷和刚劲质朴为特色的北派代表笛家冯子存的《喜相逢》、《闹花灯》，刘管乐《荫中鸟》等。古筝曲有赵玉斋的《庆丰年》等。笙曲有胡天泉与董洪德的《凤凰展翅》等。唢呐曲有任同祥等人的《百鸟朝凤》等。二胡曲有黄海怀的《赛马》等。中胡曲有刘明源的《草原上》。琵琶曲有王惠然的《彝族舞曲》，王范地的《送我一支玫瑰花》等。扬琴曲有郑宝恒的《万年欢》等。双管曲有王石路等集体创作的《江河水》。维吾尔族热瓦甫有乌斯满江的《天山的春天》等。
（二）民族管弦乐的成长
1952年上海民族乐团、中央歌舞团民族管弦乐队成立，1953年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立，1956年中国电影乐团民族管弦乐队，1960年中央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成立后不久，即率先对民族管弦乐队编制进行了开创性的重要变革，确立了以拉弦乐器、弹拨乐器、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四组乐器组成的大型民族乐队的结构体制，大大提高了我国民族管弦乐的艺术表现力，使之既能演奏我们民族的古典乐曲，又能表现具有各种特点的民间乐曲，同时，也适合于表现我们当今生活及思想感情的新创乐曲，民族管弦乐的创作进入了繁荣兴旺的初春阶段。继“五四”运动至1949年间曾留下光辉足迹的《春江花月夜》（柳尧章等改编）、《金蛇狂舞》（聂耳编曲）和《彩云追月》（任光曲）等久传不衰的作品的之后，出现了《月儿高》（上海民族乐团整理，彭修文改编）、《大得胜》（何化军、刘汉森整理）、《舟山锣鼓》（前线歌舞团改编）、《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沅曲，彭修文编配）、《春节序曲》（李焕之曲，张子锐、谢直心配器）等改编曲。新创作的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以朱践耳的《翻身的日子》、刘明源的《喜洋洋》、《幸福年》，以及《紫竹调》（新影民族乐团编曲）、《花好月圆》（黄贻钧曲，彭修文编曲）为主要代表。
【民族管弦乐】是在民间合奏音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体裁。其乐队规模庞大，由“吹、打、弹、拉”四大类乐器组成，并各自成组，均分有高、中、低声部，表现性能与西洋管弦乐队类似。
（三）中国室内乐的发展
一批青年演奏家迅速成长起来，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或开始登上世界乐坛，如钢琴家周广仁、傅聪、刘诗昆、李名强、顾圣婴、殷承宗等。演奏家的崛起为我国室内音乐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时机，继
三、四十年代创作的钢琴曲《牧童短笛》（贺绿汀曲）、《花鼓》（瞿维曲），小提琴曲《内蒙组曲》（马思聪曲），《小提琴和中提琴二重奏》（谭小麟曲）等为数不多的室内乐珍品之后，我国的室内乐创作进入了发展期。这一时期优秀的室内乐代表作品钢琴曲有丁善德的《第一新疆舞曲》、《第二新疆舞曲》、儿童组曲《快乐的节日》，江文也的《乡土节令诗曲》，陈培勋的《旱天雷》，桑桐的《内蒙古民歌主题小曲七首》，黎英海的《民歌小曲十五首》，汪立三的《兰花花》，田丰的《高山族舞曲》，石夫的《塔吉克鼓舞》，吴祖强与杜鸣心合写的《中国舞剧〈鱼美人〉选曲》等。小提琴作品有马思聪的独奏曲《第二回旋曲》、《山歌》、《春天舞曲》、《新疆狂想曲》，江文也的奏鸣曲《颂春》，马耀先与李中汉合写的独奏曲《新疆之春》，沙汉昆的《牧歌》，施光南的《瑞丽的边疆》，秦咏诚的《海宾音诗》，郭祖荣的《金色的秋天》。
（四）中国管弦乐的开拓
1949年至1959年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相当规模的管弦乐团，如上海人民政府交响乐团（1952年改称上海乐团交响乐队）、中央歌舞团管弦乐队（1956年改为中央乐团）等，有力地推动了交响音乐的创作。中、小型较优秀的管弦乐作品有刘铁山与茅沅合写的《瑶族舞曲》、王义平的《貔貅舞曲》、江文也的交响诗《汨罗沉流》、马思聪的《欢喜组曲》、李焕之的《春节组曲》、瞿维的组曲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何占豪与陈钢合写的的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施万春等人的《节日序曲》、刘诗昆与孙亦林等人的《青年钢琴协奏曲》、刘守义与杨继武的由管弦乐伴奏的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等。大型的较优秀的管弦乐作品有马思聪的《第二交响曲》、江文也的《第四交响曲》、王西麟的《云南音诗》、马思聪的《A大调大提琴协奏曲》等。
（五）中国歌曲的辉煌
建国以后，作曲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要用崭新的歌曲抒发中国人民高昂的情绪，涌现出一大批人民喜爱、久唱不衰的的优秀歌曲，真可谓成就辉煌。如王莘的《歌唱祖国》、瞿希贤改编的东蒙民歌合唱曲《牧歌》、罗宗贤与时乐濛的合唱曲《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马思聪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美丽其格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石夫的《牧马之歌》、刘炽的《我的祖国》、麦丁改编的撒尼族民歌合唱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通富的《敖包相会》、孟贵彬与时乐濛改编的云南民歌合唱曲《小河淌水》、王方亮改编的陕北民歌合唱曲《三十里铺》、李巨川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王洛宾的《高高的白杨树底下》、葛顺中编曲的新疆民歌合唱曲《你送我一支玫瑰花》、杨嘉仁改编的新疆民歌合唱曲《半个月亮爬上来》、王震亚编曲的古曲合唱曲《阳关三叠》、吕远的《克拉玛依之歌》、田歌的《草原之夜》、朱践耳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白诚仁的《挑担茶叶上北京》和《洞庭鱼米香》、李劫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刘炽的合唱曲《祖国颂》、彦克与吕远的合唱曲《七律.长征》、沈亚威的合唱曲《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秦永诚的《我为祖国献石油》、吕其明的《谁不说俺家乡好》、生茂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和《马儿啊，你慢些走》、王永泉的《打靶归来》、郭颂的《新货郎》、赵开生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劫夫与晨耕的《西江月.井冈山》、李才生的《逛新城》、雷振邦的《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晨耕与生茂和唐诃与遇秋的合唱曲《长征组歌》，丁善德编曲的哈萨克民歌《玛依拉》、四川民歌《桂花几时开》，孙云雁改编的榆林小曲《五哥放羊》，黎英海改编的哈萨克民歌《嘎俄丽泰》、《在银色的月光下》等。
（六）中国现代歌舞、舞剧和歌剧音乐的兴盛 《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中国古人对音乐和舞蹈之间自然融洽、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关系的著名论述。歌舞形式的音乐过去在我国的宫廷、官府和民间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有着悠久的传统和非常丰富的艺术积累，发展到现代又与西方专业化的音乐形式、技法相结合、融合，开始有了新的飞跃性的发展。优秀舞蹈音乐有刘铁山的《瑶族长鼓舞》、乔谷与刘炽的《荷花灯》、程云的《红绸舞》和他编曲的云南彝族的《阿细跳月》、吕冰编曲的《花儿与少年》、罗忠镕的《孔雀舞》、安国敏的《顶水舞》、明太的《鄂尔多斯舞》、管荫深的《剑舞》等。舞剧音乐创作比较成功的作品有张肖虎的《宝莲灯》、商易的《小刀会》、彦克与郑秋枫的《五朵红云》、吴祖强与杜鸣心的《鱼美人》和他们与施万春等共同创作的《红色娘子军》、严金萱等人编曲的《白毛女》和很多作曲家集体创作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等。这期间，由于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歌剧院，为中国歌剧音乐的创作走上专业化的剧场艺术轨道创造了条件，涌现出了一些较好的歌剧作品。如梁寒光的《王贵和李香香》、马可与乔谷的《小二黑结婚》、张敬安与欧阳谦叔的《洪湖赤卫队》、羊名与姜春阳和金砂的《江姐》、石夫与乌斯满江的《阿依古丽》等。 二.1966～1976年间中国音乐成果录要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间中国发生了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力使音乐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庸工具，使中国的音乐事业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损失和扭曲，是专业音乐创作最为艰难困惑、荒芜衰败的“沙漠”时期，期间有价值的作品除产生了石叔成、殷承宗等青年演奏家集体创作的优秀作品钢琴协奏曲《黄河》，吴祖强与刘德海等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瞿维改编的交响组曲《白毛女》及陈刚编写的小提琴独奏曲《苗岭的早晨》以外，只在民族器乐曲作品中出现过点点的“绿洲”。较重要的笛子曲有刘富荣编曲的《帕米尔的春天》、白诚仁的《苗岭的早晨》，二胡曲有王国潼与李秀琪的《奔驰在千里草原》、王国潼的《还乡行》、刘长福的《草原新牧民》、陈耀星的《战马奔腾》，柳琴曲有王惠然的《春到沂河》，扬琴曲有刘希圣与李航涛的《红河的春天》，筝曲有李祖基的《丰收罗鼓》、张燕的《东海渔歌》、陈国权与丁伯苓的《清江放排》、方智训的《南海渔歌》。 三.1976～1989年间中国音乐成果录要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的音乐事业又从新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在获得全面恢复的同时，伴随着党和政府“改革开放”政策下视野的开阔、思想的解放和新时代脉搏、步履，在探索中向前发展。
（一）民族器乐独奏曲与中国古乐器的振兴
新创作的民族器乐独奏曲与早期的作品相比较，在艺术表现上不仅显得成熟，而且具有创新意义。如俞逊发与彭正元为特制的低音大笛创作的笛子曲《秋湖月夜》，乐曲取意于南宋文人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一词，充分发挥了大笛低音音色的深沉、浑厚，高音音色的飘忽、清澈，描绘出了“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的江南夜色。较出色的笛曲还有王铁锤的《荷花赞》、蒋国基的《采桑曲》、詹永明的《听泉》、俞良模的《南山吟》。萧曲有吴孔团的《月下箫歌》。笙曲有隋利军与唐富的《上京古韵》、吴爱国的《潮》。二胡曲有关铭的《兰花花叙事曲》、陈耀星与杨春林的《陕北抒怀》、高胡曲有乔飞的《思念》，板胡曲有吉喆的《秦川新歌》，软弓京胡曲有王开春与王东杰的《东北秧歌》，琵琶曲有刘德海的《天鹅》、朱毅的《春雨》、杨静的《九连钰》，筝曲有曲云的《香山射鼓》、韩庭贵的《包楞调》，三弦曲有费坚蓉的《边寨之夜》，柳琴曲有徐昌俊的《剑客》等。 这期间民族乐器在演奏实践中又增添了新的声源，由于在音乐考古方面的重大发现，一些失传了的但在千百年前曾经流行过的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乐器，如骨笛、埙、排箫、箜篌、瑟、篪、编钟、编磬、火不思等，经过科学的研究后被复制、仿造出来，不仅以其独特的音色和表现力引起了外听众浓厚的兴趣，甚至成为现代最时尚的热门乐器，为民族音乐的影响力和发展注入了活力。新创作的受到国内外听众喜爱的箜篌乐曲有崔君之与李宝树的《湘妃竹》、李焕之的《高山流水》，埙曲有苏友民与陆金山的《独乐寺怀古》，骨笛曲有钱兆熹的《原始狩猎图》，排箫曲有高明的《春莺啭》、隋利军与张永发的《古驿站风铃》，瑟曲有《淡月映鱼》（选自《编钟乐舞》，篪曲有《云》（选自《编钟乐舞》）等。
（二）民族打击乐独奏曲的兴盛与民族器乐重奏曲的繁荣
1976-1989年间的民族打击乐独奏曲和民族器乐重奏曲在创作形式上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丰富多彩的“组合打击乐独奏”和“花样翻新”的“民乐重奏”大大提升展现出了民族器乐的音响风韵与魅力，拓宽了艺术表现力。如何训田的《天籁》共使用二十九件乐器，其中的筝、中阮、梆笛、竹笛、三弦、陶罐等乐器采用了几种不同的“音律”，特殊的音高关系和新的音响材料构成了独特的音响效果和立体空间感，交响了人世间感情：哭泣、呼唤、颠狂、愤怒、期待等说不尽的凄风苦雨。其它出色的作品：周龙的组合打击乐独奏《钟鼓乐三折——戚·雩·旄》选用了大堂鼓、排鼓、南梆子、木鱼、铃、吊钹、编钟、十面锣、风锣、深波、大锣与外来的乐旋律性打击乐器小钟琴和管钟琴相结合，气氛热烈、音响拙朴奇特，呈现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征战、祈雨、祭祀等充满着原始生命力的乐舞场面；裴德义与肖江的组合打击乐独奏曲《东王得胜令》，一个演奏者演奏了包括十面定音锣、四面排鼓和云锣、大鼓、大锣、小锣、铙钹、小堂鼓、梆子等近四十件乐器，音响丰富、气势雄强宏伟，形象地表现了太平天国将领东王杨秀清率领义军得胜回营时的欢乐情绪；徐纪星的马骨胡、钢琴和打击乐重奏曲《观花山壁画有感》采用壮族传统拉弦乐器马骨胡古朴的民歌风旋律，以钢琴不协和音相点缀，同时配以云锣、木鱼、梆子等六件打击乐器刻画意境，产生了神奇绚丽而有又拙朴清旷色彩效果，追溯了古代人类劳动、歌舞的生活场景；周龙的笛、管子、筝与打击乐四重奏《空谷流水》作品发挥了各个声部的表现力，乐曲既有优雅含蓄的韵味，又有粗犷热烈的气氛，一人演奏的一套打击乐器增加了音乐的空间立体感，描绘了“幽谷流泉”的自然景；胡登跳的二胡、扬琴、柳琴、琵琶、筝“丝弦五重奏”《欢乐的夜晚》借鉴了欧洲室内乐重奏艺术的经验，并探索了新的演奏技法和新的音响组合，以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表现了敲锣打鼓欢度佳节的民间风俗场面，并使“丝弦五重奏”这一艺术形式向了成熟。谭盾的筝与箫二重奏《南乡子》和徐仪的新笛、云锣、蝶式筝三重奏《虚谷》也都令人耳目一新。
（三）民族管弦乐在困境中崛起
八十年代起，外来音乐形式大量涌入中国，民族管弦乐在新的音乐市场潮流的困境中，引发出了新的音乐发展思维，即要把民族管弦乐队建成具有独特乐器音色、独特表现技巧和能够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特殊品格的乐队；民族管弦乐创作在进一步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和音乐观念的同时，要努力摆脱交响乐模式的影响和突破西方音乐思维对民族音乐的束缚。从而民族管弦乐创作理念与技法有了多元化的发展，一批面貌形态多样、各有艺术表现特色的民族管弦乐作品迅速崛起。
1．传统民族器乐小合奏体裁的探索
一些小型合奏曲深入挖掘了各地方民乐小合奏的独特风格和色彩，如张晓峰与周名煜国的《吟月》、刘文金的《寒光倩影》探索了“广东音乐”新的表现力；朱毅的《咏南》、顾冠仁的《绿野》发挥了“江南丝竹”乐队的艺术特色；赵咏山的弹拔乐小合奏曲《敦煌古韵》发挥了弹拨乐轻巧活泼、玲珑剔透的艺术特色；打击乐小合奏曲安志顺的《鸭子拌嘴》和《老虎磨牙》、朱广庆的编鼓与乐队《跑火池》、谭盾与李真贵的《鼓诗》、王原平的钟磬与小乐队《楚商》、林伟华与张大华的《秦王破阵乐》等，打出了中国打击乐的灵气和威风，表现了中华民族幽默乐观的精神和雄强的气魄。其中《跑火池》中使用的“编鼓”是八十年代新发明的打击乐器，形象地表现了满族巫师们在庄稼丰收之后举行的祭神仪式高潮时在燃烧的炭火上奔跑的惊险、壮观场面。《老虎磨牙》创造了用手掌、手指击鼓的“抓击”技巧和采用了民间刮鼓帮的“滑边”奏法等丰富的技巧，栩栩如生地描绘了猛虎下山时的威风。《鸭子拌嘴》是由六名演奏者演奏小镲、水镲、组木鱼、双云锣、中音京锣、圪塔镲等乐器组合而成的，其中仅镲的打发就有刮击、点击、轮击、滑击．、抖击、扣击等多种变化，通过敲击镲叶、镲芯、镲帮、镲边等不同的部位，获得丰富的音色变化，十分生动地描绘了一群鸭子在水中嬉戏游玩的情景。 2．东西方音乐文化交融的体裁民族乐器协奏曲的丰收
随着民乐独奏家演奏技艺、民乐独奏乐器制作工艺均达到成熟，协奏曲这一西方专业音乐体裁在新时期的民族器乐创作中受到青睐，从而诞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如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采用规模更大的多乐章结构展示丰富的乐思，通过“关山行”、“烽火操”、“忠魂祭”、“遥望篇”四个乐章抒发了当代人对中国古老长城的感受，讴歌了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和未来。此曲以序奏中出现的“长城特性音调”主题贯穿于整部作品，第一乐章独奏二胡音调深沉、舒展，旋律的展开采用了民族曲调中连绵不断的发展手法，其深厚的民族音乐意蕴和独奏与协奏之间所呈现出来的“交响性”、“史诗性”使这部乐曲成为本时期民族管弦乐创作走向成熟的一座里程碑。其它代表性的作品：朱晓谷与张晓峰的二胡与乐队《新婚别》以单乐章的形式和贯穿对比与再现的曲式原则，通过“迎新”、“惊变”、“送别”三段音乐揭示了中国古代诗人杜甫的同名诗篇中的一位古代新婚少妇在与丈夫生离死别时的悲痛、复杂的心情；瞿小松的管乐协奏曲《神曲》是根据屈原《九歌》的诗意而创作的，全曲通过“天帝与河神”、“山怪与地鬼”、“礼魂”三个乐章体现了《九歌》中的神话色彩和民间气息以及神秘空灵的意境（这首乐曲要求独奏家能够吹奏排箫、篪、埙、曲笛、梆笛、巴乌、葫芦丝等多种管乐器）。新时期出现的民族乐器协奏曲当中，还有一类是由西洋管弦乐队协奏的，如王树的双筝与交响乐队《回旋协奏曲》、辛沪光的马头琴协奏曲《草原音诗》、吴祖强的琵琶与管弦乐协奏音诗《夕阳箫鼓》、朱践耳的唢呐协奏曲《天乐》、杨立清的琵琶与乐队《乌江恨》等。其中取材于古曲《海青拿天鹅》的双筝与交响乐队《回旋协奏曲》尽可能地运用了筝的按、滑、揉、颤及“摇指”、“扫弦”等演奏技巧，使筝在交响乐队丰富的复调、和声的衬托之下更好地发挥了它的独特的色彩。 3．大型民乐合奏曲的蓬勃发展
本时期大型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创作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依靠深入挖掘传统音乐以发展民族乐队艺术的，多采用古代题材或民间生活题材和民间音调素材，如彭修文的合奏音诗《流水操》的音乐素材取自古琴曲《流水》，乐曲描绘出了由涓涓溪流汇成滔滔大河的壮丽过程，表现了人们对山河的热爱之情，既有传统韵味，又溶进了现代人对自然景色的感受。此类作品还有朱舟与俞抒和高为杰的合奏《蜀宫夜宴》，表现了我国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宫廷夜宴的歌舞场面，其素材的运用、曲体的构成、乐队的编制与配器、音乐的格调与情趣皆大体依据有关的文物与文献资料予以创意铺陈，奏出了作曲家想象中的中国古代乐响；赵秀与鲁日融的合奏《长安社火》以秦腔音乐为素材，突出了具有陕西地方特点的板胡、唢呐、笛子、三弦和打击乐器，表现了陕西农民新春佳节“闹社火”的欢乐场面。第二类是大胆借鉴异体的西方音乐文化经验来获得民族乐队的升华，多采用现实生活题材，音乐素材与传统音乐、民间音调的联系往往比较间接，如徐景新与陈大伟和陈新光的交响音画《大江东去》的结构是采用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的音乐发展思维的唐大曲与奏鸣曲相结合的形式，使乐曲以宏大的气势表现了一泻千里、惊涛拍岸、江河奔流的画卷，富于哲理性地歌颂了中华民族雄强。此类作品还有何训田的合奏曲《达勃河随想曲》，描绘了达勃河畔神奇迷人的景色和藏族刚强豪放的性格，其素材运用了一些藏族古老的民歌，由于调性变化频繁，并且在器乐织体中加进了男、女高音哼唱的两个特殊声部，所以音响效果新鲜，音乐形象独特；金湘的交响音画《塔克拉玛干掠影》由《漠原》、《漠楼》、《漠舟》、《漠洲》四个乐章构成，描绘了一幅幅神秘而迷人的沙漠风光，其素材选用了新疆南部的民间音调，现代作曲技法引入使音乐色彩更富于变化,尤其是在第二乐章《漠楼》中采用了无调性、多调性、微分音手法构成了神奇梦幻的海市蜃楼的景象。
（四）中国室内乐在探索中前进
八十年代初，“*”后培养的一代青年作曲家开始崛起，他们以大胆的音乐创造打破了中国乐坛以往的平静，其作品在国际音乐比赛中频频获奖。如瞿小松的大提琴曲《山歌》和叶小钢的大提琴曲《中国之诗》获“1982年美国齐尔品协会作曲比赛”并列一等奖，谭盾的弦乐四重奏《风.雅.颂》获“1983年德累斯顿国际韦伯室内乐作曲比赛”二等奖，何训田的弦乐四重奏《两个时辰》获“1987年德累斯顿国际韦伯室内乐作曲比赛”三等奖。
（五）抒情歌曲与通俗歌曲的繁盛
1976年*结束以后，歌曲作家们“左”的精神枷锁逐渐彻底解除，重新获得了为人民歌唱的自由权利，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抒情体裁的歌曲涌现出来。以施光南的《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郑秋枫的《我爱你中国》，谷建芬的《那就是我》，铁源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十五的月亮》，王世光的《长江之歌》，张乃诚的《再见吧，妈妈》，吕远与唐诃的《牡丹之歌》等为代表。
七十年代末期，以邓丽君的歌声为代表，来自港台的所谓“时代曲”猛烈冲击大陆歌坛，广大青年开始有了追求新的精神生活的强烈渴望，很多词曲作家投入到通俗歌曲创作的滚滚大潮当中，我国通俗歌曲在以李谷一为代表的一些演唱新星的歌声中诞生，并从此迅速繁盛起来。
七、八十年代有影响的通俗歌曲有吕远与唐诃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王酩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王立平的《太阳岛上》、《牧羊曲》、《大海啊故乡》，刘诗召的《军港之夜》、《爱的奉献》，谷建芬的《世界需要热心肠》、《思念》、《绿叶对根的情义》，李黎夫的《心中的太阳》，雷蕾的《少年壮志不言愁》，郭峰的《让世界充满爱》，崔键的《一无所有》，苏越的《黄土高坡》，赵季平的《妹妹曲》（张艺谋词），毕小世的《父亲》，解承强的《信天游》，徐沛东的《我热恋的故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等为代表。
【抒情歌曲】从音乐本质上讲，所有的歌曲都具有一定的抒情性。它特指以抒情为主基调的歌曲。 歌曲可分为民歌和创作歌曲两大类，亦可从另外的角度予以分类，冠以各种名称。如按题材可分为叙事歌曲、抒情歌曲、革命歌曲等；按体裁可分为分节歌曲、通谱歌曲、舞蹈歌曲等；按演唱形式可分为独唱曲、重唱曲、合唱曲等。歌曲还可按它所起的作用、群众对它的熟悉程度以及演唱方式（由群众自己演唱或由演唱者演唱给群众欣赏）而分为两类：一类通称为群众歌曲，另一类通称为艺术歌曲。如此等等。
【通俗歌曲】多适于用通俗唱法演唱的歌曲，是通俗音乐的主要形式。 【通俗唱法】可谓千差万别，但一般可以概括为以歌者的天生自然嗓音条件的充分发挥与运用为基础，以突出表现个性化的审美情感为中心的演唱方法。通俗唱法之提法，源自于我国“电视歌手大奖赛”。通俗唱法与美声唱法相对，又与民族唱法相区别。
通俗唱法的目标是要完成一件“时尚的休闲装”，首要注重“款式”而非“质地”，故其原声音质水平较弱，需要借助扩音设备来包装、修饰。
【美声唱法Bel Canto】以歌者头、咽、胸腔共鸣，声带和气息的科学运用为基础（如按发音生理条件的不同，把歌者划分为高、中、低三个声部），以美化声音为中心的一种程式化的演唱方法。它诞生于意大利，主要用于歌剧和艺术歌曲演唱。
Bel意为精美、优美。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堂为颂赞上帝之荣耀和表现虔诚之心，不惜以阉人歌手来取得天使般圣洁无暇、纯净甜美的嗓音，出现了早期的美声歌唱风格。1600年随着欧洲歌剧的兴起，诞生了能够表现戏剧化情感的美声唱法，其声音能够穿透整个乐队。
【民族唱法】现代特指出自学院派的，以一定的地方语音、语调为基础，以风格化的吐字行腔为中心的“中西结合的民族唱法”。广义上讲，包括各地传统的民歌唱法。
“以字领腔”、“依字行腔”、“字正腔圆”、“以情带声”、“声情并茂”、“神情兼备”、“唱演均重”等构成民族唱法的总体特征。
【通俗音乐】指易于被一般听者所接受、理解的音乐，通常为流行音乐的主要内容。如一般的电影歌曲、爵士音乐、摇滚乐、拉丁美洲的伦巴和探戈等歌舞音乐、中国的时代曲和群众歌曲、黑人灵歌等。
当然，柴科夫斯基的舞剧《天鹅湖》中的舞曲、贝多芬的钢琴曲《致爱丽丝》、J.施特劳斯的圆舞曲《蓝色多瑙河》等古典音乐作品也应算做通俗音乐。
【流行音乐】泛指时下所盛行的音乐。特指时下所盛行的新型音乐。
它虽然与通俗音乐关系紧密，但流行的音乐不一定就通俗，通俗的音乐不一定就流行，今日所盛行的不一定是明天所流行的。
音乐
音乐是凭借声波振动而存在、在时间中展现、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的艺术门类。
《乐记》：“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 。
特征：主体性、情感性、非语义性
因素：时间（节拍）、声响（音质的差异，和声学）、精神或灵魂（灌注生气于声音：旋律）。 分类：古典音乐、民间音乐、先锋音乐、流行音乐
古典音乐
音乐就是精神，就是灵魂，直接为自己而发出声响，在听到自己的声响中感到满足。但是作为美的艺术，音乐须满足精神方面的要求，要节制情感本身以及它们的表现，以免流于直接发泄情欲的酒神式的狂哮和喧嚷，或是停留于绝望中的分裂，而是无论在狂欢还是在极端痛苦中都保持住自由，在这些情感的流露中感到幸福。 特征：乐调的和谐、情感的节制、心灵的宁静
流行音乐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流行音乐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它有别于严肃音乐、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
流行：
1）为多数人喜闻乐见； 2）处在雅俗文化的比较之中；
3）用于描述一种“人们为自身而制造”的文化； 4）意味着大众媒介通过商业利益对人们的强化。
音乐与媒介
从文化传播方式来看，流行音乐产业的形成离不开传播技术的支撑、商品市场的开发，而市场的开发又离不开媒介如电视、广播电台和互联网的宣传推广。
从具体传播角色看，流行音乐需要具体的传播媒介才能播放，如磁带、唱片、留声机、收音机、随身听、数字光盘（CD机）、MIDI、电视、互联网等。
媒介即信息。传播媒介不仅决定音乐传播的速度、存储量的大小、音质的好坏，还决定听众参与的程度、接受的方式和效果。
媒介新体验 表现方式的变化： 视与听的结合 身与心的结合 欣赏与制作相结合 动感地带： 演变：中国
1、历史渊源：
历代统治者把用于王室祭祀、宴享、朝贺之乐称为“雅”，把传播于民间的、地方的音乐称为“俗”。 春秋战国：乐则《韶》、《舞》，“放郑声”，因为“郑声淫”。《诗经》（北方15诸侯国的地方民谣）和《楚辞》（南方民歌如《九歌》）。
汉唐：西域民谣内传、百戏、散乐（俳优歌舞杂奏）。 宋代勾栏瓦舍中的说唱音乐发达 元杂剧、散曲 明清的民歌和小曲
2、现当代：音乐教育和中西音乐的融和。
雅俗共赏的音乐：“通俗上口又蕴含新意，质直如话又神味隽永”。
20年代末的上海“时代曲”。以1927年黎锦辉创作的适合小市民口味的歌曲《毛毛雨》、《桃花江》、《特别快车》为代表。30年代任光《渔光曲》、《王老五》，聂耳的《卖报歌》、《一个女明星》，贺绿汀《天涯歌曲》，刘雪庵《何日君再来》。
30、40年代的救亡群众歌曲：聂耳《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冼星海《不怕不抵抗》，麦新《大刀进行曲》。
50、60年代苏联歌曲内传（《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梅花儿开》、《喀秋莎》）影响了专业工作
速度与柔情 身体快感 身份确认 者的流行歌曲创作。《在那遥远的地方》（王洛宾词曲）、《敖包相会》（海默词，通福编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卢芒词，吕其明曲）等。风格：明朗、抒情，具有理想化的浪漫色彩。 *时期：语录歌《北京金山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红星照我去战斗》。
70年代末、80年代初，港台歌曲、台湾校园歌曲和外国流行歌曲开始流行。邓丽君《小城故事》、《月亮代表我的心》。
80年代初（80－84）：李谷一《乡恋》、苏小明演唱《军港之夜》、谷建芬《年轻的朋友来相会》、铁源《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黄仁清《草原牧歌》、张明敏《我的中国心》等。
80年代中后期，崔健《一无所有》（1986）、苏芮《跟着感觉走》（1988）、齐秦《狼》（1988);卡拉Ok的出现与流行；摇滚乐队唱片《无地自容》（黑豹）、《梦回唐朝》发行。
90年代：城市民谣和校园民谣热《小芳》（1992)、《涛声依旧》（1993）、《同桌的你》（1994）；93年5月北京音乐台开播《中国歌曲排行榜》；97年后，摇滚乐成为主流音乐，另类音乐诞生（布鲁斯音乐、朋克音乐、电子音乐等）。
21世纪：电视音乐“超女”、周杰伦、国外蓝调乐曲。
外部特征
流行：1）来得快，去得快；2）受欢迎程度高（音乐排行榜、票房价值、歌迷的数量、巡回演出的频率等）。
通俗：乐曲和内容上的喜闻乐见。1）通俗唱法（相比于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而言）；2）平民视角（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情感，如爱情、友情、亲情等）；3）商业背景：从剧场、音乐厅到酒吧、舞厅、广场。
大众性：乐迷是很少受到专业教育的、数量巨大的普通民众。1）非专业、非等级化的；2）由若干“小众”构成；3）主体的流动性。 商业性和娱乐性：流行音乐的产业化。
流行音乐鉴赏
BEYOND
光辉岁月
这首歌是80年代流行摇滚音乐的代表作,当时比较流行摇滚组合.例如BEYOND 就是当时香港红及一时的摇滚组合.二战后的流行音乐中有摇滚乐、蓝调和新的爵士乐“比博普”。其中摇滚乐（Rock & Roll）成为主流原因有二：一是二战后音乐中电子技术的发展；二是新时代大众心理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尤其是青少年对突破传统的渴望。摇滚乐源于美国，是黑人音乐的节奏与白人乡村音乐和西部音乐的有机结合。摇滚乐强烈的节奏、以爱情为主题且简单直白的歌词以及演奏者身背吉他边歌边舞的演唱形式、奇特的装扮强烈地吸引着战后的新一代青年。摇滚乐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猫王”普莱斯利。英国的“甲壳虫”摇滚乐队也是风格独特的摇滚乐代表。他们的演奏对以后的摇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人们对摇滚乐的评价不一
台湾R&B天王周杰伦的代表作> 它糅合了R&B的特点和中国古典音乐的新一代音乐. 70年代以后，音乐风格更加多样， R&B就是其中一种.表现在具有即兴性、强调借助和运用电子手段、注重话筒的操纵技术、商业化倾向日趋明显。流行音乐的发展日益走向繁荣。
这类流行音乐反映了现代社会青少年一代的情绪追求，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流行音乐是突破传统、缓解竞争压力、宣泄喜怒哀乐的一种最直接方式。日益繁荣的流行音乐活动也改变着人类的娱乐和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