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在图书馆偶然找到一本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感觉非常不错，是钱穆先生1952年所作关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演的讲稿。作者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清晰的阐述了他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观点，主要考察汉、唐、宋、明、清五朝的组织、考选、赋税、兵役等制度。我看的这本书是1966年香港出版的，内地也有相应的版本，是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研究政治特别是现实政治，离不开对政治制度的考察，而要研究政治制度，又需要研究相应的背景。钱穆先生不仅认识到这一问题，还更进一步提出“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以及研究政治制度必须同时注意与之相配合的人事。这里所说的人事非指现代意义上的干部安排和人员配备之类的事，而是指人的作用。并且，先生而强调制度必须跟着人事变化而变动，认为制度的产生主要根据人事的需要，并展现出时代性和地域性，同时还具有利与弊两种特性。先生反对那种简单的根据现代意识否定传统，将过去历史说成是“专制”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时，他也看到，一项制度的产生必然有其原因，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注意到的就只剩下制度的外貌，而忘记了制度的本来意义，这时候其实制度已经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了，因而就有变革的必要。也就是说，在理解制度的时候，要着重了解制度的背景和原始目的，而非简单的观察其外在形式，同时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按照制度的内在精神及时调整这些制度的外在形式。看到这里，我还想到一些人常常推崇英国之类的国家那种对传统礼节的坚持，这其实恰恰反映了这些国家对制度外在形式的盲目坚守，而忽视了制度的内在精神。比如英国议会有个关门的习俗，这起源于数百年前的特定需要，现时代早已无此必要，如果理解了这个制度的内在精神，就会很自然予以废止。当然了，这或许也跟民族特性有关，不仅仅是对制度的理解问题。
通观自汉至清的制度演变，可以看到皇权不断加强的历史趋势，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中央权力日益增强，地方权力日渐虚弱，进而地方制度不是在改进，而是变得更差。钱穆先生特别推崇汉代的地方制度，认为汉代地方层级少，县之上为郡，而郡之太守即为与九卿平级的二千石官员，这就使得官员升至高层的机会远多于后世。就中央制度来说，离不开皇室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这里的政府主要是指宰相及其下属。在汉代，众多官职还保留着皇室私臣的遗迹，既体现在名称上，也体现在职权上，虽然已经实现化私为公，但还未清晰的区分皇室与政府的关系。而原本作为皇室管家的宰相，现在变成了国家的管家，但仍然管理着的皇室，这体现在其下属御史中丞即是皇室的主管官员，其所属九卿中有多位是主管皇室事务。但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宰相的权限很大，可以对皇室实施管理，当然不能说这是对皇帝进行管理，宰相只有限制皇权的作用，却没有管制皇权的能力。至于考选制度，汉代设立太学，其学生经过考试分为甲等、乙等，前者直接出任郎官，到宫廷实习，进而授官；后者则到地方为吏，接受锻炼，然后获得任郎官，得到被提拔的机会。后来实行举孝廉制，即地方推选孝子、廉吏到中央，这时候主要就是那些从太学派到地方为吏的人得到提拔，因而可以将汉代考选制度归结为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三项手续，后来又增加了考试环节，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不依赖于门阀贵族势力的士人政府。当然，后来举孝廉看重家世，而轻才学，已是制度的演化所致，体现了制度的一些弊端，此是后话。就经济制度来说，则实行轻徭薄赋。而对山林池泽、盐铁等事，先前实行了私人经营制度，并只收很少的税，后来则收归国营，并一直沿至清代。因而，钱穆先生用现代的语言将那时的制度归结为节制资本，但未能平均地权。兵役方面，则实行全民皆兵，分为卫兵、戍卒，和在地方服役三种形式，前者到中央，中者到边郡。这里还牵涉到服役的制度，一般根据人口情况来安排，这时候很多人就想办法规避，于是很多人自愿被卖为奴，以便让富家大户为其缴纳免役钱，这时候就产生了“奴隶”的大规模增长，后来光武帝实行废奴政策，不见得是爱惜百姓，而是出于卖奴影响了国家征役的考虑。唐代制度自然发生了变化，但却是来源于自汉以来制度不断演变的传统，并非无本之木。唐代改变了汉代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分的制度，而设立中书、门下和尚书三省，三省长官皆为相，其中中书掌制令，门下掌封驳，尚书省设六部，掌执行。中央社最高机构政事堂，由三省最高长官组成。但是由于唐太宗曾任过尚书令，自此无人敢任该职，于是尚书省无最高长官，而由左右仆射同时主管该省。只有左右仆射兼衔“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义时，才有机会参与政事堂会议，获得真宰相的地位。这时的地方制度较汉代增加了层级，并产生了节度使拥兵自重的弊端。而唐代的考试制度则很值得一提，它完善了科举制度，并将其作为考选官员的重要形式，取代了九品中正制，至于它有没有良好的避免富家大族的影响，则要看具体的人事了。经济和兵役制度则都经历变革，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将田租、服役、纳捐分开，并由国家供养府兵。后来由于这些制度弊端丛生，特别是执行混乱，导致变革，但变革更多的出于便利的需要，危害更大，这就是两税法和募兵制，尽管为了减轻负担，但却导致负担的增加，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覆亡。
宋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弱”，它没有建立真正有效的制度，因为统治者对失去政权的担心，而采取分割相权、供养冗官冗兵、重文轻武等措施，力图在限制官员势力的同时，保住自己的地位。这就导致了宋代的积贫积弱，面
对强大的辽夏，没有对抗的实力。这个时候的制度已经呈现出重规定，轻人事的问题，强调严格遵守规定，反对主事者根据制度的内在精神灵活运用，具体体现在科举中的糊名制度，当然这是有利于公平的，但却也丧失了灵活性。
明代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不断扩充，撤销了宰相之职，六部尚书直接面对皇帝。由于皇帝也难以一人应付全国的政务，因此需要内阁大学士的参谋，后来随着皇帝日益荒废政事，内阁大学士遂得以操权，但在名义上他们仍然地位较低，不过出任大学士的人地位并不低，大多是六部尚书或者皇帝的老师等。地方上则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司，并进一步增加地方层级。并且在这个时候，还产生了胥吏与官员的严格区分，不再像汉代那样吏是作为出任官员的实习，而是明确规定吏不得为官，但由于胥吏通常都是专业人员，负责制度的具体执行，引起这些人的不满自然导致有令不行。赋税方面的一条鞭法与以往的田赋、丁税合一的制度一样，在经历了短暂的便利之后，又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增加，加重人民的负担。
钱穆对清代甚为不满，这可能也与他存在的一些“大汉族主义”有关联，他基本上将汉族等同于中国，将蒙古和满洲人视为外人，这恐怕已经跟不上时代潮流，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和实际情况。但他所做的制度与法术的区分还是很值得赞赏的，他认为出于私心所定立的制度不能算是制度，而是一种法术，清代统治者采取了很多措施保护满洲特权，而非出于公心，自然是一种法术，虽然其他朝代的统治者也属于家天下，但他们在保护皇室权利的同时，也注重从国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即便这些朝代也有富族大户获得特权，但那主要是其实力使然，而像清代那种刻意照顾一个特权集团的情况则属少见。在清朝制度下，汉族人难以得到重用，自然希望反抗和革命，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来就是变法和革命，这里作者关于革命和起义还做了很有意思的区分，认为后者主要是基于人事原因，制度不是导致起义的原因，而是执行制度的人事问题导致的，通过起义推翻了执行者，更换一批制度执行者，就可以实现安定；而革命则是为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这时候就不是人事而是制度本身存在弊端了，所以要通过革命更改这种状况。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大多数都是起义，即在制度范围内通过改变人事来纠正问题，而清末则呈现出制度本身的弊病，因而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制度，可以发现中央日益集权、皇帝日趋专制的发展趋势，历史是不断演化的，作者批判了那种将历史简单的归结为专制的幼稚想法，体现出作者的一种发展的历史观。另外，也应看到，中国政治制度总是面临着执行难的问题，由于人事的原因，很多制度最终都走向异化，这在地方制度上体现的很明显。历朝历代都会在地方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监察机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机构最终都成了行政机构，甚至变成了一级地方层级，汉代设立刺史行监察权，后来演化为行政上的“州牧”；唐代则是节度使；宋代代表中央管理地方的知事后来成为正式官职；元代的行中书省后来成为一级行政区划；明代设总督、巡抚主管临时事务，到清代已成为正式的地方大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作者：钱穆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讲 汉代
一、汉代政府组织
二、汉代选举制度
三、汉代经济制度
四、汉代兵役制度
五、汉制得失检讨
第二讲 唐代
一、唐代政府组织
二、唐代考试制度
三、唐代经济制度
四、唐代兵役制度
五、唐代制度综述
第三讲 宋代
一、宋代政府组织
二、宋代考试制度
三、宋代赋税制度
四、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第四讲 明代
一、明代的政府组织
二、明代考试制度
三、明代赋税制度
四、明代兵制
第五讲 清代
一、制度与法术
二、清代的部族政权
三、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
四、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
五、清代的统制政策
六、民众的反抗运动
七、变法与革命
读书札记 一本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匆匆合书，确实感慨良多。民国时期成名的那些学术宗师果然气度不凡。全书浑然天成，没有现代那些学者所谓著作中透出的浮躁与虚华。更无论钱先生出身钱塘钱氏望族，学识风度令本人一介扬左布衣大为倾倒。钱穆先生书中提到，古人的字号名不可乱喊。只有天子可以直呼臣子姓名，在士大夫之流，无论高下，即使是痛骂批驳也必称其字。那么这篇随感便遵此制，称钱穆先生为宾四先生，提到一切人名也尽量用字或封号。在全书最后的总论中，宾四先生提到，自西汉以后，中国便不在专制的圈子里了，中国社会越来越平等以至于越来越无力。此言一出，余一介愚夫疑窦丛生。细细品来，确实大有道理。
何为专制，在余看来便难以定义。日常生活中但凡政治往往皆由认识不同而起，认识不同而又多起于对事物的定义相歧。例如后文还会提及的另一个词语，封建制度。
专制，给出的一般定义多是帝王和君主独自掌握政治权利，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由此看来，始皇之后便没有专制了，不过，这句话也不是那么合乎情理，与常识相悖。不过，真正意义上的专制，中国的确少有。
两年前网上流传一个视频，江泽民主席接受CNN采访。在反驳别人批驳自己是独裁者的时候，江主席的第一句话就是：“What\'s meaning of dictators?”。中国的证据是不允许独裁者存在了。从最简单的层面上来说，中国幅员太过辽阔，人口太过众多，不可能允许一个统治者完完全全的独断专行，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可能关于专制问题，周天子之后中国政治的中央集权倾向是诱导人们形成中国政治是专制政治的重要原因。不过，中央集权，其受者乃是中央政府，而非皇帝个人，自西汉以降，宫廷与朝廷便以开始逐步划分清楚。中央一旦集权，除了皇权与相权（也就是宫廷与朝廷）还有就是中央官制的问题，专制与否，也就谈论不上了。
曾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皇帝与宰相是在一根绳子的两边角力。当皇帝强势时宰相便式微，如汉武帝。当宰相强势时皇帝便被架空，如张居正。虽然相权在明太祖最终被废（这里不得不提，宾四先生认为，相权不可世袭而皇权世袭主观上降低了相权的地位乃是历史原因），不过皇权的周围始终有掣肘之处。自宋朝开始，清议（及谏官言事）始终是宰相大敌，宰相是政府首脑，那便是批驳宰相。到了明朝，谏官仍在宰相不存，此时政府既非独相制，又非群相制，实际上是一个有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多头政府（内阁大学士始皇帝私人秘书而非政府首脑），谏官批驳六部就是批驳皇上，而谏官们多又是清名在外，皇帝不得不考虑自己行为会被谏官们如何评价。
明朝的谏官们就曾在朝堂之上打死权臣。可见皇权也只能带着镣铐起舞，更不论中国政治传统的制衡智慧，还有皇权赖以生存的根本，祖制和民心。
皇帝不专制，社会也不一定平等。然而，自西汉刘彻削藩之后，这种不平等也消失了，甚或说早至始皇帝一统天下，不平等就消失了。必然有人会以奴隶的存在和门阀士族的形成来进行反驳。不过，就像遗产可以继承而官位不能继承一样，政府，或者说皇权承认的不平等不存在了。天下一家独大。不再封侯不再封伯，何来封公建国以及之后的层级划分呢？
宾四先生将士族的形成归于出身，更确切的说是受教育机会的差异。彼时印刷术尚未发明，典籍多以竹简或丝帛的形式由世家大族所有，士族子弟便拥有了更良好的教育机会和资源而传承下来。若说这不平等，就如同乞丐指责富二代抢走了原本属于他的财富一样，须知，汉初的宰相也都是布衣啊，士族的形成只能说是社会流动性的减缓的表现。进一步说，政府是不会承认或扶植某种不平等势力壮大的，其制度在本体上合理，最起码在一开始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否则又岂会有文景之治的出现呢？犹如宾四先生所说，没有哪一项制度能亘古不变。一项再好的制度若无改进也必将流弊后世。即如那个声名不佳的乡举里选，还有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等等，无不是力求平等，只不过后来为一些人所利用，而制度的改进又不到位，才在历史上留下了坏名声。
至于奴隶的存在，汉朝及日后奴仆等形式的仆从的出现，皆为本人自愿，彼时政府不如近日，没有现代的人文思想，不平等一说，不论也罢。
自高中修习中国古代史以来，封建制社会的含义在余看来极为模糊，也从未有人提起其准确定义。顾名思义，有封则有建，真正意义上的封侯封伯不是后来的封爵，例如李靖被封为卫国公，王安石即被追封为荆公，包拯也被封为文肃公，而是要封疆裂土的。这样的做法秦以后就断绝了，就连皇族同姓封疆成为诸侯王的情况西汉以后除了明朝也不存在了。何来封建呢？然而若非封建，又如何称呼中国古代社会呢？未见宾四先生此处有论述，姑且称之为非典型性封建社会吧。
若是以古代中国人不太在意的主权概念看待，更加不知所云。路易十四曾经豪言壮语：朕即国家。中国从未有皇帝言出如此，除了元代清代为异族所有，国家主权，甚至政府都难说由皇帝拥有。中国历代帝王，身后不是资产阶级（工商业遭到压制），不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是被统治对象和新统治者酝酿的温床），也不是军人（中国虽曾军阀混战例如晚唐五代，也曾经军人黄袍加身如赵匡胤，不过始终没有出现军政府）。帝王唯一可以依靠的便是知识分子。然而知识分子对于皇权的支持是公心的，他们的礼仪是出自经典的，中国非典型性封建王朝主权归属尚且犯难，定性就更加困难。
宾四先生谈论了一个被无数次提及的话题，改革与革命，这里想牵出来单独一说。
前文提过，制度没有永远的好与坏，制度本身的好与坏与实际执行效果的好与坏似乎又隔了一层。宾四先生说王安石改革家的名号是列宁赠与的，似乎颇为不屑。待得有宋一朝论及青苗力役诸法，荆公为神宗相（神在谥法里的意思是不知所云，也就是史官们也不知道如何评定这个宋神宗），先生又为其新法为司马温公所废而扼腕叹息。言语中对荆公甚为尊重，合书之后方知，先生批驳的乃是国民人云亦云的陋习。
在改革与革命之后，宾四先生又加了一者，造反。不由想起一则趣闻，相传法国大革命时，巴黎人民攻打巴士底狱，要求限制王权。侍从向只知游马打猎的路易十六报告，路易十六愕然道：“怎么，造反了么？”侍从回答，“不，殿下，这是一场革命。”
造反，说的简单些，便是一个社会的领导层集体换血，最多伴随着对原有制度的修补。也可以说，造反往往附带着进行层次较低的改革。革命则并非如此。革命者，破旧立新也。破的是旧制度，立的是新制度，绝不仅仅只是人事。以此看来，近百年的两次重大变革都是革命已是毫无疑问。秦灭六国或许也能跟革命一词沾边吧。
宾四先生生于晚清，长于民国，客居香港，卒于台湾。民国时期学术界百花争艳，为其当代史学泰斗地位奠定基础。书中宾四先生力赞孙逸仙博士是真正的改革家，大政治家。相比之下，康有为之改革而不革命，以及章太炎之革命而不改革，文人之作也。
谈到封建制，那么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也就稍带提一点。从周朝的分封到清朝，地方权力被不断地削弱是不争的事实。众多史学家谈及此处，皆首推汉制，唐为次，宋再次之。明清就不入流了。
1993年朱铁相分税制改革中，中央从地方税收收入的提成又三成增长到七成。这项举措与汇率并轨一起成为中国大陆在98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的重要基石。同时这项改革的副产品除了让中央财力增长以外，更多的是让地方更加服从中央政令。毕竟财力与说话的口气成正比，古代亦是如此。汉唐无一例外赋予地方雄厚的财权，吏制分级较少，官员升迁较易。然而宋朝积贫，便在于五代晚唐军人当政遗风让宋太祖决议根除地方格局的经济基础，赋税地方不留一点，以致地方羸弱。至于明清两朝，原有的层级被特务机关，南书房以及后来的军机处的出现而打破，吏制分层日冗，已然不堪。
宾四先生写道：罗马之后无罗马，然大唐之后仍有中国，无论宋元，中国始终是中国。
一部中国史，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制度，在宋以前，创建得多。权术，自宋以后，玩弄的多。中央从三公九卿到三省六部，从独相制到群相制，中国的政治制度似乎越来越好。宋朝虽然无甚创建，不过亦无毁败。明清之后，废宰相，分军权，设内阁，制度愈发不合理，宫廷渗透甚或说压制了朝廷。人心向私，到了异族统治的清朝，帝王心术登峰造极，平衡满汉早已粗浅。压制汉人势力，却又讨好民间百姓推行了聊胜于无的摊丁入亩，这已经不是治国的制度，而是愚国愚民的权术。所谓中华民族的劣根性，怕便始于清朝。
郭沫若一句：“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使中国的历史后退了好几百年。”确实精辟。 余以为，若是研究政治，汉唐为最，宋亦可，那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峰。明朝混用的皇帝一把，却享国日久，那是归功于朱元璋和朱棣集权制度的制定，至于元清二朝，不提也罢。
宾四先生书中所诫，要以历史的阳光看待历史。历史上的制度要以制度实行时的客观意见来评判，而不能以现代的眼光评价。否则，一切制度一切人事都不可要。同时，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历久弥新。中学时，管这种说法叫做历史局限性。恰如以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看皇帝生杀予夺是在不可接受。然而当时确实必须。三省六部制权责清晰，皇权相权分配合理，但是这种制度再好也不可能让现代任何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采用，亦是此理。
读史之时，常常思考现代中国最类似那一种制度，余以为三省六部制是也。总理为政府首脑，政府的最高权力不是执行，而是“预闻决策”。凡有权参知机务者皆有宰相之实。那么国务院就算是群相制政府好了，毕竟总理负总责但也决然不会独断，此为尚书省职能。那么拟旨的中书省和审核的门下省呢？分与人大与政协似乎不妥。
谈及汉唐经济，汉朝节制资本，但未保证底层均富。唐朝包拯底层均富却为节制资本。皆有不足。不由想到今日中国现状，想邓公当年究竟是为情势所迫还是不如毛太祖精熟历史，时至今日竟由资本绑架政府，那些建屋筑瓴的商人势力膨胀，实为败笔。
后记：
读史，最起码的一点好处就是教会人不至于过度武断的看待问题。中国人一向擅长的辩证法在历史上可以获得最佳的试验场。余学识尚浅，言语粗俗，难免贻笑大方。但是，就如同历史会不断进步一样，希望日后某日再读此文，自己在哑然失笑的同时能有更高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