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观后心得
前几天读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书不厚，仅160多页，讲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组织、考试、经济、兵役等制度。读罢，仿佛重游了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而且是之前很少触及的中国政治史。毕竟，中国历史更像是一部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甚至军事史，惟独少有谈及政治的部分。读书时学唐诗宋词，所谓政治，也无非是作者被罢黜，郁郁不得志，如此作为讲述其文学价值的大背景而已。 贯穿全书，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
这恰恰表明了钱穆先生写书时的环境。《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写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现今，那时候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就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其实，这种倾向现在也没有完全终止，我们常常碰到一些中国人，一遇到问题就开始抱怨“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不可取，如何如何落后”，好似中国害了他。）
与那时相比，现今的中国自信了，也更理性了，我们能够正面自己的问题，也理直气壮的接受自己的优点。百家讲坛的火爆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它是否在以娱乐的方式讲述传统文化，但它毕竟证明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传统、对历史乐于接触和探求了。但这种理性在当时尚不存在。对于当时抹杀历史的观点，钱穆先生在书中说：\"我们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一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一个皇帝，便是坏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
书中随处可见从历史角度分析当时人所处的情境，以及对现代的影响。比如，对于中国没有专以政治思想成名的人物，钱穆先生的观点是：
\"只因中国读书人多半做了官，他们对政治上的理论和思想，早可在实际政治中表现了。用不着凭空著书，脱离现实，来完成他书本上的一套空理论。于是中国的政治理论，早和现实政治融化合一了。\"
关于中国缺少西方的“民主精神”，钱穆先生认为：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传统，则常求取决于贤人。春秋时即有“贤均从众”之说（见《左传》）。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假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关于明朝始创的八股文，钱穆先生认为其本意在于公平的录取人才，只是后来变坏了（是不是有点像当前中国已经实行了30多年的高考？如果我们简单粗暴的抹杀高考，那就是犯了武断的毛病）：
\"开始时，也并不是政府存心要愚民毁丧人才的，目的还是在录取真人才。然而人才终于为此而消磨了。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
最后，在总论中，钱穆先生谈到历史的作用：
\"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
我想，这本书的主要作用在于启发读者思路，使人认识到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其复杂的一面，除此之外恐怕没有太多意义。
举一例，以该书对“贤人”政治的描述来说，钱穆显然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士大夫式的精英意识，以及不谙政治实务的书生意气。我们这个国度的实际情况是，除了去世的人或学术、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的人，哪里会有各方公认的“贤人”？台湾马英九的忠实拥护者或许会将陈水扁视为贪鄙小人，而对方的铁杆选民则往往将陈视为乡土英雄。在对人和事并没有一致看法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呢？
这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由谁来判断哪一位是“贤人”？你？我？还是钱穆？如果“我”认为陈是“贤人”，那么马自然是恶意中伤陈的“小人”.既然应该由“贤人”主导，则是否可以无视马在2008年获得多数支持的实际情况，而陈来执政4年呢？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判断“贤人”权力的“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莫非是一个为皇朝选择宰相的独裁君主？
我毫不怀疑，中国传统政治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部分内容可能至今仍有参照和借鉴意义。然而钱穆显然对“政治”过于外行，这位中国传统政治的辩护士在很多方面并不合格。钱穆在书中谈到了君权等问题，但现实中的政治并非那样简单。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人治状态，这是讨论君权、政治制度等问题的前提。在人治情况下，一位君主的性格、才干乃至出身等很多方面都可以影响到他所能掌控的权力大小。我们可以找出太多事例来说明，君主所拥有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赋予他的，而是自己与方方面面势力博弈（或曰斗争）赢取的。比如汉代的刘询（汉宣帝）就是典型，而清代的载湉（清光绪帝）则是另外一个结果的典型。以他们二位的成败经验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君主所能拥有的权力，并非取决于某种体制或机制，刘询的权力不会因为有宰相而减少，载湉的权力不会因为无宰相而增加。即便仅拿清代来说，弘历（清乾隆帝）与载湉的权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当然，我并不相信“制度”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无足轻重，只是认为它的位置和个人表现比较起来相对次要。由秦至清，古代中国皇朝政治体制的发展倾向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描述——如果君主有意愿和能力的话，制度越来越有利于他获得权力。
我是个理科生，一直不懂政治是什么，只记得以前政治书上有一句话，说近代的中国，农民起义救不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也救不了中国，辛亥革命果实也被袁世凯窃取了，唯有工人阶级引导的武装革命才能挽救中国。当时也没对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现在渐渐地明白了，中国人做什么事都需要点体面的理由，就像陈胜吴广起义需要在鱼肚里放纸条，体现自己是奉承天意，就像刘备一直说的“我乃汉室宗亲”，没那么点体面的理由，就很难一呼百应。
可我还是相信，那时那些人心中的信仰，只是革命一次太过可怕，不分好坏、利弊，把中国以前的许许多多传统文化都给革掉了。就如作者说的那样，把中国流传了两千多年，优秀的制度都给全部否定了。在书中，作者讲的最多的还是每项制度后面的目的、关联，还有制度最终的发展走向，辩证的讲了各个朝代制度的利与弊。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好的，也没有一项制度是绝对的一无是处的，好多问题都要辩证的看待。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这话实在是有道理。虽然“尽信书不如不读书”，但世间本来就少有绝对正确的真理。多了解一些历史，多明白当时人所处的环境、所受的约束、所要解决的问题、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我们也就多一些思考，多一些反省，多一些客观的评价，最终以史为鉴，对当前、对未来，做更好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