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灵平：浅论“政通”与“人和”
兼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当中，“政通人和”几乎是历代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与追求（尽管这四个字出现得并不太早）。而纵观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文明史，凡治世、盛世又多可以“政通人和”一言蔽之。又若横向来看，当一国家一地区人民安乐社会井然时，人们又常以“政通人和”誉之，如滕子京之守巴陵郡。
以下结合近日所读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粗浅地谈一下我对“政通”“人和”的理解。
之所以将一个词拆成两部分，乃因我认为政通与人和是古之所谓“太平盛世”不可分割的两个层面，而这两个层面之间关系复杂，彼此影响，相辅相成。
一方面，政通是人和的前提与基础，唯有政治通达方能得社会之清晏和谐。 钱穆之书，以“大体上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的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为例，历数其政治得失，翔实精备。而以此五朝之政治，按之“政通人和”之义，不难发现，凡治平之世，如文、景、武帝时的西汉及贞观、开元之际的盛唐，必是政治开明时期，而细究此“政通”之义，则又可循钱书体例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一、政治职权分野的相对明晰。
首先，在中央，明确政府权力“究竟该交付与哪些人”，这涉及到皇室与政府、皇权与相权之分野。其次，“政府内部各项职权之究应如何分配”的问题，即政府内部分工应明晰。以上两点，首推汉唐。钱穆先生开篇讲汉代政府组织时，详叙六尚十三曹职权分配，清晰明了；唐代三省六部之间亦各司其职。而
自汉以降，随着皇权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尤其是明废宰相设内阁，清设军机处，中央政府的职能分工是渐趋模糊的。朱元璋虽自诩“罢丞相，设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但以“时代意见”论之，这实在是一种政治制度上的倒退。至于近代以来，受西方政治思潮影响下的政府组织，则又渐趋明了，但前不久清华法学院硕士李燕起诉三部委一事，恶狠狠地甩了中央政府一大耳光，职权分工尚且如此混沌不敢公开，在“三公消费”一事上的推诿搪塞也就不难解释了。
其次，中央与地方的相对平衡。论及地方，钱书认为汉代最佳，唐则次之，至宋明清则愈下之，故以汉为鉴。而纵观汉制，简便灵活是其最大特点。一方面，“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为灵活”；与此想应，汉制地方政府分级较少，也方便政令的上行下达，高效执行。察此两点，反思今日“京官高半级”，从政者对京城趋之若鹜的现象；以及地方吏治冗杂繁复尾大不掉严重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等问题，汉制实在值得借鉴。当然，汉制的简便灵活与当时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有关系，后世社会分工日渐繁杂，欲简便而不得亦是不可苛求。
二、人事制度的灵活通达。
与西方民主政治不同，传统中国政治具有“贤才政治”的特点，《礼记》中即有“选贤与能”之说。而反观中国历代统治，凡是治平之世，必是在人事制度上有积极创进之贡献的：西汉完善秦制，彻底废弃贵族世袭制度，兴太学并开选举之先河，终而“两汉吏治，永为后世之美”；唐代完善科举，唐太宗因此自豪“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遂有贞观之治。
而人事制度的通达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官职设置上的分工明确升转灵活，一是用人制度上的科学广达。前者以汉为典范，不再赘述。后者当以盛唐为楷模，正如钱书中所言“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而唯有广纳贤才，并尽可能给予其自
由发展之空气，才尽其用才求得社会之安定繁荣。钱穆先生后来又说：“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涉及到用人制度乃至教育体系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这是我们应共同思之行之的话题。
而由人事制度之讨论，不难总结出人和是政通的保障。
一切制度，皆因人成事而已，若无遵制而行恪尽职守之人，若无洞察流弊改革创进之才，想要维持长治久安也是非常困难的。《诗经》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西汉之亡，盛唐之衰，不过此理。而今日之中国，执政党始终要求保持先进性，也恰是对这一点深有体察。只是宗旨既定，形式过程与方法如何，又是值得另一番讨论的问题了。
“人和”之另一层面则是钱穆先生所说之“共尊共信”问题，或现在常说的价值观问题。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潮冲击，在一次次的运动与革命当中，本来缺乏宗教信仰的民族，连传统文化的根基也在渐渐失去。价值多元化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价值观混乱的表现，而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民族注定是冷漠虚浮的民族，注定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与复兴。在大国崛起的进程中，文化是最短的一块短板，近日召开的十六届七中全会将“文化建设”提上日程也是必然之举。
综论政通人和，《易经》“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或可总结。而这一“通”字内涵实在丰富，须在更广更深地政治实践中探索与践行。而以古为鉴，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汲取有用教益，则能使我们愈加“知明而行无过”。 如是，钱穆先生当为宗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