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难近常情的顶真
其子傅聪如此评说父亲：“他这个人，只要做一件事，就完全钻进去”，终其一生，体现“顶真”两字。连家里桌上热水瓶都要一律朝右摆放，方便提取。倒光了水的空瓶则放置排尾，灌开水时，从排尾灌起；日历每天由保姆撕去一页，不许别人撕。偶尔夫人撕了一张，傅雷急忙用浆糊粘好，云：“等会保姆再来撕一张，日期就不对了。”如此难近常情的“顶真”，傅雷对此还有绝妙诠释呢：“一个艺术家若能很科学地处理日常生活，他对他人的贡献一定很大。”此言在傅雷的译著上得到了验证，“顶真”的这位翻译家，译前总要坚持把原著读几遍，然后逐字逐句细绎爬梳，初稿译出仍是多遍润色，即使百十万字译文，也再三重译致使文稿“体无完肤”，甚至将不满意译作付之一炬！出版后仍反复读审瑕疵，“煞费苦心”求其译文神似，其审慎严谨无疑是“傅译”取得重大成就之不可或缺因素。为儿子傅聪抄写的《希腊的雕塑》手稿，字迹工整清秀，“顶真”到一个小括号，也打得十分讲究和漂亮。浸淫着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素养的傅雷的“顶真”，亦有着西人细密周全、科学精神及逻辑性等影响，傅雷所翻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丹纳《艺术哲学》等世界名著，其精练优美译文在母语中成为大师范例，作为汉语文学遗产组成部分臻于“化境”的“傅译”，在促成“文学翻译”升华为“翻译文学”凸显艺术性再创造之独立地位上，有着筚路蓝缕之功。
“过分的认真，在傅雷性格里构成一种强烈的色彩，那就是耿直”，傅雷至交柯灵坦陈，“而因此带来的就是执拗。也许会有人觉得，傅雷太桀骜不驯了。”颇似李白“一生傲岸苦不谐”的傅雷无法相从流俗，不能容忍浇薄世风制约。其不屑于粘靠附着人际
关系的狷性认真，使得遭逢乱世的傅雷难逃厄运，早早就被戴上“右派”帽子。傅雷没有工资靠稿费生活，译著不能出版就断了生活来源，出版社感念傅雷的艰难处境欲出版他的译著，但碍于“右派”帽子提出要他改名。傅雷一口拒绝，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宁可不出书，坚决不改名。后来宣布给他摘帽，一向“顶真”和不妥协进击精神的傅雷竟不予理睬！长子傅聪介绍当时的情状：“有些事，他（傅雷）非常讲逻辑，不光是骨气，是讲逻辑。譬如给他摘右派帽子的时候，他怎么也不肯去开会……因为如果去摘帽，就承认戴帽是对的，这是个原则问题。所以他说，戴帽子是你们的事，和我没关系。这一点又是西方的思想方式，非常讲逻辑，没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傅雷，字怒庵，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他的世界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道德和规范的人生哲学，有着超临于生死之外的洒脱。“*”造反派到他家里打砸抢，起而抗争的傅雷惨遭毒打，“被凌辱得几乎无以复加”，义不受辱的“顶真”傅雷和妻子双双悬梁自尽。遗书亦是字迹清丽干净工整，一丝不苟。
如何看待傅雷难近常情的“顶真”？寄居海外的傅聪“*”后回国说过这样一段话：“假如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多一点我父亲那种精神的话，也不至于搞成这样。”董桥也慨叹云：“上世纪的艺坛前辈处事顶真，读书顶真，笔墨顶真，上承千年风雅的香火，下启一弯清流之韵致，二十一世纪打起百盏灯笼也寻不到他们的影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