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对巴金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强烈地感受到时代的力量，他的生活道路、思想道路和创作道路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正如巴金自己所说：“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里面，把我抛弃在憎恨的深渊里，让那些狂涛不时来冲击我的身体。我没有一个时
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不能够突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束缚得太紧了。”&129;这种矛盾、冲突是时代与人、时代中的人与人、时代中的人的自我与非我之间的矛盾、冲突。他在
二、三十年代创作的作品大多是鼓吹革命、鼓吹反抗之作，有一部分相当成功，而其抗战后期的“遵命文学”创作反倒失去了先前的光彩；再往后，我们几乎找不出一部成功的巴金作品；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才重又看到了作为优秀作家的巴金。
我认为，只有当真正发泄在黑暗环境中全部的真实矛盾时，巴金作品才体现了自身的价值；只有当拒斥外在的功利诱惑，真正追求自身情感与理智的交融，尤其是在追寻过往的真情时，巴金作品才真正体现了自身的最高价值：真。
巴金步入老境后，才遇上了他创作上的真正的好时光，他可以指陈时文秘而不杂烩网代和社会，却已超脱出时代和社会之上，而无须挣扎在时代和社会斗争的漩涡中，于此，他终于可以第一次真正从容地进行对生命的追怀，和对真情的往顾与回味。于是，我们看到了巴金从容到了“无技巧”境界的《随想录》。
《怀念肖珊》就是《随想录》中的一篇渗透了真情的追怀生命之作。
《怀念肖珊》是巴金用积压已久的血和泪，为悼念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爱人肖珊而写的散文，1978年8月30日开笔，1979年1月15日才写完，作家时年75岁至76岁。文学评论家顾炯曾在《散论巴金的散文创作》一文中说：“巴金有一颗燃烧的心，一枝轻松的笔。”此言确为的评，而由文章篇幅之短，而耗时之长，实可见作家创作此文之难，其时用情之深，用心之重。为什么一枝“轻松”的笔会变得如此沉重？我们必须来看看巴金到底写了怎样的一个谁，又写了怎样的故事？
肖珊生于192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曾在《上海文学》、《收获》等杂志担任编辑,翻译过普希金与屠格涅夫的一些作品。肖珊1938年与巴金相识,随后相恋，1944年结婚，至1972年惨然离世止，他们三十多年来，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在共同的事业中凝结了诚挚深厚的爱情。在“*”初期相濡以沫，她成为巴金的唯一慰藉。然而，史无前例的风暴袭来，爱祖国、爱人民的肖珊受到了株连，被夺去(来源：好范文 http://www.daodoc.com/）了生命。肖珊逝世时，巴金身为“罪人”，失去了起码的人生权利，尽管悲怆的心潮不断涌流，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一句悼念的话也写不出来。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1978年,作家才提起笔来,断断续续地倾泻凝结了六年之久的悼念深情。
作家追忆了在那*年代里一家人的悲惨遭遇，细腻、朴实地记述了妻子的死、儿子的病和自己的艰难处境。文章抒发了作家对肖珊的真挚、深切、绵绵不绝的情怀，对“四人帮”进行了含血带泪的控诉。其间，对生命的深沉追怀，渗透着作家的一腔真情。
作家朴实无华地写了一个善良人物的被毁灭，人的生命一点点地被摧残、被磨碎的过程。肖珊是“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善良的好人”。她性格坚强，忍辱负重，富有牺牲精神。她愿意改造思想，愿意看到社会主义的建成。“*”开始后，在那痛苦难熬的日子里，为了保护丈夫，她挨过“红卫兵”的打；为了减轻一点对丈夫的压力，她甘愿“多受一点折磨”。她病倒了，还安慰和鼓励丈夫要坚持下去，“坚持就是胜利”。她病重了，丈夫又被“工宣队”头头逼着回干校时，她痛苦地说：“你放心地去吧”。她病危住院了，还耿耿于怀于丈夫的“解放”和儿子的“肝炎”。她怕给别人添麻烦，强忍着病苦，挣扎着自己去厕所，同病房的人都称赞她“坚强”；她病得不能说话了，“见到熟人她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临终，“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就是这样一位美好的、善良的、坚强的生命，被无情地毁灭了。这不仅是巴金一家的悲剧，也是那个特殊历史时代的悲剧。它向我们集中展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在灾难面前的全部美德，以及这美德如何被残酷的统治机器压得粉碎，而这无数的碎片又是如此纯粹和美好，以至她的丈夫在六年之后回忆起来仍然难以自持，仿佛昔日重现，面对
时却又那么艰难。这一切平凡而细小的事情，在作家寄寓无限的追思里，因了时空也无法吞噬的真实和诚挚，有着巨大的震颤人心的思想艺术力量。
《怀念肖珊》胜在情真，美在情深，情真意自深。正如他自己说过的那样：“我不是用文学技巧，只是用作者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打动读者……”&130;如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地举在头上的
“勇士丹柯”&131;，巴金奉献给读者的正是这样真诚的灵魂。他的散文被人们公认为是从心窝里流出来的清泉，《怀念肖珊》更是其中的极纯极净之作。
在《怀念肖珊》中，作家把真挚的深情渗透在自己的切身感受的叙事写人中。他叙事写人，在此基础上款款叙说自己的衷曲，描绘自己心灵的轨迹，以此来抒发真情。在第一段里，作家写到自己作为“罪人”和“贱民”，回到家里，“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这里作者倾诉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那种与妻子相依为命的凄苦、相濡以沫的深情。
由于对真实的顶礼，作家有时在文中不是着力叙事写人，而是侧重叙说自己的心曲，因为在第一人称的作品中，作者直抒胸臆往往比描摹状写更为真切感人。在第一段中，肖珊本来比较高兴，烧菜、端菜，忙个不停，吃饭时有说有笑，这是多么难得的宁静的夜晚，然而登有《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的报纸，使肖珊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并变得满是泪痕。作家写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内疚的感情，他写道：“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的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这种剖心挖肺的祈求，表达了作者绵绵澹澹的情思。
作家还把他的深情溶在对人物肖像、动作的描写中，这是他对爱人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关爱。他对肖珊临终前的描写是这样的：“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作家用简洁的不加修饰的笔勾画他心中的美的形象，既表现出了肖珊纯洁善良的心地和留恋人生、眷恋亲人的热望，也写出了作者对肖珊的爱，对她永久怀念的深情。又如，作家写自己接了传呼电话赶到医院时，肖珊早已咽气，“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一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这几个动作传达了作者丰富而复杂的思想感情：生不能话别，死不能恸哭；既拉不住她，又离不了她。这种悲痛欲绝的深情在这几个动作中得到了极为传神的写照，一切深挚真情尽在不言中了。
这篇悼文，除保持着作家那惯有的真挚、深切的感情，坦荡、晓畅的抒怀外，还有一种悲壮、激愤的色彩，这就使作家对妻子的深情更带有了一种风吹雨打浑不怕的深度。肖珊的逝世，巴金痛苦已极，他近乎狂怒地质问苍天：“为什么不让我先死？”“她究竟犯了什么罪？”“究竟为什么？”作家甚至迁怒地悔恨起自己：“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是我害了她”。只因为她是“‘黑老ｋ’的‘臭婆娘’”。否则，她不会凄凉地死去，儿子也不会被剥夺“好些公民权利”。“我不该生儿育女”……。面对亡妻和儿女，巴金产生这种自我“悔恨”是真诚的，那“自我责备”正是激愤的流泻。正是这些“质问”、“悔恨”、“责备”，才更有力、更深刻地对那个毁灭文化、毁灭人性、毁灭美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血泪控诉，这是老作家压抑了多年的爱和恨的突发，既悲且壮。这篇散文采用了白描手法，处处纵情放笔，而又时时自我抑制，在一唱三叹、九曲回肠、如泣如诉的叙述中，奔涌着滔滔深情。作家前期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因素，在这篇散文中，已经完全被现实主义的本色所代替，其前期的热情已经收敛净尽，但这热情的内敛恰恰体现出作家内心情感的积压之深厚。“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年代，是一个人性空前残酷的年代，文化与人的双重失落，精神与情感的全面沦丧，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灵魂所在，只有通过文化反思、情感反拨，才能真正触及到它，并藉此观照旧年的情怀。作品中的“我”和肖珊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处于“非我”、“非人”的生存状态，反动的统治机器对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了对文化的和对人的双重亵渎。
巴金和肖珊的遭遇，正是“文化大革命”的缩影。但巴金并没有被这场极其残酷的风暴夺走人之为人的最宝贵的真挚情感，他的一切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激情全都被冷酷的运动挤压得光华内敛，终究磨练成为不再受时代和社会斗争迷惑的现实主义本色，巴金的文章因而变得更加深沉蕴藉。但这并不意味着巴金已经进入“零度情感”创作阶段，他的情感甚至随着时光的流逝变得愈发醇厚绵远，愈发具有情感活力，犹如一颗已越千年的古莲子，追怀和回味旧年的风华，直至发出生命的强音。他对肖珊的倾情深爱即就是如此。“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盒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肖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和她的骨灰搀和在一起。”这种生死不渝的忠贞感情，让人不禁想起“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千古绝唱和化蝶的缠绵故事。
《怀念肖珊》以其渗透真情的生命追怀，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爱情的终极纯真与深厚，让我们从中体味到什么是灵魂的融合，什么是永恒的真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