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科学良心”
——追念田余庆先生
12月25日清晨，收到好友高世瑜短信，得知田余庆先生仙逝的消息。虽然前一段时间对田先生病情略有所知，但还是不免心中一惊。回想得自田先生虽次数不多、却深印心底的教诲，只是片段闪亮，但在上午讲授“《汉书》研读”课的讲台上，说到田先生的学术贡献，眼睛仍不免湿润。
这堂课讲授的内容以“西汉边疆与民族问题”为主题，其中有一节涉及“《西域传》‘序’‘赞’”，当课件显示《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如下记载时,我不能不说到田余庆先生的《论轮台诏》。班固写道：“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于是汉武帝“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等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建议利用这一绿洲之地理优势，建立军屯基地，创造扩大战争规模的条件，并与河西地方建立共同的军事通讯和防务体系，“张掖、酒泉遣骑假司马为斥候，属校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意在逐步拓展规模，以谋求战略强势，“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而汉武帝则坚定地否决了这一建议，有“不复出军”的态度鲜明的决策。此即史称“轮台诏”的发表。“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对以往战事，有“曩者，朕之不明”的检讨，对当前“益民赋”以充实军费的建议，有“是重困老弱孤独也”的斥责。汉武帝说：“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除“悲痛”“不忍”外，他又对边境“卒苦”深表同情，对于外交方式“报忿”等做法亦予以否定。汉武帝明确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西域传下》记述：“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班固就此有肯定性的评价：“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所谓“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所谓“仁圣之所悔”，都体现诏文内容不宜拘限于只是有关西域轮台地区军事部署的局部性问题，只是军事行动的战术调整，而确实有战略意义，体现出了执政路线的改变。从“轮台诏”看，汉武帝晚年确曾努力进行治国方向的重大转折。“富民”语汇与“优民”的宣传相照应，如班固所分析，“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应当并非调整对外作战策略的权宜之计，其实可以理解为基本政策转变的标志性符号。明人吴鼎《读史有感》诗有“汉武雄才世莫伦，轮台一诏见天真”的赞辞。李贽《史纲评要》卷七也写道：“汉武惟此一诏可谢高帝、文帝。”“天下大坏而得以无恙”。又赞赏汉武帝由此表现的非凡的政治胆略：“过天地之风雷，可不勇哉！”由“轮台一诏”、“惟此一诏”语可知，其实据班固《西域传下》的记述，已经可以大致得到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指出的“汉武帝改弦易辙”，“完成向守文的转变”的认识。
下午课后，我在北大历史系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熊龙来人民大学，说次日历史系将设灵堂，27日即在八宝山遗体告别。我因26日凌晨要飞海口出差，27日夜间返回，28日又将赴赤峰出席会议，不能亲往吊唁，只得请熊龙代为致意。当晚拟挽联发给熊龙，也代表了我的几十位历史学科学生的心意：“深切悼念田余庆先生。史航高桅论议多神器，实证雄识庠序有洪才。学生子今及诸弟子敬挽。”
记得我读田余庆先生《说张楚》，正是刚刚起步迈入秦汉史研究学术界域的时候。初读这篇论文即耳目一新，我想是多数读者共同的感觉。此前二三十年以来，农民战争史是史学界关注的热点。回想我在西北大学历史系77级读考古专业，中国古代史课上，老师组织课堂讨论，主题大概是“朱元璋蜕变的原因和影响”。我想，为什么非要说是“蜕变”呢？朱元璋这样的历史人物，他的政治作为和文化影响，最重要的表现是在这种“蜕变”之前还是“蜕变”之后呢？也许他的历史贡献更多地是以“封建”皇帝身份而并非农民起义领袖身份实现的吧？当时虽然没有大胆地站起来发言，但是心中暗知怀有类似疑问的同学一定还有一些。虽然对农民战争史研究的问题已经有若干思考，但是读《说张楚》，还是引起了强烈的心灵震动。原来对于农民起义，对于农民军，对于农民出身的政治人物，还可以进行这样的分析，提出这样的认识。
中国史学长期承袭以政治史为第一主题的传统。我曾经写文章说到这或许可以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泛政治主义特色”的表现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青年学人厌倦了史学仆从政治、影射史学服务*政争的恶相，倾向于将政治史从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中剥离开来，却没有想到还可以进行《说张楚》、《论轮台诏》这样的政治史研究。田余庆先生的论著，是政治史研究的新创制，也在当时谋求史学新生的思想解放浪潮中，以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新的格调，树立起了学术高标。
田余庆先生是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2006年，咸阳师范学院拟创办《秦汉研究》年刊，作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刊。我们商定请田余庆先生题写刊名。就其可能性请教罗新教授，得到并不乐观的答复。罗新说，据他所知，田先生从未给任何人题写过此类文字。我和咸阳师范学院历史学院雷依群院长拜望田先生，满怀忐忑地提出题字的请求，没有想到田先生即刻应承。田先生题签“秦汉研究”，我们看作是对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关爱和取得学术进步的期望。田先生出生在陕西城固。在交谈中，他深情表述了对那里山水草木的眷恋。他说，后来再也没有去过汉中。他还回忆有一次经宝成铁路往四川，行历阳平关路段，由两节车厢交接处的车窗伫望快速闪过的陕南山水，回忆起儿时往事的情形。讲述中有雨水洗刷着车窗的细节，使我们感受到乡情的真切。得知老人对汉中地方的深厚情感，陕西的朋友多次设想接田先生夫妇往陕南讲学考察，探访旧时遗事，可惜这样的计划始终没有能够实现。
我不大同意只是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大家”评价田余庆先生的学术地位。其实，田先生在秦汉史研究领域的重大贡献人所共知。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请一些历史学家给学员讲授历史课，“秦史”和“汉史”是田余庆先生承担的。我在80年代初读到印制粗陋的讲义，后来前辈同事周奕才、崔新民将这些讲义整理成《中国古代史讲座》，由求实出版社于1987年10月正式出版。按照主讲历史时期年代次序，讲授者分别为吕振羽、裴文中、尹达、杨向奎、田余庆、唐长孺、邓广铭、韩孺林、吴晗、郑天挺。在这一阵容中，田先生当时的年龄和资历引人注目。他于秦汉史研究精深凝练而成的高明识见，又集中体现于翦伯赞先生主编《中国史纲要》的秦汉史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4月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等辞条，以及享誉学界的中华书局1993年11月版《秦汉魏晋史探微》、2004年2月版《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等论著。
近来，有学者对田先生《论轮台诏》文中所引据《资治通鉴》记录的可信度提出质疑，认为“《通鉴》相关记载不见于《史记》、《汉书》等汉代基本史籍，而是出自南朝刘宋王俭著的小说《汉武故事》，完全不可信据”。论说显示了作者文献学的深厚功底，读来多受教益。相关学术讨论的积极意义应当肯定，但就此进行进一步的深层次的探究也许还有必要。比如，论者指出《汉武故事》“藉取前人相关行事，作为创作的原型”情形，举颜驷故事可见《论衡·逢遇》中“更早的原型”，其说甚是。同样的道理，似乎我们也不能排除《资治通鉴》和《汉武故事》分别采用了共同的可以看作“原型”的早期史料的可能。
其实，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有关战国秦汉史的记述中采用未知出处之史料的情形还有其他例证。例如杨宽《战国史》中关于乐毅破齐故事的记述，先后版次不同，观点曾经有重大改动。原版写道：“乐毅为了拉拢齐国地主阶级，在齐国封了二十多个拥有燕国封邑的封君，还把一百多个燕国爵位赏赐给齐人。”作者注明“根据《资治通鉴》周赧王三十一年”。《资治通鉴》卷四原文为：“乐毅修整燕军，禁止侵掠，求齐之逸民，显而礼之。宽其赋敛，除其暴令，修其旧政，齐民喜悦。”“祀桓公、管仲于郊，表贤者之闾，封王蠋之墓。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余人。”新版则不再保留这段文字，又特别在“绪论”中“战国史料的整理和考订”题下专门讨论了“《资治通鉴》所载乐毅破齐经过的虚假”这一问题。作者论证《通鉴》所称“齐人食邑于燕者二十余君，有爵位于蓟者百有余人”事不可能发生，又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后人夸饰乐毅为‘王者之师’而虚构的”。“所有这些伪托的乐毅政绩，符合于《通鉴》作者的所谓‘治道’，因而被采纳了。”（王子今：《战国史研究的扛鼎之作——简评新版杨宽〈战国史〉》，《光明日报》2003年9月2日）这样的分析，有益于澄清战国史的重要史实，但是所谓“伪托”的判定，仍不免显得有些简单武断。如果探求到有关“后人夸饰”“虚构”之渊源脉络的明确的实证，其论点自然会更有说服力。
我不是田余庆先生直接的学生。这种怀念老师的文章当然由他的学生撰写会传递更深沉的情感和更丰富的信息。不过，因为对田先生的多次鼓励深心感激，而且作为田先生许多学生的好朋友且马齿徒长，也许可以表抒某种特别的深切感受和真挚敬意。
记得有一次在田先生家，他说到自己对秦法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面貌，而我们看到的秦法某些部分或保留早期条文之可能的思考。田先生说因为年迈，这一问题他已经无力完成，嘱我进行相关探索，撰写专题论文。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我当时答应了田先生，现已事过数年，虽然有所思考，但是至今还没有完成这一我设定主题为“秦法小国之构”的论文。不是因为懒，而是长期总在忙乱中，没有细致、科学的计划。
工作似乎有速度，有进度，但是没有讲究学术秩序的合理度。想到这里，心中惭愧，无以言表。
借用农人的语言，其实或迟或速，每位学术耕耘者的“犁沟”总会走到尽头。我想，学界师友无一例外都会有就某个学术问题或某些学术问题的探究有志未逮，没有完成的遗憾。不知道田余庆先生是否还有未曾面世的遗稿。他的人生轨迹与社会动荡、文化变迁、学界波澜、史坛势态多相印合，如有日记，应当可以从一个特别的侧面记录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史。我想，他的书信如果可以和这些文字遗存一并整理，则不仅对于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者有所教益，也可以为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和知识人之心态史研究提供有意义、有价值的史料资源。 “守住科学良心”，引自田余庆先生《我的学术简历》一文中最后一句话。他强调“学有所守”，又说，这“是想避免曲学和滥作，守住科学良心，这是我的愿望”。此文原是《当代名家学术思想文库·田余庆卷》的自序，收入《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2月版）。本文标题借用“守住科学良心”数字，首先以为适宜于纪念田余庆先生的学术精神，另外愿以此自勉自励，并且希望青年学子记得田余庆先生的嘱托，理解并坚持这一人生原则。
这两天连续收到朋友转来有关纪念田余庆先生的文字。有篇题《九十自述话治学》、《在庆寿会上的发言》、《我的学术简历》者以及《田余庆先生访谈》、《田余庆先生的史学遗产与“中古史实重建”构想》等被频繁转发。有网文称，“他这一代学人受政治冲击最大，而他却能走出意识形态话语的干扰，自成一家，提升了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罗新在微博上贴出了一张田先生的照片，石桥、绿树，田先生背向我们，在阳光中缓步前行。罗新写道：“这张照片是2010年6月6日在北大拍的，田先生最喜欢，多次说将来要在告别仪式上使用，说这样才‘走得潇洒’。熟悉田先生的人都知道，潇洒二字跟他的性格至少表面上是难以沾边的，但他心里还是在追求一种潇洒的人生。回过头来看，他的人生真是完美且潇洒，足以让我用十辈子的时间来效仿。”田先生的表情通常看来似乎总是严肃的。有人评价他的论文：“以冷静的态度和沉郁的笔触，来书写历史上那些看起来很残酷的故事。”又以“沉郁的文风”、“格外凝重”形容其学问。（知乎用户：《北大教授田余庆先生仙去：用历史学讲出了超越时代的故事》）然而我们读他的书，又是可以体会到一种“潇洒”的。一种真正的“潇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