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的草根
——走近农民工NGO
NGO是英文“no 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缩写，中文意思是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组织。NGO在国外早已存在，但在我国出现的历史却并不久远。最初出现于我国的NGO主要从事环保、扶贫等工作。上世纪80年代，民工潮在我国兴起，90年代，中国的农民工NGO开始出现。随着农民工问题的日益凸显，农民工NGO的现状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打工青年艺术团:且歌且行
关心农民工的人熟知孙恒，很大程度上源于孙恒发起创建了打工青年艺术团。当年轻的孙恒怀了梦想，毅然辞去河南的教职，背着半旧的吉他踏上北京的寻梦之旅时，他完全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民工的歌者。
对孙恒来说，北京的打工生活是刻骨铭心的。而一次偶然的机会，则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那是他第一次在工棚里为民工唱歌，民工们发自内心的掌声，使他认识到:这里，才应该是自己的舞台。
2002年5月1日，在劳动节这一天，孙恒所倡导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宣告成立。成员主要是有文艺特长的来京打工者。他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进行排练和公益演出。艺术团的实际行动以及”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的口号不仅在打工者之间引起强烈的反响，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孙恒在谈及艺术团成立原因时说，打工者每天都有繁重的工作，但是，他们也需要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成立打工青年艺术团，就是要以文艺的方式服务于打工群体，传播先进文化，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增强工友的自我权益保护意识。
艺术团成立后，除了经常到工地慰问演出与权益宣传外，也开展其他活动，如开办大众小剧场、大众文艺培训班等等。
2002年11月，孙恒又组织成立了农友之家（后更名为工友之家）。孙恒说：”艺术团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是以一种业余的方式存在的。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工友们有很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这是艺术团所不能做的。”
工友之家成立后，不仅在打工者中间开展维权宣传，也积极跟当地有关部门合作成立打工教育协会。并开通工友热线，由一些律师志愿者帮助工友解决一些权益上的问题。另外，也根据打工者的实际需要，开办了学校。2005年7月，工友之家创办了面向打工子女的同心实验学校。现在，学校学生由最初的几十人增加到了五百多人。
作为农民工NGO的组织者，孙恒和他的打工青年艺术团获得了诸多的荣誉。”我觉得这些荣誉并不属于我个人，也不属于我们的组织，这是国家对整个打工群体工作的一种认可。我们只不过是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一点尝试和探索。经过这几年，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工友们的欢迎，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但是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社会各界都来关注我们这个群体。”孙恒说。
当问及目前的现状时,孙恒说:”我们的内部也存在困难，比如说，你去演出，并不是你不要钱人家就会接受你，尤其是一些建筑工地，我们经常联系演出但是经常遭到失败。我们的工作压力也很大，由于民工的工作地较为分散，所以很多工作很难组织。而外部也存在困难，比如我们要搞一些募捐，但是由于一些法律法规不是很完善，所以在工作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难度。现在维持生存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会，如香港乐施会等，但是这些资金都是短期的，所以像我们这样的组织，要想长期生存下去也是很困难的。”言语之间，充满了担忧。
“但是，对于农民工问题，国家已经出台了很多文件，也做了许多倡导性的工作。国家每年会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帮助这些群体。但是在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这些民间组织，国家是否考虑在资金等方面多给一些支持、是否能通过民政方面来进行注册、在税收方面能否做些减免、国家一些配套的资金是否能直接跟这些民间机构进行合作，都是我们目前所关心的。“孙恒说。
虽然打工青年艺术团、工友之家在现实当中存在生存难题，但是，面对前景，孙恒仍然充满了期待。
“农民工NGO的存在是打工群体的需要，着眼于这个群体，从国家来说，应该有个大的培训计划。国家正处于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当中，也需要有打工者来推动城市建设，在这个过程里，会有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到城市来。现在国家公布的是数字是一亿五千万，这么庞大的一个数字，以后还会增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很多问题出现，比如打工者子女的教育问题、打工者的医疗保障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光靠政府解决也是有困难的，这就需要一些民间组织发挥作用。”
孙恒是生活中的理想主义者，正因为如此，他和他的同伴们所做的事情，才显示出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在打工青年艺术团的歌曲中，有一首孙恒词曲并演唱的歌:《煤》，这首歌或许能够诠释出他们在城市中艰难前行的原因：
天冷的时候/一个外地老乡/给我送来了一车煤/黑色的脸上带着微笑/把我的心灵燃烧/天上飘着雪/那黑色的双手/是他的骄傲/他以此换回粮食、孩子的玩具、妻子的衣物和全家的幸福/我曾不止一次地疑惑/疑惑这漫漫寒夜该怎样去度过/我曾不止一次地疑惑/疑惑这漫漫寒夜该怎样去度过/而今我终于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光和热
同心希望家园：寂寞之路
马小朵是最早来到北京的打工者之一。1982年，她离开江苏的老家来到北京，那一年，她只有16岁。24年后，当她再次提起自己曾经的打工经历时，仍然充满深深的怀念。除了打工，她还在打工妹之家、（国内成立最早的农民工NGO）工作过。2005年3月8日，她组织成立了同心希望家园。
当我按照她给我的地址找到她时，她正坐在办公室里跟两个女生交谈，见我进来，她笑着说：“你先坐一下，她们是志愿者。”
她的办公室租在苹果园琅山社区刘娘府居委会里，十来个平方的小屋里陈设极其简单：窄窄的房间里一南一北各放了张办公桌。北边的办公桌上放了台电脑，靠窗子的地方立了一个旧的长条沙发，墙角的一个柜子里摆放着一些旧的书籍，如此而已。
“办公桌是前几天别人捐的，电脑也是。”女生们走后，马小朵告诉我。
当我问及她创办同心希望家园的原因时，她说：”在20多年的打工生涯里，我对打工者这个群体有着深厚的感情，之所以成立这个组织，是因为我不想中断与他们的联系，我愿意继续去体验、感受这种生活，跟大家一起走下去。“事实上，马小朵在北京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她本来也可以去做其它的工作。
但同心希望家园成立之初却并不顺利。经过几次挫折后，马小朵最终把工作地点选在石景山区苹果园地区琅山社区。”这个地方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特别多，当地人口只有2000多人，但外来人口就有1万5000人，再加上旁边的琅山村和金顶山村，外来人员有3万多人。这些外来人口大部分来自河北、河南、安徽和四川。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妇女和孩子特别多，大多外来妇女都在家带孩子。“马小朵在谈到选择到这里来的原因时解释说。
而马小朵所要做的，就是帮助外来妇女认识自己，了解社区，增强自身的能力。
“我们的工作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进行培训，根据妇女的实际需求，邀请专家对妇女进行有关子女教育、健康、处理家庭关系等方面的培训。这里的妇女100%都有妇科病，我们就邀请专家举办卫生健康讲座。也请专家给她们上课，防止家庭暴力，加强夫妻之间的沟通。我们也经常会收到一些大学生捐赠的衣物，如果我们送给这些妇女，也不知道她们真正需要什么，这样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于是我们就开办了一个爱心超市，一件衣服她们花一两块钱买回去，她们得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买后她们也会很珍惜。而且，这样的方式在感情上也容易被她们接受。爱心超市的意义并不是为了一两块钱，而是让妇女们参与，在买卖的过程中进行着爱心的传递。所得收入主要用于社区改造的具体工作。我们也举办针对妇女儿童的活动，组织他们参加。这个地区的妇女基本上都在家里带孩子，没有工作。但家里地方小，环境差，我们就给妇女提供一个沟通交流的场所，给孩子们提供一个集体活动的空间。我们跟当地的居委会合作，希望提高对本地流动人口的关注。”马小朵说。
正好这个时候有两个梳了马尾辫的小姑娘推门跑了进来，她们径直跑到马小朵的面前，嚷嚷着没有更多的伙伴可以玩。马小朵冲我歉意地笑了笑，说：“你看，这是我们的第二代。”之后，她抚着一个小姑娘的头温和地说：“要不然你们到我们的爱心超市里玩怎么样？那里很热闹的。”小姑娘们离开后，我们继续谈下去。
谈及农民工NGO的生存现状，马小朵也深有感触，“我当初做的时候其实都不知道什么叫NGO，有一段时间我曾离开了打工者群体，那个时候，我感觉特别不好受，我们那一代打工者，到最后基本上都回到了农村。我总觉得，应该有人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也是在探索，并没有什么模式。而在NGO中，也不是都很规范。社会对NGO的认识还不是很充分。政府需要对NGO进行规范和引导。我们也面临经费上的困难，各方面的资源也有限，我们每搞一次活动都要一次次地做宣传，但基于我们的现实，又不能招募很多人，每天都很累，做起来也感到很寂寞，但是，一步步坚持下来，看到我们为这个群体所做的事情符合她们的需要，又感觉很充实。”
实际情况是，同心希望家园除了几个不是很固定的志愿者外，专职工作人员只有马小朵和吴晓卫两个人。
对于今后的发展，马小朵说：“我现在没有想那么多，自己的心态很平静，只要这个群体需要，我就要做下去。我并不在乎这个机构怎样，我从不把自己放在一种什么地位，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我唯一想要做的，就是去感受，去见证一段历史，给自己留下一些真实的回忆。我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也许过了若干年后，会有人去评价，但是，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属于这个群体，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小小鸟：沉重的翅膀
北京爱心小小鸟文化交流中心（又名北京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成立于1999年6月6日，是国内成立较早的主要为打工者提供维权服务的公益机构。最初的发起人是来自河南的打工者魏伟。
魏伟在1997年来北京打工，对于打工者的现状，他有着切身的体会。他由此萌发了成立一个组织来帮助打工者的的想法。他最初把自己的这个想法登在北京的一家报纸上，招募志同道合的打工者。
“我们当时有
八、九个人特别感兴趣，觉得我们打工者应该有这样的组织，”当时的发起人之一，现任北京小小鸟总部项目助理的马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刚开始成立的时候,叫打工俱乐部，后来逐渐演变成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
小小鸟成立的初衷是让外地来北京打工者能够有家的感觉，能够融合在一起，在各种方面能够互相帮助。
“我们的宗旨是互帮互助，公益社会，主要工作是免费帮外地来北京打工者找工作、讨要工钱。但平常也做一些社会性的公益活动，比如环保、植树、联谊联欢、交友等等。但重点工作还是帮助农民工维权。”马阳说。
对于小小鸟开展的具体工作，马阳向记者作了介绍，“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有一条热线，主要是通过这样的一条热线来开展日常工作。我们下面有几个部，一旦热线打进来之后，我们就把相关的问题分流下去，比如我在维权部，一旦有维权方面的问题就会转到我这里，我就根据相关的情况来处理。”
由于小小鸟的主要工作是为民工维权，因而在小小鸟的工作中，帮助农民工讨要工资的工作占了全部工作的70%左右。但在维权当中，也存在诸多最困难。
“2004年之前,我们的身份还是小小鸟志愿者,或者是小小鸟的律师志愿者,那个时候帮助农民工维权，没有地位也没有身份，得不到认可，工作起来非常困难。2004年8月24日，我们和东城区东华门街道联合成立了一个小小鸟人民调节委员会，那以后我们帮助农民工解决问题就比较顺利了。因为有了政府的支持，很多老板也认可了我们的工作。自2004年8月到现在,我们帮助2800多位农民工朋友讨要回来5000多万元的工资。”马阳说。
对于小小鸟的维权方式，马阳解释说：“我们90%以上的维权工作都不经过法庭，都是通过调节解决。我们基本上通过电话调节，电话调节不成功，就派我们的律师志愿者面对面进行调节，如果还不成功，我们会联合媒体一起做这方面的工作，实在不行了,我们才会通过诉讼程序进行解决。当然了，我们也帮助农民工朋友去找国家相关劳动部门进行解决。”
马阳也谈到了维权过程中打工者自身存在的问题。
“很多民工不懂得维权,也不知道怎样维权,他不知道老板拖欠工资是对还是错,他也不知道北京的一些公共资源。目前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和老板签合同，很多人被包工头带来带去。现在我们也正在做着一些培训工作，我们的培训主要是告诉民工一些社会的公共资源、法律知识。”
在谈到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时，马阳说，”我们目前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个是人员方面的问题。我们大量的工作是由志愿者来完成或者由我们带着志愿者来完成的。我们几个人不可能完成那么大的工作量。另一个就是资金方面的困难，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也是我们NGO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小小鸟成立已7年了，在7年当中我们搬过13次家，几乎每次都是因为交不起房租，没有经费，快要生存不下去了，但是我们还是坚持到现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是靠社会募捐来维持的。现在我们大部分的经费来自基金会的项目支持。“
对于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马阳做了这样的分析：“现在好多北京的NGO都是在工商局注册，没有在民政局注册，身份和地位像商人一样，现在还脱离不了这种情况。比如我们在东华门街道成立小小鸟调节委员会，按照正常情况来说，调节委员会都应该是有资金支持的，但是我们却没有。而且我们每个月都要报税，虽然我们是零税，但是也要每个月都去，挺麻烦的。如果在民政部门注册的话就不用报税了，省掉了这个环节。”
但根据目前的情况，马阳总结说：“现在社会上很多的企业、个人对NGO已经有了一定的认可。国家也在对NGO进行研究，并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国家也在推动这方面工作，现在进展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除了替打工者维权，小小鸟现在也在组建文艺演出团。
“以后定期去工地、工厂义务演出。把好的节目带给农民工朋友,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马阳说。
对于小小鸟，发起人魏伟曾在他的发起人自述中写道：曾经，坚持是一种快乐，后来，坚持成为一种痛苦。如果，放弃是一种解脱，那么，放弃是一种最好的选择。但作为一种使命，作为一个追求，我却做不到。
问题·对策·意义
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工NGO普遍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其一，资源不足。这种资源既包括内部资源也包括外部资源，内部资源主要表现为专职工作人员的缺乏，即使在现有的人员当中，工作能力和自身素质也参差不齐；外部资源则体现为资金严重不足，缺乏强有力的支持；其二，目前农民工NGO所做的工作与社区联系有些脱节，由于人力有限，导致工作效率不是很高；其三，社会上对农民工NGO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充分，缺少更为广泛的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工NGO开展工作的难度；其四，NGO组织缺乏与当地有关部门的合作，欠缺合作资源；其五，农民工NGO之间也缺少必要的交流和沟通。
对于农民工NGO的现状及存在的相关问题，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姜长云研究员说：“农民工NGO总体上是比较好的，但另一方面，农民工NGO还需要政府的引导。有些农民工NGO做得很好，比如搞农民工培训、农民工维权等，但是有些农民工NGO对国家的相关政策却不十分熟悉。对于农民工NGO来说，一方面要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包括为农民工服务能力的建设；令一方面要对国家的有关政策进行学习和研究。”
广州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总干事曾飞洋说：“农民工NGO应该注意协调好与当地政府、居委会的关系，加强彼此的了解。积极地去与政府部门沟通，建立一些与政府进行交流的渠道。让政府部门能够了解农民工NGO所从事的工作。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弥补自身的不足。”
打工妹之家副总干事韩会敏在谈到农民工NGO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时说：“我们比较注重的是自身的能力建设，比如内部的交流、志愿者的参与。我们也需要志愿者、大学生参与进来。我们非常注重志愿精神。我们也注意配合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同时，也注意与相关部门开展合作，包括妇联、社区、工会，这样进行资源的整合，努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
河南社区教育研究中心劳工项目官员刘一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很多农民工NGO的工作方式都不尽相同，大家也是在探索，看农民工朋友有什么需求，然后再探寻工作模式。根据实际需求来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农民工NGO在我国的出现与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而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变，则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工NGO创造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对于农民工NGO问题，很多专家学者也在进行相关研究。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韩嘉玲研究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占少华助理研究员在其合作文章《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中国经验》一文的结语部分写道：“目前，农民工非政府组织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数量少，力量弱，抗风险能力差，但是它们的出现与发展却为中国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积极的经验。”
或许，这正是农民工NGO真正的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