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帮史上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商人大迁移，第一次发生在1492年叶淇变法，徽商、山陕商人大举迁往两淮盐区的扬州。第二次发生在十八世纪中期，一北一南以1727年恰克图成为事实上的陆路一口通商口岸和1757年广州取得一口通商海上贸易地位为标志，恰克图和广州分别成为晋商和福建、徽州商人大批迁移的地方。
第三次发生在1843年11月开埠后的上海，广东香山买办、福建商人、浙江宁波及湖州商人群涌北上，江苏商人南下，徽州商人东进，诸多商帮商人齐汇长江入海口的上海，演绎了中国商帮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
此间，闽粤商人捷足先登，却因一场小刀会起义，命运发生了迥然的变化。当站在徽州人李鸿章肩膀上的江苏人盛宣怀，先后将以徐润为代表的广东香山买办和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徽州商人，依次从历史的舞台退出之后，承接盛宣怀衣钵而起的宁波商人严信厚，开启了宁波时代的到来。
但在那个时代，最为正统的商人还是来自江苏。以状元实业家张謇和取得面粉和纺织双料冠军的实业家荣氏兄弟为最高标杆，但一切个体创造财富的奇迹和努力，都在解放后的公私合营中，再次归零。与清初皇商给我们演绎的历史如出一辙，此时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带着国家意识和标签的红色资本家。
小刀会起义：闽粤商人的分水岭
1843年，上海开埠之年，一批英国商人跟随他们的首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当时的外滩还是一片不起眼的荒滩。经过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的反复交涉，怡和、宝顺等8家英资洋行最先落户外滩。
上海开埠前，广东人贩买上海的货物，以砂糖为大宗，红木、香料、染料（苏木）也不少。伴随上海崛起，广东输往上海的，最惹眼的不再是货物，而是一群叫“买办”的人。由于广东人与洋商在十三行时代结下的历史渊源，最初的上海洋行买办，“半皆粤人为之”。
在晚清四大买办中，除席正甫（1838?1904）是江苏人外，其它三人唐廷枢（1932?1892）、徐润（1838?1911）、郑观应（1842?1921）都来自广东香山，成为粤商较早驰舞上海滩的最明显例证。
葡萄牙依托澳门的200多年合法而较为稳定的垄断贸易，让广州府理应成为中国最早出现买办群体的地区。广帮买办又以香山人居多。当时澳门归香山管辖，香山与澳门的这种联系，使香山成为中国最先沐浴欧风美雨的地方。
1853年小刀会起义是闽粤商人在上海命运的转折点。
因为有大量闽籍商民牵涉到小刀会起义，起义被镇压后，闽广人被逐出县城，不准在城内居住，以使秘密会社难以在上海立足，但广州人延续了其在上海应有的影响，福建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尽管福建人最早到上海，人数最多，但他们在上海商界的商业影响仅限于糖、海味、棉布、纸茶等帆船贩运和批发代理业务，不像广潮帮那样与洋行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有长期外贸经验。这让粤商在 上海商界一时无以取代，从而免于被完全清洗。
为筹集军饷，清廷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推出厘金制。1857年，浙江人吴煦被派往上海主持捐厘总局，他所要解决的就是保证对抗太平军的清军粮饷问题。在他看来，只有得到广潮帮的协助，才能化危为安，他就奏准朝廷设立广潮义捐，让上海广潮商人承办鸦片捐税：每贩出一箱鸦片，向清朝官方捐税十两，提出贰两作为局外经费，也就是回扣由广潮土商巨户分享。
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商人团体介入征收程序，将无法控制走私和逃税。1857年全年广潮义捐为53万两，18
58、1859年为140余万两，占同期上海捐饷总量的25%，这是上海地方政府不得不给予潮阳土商以垄断权的原因所在。
1858年，清政府与英国代表在上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同意将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标志着清朝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从此，正如苏智良在《中国毒品史》中称，潮帮烟商占据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鸦片贸易城市，垄断鸦片零售及烟膏的制造与贩卖达60年之久。之后，广东人在上海的人数上升到20万以上，并称雄上海
30年。
因为很多洋行最初将贩买鸦片作为主业，所以替洋人效力的买办的身份和地位，在上海开埠之初注定了其非主流的色彩，而朝廷内外也为人诟病。正如法国全权公使刺萼尼所说，那些薄有资财的人知道，和外国人做生意，虽然表面上受到地方当局的鼓励，而实际上是受歧视的。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学者章太炎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他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说的就是出身葡萄牙语的买办一职。
广东人容闳就拒绝去当买办，他认为那样名声不好，但当买办的身影出现在茶叶、丝业、航运、保险、房地产等领域时，他们身上又多了一重角色—投资人，他们也伺机转型进入主流社会。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财政的捉襟见肘让国家管理地方的能力大为削减。经济和人口的持续增长，让商人通过捐官参与公众事务显得更为可能。伴随洋务运动的出现和官僚李鸿章的邀请，近代买办面临第一次转型的历史契机。
李鸿章的淮系在洋务运动中最为惹眼，其一生四大洋务实践中的三件—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前期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个香山人展开的。
当香山人在上海滩大展鸿图之时，福建商人在黯然神伤中，重拾漂泊海外的传统，放眼南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移民社会。1864年厦门海关税务局报告说，在爪哇、西贡、新加坡、马来亚等的中国人大部分来自福建。
最为了不起的是，福建商人在山重水复之时，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隐忍不拔之势，在最近三四十年给现代中国人一个无比惊艳的发现。福建产生了全球最多的世界级华人。仅以其中的泉州商人来说，如今在台湾（以蔡万霖、王永庆、辜振甫、施崇棠、施振荣为代表）、新加坡（以黄廷芳、李成伟为代表）、马来西亚（以林梧桐、林国泰为代表）、菲律宾（以陈永栽、郑周敏为代表）、印尼（以黄奕聪、林天宝为代表）的世界级富豪大多来自这里，而广东产生的世界级富豪主要集中在香港、泰国，其中以潮汕商人为多。
如果说山西商帮在清朝产生了中国商帮史上最早的一批跨越百年的商人家族，那么另一批跨越百年的华商家族就产生于这批以福建籍华侨商人为代表的商人群体中，并一直延续至今。
苏浙商人颠覆粤徽商人
小刀会起义之后，闽广人在沪的生存环境遭受破坏。苏浙移民大量流入，形成了近代上海移民的新格局。在上海公共租界中，1910年江苏、浙江籍人口分别为1418
55、109419人；1930年分别增加到50057
6、304544人。
当山西、陕西盐商纵横驰骋在中国商业历史上时，江苏商人以洞庭商人为先导，在中国商帮史上崭露头角。当徽商及广东香山商人式微之时，江苏商人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历史地位。
江苏商人古有洞庭商帮，这是近代苏商的根脉所在。明代中叶，被称为“钻天洞庭”的东山洞庭山人纷纷外出经商，“王、翁、许、席”为其杰出代表。东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于以山东临清为中心的华北地区，以经营布匹贸易为主；西山商人家族主要活跃在以长沙、汉口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经营米粮、绸布贸易为主。
太平天国运动让生灵荼炭，扬州、苏州等昔日繁荣之地，一夜之间在烽火中凋零。祖辈们为躲避战乱而逃难于洞庭两山的洞庭后人，一时迁移到江南地区唯一安全区域上海租界避乱。
1857年，也就是唐廷枢和郑观应到达上海的前一年，晚清四大买办之一的席正甫到上海投靠兄长。他从做跑街开始，用了十余年，在1874年当上汇丰银行的第二任买办，并且一坐就是30年。靠着给清政府政治贷款，以及汇丰银行扮演的外商银行和各钱庄“总清算”的地位，席氏祖孙三代在汇丰的上海历史中当了55年的买办，堪称“上海第一买办世家”。
晚清四大买办中的其它三位香山买办，无论做买办还是后半生转做实业，他们的生意都没有以家族继承的方式延续，而席正甫则让整个家族承袭了买办血统，进而让一个家族屹立上海滩半个世纪不倒。
与席正甫一样，对于中国商帮史来说，江苏常州人盛宣怀（1844?1916）也是一个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人物。与席正甫不同，盛宣怀扮演了粤徽商人终结者的角色，而1883年年底中法战争的开打，成为唐廷枢、徐润以及徽州商人代表胡雪岩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胡雪岩是在囤丝大战中一败涂地的。19世纪80年代初，江南生丝生产量约9000万两，60%出口到国际市场，在欧洲市场最为著名的生丝品牌就是湖丝，号称“软黄金”，但长期以来，生丝的对外贸易却被上海滩的外国洋行所把持。1882 年，胡雪岩试图冲破这种垄断，发起了生丝大战。1883年，当法国军舰出现在上海吴淞口时，动荡的时局让丝价看跌。
问题在于，胡雪岩曾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银子，定下七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向汇丰银行借款400万两，两笔款项都以各省协饷做担保，但其中80万两正赶上还期，虽是朝廷所借，但经办人是胡雪岩。
往年，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但这次，上海道台邵友濂，听从了被李鸿章授意的盛宣怀缓发20天之意。无奈，胡雪岩只好从阜康钱庄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行垫付。
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了如指掌。当80万两银行陆续离开阜康钱庄时，他托人到银行提款挤兑，并四处放风，说胡雪岩囤丝赔了血本，阜康钱庄倒闭在即。
胡雪岩派人向左宗棠发报，但电报被盛宣怀暗中叫人扣下，最后胡雪岩无奈将地契和房产押出去，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希望能够捱过挤兑风潮，但已经家资去半的他，因资金周转不灵，最终败在挤兑风潮之中，并于1885年忧愤而?死。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银根抽紧，为徐润提供贷款的22家钱庄一起找到他讨债。一向办事稳重机警的徐润乱了方寸，他找盛宣怀商讨对策，但没想到盛将此事抖出，检举徐润搬用招商局巨款炒股亏空之事，就这样，涉及其中的唐廷枢和徐润被从轮船招商局等洋务事业中扫地出门；从此，盛宣怀开启了中国洋务运动史上由幕僚商人主办洋务的时代。
盛宣怀是那个时代幕僚出身的商人中转型最为成功的人。这个亦官亦商的人，隐忍持重，能屈能张，在旧氏沙船商人、买办商人、官场的不同派系之间游刃有余，做了那个时代“官督商办”最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这场交织着保守派与洋务派、买办商人与幕僚商人、民营资本与国有资本等多重争斗的历史中，盛宣怀游刃其间，演绎了传奇。
是他最早提出“官督商办”的思想，并在晚清一步步成为最懂工商业的官僚和最不受商人欢迎的官商。作为跨越商官的两栖商人，他一步步成为晚清官商第一人，也是那个时代商人争议最大的一个。他一步步登上权力的巅峰，并将晚清主管经济最具分量的邮传部尚书一职收入囊中。是他直接倡导、促成了中国大陆最早的跨行业、跨地区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但他的初衷似乎是以此影响中央政策，营造举国商办的氛围，进而将洋务企业变成商办企业。
最让人莫名惊诧的是，一心倡导商办的盛宣怀，却在晚清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铁路收归国有运动中，成为铁路国有政策最忠诚的执行者，并被以“误国首恶”的名声，留在《清史稿》中。
在一个社会动荡、英雄不问出处的时代，苏商个个带着鲜明的个性。这一群体的角色之丰富，是其它商帮难以企及的。他们当中有买办世家席正甫家族、旷世官商盛怀宣、银行家陈光甫，来自南通、主张实业救国的状元张謇，来自无锡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荣德生、荣宗敬兄弟；出生于吴县（今苏州）、与范旭东等人创建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 永利碱厂的化工专家兼商人陈调甫，出生于淮安的“海归”银行家、金城银行的创办者周作民。
由他们组成的苏商群体，成为横跨晚清、民国、新中国初期的一大商帮。如果算上归于江苏管辖的上海，那么江苏商人的阵营中还应包括我国氯碱工业的创始人吴蕴初和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鼻祖、棉花大王穆藕初。
甬商后来居上
以胡雪岩失手生丝贸易为标志，除了以厚实的政治背景为依托的周学熙和孙多森外，徽商的光芒已经日愈被江苏商人和宁波商人所遮掩。当上海政界以吴健彰和叶廷眷为代表的势力，相继被来自浙江定海的蓝蔚雯和杭州的吴煦两任道台所取代时，广东商人的地位被苏商和宁波人逐步取代。
辛亥革命前夕，一家上海报纸评论说，在上海的本国商人之势力，宁波商人居于王者之位。如果说广东买办是以投资航运、棉纱、丝绸和茶叶等为主的贸易而成为上海商界的主宰者，那么从19世纪最后15年到20世纪30年代，宁波买办不仅超越了广东买办，而且在上海产生巨富的五金、房产、航运、银行、钱庄、纺织等行业，宁波人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有人统计，在20年代上海90名著名买办中，浙江籍买办达43人，约占48%。其中，宁波籍代表人数有朱葆
三、虞洽卿、许春荣等。如果说香山买办是铺路石和奠基者的话，那么后续者、开拓者就是这批宁波买办，他们继承了香山买办血统里转投新式工商业的血统。与香山买办借官方势力谋求转型不同，宁波买办在新兴工商业中的势力，主要通过民间商业力量而显现。
早年宁波商人的领袖人物都是围绕两位江苏人在打转，一位是盛宣怀，一位是张謇。南通张謇在全国商界具有公认的号召力，1906年12月当张謇与浙江人汤寿潜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时，甬商朱葆
三、虞洽卿、周晋镳、苏葆笙、李云书及李薇庄等都是会员。
但1910年前后，当这些人的目光由张謇转移到孙中山身上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苏商人的江湖地位，开始动摇。以宁波、湖州、绍兴为代表的浙商，逐渐执掌上海乃至全国工商业之牛耳。
晚清最显赫的官商是盛宣怀，1897年盛宣怀倡导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1902年倡导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都是以甬商为班底而具有全国意义的大事。
作为嫁接盛宣怀意图的最直接执行人，严信厚脱颖而出，并成为宁波商人具有力量的表现。
严信厚是李鸿章幕僚，曾长期担任上海道库惠通官银号经理，掌管上海道的公款收支。他在上海创办过南帮票汇业中最具声望的源丰润票号，资本是白银100万两。中国通商银行由严信厚负责筹备，他也顺理成章地成为首任总经理。这家银行的一大亮点是，吸引了老家广东的近代侨商张弼士的资金，以体现更多的代表性和更广泛的号召力，但在入股这家银行的商人中，以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为代表的宁波人最多。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素有中国“第一商会”之称，第一任会长也是严信厚。这一公所又先后改组成商务总会和1912年6月11日的上海总商会，但内部人事、组织结构变化不大，商会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甬商手中。1912?1929年，总商会进行了9次会董选举。除第五届和第九届外，其他各届会长都由甬商执掌。
至于上海其他各种商会和一些主要行业公会，如闸北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钱业公会等团体，宁波商人无不占有重要地位。
对于中国航运业，1926年日本学者后藤朝太郎考察得出结尾，无论是长江航运还是沿海航运，轮船上上至买办、驾驶员，下至伙夫、水手，几乎全是说着宁波话的宁波人，中国海运业完全由宁波人支撑。在近代中国轮船业处于主宰地位的是虞洽卿所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和三北轮埠公司，因此，宁波走出来两位世界级船王董浩云和包玉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