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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的爱情与婚姻

发布时间:2020-03-02 14:32:05 来源:范文大全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手机版

爱情与婚姻

(一)同姓婚姻

钟台妹是美浓镇人,生于民国元年,家境贫穷。钟台妹一生的转折点就是她与钟理和的爱情与婚姻。由于钟理和父亲的农场必须雇佣许多工人,工人都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农人,男女皆有。钟理和也在农场帮忙,负责发放“工单”,长期的接触之下认识了来自邻村的女工——钟台妹。钟理和是大户人家的儿子,而钟台妹家里则一贫如洗,按理说是门不当户不对,但钟理和却是独具慧眼,欣赏钟台妹有着娟秀标志的面孔与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让他为之怦然心动。

钟理和成年之后,容貌英俊清秀,又是富家子弟,喜爱阅读书籍,全身散发出一种文学青年的气质。当时,钟理和的父母正忙于他的婚事,每天都有人上门来说亲,但钟理和对待这一切却敷衍了事,一个也看不上眼,他的内心完全被钟台妹所占据。两人相爱之事,终于被钟理和的父亲得知,其父认为这有辱门风,大发雷霆,好几次还将钟理和赶出家门。钟理和形容自己当时就像幽魂般,在亲戚好友家里飘来荡去。母亲舍不得儿子,到亲戚家劝阻他放弃感情,但钟理和就是有着不轻易屈服的顽强意志。

客家族群非常重视传统,由于美浓地区处于封闭地区,封建的宗族观念愈加强烈,约束力自然也更强。在美浓,同姓的人彼此之间互相称为叔伯兄弟姑姐,如同家人一般亲密,同姓结婚是禁忌,被视为逆伦。因此钟台妹与钟理和的恋爱,在当时是触犯了礼俗的大忌,不仅遭受到了家长的强力反对,更使他们的爱情遭遇了种种苦难:

我们的结合,不但跳出了社会认为必须的手续和仪式,并且跳出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成见——我们是同姓结婚的!

在当时台湾的社会,这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对此。我们所得到的的快乐之少,和所付出的代价——眼泪和叹息——之巨,至今还思之心痛。————钟理和,《钟理和全集1》,《同姓之婚》,行政客家委员会出版社,2003年12月,页93 在钟理和写给文友廖清秀的信里,语带愤慨,悲恸又无奈,也透露出了同姓婚姻带给他们的苦难:

很不幸,我们都是同姓。这种爱情,在我们社会上一直被认作是一种罪恶,是不被允许的。它的性质不是条件上的,而是原则上的。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受到旧社会压力之大,和为贯彻初衷所付代价之巨,是无法在这里形容的。这是我生平又一次大刺激。封建势力有压倒之势,不容抗拒,在它下面,我是软弱描写,孤独无援。——钟理和,《钟理和致廖清秀函》,《新版钟理和全集》第七册,高雄县:县府文化局,2009年,页109 即使困难重重,但是钟台妹为了追求爱情,勇于与当时的传统社会与家庭权威对抗,可以说是大胆的行为。既然自己的爱情不能被当时的客家社会接受,钟台妹与钟理和一反平日的顺从,决意自寻独立。他们相信,唯有脱离家庭,在经济上独立,才能在一起幸福地生活。

(二)奔逃之旅

虽然在殖民统治下成长,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们奔向了心中所向往的祖国与血统的原乡。在《原乡人》一文中,更强烈了表露了他们的渴望:

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钟理和,《钟理和全集2》,《原乡人》,行政客家委员会出版社,2003年12月,页14 怀着这股心向祖国的热忱与返回原乡的渴望,二十四岁的钟理和,于西元一九三八年独自离开台湾,经由日本渡海到达了沈阳。当时日本在东北扶植伪政权——满洲国,百事待举,为了学习谋生的技能,他进入了“满洲自动车学校”学习驾车。一九四零年,钟理和取得了汽车驾驶执照,任职于“奉天交通株式会社”。因为北地冰冻路滑,连续发生事故,执照被吊销而失业,出生于大家子弟的她从未面临一日三餐的现实问题,而今陷入其中几近绝望。同年七月返台,毅然放弃富家子的地位,甚至和家人、亲友断绝所有的关系,与钟台妹从高雄辗转日本、韩国,抵达沈阳。在逃离家乡的过程中,舟车劳顿加上心中的迷茫与焦虑,让平妹一路生病到目的地:

一到日本门司,疾病便把平妹击倒了。她浑身烫热,有如一团炭火。行期展延了。我衣不解带,随侍床侧。病人昏昏地睡去,高热时时把她带进充满了梦幻和呓语的虚无缥缈之境,痛苦和困惫重重地锁着她的双眉。——钟理和,《钟理和全集2》,《奔逃》,高雄县:县府文化局,2009年,页26—27 到了第三天,平妹已经躺不住了,她说我们不能半路上就用完全部的钱,我们还要生活。我费尽口舌劝她多住几天也没有用,她坚持非走不可。......行列停止时,我放下大皮箱让她坐在上面休息。移动时,把大小二只皮箱挂进一只手里,空出一只手来搀扶她。她倔强地支撑着,但衰弱使她时不时垂下脑袋。我紧紧握住她的胳膊。无言的激励自我的手传进她的心。她蹶然举首,牙齿更深地嵌进下唇。“你放心”,她软弱地说:“我会走得很好。”——钟理和,《奔逃》,《新版钟理和全集》,高雄县:县府文化局,2009年,页28—30平妹当初选择和钟理和私奔时还是一个对爱情有着浪漫憧憬的少女,但当她面对残酷的现实时,却表现地如此坚强,连生病了也只是咬着牙苦撑,只怕多花钱,因为冷酷的现实告诉了她“不能半路就用完全部的钱,我们还要生活!”这样一个生活现实主义者,果然在日后面对接踵而来的磨难时,都能昂然挺立,这是客家女性特有的生命毅力。

长子钟铁民在一九四一年元月出生,同年夏天,钟理和带着妻儿离开沈阳,前往中国心脏地区——北京。在他们旅居北京的六年期间,钟理和为了家计,以流利的日语应聘担任华北经济调查所的翻译员,服务于日本人开设的机构,虽然待遇不错,但基于民族大义,三个月便辞职了。其后也也做过石炭零售业务,后来则专心于写作,其时家计全落于台妹身上,长女出生一周即夭折。钟理和在《钟理和自我介绍》中这么叙述:

民国二十七年下我只身跑到东北,二十九年回台把她领走,她便是我现在的妻子。三十年我们移居北平,到了这里,要做作家的愿望才算坚定下来。以后我便把全副精神和时间都花在修养工作上。————钟理和,《钟理和全集6》,《钟理和自我介绍》,行政客家委员会出版社,2003年12月,页219 虽然一心热血向祖国,但却也不得不冷却在时代翻滚的洪流中。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战后的变化使二人深刻感受到,祖国的政府与人民并没有以正确及善意的态度对待台湾。从一九四五年底开始,钟理和全家加入了华北难民,寻求返台,在返台之后创作的《祖国归来》中,悲痛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与处境:

收复区的同胞们感慨地说,胜利等于失业,照此种说法,台湾人则应该说,胜利等于逃亡。在如上物心两面的夹攻、压迫,与威胁之下,于是,台湾人便不得不离开住惯了的祖国,逃回台湾。——钟理和,《钟理和全集3》,《祖国归来》,行政客家委员会出版社,2003年12月,页19 即使是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大部分的台湾人仍是一心向着祖国,抗战胜利,都是怀抱着举国欢庆的心情迎接台湾光复,重回祖国的怀抱,但是事实却与想象存在出入。就在失望与愤怒的交错中,原本抱着誓死不回的决心,但钟理和夫妇却在战后急迫寻求返乡之路。一九四六三月,钟理和全家搭上难民船,自天津、上海回到基隆,四月抵达高雄美浓,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奔逃。

贫病交织的人生

返台后半年钟理和找到工作,任教于屏东县内埔中学,担任国文老师,居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七月次子立民出生。不料安定顺遂的生活才过半年,肺疾发作了,在当时肺结核几乎就是绝症,顿时一切希望破灭了。

民国三十六年三月钟理和便因病辞职,全家迁回美浓,钟理和则在十月入松山疗养院,治病的三年时间里,先后接受了两次胸廓整形手术,切掉了七根肋骨。虽然留下了性命,但从此不离病榻,也用尽了父亲留下来的遗产。出院后的钟理和仅剩下半边的肺,连走路都气喘吁吁,从此无法正常劳动工作。一年又一年,眼见家里的生活越来越艰难,钟理和无法安心养病,民国四十一年体力稍复,他考取美浓镇公所里干事,每天骑单车上下班,路程却有十四公里,家里的人明白,那是不可能长久的,果然才两个多月,钟理和的身体已不堪负荷。钟铁民回忆道:“父亲是在全家惴惴下工作的。母亲早上送他出门,傍晚就眼巴巴等着他回来,只要时间上稍微晚了一点,她就要不安得进进出出了。我还记得母亲时常不停地站在庭尾高坎上远眺。有一次,父亲到天黑还不见影子,我们点着火把出去迎他。一直走尽了山路才看到他在黑暗中推着车子过来。母亲替他推着单车,他们慢慢走着,说着,声音低低的。我在前面打火把。我们走的是山路,山上松鼠呱呱啼叫着。这些都是过去的旧事了。”——钟铁民,《父亲,我们》,收录于英凤凰编著《钟理和论述》,高雄:春晖出版社,2004年,页19

民国四十三年,年仅九岁的次子立民因急性支气管肺炎病逝,孩子的死对他们夫妻如同当头棒喝,把他们努力建立的婚姻、家庭、未来、坚持与希望,都打破了。长子铁民也因营养不良而摔成驼背,一个家庭残破如此,骨肉分离,这样的苦痛给夫妻俩是多么大的打击,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悔恨与痛苦。

随着现实生活走入困顿,贫病交织的岁月,令人心酸,钟理和生动记实他与台妹的婚姻生活。曾描写妻子煎了一个蛋卷儿,在孩子们贪婪的目光中夹给刚出院养病的丈夫吃,做父亲的不忍吃下,又夹给孩子,妻子又从孩子的碗里夹给丈夫,这样凄苦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家中的经济大多时候都落在台妹的身上,喂猪、上山打工,甚至偷砍山林,一家六口赖以养生。这一段穷苦潦倒的乡野生活,使他写成了《贫贱夫妻》、《钱的故事》,妻子也就成为他笔下描写最多的女主角——“平妹 ”:

家里,里里外外,大小器具,都收拾得洁净而明亮,一切井然有序,一种发自女人的审慎聪慧的心思的安详、和平、温柔的气息支配着整个的家,使我一脚踏进来便发生一种亲切、温暖和舒适之感。这种感觉是当一个人就别回家后才有的,它让漂泊的灵魂的静下来。......我们留下来的唯一产业,是屋东边三分余薄田,在这数年见,平妹已学会了庄稼人的全副本领:犁、耙、莳、割,如果田事做完,她便给附近大户人家或林管局造林地做工。我回来那几天,她正给寺里开垦土地。她把家里大小杂务料理清楚,然后拿了镰刀上工,到了晌午或傍晚,再匆匆赶回来生火做饭。她两边来回忙着,虽然如此,她总是挂着微笑做完这一切。——钟理和,《贫贱夫妻》,《新版钟理和全集》第2册,高雄县:县府文化局,2009年,页131—132 从这里可以看出生活中的平妹温柔婉约的一面,丈夫因肺疾外出医治整整三年,她只是见了钟理和一面,却完全承担起没有丈夫在身边的艰辛,不说苦,不怕难,昂然挺立地站在贫穷面前,显现出对生命的敬重,堪称“女性”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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