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之死
红藕香残玉簟秋,
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首《一剪梅》是李清照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花自飘零水自流”这一句,实在是条极不吉祥的预言,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诅咒,“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那任由沉浮的际遇,那难以自主的命运,果然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谶语。
李清照作此词时,正芳龄二十,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这位才女,其命运不济的一生,其不知所终的结局,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这年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5月,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人,被藉为“元祐奸党”。
7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7月乙酉,定案“元祐奸党”17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9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4月,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9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祐奸党碑”。党人碑刻309人,李格非名列第26。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慧星出西方,太白昼见,沼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令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净臣,不得杀读书种子。刻石铭碑,藏于禁中,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不敢断言。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中,尚属礼遇,大体而言,刻薄是有的,残暴还说不上。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和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意儿,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 “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祐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也是蛮恐怖的。
北宋白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写,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受到免官、下放、复职、再谪的政治遭遇。他在哲宗朝元祐年间,因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遭被打下去的噩运。
可是,“元祐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对立面“元符党人”,几乎无一不是小人。知识分子的本性,土可杀而不可辱,辱比杀更能挫折识文断字之辈。宋徽宗这种铭刻在石板上的“元佑奸党碑”,可以算是中国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当代历次政治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但他女儿却因为是奸党的亲属,在开封的日子,不怎么好过。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各朝各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宋朝,不可能有“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捕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小人辈出,奸佞纷呈,恶狗满村,爬虫遍地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当今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她在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惟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大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把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诌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当年江青死整20世纪30年代文化人一样,对他的儿媳,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可谓憔悴支离矣”(《弁州山人词评》)。这四字评语,可谓大奇。只有笛中人,过来人,才能作此等语。因为其父王仔,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仔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赝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藉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瘦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李清照崛起于北宋词林,实在是个异数。
她有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开头处先讲述了一个故事。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日:‘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日:‘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阙,众皆泣下,罗拜,日:‘此李八郎也。’”(《词论》) 这位突兀而来的李八郎,凌空出世,满座拜服的精彩表演,其实也是她震惊京师征服文坛的写照。
当这位小女子由家乡山东济南来到开封的时候,词坛好比那曲江进士宴,无人把她放在眼下。斯其时也,柳永、宋祁、晏殊、欧阳修、苏轼、张子野、晏几道、秦观、黄庭坚„„词藻纷出,华章迭起,一阙歌罢,满城传写。凡歌场舞榭,盛会宴集,三瓦两舍,游乐醵聚,啸歌唱赋,非苏即柳,不是“大江东去”,就是“晓风残月”,莺莺燕燕为之一展歌喉,弦索笛管为之喧闹嘈杂,词坛光彩悉为须眉夺去,文学风流尽在男性世界。
这位新人不能不煞费踌躇了,性别歧视是不容置疑的,更主要的,来晚了的她,发现这桌文学的盛宴,已没有她的一席之地。文学,有时比政治还势利,比经济还现实,错失时机,淹蹇一生,满腹才情,萤草同腐,完全是有可能的。得先机者,善哄抬者,抢风头者,敢弄潮者,比较不那么要脸的硬充数者,往往倒得到便宜。因此,一旦别人捷足先登,后来者就只有站着看热闹的份儿。况且,在文坛上,蹲着茅坑不拉屎的家伙,尤其不识相,哪怕连个屁也放不出来了,决不提溜起裤子,甘心给别人让位的。所以,必如李八郎那般,穿云裂石,金声玉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一举点中众人的死穴,目瞪口呆,哑口无言,才会被人承认。
李清照本可以打出美女作家的招牌,在文坛那张桌子上,挤进去一张椅子。我揣度她会觉得那很下作,因为她说过的:“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富贵”是物质,在李清照笔下的这个“富贵”,却是百分之百的精神。以色相在文坛讨一口饭吃,那是巴尔扎克所嗤笑的外省小家碧玉才干得出来的肮脏勾当,这位大家闺秀肯定不屑为之的。
尽管有关她的生平记载,缺乏细节描写,更无绘声绘色之笔墨,但从她这篇藐视一切,睥睨名家的《词论》推断,可以想象得出她的自信。本小姐不写也则罢了,既要写,必定以惊世骇俗之气,不主故常之变,初写黄庭之美,出神入化之境,让开封城大吃一惊。
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飞鸿掠影,石破天惊,“当时文土莫不击节赞赏”(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记》)。
阮阅《诗话总龟》后集《丽人门》云:“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言甚新。”
陈郁《藏一话腴》甲集云:“李易安工造语,故《如梦令》‘绿肥红瘦’ 之句,天下称之。”
黄升《花庵词选》云:“前辈尝称易安‘绿肥红瘦’为佳句,余谓此篇(《念奴娇·萧条庭院》)‘宠柳娇花’之句,亦甚奇俊,前此未有能道之者,”
据研究者言,同时代人对于李清照的评述,大都近乎苛刻。对其生平,尤多訾议。但从以上宋人评价,可以想象当时的汴梁城里,这位新出炉的诗人,肯定是一个最热门、最流行的话题、如曹植《洛神赋》所写:“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那样令人感到新鲜,感到好奇。她的端丽形象,恐怕是北宋灭亡前,那末世文坛的最后一抹亮色。
《一剪梅》中,远走之苦,恋念之深,绮丽的离情,委婉的别绪,无可傍依的忧愁,无计排遣的惆怅,字字句句,无不使人共鸣。全词无一字政治,但政治的阴霾,笼罩全词。这还不过是她飘零一生的序曲,嗣后,靖康之国灭,南渡之家亡,逃生之艰难,孤奔之无助,更是无穷无尽的与政治扭结在一起的悲剧。甚至直到最后,死在哪年?死在哪里?也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尽管,她很不幸,但她留给文学史的不多的词,很少的诗,极少的文章,无一不精彩,无一不出色。甚至断简残篇,只言片字,也流露着她的睿智。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里,李清照堪称是女性文人中最为熠熠发光的星。
“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
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
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明人杨慎《词品》)。
“清照以一妇人,而词格乃抗轶周、柳。张端义《贵耳集》极推崇其元宵《永遇乐》、《声声慢》,以为闺阁中有此文笔,殆为闲气,良非虚美。虽篇帙无多,固不能不宝而存之,为词家一大宗也”(清人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一个作家,一个诗人,能给后人留下充分的话语余地,说好也罢,说坏也罢,能够有话好说,那就不简单,可谓不虚此一生。作品问世,不是马上呜呼哀哉,不是转眼烟飞焰灭,而是说上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像李清照这样,才是所谓真正的不朽。至于时下我等厕身之文坛,耳闻目睹,恭逢其盛的“不朽”,无论个人吹出来的,还是哥们儿、姐们儿捧出来的,无论怎样厚颜无耻,大言不惭,至多,只能说是一种乐此不疲的文学手淫而已。
李清照的这首很政治化而无任何政治蛛丝马迹的《一剪梅》,长期以来,是被看作一首闺情诗,一首思妇词,被人吟哦传诵。在最早的版本上,甚至还有编辑多情加上的题注。“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甚至还有更艳丽的演义,那块锦帕,也就是李清照手迹的此诗真本,到了元代,还被画家倪云林所收藏云云。如果真是这样罗曼蒂克的话,那倒是适合拍好莱坞爱情电影的上好素材。
其实,这是面对政治迫害的恋恋不舍之歌,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那是很痛苦的诀别。不能抗命的无法逃脱,难以名状的凄凉情绪,无可奈何的强迫分手,心碎郁闷的长远相思,就绝非泛泛的离情别绪所能涵括,而是更深层次的悲恨怨愤。要真是“花自飘零水自流”,花归花,水归水,各走各的路,倒相安无事的。可是,落花无意,流水有情,“双打办”也好,“清奸肃党办公室”也好,频频敲开她家的大门,不断关切她何时启程。于是,“远游”的,只能是她。告别汴梁,沿河而下,回到原籍齐州章丘,也就是山东济南,饮她飘零人生的第一杯苦酒。
与此同时,北宋当局的腐败政权,也开始江河直下地向灭亡走去。宋徽宗在位25年,宠用奸宄小人,残害忠臣良将,搜刮民脂民膏,大肆挥霍浪费,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强敌逼境,只知贡币求和,以得苟且安生。在中国,人人都能当皇帝,人人都想当皇帝,但不是人人都能干好皇帝这差使的。宋徽宗赵佶,其实应该当一名画家,一名诗人,一名风流公子,与李师师谈恋爱,也许是此中当行的风头人物。治理国家,经营政府,内政外交,国防军事,他就是一个地道白痴了。
到了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实在干不下去了,赵佶退位了。李清照也就跟着大倒其霉,虽说是个人的命运,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无关宏旨,但随着异族侵略者的金戈铁马,步步南下,一个弱女子,也不能不与家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果说“花自飘零”的话,在她40岁以前,犹是在薄风细浪中回转,那么40岁以后,便跌落到一劫不复的深渊,永无平稳之日了。
李清照先受到其父,后受到其夫之父,两起截然相反的政治**牵连,也曾饱受冷遇,尝尽白眼,也曾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哪一天又有什么祸事光临?但她终究不是直接当事人,花虽飘零,还只是萍踪浪迹,波回岸阻,中流荡漾,无所凭依罢了。尽管“红藕香残玉簟秋”有点凄冷,尽管“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有点孤独,然而,她与赵明诚,那两相爱恋着的小环境,还是温馨的;共同之好,积20年之久的金石收藏,那意气相投的小气候,还是很融洽的。那些年月里,有过痛苦,也有过欢乐,有过挫折,也有过成功,有过碰壁,也有过收获,有过阴风冷雨,也有过鸟语花香。
接下来的1126年,赵佶的儿子赵桓继位,是为靖康。第二年,金兵破汴梁,北宋政权便画了句号。这年,李清照43岁。
“靖康丙午岁,侯(即其夫赵明诚)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已有矣。”(《金石录后序》)
残酷的战争,迫使他们不得不过起浪迹天涯的逃亡生活。胡骑南下,狼烟四起,烽火鸣镝,遍野而来。那看不到头的黑暗,擦不干净的泪水,永无休止的行色匆匆,没完没了的赶路颠簸,便一直伴随着这位“花自飘零”的诗人。
疾风险浪,波涛翻滚,云涌雾障,天晦日暗,可想而知,飘零在水里的花瓣,会有什么结果了。
现在,很难想象900年前,一为书生,一为弱女的这对夫妇,将至少有两三个集装箱的文物,上千件的金石、图画、书籍、珍玩等物,为了不落入侵略者手里,追随着败亡的逃跑政府,如何由山东青州的老家启程,一路晓行夜宿,餐风饮露,舟载车运,人驮马拉,辗转千里,运往江南的? 他们总是追不上逃得比他们还要快的南宋高宗皇帝赵构,他们追到江南,高宗到了杭州,他们迫到浙江,高宗又逃往海上;中国知识分子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尽管意识到最后那一无所有的结果,然而,面对这些辛苦收集的文化瑰宝,不保护到最后一刻,不敢轻言放弃,无论如何,也将竭尽全力保全,不使其失散湮没。
可他们的苦难之旅,有谁能来分担一些呢?无能的政府不管,无耻的官僚不管,投降主义者看你的笑话,认贼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这也阻挡不住他们,铁了心跟随着奉为正朔的流亡朝廷,往南逃奔。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有的苦恋情结了,可死也不敢将收藏品丢失、放弃、转手的这对夫妇,一定要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尽到绵薄之力,你可能嘲笑他们太愚,太腐,但你不能不尊敬他们这种难能可贵的品质,要没有这样一份忠忱之心,竭诚之意,哪有51300年来中国文化的辉煌?
到了钦宗靖康二年,也就是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他们的全部积累,不但成为他们夫妇的负担,甚至成为她不幸一生的灾难。
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地,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再具舟载之。
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
存放在故土的遗物,悉被胡骑付之一炬,千辛万苦随身运来的,又不得不再次割爱。当这些穷半生之力,倾全部家产,费无数心血,已是他们生命一部分的金石藏品,无论多么珍惜,也只有忍痛抛弃,那真是难舍难分。当时,还要面临着丈夫赴任,只剩下她茕孑一人,远走他乡,孤灯残烛,凄凉驿路,“时犹有书两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独自照管着这一大摊子家当,她肩上所承担的分量,也实在是太重了。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击,接踵而至,丈夫这一去,竟成死别。
(明诚)独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负担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望舟中告别。余意甚恶,呼曰:“如传闻城中缓急,奈何?”戟手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次衣被,次书册卷轴,次古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抱负,与身俱存亡,勿误。”
遂驰马去,途中奔驰,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痞。七月末,书报卧病,余惊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痞?或热,必服寒药,疾可忧。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黄苓药,疟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八月十六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至今读来,那段惆怅,那份追思,犹令人怦然心动。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人,为这个民族,为这块土地,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施展抱负的领域,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然而,中国文人,无不以薪火相传为己任,无不以兴灭继绝为己责,总是要为弘扬文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庶不致辜负一生。李清照和她的丈夫赵明诚,节衣缩食,好古博雅,典当质押,搜罗金石,本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大敌当前,危机四起,殚思竭虑,奔走跋涉,以求保全文物于万一,这在他人眼中,更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行为。到了最后,她的藏晶,失散,丢弃,遗落,败损,加之被窃,被盗,强借,勒索,“何得之艰难失之易也”,“所谓岿然独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残零不成部帙书册,三数种平平书帖,犹爱惜如护头目”,连诗人自己也忍不住嘲笑自己,“何愚也邪!”
经过这场生命途程中,最漫长,也是最艰辛的奔波以后,又是一系列的麻烦,不幸,官司,谣诼,包围着她,使她在精神的夺力下,消耗尽她的全部创作能量。她本来应该写得更多,然而,她只能抱憾。
最不能得到宽容的,是太出众的才华;最不能得到理解的,是太超常的智慧;最不能得到支持的,是太完美的成功。所以,凡才华,智慧,无一不是在重重阻断下难产而出;凡成功,凡完美,无一不遭遇到嫉妒和排斥。她付出了一生,她得到了文学史上的辉煌,然而,她在这个小人结群,豺狼当道,精英受害,君子蒙难的时代里,除了“花自飘零水自流”之外,简直别无生计。
身心疲惫的她,神劳力绌的她,既生错了时代,又生错了地方,也就只有凋落沉没,无声无息,不知所终,无影无踪。
李清照(1084-1156?)卒年不见载籍,故而具体死亡日期和地点,湮没无闻。一个曾经美丽过,而且始终在文学史上留下美丽诗词的诗人,大才未展,大志未尽的退出,其飘然而逝杳然而去的形象,其落寞之中悄然淡去的身影,给人留下更多的遐思冥想。
再回过头去品味她那首《乌江》诗: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无论她怎么样死,如何的死,她那双诗人的眼睛,是不肯闭上的。
若是假以时日,给她一个充分施展的机会,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对于文人无奈的命运,也只能是无聊的空叹罢了。
摘自：《传记文学》2004年11期 作者：李国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