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分析 提要：
《子夜》的知识分子形象本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系列，但长久以来没能引起《子夜》研究者们的重视。本文从小说中选取四个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形象（专业知识分子，留洋学生，新女性，诗人）进行文本解读，以期通过对人物形象内涵的发掘，塑造手法得失的分析，来探究茅盾进行人物塑造时的心理动机及他在这些人物形象里融入的特有意念。 关键词：子夜，知识分子，人物分析
一，李玉亭
茅盾在《子夜》的《提要》里曾把这位经济学教授设想为“赵伯韬的军师”1，但我们从今天的文本来看，李玉亭这一专业知识分子形象和资本家的关系却呈现出更为复杂多层的局面，他不是纯然的依附隶属，成为资本家的助手和谋士；也非端坐象牙塔中，畅谈他的经世济民之道。自鲁迅开创了知识分子2题材以来，1930年代以前的相关作品大都聚焦于知识分子与被启蒙者、政治权力的二重关系，而鲜有能越出这传统士人所关注的宏大主题之外者。而在现实中，现代经济、现代教育及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缓慢起步，势必影响到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使之在成分上出现专业分化的趋向，一部分知识分子从而与其专业所涉的社会领域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茅盾在《读〈倪焕之〉》中就提出小说需有“时代性”的主张3，经济学家李玉亭形象的塑造，可以说是身兼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的茅盾对于理论主张的实践，也弥补了新文学中专业知识分子角色的缺失。
对于李玉亭的塑造，作者将他置身于三个社会身份中——大学教授的职业身份，在吴赵之间奔走的调停人，和张素素等交游的知识青年，通过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来突出人物性格和命运，秉承了作者常用的手法。一方面，李玉亭秉持了传统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道德良心、普遍理性和丰富知识，希望借此来干预社会公共事务；另一方面，他又因其专业化倾向而成为经济运转体制的一部分，遵从行业规则并为其改造。而在后者，我们还可从文本读出传统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对主上的依附性。作者正是通过社会关系的构建来描写特殊年代特殊社会中，这样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性专业知识分子的复合体。
“大凡教书的人总是那么灰色的，大学教授更甚。”4拓落不羁的张素素眼里，书斋中的李玉亭无疑缺乏活跃的生命力和叛逆的情性。大学学者和罗志田所谓边缘化知识分子5的分野或许可以在此体现。但大学教授的视角和学养赋予了李玉亭不一般的洞察力，张素素眼里的“灰色”不妨理解为冷静理智的代名词。小说卷首吴老太爷去世的夜晚李玉亭就清晰地为我们描绘了上海社会的性质：“这里面有一位金融界的大亨，又有一位工业界的巨头；这小客厅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6同属于知识阶层，李玉亭比他相与交往的张素素、范博文、杜新箨等人对于中国社会有着更理性和深刻的了解，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更关切社会的危亡。第九章里五卅运动纪念日上，本文所论及的四位知识分子在大三元酒家共同出场，我们从描写李玉亭对于社会危机的一番慷慨陈辞中可以发现其中显著的对比。“杜新箨的眉头渐渐皱紧了，再不发言；张素素的眼光泛出红潮来，眼光闪闪的，似乎她的热情正在飞跃。”7杜新箨显然对于局面有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知道，留洋归来的他“什么都看不惯，什么都不在乎”8；张素素追求过度的刺激，恨不能将自己消解于革命大潮中，可惜并无理智的思考。（很明显，她的立场和李玉亭截然不同）范博文严肃的点头多少与李玉亭有着共通点，但是出自诗人的敏感无法比肩于专业知识分子的识见。最终，我们看到，“李玉亭诧异地看了杜新箨一会儿，又望望吴芝生范博文他们，似乎想找一个可与庄言的人。”9也只有具备独立立场判断力的学府教授对于社会问题能发起深切的忧虑，沉浸于忧患中的他也不会理解其余人奔赴群众游行队伍的行动。
游行结束后，李玉亭作为吴荪甫的说客拜访赵伯韬，却在压力下自行转变了使命，向赵伯韬献上“一片忠心”10；这在李玉亭到不是临危变节，而是“努力为大局计，在作和事老，不作拨火棒”11。我们应该同情这位富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一心指望那两位巨人妥协和平”12。李玉亭自己也知道做了吃力不讨好的事，从而在吴赵两边受猜忌。不过，随着情节的发展，李玉亭的公共使命感日益让位于个人利害。知识分子在讲坛上指点江山，资本家也往往欣然恭听；可是当他们走下讲坛步入具体事务时，生存环境由此变异，理论的指导需退而为策略的筹划，成为商业体系中的一环，否则便不具有其生存空间。虽然作者没有在书中为我们展现李玉亭“折节”的原因和经过，但在第十七章里，身为大学教授的李玉亭居然跑来夜总会，俨然赵伯韬的谋士，代表赵约请吴荪甫谈话。他是否早已从吴的性格专断刚毅、经济孤立无援中窥见他必败的结局，转而择善而从？我们不得而知。吴荪甫诸人眼里李玉亭已成为赵的军师，但传统知识分子的志节仍在他内心铿然有声。当吴荪甫顺口说看见赵伯韬和他一同进屋时，李玉亭耳根上立刻红起一个圈——还有那同样指谓志节的比喻：“仿佛女人偷汉子被本夫撞见了那样的忸怩不安也在他心头浮了起来。”131930年代的知识分子显然尚未完全摆脱传统意识。小说先前的笔墨着重表现李玉亭在现代学术系统中的独立身份和立场，而这一段文字却为我们暗示了他一直以来护持在心中的依附意识和“忠臣不事二主”的节操感。从独立理性的立场转变为所在体制的一部分，李玉亭的角色转换原是出于现代经济的蓬勃，而此间却有趣地和传统意识相联系，真切地表露出当时李玉亭一类专业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复杂心结。
二，杜新箨
留洋归来的杜新箨在小说中统共五次出场，引人注目的是“笑”一词无一次不紧随着这位仪表落落大方的绅士少年。钱锺书先生说：“笑的确可以说是人面上的电光，眼睛忽然增添了明亮，唇吻间闪烁着牙齿的光芒。”14可是正好像幽默使人发笑而笑未必表示幽默，不同的笑就蕴含了各类不同的涵义。而将有关杜新箨的笑的描写作一粗略的归纳，体味表情之下的心语，我们庶几能从此入手来窥见人物的真实性情：
一，言语中的会心之笑。比如，第九章大三元酒楼上消除范博文的猜疑后，两人“会意似的哈哈大笑起来”15。笑原是内心欢愉的宣泄，表达了心身的融融和洽与价值观上的乐观取向。此处的例子是激赏于自己言语之妙，当然也有对范博文之能够会意而感到欢欣释怀。虽然“笑”字成为杜新箨的象征性描绘词，我们却发现这类真正表示欢愉的笑容寥若晨星。和范博文初会时，对范层出不穷的警语，行动上“点头赞许”，面部也只是“冷冷微笑”16。检阅全书，大三元酒楼之例外仅余一处：第十四章吴公馆里杜学诗在发表他如何消弭工潮的宏论时，“一口气转不过来，蓦地就停止了。一片声的哄笑，连那边的杜新箨也在内”17。作者此处特地拈出杜新箨的笑，一方面固然是对杜学诗老叔自封的权威的讽刺，另一方面也足以见出杜新箨与人同乐的情景，也实在是难得。我们可以说，他的笑的内涵总与众人不同，往往脱离了笑的本质涵义，而是作为另外一些更为复杂幽微的情感的符号。
二，对诸事毫不介怀的笑。这一类在文本中最为常见，也最值得细细体味。作为一位留学法国的知识青年，杜新箨举手投足间确实飘散出彬彬知礼、温柔可亲的风度，如和惠芳见面时“看见四小姐的一双手都贴在身旁不动，而且回答的鞠躬也多少带几分不自在，这杜新箨柔和地一笑，便也很自然地收回手来18”。但其他“毫不介意”却已不止于礼节的宽厚和风度的雍容。第十四章受了他六叔的教训，“微笑着回答”时，杜的神情在“依然是什么也不介意”之外，还添了“什么也看不惯的神气”。而当杜学诗盛气指责他后，更是“微笑着摇头，撮尖了嘴唇，就吹起一支法国小调来了”19；笑或许表露些许毫不介怀的成分，而故意吹起小调，则足以说明这笑容底下其实满含一种否定、轻蔑和不屑。“看不惯”的神色远远地比“不介意”要浓厚。他柔和的微笑与其说是对六叔盛气冲撞的释然，更不如讲是刻意表现的超然。作者告诉我们，杜新箨原是有很多很多理想，“万能博士”雅号的获得，原是出于对知识的热情，救国的心切。作者开篇就说明，“中国是怎样复杂的一个社会，他是向来了解的”20。大三元酒楼上他对李玉亭那一番慷慨陈辞抱以双眉紧锁的默然很可以作为这句话的印证。然而，在这遍地荆棘的世界里，这位留法学生的理想只能局限于卧床空思。他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办法”21。离开了床，自信和无奈相结，超然与颓唐共生。什么都不在乎的底色，乃是什么都看不惯；认为咎不在己，徒忧无益，却始终无法摆脱殷忧。于是，我们还看见了同样时时挂在杜新箨嘴角的冷笑和苦笑。
三，冷笑常常针对他人，如林黛玉，表露出刻薄的意态；而《子夜》文本中杜新箨的冷笑，则往往是自语自笑，有时是出于高傲，而更多是出于无奈和颓唐。像上文提到的众人在对曾宝驹议论纷纷时，“杜新箨照例不多开口，只是冷眼微笑”，可谓活画出一个留洋归来的中国绅士的冷峻和怡然自足。但是五卅纪念日上，拿起筷子打着节拍吟诵中国旧诗，“嘴角上浮出冷冷的浅笑”，心情必有所不同。“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草绿霜已白，日夕月复东，华鬓不耐秋，飒然成衰蓬”他高吟的这首李白《古风》充溢着日月不居，人生易老的伤感，难怪要引得热情似火的张素素“皱了眉尖，鼻子里轻轻一声哼”22。到了文章末尾，这种对繁华易逝的哀叹顺理成章地发展为及时行乐的想望。可是，我们看到这与活泼天真的林佩珊“闺中少妇不知愁”绝不相同。且看杜新箨这种主张是如何表达的——“一声狂笑”，“冷冷笑着”，“扬声叫道”23，这是濒临绝望而求排遣的凄厉。杜新箨比李玉亭有着更悲观的看法，更深切的忧虑，也正因此，他宁愿沉溺于美酒佳人，来逃避自己曾经的理想和担当；他宁愿用嘴角的浅笑，掩盖内心的绝望和彷徨。
在杜新箨最初两次出场中，作者特地对其衣着做了描绘：初次是穿着洋服，“有着绅士风”；第二次改穿了中国衣服，“很有些名士遗少的气概”24。传统士人的情怀和西洋绅士的风度在杜新箨身上结合了起来。当然其底色却不是欧美独立的知识阶层对社会时局常常表现的居高临下的超然，中国文士特有的那种壮志难酬的孤愤与及时行乐的颓唐裹挟在万事不关心的浅笑中，流露了中国社会1930年代这一类知识分子难言的心语。
三，张素素
从1920年代末《蚀》里的惠女士、孙舞阳 、章秋柳开始，到1940年代《腐蚀》里的国民党女特务赵惠明，茅盾对自己作品中的这一系列新女性的态度呈现了从褒扬到同情以至批判的趋向。25这些生长在欧风美雨的思潮中的时代新女性有着最本真的生命状态，反对克己的繁文缛节，顺从内心的欲望。他们虽然趋于极端，易于动摇，但其思想、性格的叛逆因素仍被作者肯定。正如1929年茅盾所总结的，“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26。但是随着作者态度的改变，他笔调中的批判性因素便逐渐加浓。比如《腐蚀》里赵惠明追求享乐和刺激的利己主义就不再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而成为堕落的内因。写于1930年代初的《子夜》被置于作者态度渐渐转向的关节上。茅盾在塑造张、林两位知识女性的形象时，赞赏固然是明色调，但批判也一直作为暗线伏于对两人言行细节的刻画中，他并没有像写于《子夜》前后的小说里那样为我们预设了对于这一类女性形象的价值判断。这使得人物性格的分析获得了更多可加深掘的开放性，也更能引发读者对其命运的走向进行思考。
如果按照某些研究者的看法，茅盾上述那句“只要环境转变，这样的女子是能够革命的”的论断同样地适用于张素素身上，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文本中形容张性格时屡屡出现的“追求刺激”，其反封建的意义究竟何在？环境的改变对于张素素的意义将有多大呢？作者描写她醉心于五卅纪念日的群众游行，很容易令人误以为意在指明张素素对于革命热浪的向往和对左翼思潮的认同，从而将她描述为一个类似于章秋柳的虽然易于动摇而最终崇尚革命的形象。然而如果我们梳理文本中一系列对于张素素的描绘，将得到如下的印象： 张素素对于社会运动的热切和独立不羁的行事风格多半出于其性格的偏向，而非价值判断的结果；作者对她的革命性采取了保留的态度。
记者柯仲谋以为，“这种示威运动，不是反对，就热烈地参加，成为主动。存了看热闹的意思，那还是不来为是”，可是张素素的心理好像恰恰在这三者之外。在群众示威开场前的一段心理表白暗示了张素素参与游行的动机：“腻烦了平凡生活的她，就觉得眼前的事情有点好玩。”在这里我们见到一种对大事件即将临到的兴奋，似乎存了赶热闹的心态。可是，她前夜也“预许给自己多少紧张，多少热烈”；当群众渐渐聚集时，“一股热气渐渐从她胸腔里扩散开来，她的脸有点红了”；柯仲谋劝她回去，她心里想，“你们也小觑我么？好，等我干一下！”这些片段又都足以表明张素素对群众示威存了极大的热心和崇高感，她对于躬逢其盛确感到莫大的荣幸。然而，同样也可以读到，示威如潮水陡然涌起时，站在张素素一旁的柏青怒吼“反对军阀内战”并加入其中，而张素素“满脸通红，张大了嘴，只是笑”：一怒一笑，明显的反差。笑，是见到了热盼已久的场面的欣喜。她感奋于众人齐呼的力量的伟大，但不能也从未想到去体悟他们的恨与爱。当她不知就里地以为柏青被捕，没命似地叫：“牺牲了一个！”张素素所体会到的崇高感并不是起于她对群众运动的认同，与其说是参加示威，不如讲是为体验热潮，为满足自己的某种情结而在一种宏伟壮丽的场面里消融自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身处运动中心时张会惊得手心出汗；而跑上大三元酒家后瞬间将精神的伟岸抛诸脑后，倒引起了柏拉图所谓最低级的食欲。27
小说开头就借吴老太爷去世的情节道出了张素素的志愿：“我想来，死在过度刺激里，也许最有味……是狂风暴雨，是火山爆裂，是大地震，是宇宙混沌那样的大刺激，大变动。”28张素素惊叹于革命的场面和力量的壮烈，却未曾想到去体悟其本身的内涵。这类奔放不羁的性格的青年赞美的是革命如火如荼的暴力形式而非其“维新”的实质。作者也在上述种种细节刻画中表露了冷眼静观的姿态。
这一类知识分子，的确是干革命的好材料，然而纵观中国九十年的现代史，有多少张素素们参与的社会反抗是能够避免始于高洁的理念却终于祸殃后世的凌夷毁灭的历史宿命呢？
四，范博文
在以社会分析学派小说名家的作者眼里，范博文是1930年代文学青年的典型。一方面，同样从事文学创作的茅盾对于当时自己领域内的青年有条件获得最为直接的观察和了解，使小说材料的铺陈一定程度地避免了逻辑结构的演绎；但同时，作者所持的左翼文坛思维方式和政治立场的独特性使得小说里这一类人物形象又带上了作者片面化的视角和概念化的构造。
我们可以先通过考察作者对现实中范博文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来探求其形象塑造的衷由和创作的成败。最为有价值的材料莫过于茅盾对当时诗坛作家所作的直接论评。在《子夜》写作前后，茅盾写了著名的8篇“作家论”，集中评述了一批五四时期成名的有影响的作家。这几篇社会—历史批评流派的典范型作品和茅盾的小说创作颇有相通之处。其中的《徐志摩论》写于《子夜》完成不久，其分析视角、写作立场则与之一脉相承。
茅盾的阶级分析方法在《徐志摩论》中显示了强大的威力，几乎把全部批评的注意力都放在寻找时代—作家—作品的对应联系上。比起具体作品的审美得失，他似乎更关心其中所体现的徐志摩思想意识（特别是政治信仰）的变迁。所以虽然作者论定徐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志摩以后的继起者未见有能并驾齐驱”29，而仍然将批评的主力集中于作品对其思想意识的反映上。对于徐集中大量抒发苦闷愤怒的诗作，如果与现实的社会政治环境没有直接联系，茅盾引用徐志摩自己的话，一并地贬为“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30。在他的倾向功利主义的文艺观念中，文学的根本是指导人生的教化作用。诗人的自身的艺术视景在1930年代初的茅盾的批评体系里占不到重要的地位。所以那些从个人内心世界汲取诗情，而与时代步伐并不紧密合拍的作家往往不能得到其理解和认同。这就可以解释，茅盾在分析1920年代中期徐志摩灵感枯窘的原因时，认定是徐的政治立场妨碍了他从革命浪潮此起彼伏的大时代里掘取诗料，而没有意识到：一，徐志摩个人生活的因素；二，诗料并不等同诗情。
范博文在《子夜》里无疑是颇为重要的角色，第六章的前半节几乎是为他立了专传。我们通览小说对于范博文的描绘，可以用以下词汇概括范博文的特征：机智，脆弱，清高。范博文的形象似乎不像杜新箨或张素素那样具有多层的可挖掘的深度，但特征鲜明而丰满。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相当普遍的投身文学的青年们的形象之浓缩。茅盾无疑是欣赏他（也即他们）的才华和智慧的，我们从作者置于范博文口中的层出不穷的俏皮话可以看出。然而，作者对于这一类文学青年的成见也同样呈诸笔墨。片面化的视角和概念化的构造一旦融入人物的创作，就显得夸张而不真实。范博文和一切的自由派诗人一样，沉浸在个人的内心空间里。他和自然关系之密切远胜和现实社会的关系。茅盾似乎没有能够真切体悟这类诗人个人内心诗情的荡漾。在某些段落中就明显地融入了作者的主观倾向，显得夸张不实。第六章里，范博文因为林佩珊的冷漠而惆怅孤独，竟起轻身之念作者陈述了如下的心理描写：“他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于是诗人们在苦闷中常有的念头——„死‟，便在他意识上一点一点扩大作用。”范的赴死是想要博得青年女郎的怜惜，而当他看到水边玩帆船的孩子时，“诗兴忽又在范博文的心灵上一跳。他立刻得了两句好诗；什么死的观念便退避了三舍”31。而其后又在纵身一跃之际被后悔兜上心灵。如此曲折入微的描摹为我们呈现出诗人内心的敏感，但多少成了李贽给《琵琶记》第八折《考试》下的批语所谓“太戏！不像！”32。洋溢在字里行间的轻盈语调为我们暗示了作者调侃一般的态度。这一类刻意夸张的描写也一方面地表明了作者的不理解和不认同，茅盾当然是不主张诗人沉浸在狭小世界里任“情感无关阑地泛滥”的。而我们从上述茅盾文艺观可以发现，作者眼里只有持左翼政治立场和创作动机的诗人才是真正称职的。范博文最终因为钱庄亏空，“不做诗，研究民诉法了”33。茅盾为设置的诗人黯淡的结局透露出明显的嘲讽：口口声声蔑视布尔乔亚的文人最终不得不投降了资产阶级的黄金。34
茅盾本身对于左翼低潮对立面的文学人士的持有许多关涉意识形态的判断，并且，将诗人作为社会人群结构的一方面突出表现作法，说明作者似乎混淆了性情和身份的差别。这就使得范博文这一形象在创作过程里特色分明的同时而显得概念化。
李玉亭，杜新箨，张素素，范博文在作者笔下分别代表了当时社会的专业知识分子，留洋学生，新女性和诗人。在《子夜》所呈现的社会构成中，他们的命运都通向不可知的道路。李被迫依附于买办资本家，放弃了作为学者的独立性；杜虽然超脱潇洒，但对家长制的干涉下他和林佩珊的婚姻问题无可奈何；张的独立不能脱离家庭环境的宽和，她依然没有真正解决“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范则最终向资产阶级的黄金缴出诗人之笔。《子夜》里的悲剧不仅仅是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个人的，在那个特殊的年月里，一切合理社会所具有的社会人群都无法得到安置。这四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以及林佩珊、吴芝生）在小说中有两次聚合，五卅纪念日上的示威游行和小说末尾处的游乐园林，作者似乎在向我们暗示，作为社会希望所系的他们，如果不能担起职责奋起反抗，那就只能顺其自然地堕落以至毁灭。
注释：
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99页
2 本文综合社会职业和社会角色两方面因素，对“知识分子”概念采用如下定义：为创造和传播符号文化知识的专业人士和凭借良心、理性和知识来干预社会政治事务的人士。（参考冯崇义：《市场化、全球化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收《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103页）
3 参看《读〈倪焕之〉》，收《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161页
4 《子夜》，《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八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302页（以下《子夜》引文只标明页码）
5 边缘知识分子，指“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数量上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主体。罗志田认为学生可以纳入这一概念中。（可参看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6 见306页，第一章 7 见514页 8 见436页 9 见515页
10 见523页，第九章 11同上
12 见534页，第十章 13 见724页
14 参看钱锺书：《说笑》，收《钱锺书选集》（散文卷），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25页 15 见507页 16 见437页，第六章 17 见655页
18 见436页，第六章。相类的例子又如第十八章，和林佩珊泛舟小河时面对张素素言语中的尖刺，“依然是什么都不介意似的微笑”（755页） 19 见655页 20 见436页，第六章 21 见509页，第九章 22 见511页，第九章 23 见515页，第九章 24 分别见437页，第六章与506页，第九章
25 时间心力所迫，笔者未能通读茅盾全部相关的小说，这里借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中的观点（可参看178页。钱理群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6 参看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转引自上书，178页） 27 本段引文见501-508页，第九章 28 见305页，第一章
29 参看《徐志摩论》，收《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84页 30 同上书，88页 31 见423-424页，第六章
32 钱锺书：《林纾的翻译》，收《钱锺书选集》（散文卷），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274页，也可参看其注21（298页） 33 见725页，十七章
34 第六章里范博文曾对吴芝生说：“我就是看不起资产阶级的黄金！”（426页）
参考文献：
茅盾：《子夜》，《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八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茅盾著，乐黛云编：《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赵宝煦编：《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