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从华中师范大学引进中央民族大学
宋才发：从华中师范大学引进中央民族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和清华大学同时商调我进京执教。1997年10月22日中央民族大学就向国家民委请示（民大人事[1997]157号），决定将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科带头人宋才发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中央民族大学，以作为中央
①民族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点的带头人。国家民委人事司在“批复同意中央民族大学意见”的同时，呈文国家人事部联系我一家三口人进京指标问题。由于那几年北京市城市居民户口膨胀过快，1997—1998年北京公安局户籍管理机关，基本上停止了一般调入人员进京指标的审批。为此，国家民委于1999年再次呈文国家人事部，阐明以“人才引进”方式调入宋才发教授。1999年8月19日国家人事部批复同意国家民委的请示报告，发出[人调干（1999）915号]文件，全文如下：“国家民委：你委人事字[1999]14号函悉。经研究，同意调宋才发、夏桂霞同志到京工作。请与有关单位联系办理调动手续（随迁子女一
②名）。”此文同时抄送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接国家人事部文件后，于9月20日签发“准予迁入证明”[京准字00121266号]，直发武汉市公安局：“武汉市公安局：兹有申请人宋才发申请将居住在你辖区珞南街派出所的宋才发、夏桂霞、宋威共三人，由你处迁来我市
③中央民族大学入户，经研究同意，请予办理户口迁出手续。”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于9月28日向华中师范大学签发了“关于调宋才发教授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调函[(99)民大人商调④字第035号]。清华大学为了振兴人文社会科学，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1996年启动在海内外引聘“百名人才工程”。经过调查摸底和实际考察，清华大学人事处于1999年6月向我发出“清华大学引进人才申报表”，我于6月29日填报并寄回清华大学人事处。随后清华大学人事处于1999年9月17日向华中师范大学签发了“关于调宋才发
⑤教授到清华大学工作”的调函[编号：99152号]。由于中央民族大学的调令实际上先于清华大学到达华中师范大学，同时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我最终选择到中央民族大学任职执教。
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调出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发展势头非常好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尤其是我所在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当时就是湖北省重点学科、国家在建重点学科，2000年经教育部组织专家组评估验收，获准为“国家重点学科”，我于1995年就被华中师范大学批准为该学科的学科带头⑥人。我对母校历来具有深厚的感情，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自己居然会离开母校。在此之前的两轮所谓“精英教师大跳槽”当中，我对母校的信心没有动摇过。1997年之后促使我萌生 中央民族大学：《关于调入宋才发教授到我校工作的请示》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1—132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批复国家民委文件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3页。 ③ “北京市公安局准迁证”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5页。 ④ “北京市公安局准迁证”、“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调令”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5页、第134页。 ⑤ “清华大学人事处的调函”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49页。 ⑥ 华中师范大学：《关于公布我校第二批50岁以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45岁以下骨干教师名单的通知》[华①师人字（1995）28号]，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80页。
1 调动的念头，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直接原因：（1）华中师范大学这样一所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师范大学，经过多方努力仍然没有在第一批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大学建设行列，直到2005年9月8日才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这是当时学校人才“急剧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2）作为科学社会主义重点学科带头人，实际上从1990年我就开始侧重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问题，以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为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发展拓展新的空间。当时主持学校研究生工作的邓宗琦副校长以及所长李会滨教授支持我的这一举措，经过申请和必要的论证程序，学校批准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生、博士生招生简章中，正式列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研究方向招收研究生。但是，科社研究所个别老同志对这个研究方向的设立心存疑虑、深感不安，甚至对新招进来的研究生赤裸裸地说：“你们进对了庙门，念错了经。”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难听，说重一点是对新生事物的不理解和不支持。因而我觉得自己毕竟年轻一些，应当“礼让”老同志，还不如换一个环境谋求自己事业的发展。（3）恰在这时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经过慎重考虑，都以“人才引进”的方式商调本人到北京执教。正是在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才向华中师范大学校领导递交了“请求调动申请书”。华中师范大学对我的关怀和恩情是深厚的，母校把我由一名普通助教培养成为重点学科带头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翅膀的羽毛刚刚丰满就要“飞走”，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不近人情的，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导师和母校的培育之恩。所以，在请调报告送上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不好意思开口去询问学校研究的结果。直到中央民族大学向华中师范大学发出“调令”乃至“催调”的时候，母校做出的反应是仁慈的和宽宏大量的。校领导的第一反应就是：华中师范大学能够为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211工程”建设大学输送急需人才，同样是母校的使命和光荣。由于我当时是华中师范大学在建的三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带头人，该学科一年后要接受教育部专家进校评估验收，学校担心批准我调离会影响评估效果，同时担心会引起新一轮人才外流。因而校党委书记晏章万教授、校长路钢教授、副书记兼副校长李以章教授、副校长蔡旭教授、副书记翟天山同志以及其他校领导，先后到家里看望并极力挽留我继续在母校工作。校领导在请与我关系较为密切的校老领导邓宗琦教授做我思想工作的同时，还积极与湖北省委、省政府沟通联系，试图通过调我到省委、省政府①去工作的方式予以挽留。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直到现在我对这些真诚关怀我、帮助我、劝慰我的校领导始终心存感激。其实我当时请调的动机和目的非常单纯，丝毫没有参杂别的功利和非分之念。所以，当校领导在得知我去意已定的情况下，路钢校长又安排副书记翟天山、校办主任宋淑惠同志分别与我沟通，让我尽快与中央民族大学取得联系，建议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调出，即人事关系、组织关系和工资关系调出，其他具体调动手续暂时不办，继续留在母校兼职任博士生导师和学科带头人一段时间。华中师范大学人事处于1999年11月2日开出了“干部调动介绍信”[调字99（20）号]以及“组织关系介绍信”[000846号]、
②“工资关系证明”[华师人字第99038号]等。尽管我的调动过程事实上比较艰难，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我毕竟是华中师范大学第一个以资源共享的方式，也是第一个没有与母校任何人红过脸，最终以愉快的方式调离母校的。从1999年11月调离母校到2004年，我一直在华中师范大学担任兼职教授，并实实在在的承担科研任务和带有博士研究生。
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在先后接到中央民族大学和清华大学“商调函”的时候，由于我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较重，加之我是一个事业心比较强，对于引进方没有过高、过多要求的人，所以并没有抽出时间到这两所大学实地走一走、看一看。只是按照对方 ①② 具体挽留的方式及谈话内容，见华中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手册》第24—27页。
“干部调动介绍信”、组织介绍信、工资关系证明等复制件，见《宋才发档案资料》
（二），2000年2月于中央民族大学整理装订，第136—148页。
2 提供的具体联系方式，通过电话与这两所大学人事处进行过沟通和联系。当我通过电话与清华大学人事处就夫人的工作安排问题，以及孩子读北京市重点高中的问题与其进行磋商的时候，清华大学人事处的回答是：“我们希望您尽早办理手续调过来。您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学校是要按照规定给予特殊待遇的，您夫人和小孩只能够随调到北京来，我们不能够负责安排您夫人的工作，但是可以协助解决。我们也不能够解决您孩子在北京读重点高中的问题，只能到时根据您的居住地就近联系入学。”清华大学人事处的回答，其实没有什么悖理或者不妥当之处。根据我本人到北京工作后了解到的实际情况，通常调往北京名牌大学的情况差不多都是这样。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清华大学人事处的回答确实没有使我感到满意和高兴，总觉得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当我恳切地告诉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我的孩子宋威目前正在湖北省最好的中学——华中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读书，我们希望孩子到北京之后能够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就读的愿望时，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的回答是：“我们欢迎您夫妇俩到中央民族大学来工作。学校领导已经研究过，您孩子到北京来参加考试，如果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附中，学校愿意去做工作。”我是一个很重情感且办事果断的人，因而在没有过多考虑的情况下，就毅然抉择到中央民族大学去工作。1999年11月10日我和夫人夏桂霞把儿子宋威临时托付别人，我们俩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中央民族大学。11日上午学校领导在3号楼（学校办公楼）3楼会议室里，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俩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王彦、校长哈经雄、副校长陈理等领导的热情接待。座谈会结束后，全体校领导和教务处处长金雅声、科研处处长郭卫平，在当时的“瑞兴餐厅”为我俩举行了一个盛情的欢迎午宴。在座谈会上，我应邀向校领导诚恳地汇报了本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有关学科建设的一些初步设想，同时也善意地转达了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和校行政拟将我以“资源共享方式调出”的意向。陈理副校长（2005年任中央民族大学常务副校长、2008年任校长）首先发言：“我们欢迎宋才发教授来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宋教授关于学科建设的设想很好，我校不久即将开始的院系调整可以考虑，重新组合学科力量。宋教授从2000年开始带博士生，纳入民族经济博士点。对华中师范大学领导的意见我们表示理解和支持，不能看成是负担，要鼓励教师兼职。您夫人工作定在留学生部。”校党委书记王彦接着说：“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和行政的意见应当充分考虑，我们鼓励宋教授在华中师范大学兼职。您夫人的工作放到留学生部汉语言中心，教留学生汉语。您儿子读人大附中的事情，学校和我本人都愿意出面与中国人民大学附中联系。宋教授来了之后主要不是靠您教本科，教授上讲台扩大一点影响也好；主要是教高层次的硕士生、博士生，带出一个梯队。宋教授的住房安排在五高（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18号楼），三房一厅，学校已经研究过，我们正好当邻居。目前暂住过渡房35平方米的套间两套。”我本人与哈经雄校长早就认识，1978年我在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读本科的时候，他就是学校教务处的领导。由于哈校长当时正面临着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后才知道的），他在会上没有发表过多的具体意见，只是对我说：“您夫人的工作和小孩读重点高中的事情，就按照王书记和陈校长的意见办，您回武汉后早点把小孩的有关材料寄到人事处①来。”儿子宋威后来之所以能够如愿以偿的在中国人民大学附中读书，除了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以优异的学习成绩通过人大附中的入学考试）之外，与王彦书记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王彦书记说到了，也真做到了。他当时完全是从学校发展大局出发去“求人”的，恩重如山地帮助了我这个在北京举目无亲的人。我对中央民族大学所有领导的关怀和帮助心存感谢，因而我夫妇俩没有作过多的思考，当天下午就到人事处办理了报到手续，正式调入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我和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永佶几乎是同时调到中央民族大学来工作的，我们两家正好是隔壁邻居。由于学校住房紧张，我两家开始住的就是王彦书记所说的“过渡房”。那种不足10公分厚墙体的水泥粗胚房，冬天屋里屋外一样冷，夏天屋里屋外一样热， ① 上述“校领导在座谈会上的意见”为本人的会议记录，见《文章底稿》（总第五十本），第254—258页。亦可见华中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手册》第28页。
3 已经被北京市公安消防部门明确认定为必须拆除的“危房”，然而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3个年头。直到2002年暑假学校才按照“人才引进”政策的规定，安排我们两家住进了中央民族大学家属院18号楼。尽管“过渡房”不太适合正常居住，但是我们邻里关系相处极好，串门也非常方便，像施正
一、陈连开这些老先生，也能够经常在散步的时候转到我们家里来坐一坐。
首站在中央民族大学马列部落脚谋身。按照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的安排，1999年12月28日我们一家三口从华中师范大学迁到中央民族大学安家落户。在2000年第一个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由于北京地区积雪太深，通过京广线铁路托运家具的集装箱无法准时送达，开始几天我们只好到附近餐馆就餐。马列部党总支书记兰波、办公室主任揭月爱和科社教研室主任侯淑芳老师，先后赶到我们的住处看望我的家人。当他们得知集装箱还没有到达这一情况后，马列部领导马上把办公室仅有的一个煤气罐和灶具送到了我们家里，揭热爱和侯淑芳老师及时送来了锅碗瓢盆和吃饭用的筷子。尽管那是一个在北京历史上少有的严寒冬天，也尽管我们初来乍到举目无亲，但是马列部的领导和老师们却给我们带来了极为珍贵的暖流，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深深情义。我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第一个学期，由于学校即将进行大规模的院系结构调整，因而学校领导临时安排我在马列部落脚，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完成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学科带头人，配合学校研究生部完成请示北京市对该硕士点的重新评估验收，筹备起死回生后的第一届硕士生招生工作；完成校党委常委和校行政授权作为经济法学学科带头人，领衔申报经济法学硕士点的材料准备和向法律系提交个人有关资料工作。另一件事情就是继续完成在华中师范大学承担的迎接国家重点学科评估验收的科研后续任务，即主编并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书系”的任务，撰著和审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国有工业企业改革的实践与走向》、《乡镇企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私营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和《中国金融系统改革的目标与走势》5本著作。由于我在调到中央民族大学之前就已经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且在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研究方向”招收了两届博士生，因而中央民族大学在确认了我的博士生导师资格后，安排我在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招收“民族地区经济法律制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点的创始人，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经济学家施正一教授，他是一位受人敬重的具有学者兼长者风范的慈祥老人，他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的开拓和发展倾注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也为后继者和后学者树立了一个可供效仿的榜样。从2000年开始，该博士点就由施正一教授、那日教授、刘永佶教授和我4人组成导师组。到2004年秋季，随着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又陆续增加了魏小安（外聘国家旅游局专家）、樊胜岳、谢丽霜、李克强、张丽君、李澜等教授为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组，是一个极具凝聚力的和谐集体，在施正一先生和刘永佶院长的带领下，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进入了国家“211工程”和国家“985工程”重点学科建设行列，现已成为在建的国家级重点学科。自2000年起我就在经济学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安营扎寨，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招收和独立培养博士生，同时作为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学科带头人之一，实实在在地参与经济学院国家“211工程”和国家“985工程”重点学科建设工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作为经济学院一名普通教师，我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挪动过。
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岁月。人们常说40—60岁是大学知识分子的黄金期，因为这20年既是一个人思想和能力的最佳状态期，也是一个人出成果和干事业的最佳期。现在回过头来看，从1999年底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到2113年我60周岁的时候整整14个春秋，这是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担任双肩挑的教学一线教授，扎扎实实干事情的14年。14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算长，但是具体到一个人来说不算短。是中央民族大学“相中了”我，也是我“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我感谢中央民族大学给了我一个施展拳脚的平台，有 4 幸能够把首都北京视为自己人生的第二故乡。2004年3—4月经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评选推荐，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专家评议审核，5月授予我“第一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颁发“第一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奖荣誉证书”和“第一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奖奖牌”。我以为这是中央民族大学和国家民委对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以来所做的全部工作的一次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我即将完成作为学校一名中层干部的历史使命，而作为一名教授还将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在我的眼里教师无暮年。因此，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这14年，以及过去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22年的功过是非，统统留待后人去评说吧。
作为中央民族大学引进的学科带头人，我究竟为中央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做了些什么？为学校事业发展贡献了什么？是否有负中央民族大学的厚爱和期望？我觉得现在有必要本着向学校和为个人负责的态度，做出一个简短的“历史交待”：
第一，在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的工作业绩。在学校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2000年我亲手组建了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担任首任法学院院长兼民族法学研究所所长。在较短的时间内为法学院及时引进了李俊清教授、匡爱民教授2位学科带头人；经过我的努力争取和学校领导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法学院新上了熊文钊教授、乔世民副教授等一批教授和副教授；经过严格考核程序，调进了党秀云、张俊杰等5位中青年骨干教师。2000年底我亲手申报和创办了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两个全日制本科专业，以及“法学与英语”、“法学与经济学”两个双学士学位全日制本科专业。作为组建法学院的元老和新组建中央民族大学二级学院的领导小组成员，2002年我积极配合和执行校领导的决策，将“政治学与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两个本科专业和“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点从法学院分离出来，再加上从经济学院调整过来的经济管理专业重新组建了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我披荆斩棘地为法学院“民族法学学科”的推出、论证、奠基和建设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促使它后来有机会和有条件进入国家“211工程”及国家“985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行列。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点学科带头人，我亲手挽救了1997年被北京市学位委员会亮“黄牌”警告，并且已经停招两年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学位点。作为法学院经济法学专业学科带头人，2000年我领衔申报并获得了经济法学专业硕士学位点。2001年我率先提出并经过学校和国家民委的努力，最终获得了在民族学一级学科名下，自主设置“民族法学专业”、“民族政治学专业”、“民族地区行政管理学专业”等博士点和硕士点。
第二，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工作业绩。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期间，我主持完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自治区自治条例研究》、《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可行性研究》《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自治权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研究》等12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研究项目”和“一般研究项目”。这些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全部保质保量地按期完成，绝大多数“结项成果”获得“优秀”或者“良好”的综合评价。在人民出版社集中出版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重大问题研究》等5部学术著作；在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经济出版社、民族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WTO规则与中国法律制度改革》、《中国：侵权行为认定与赔偿》等10多部学术专著，以及经国家有关部委认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旅游法学教程》“高等教育旅游法学示范教材”。经过本人在民族自治地方长期调研而形成的《布依族·音寨村调查》、《维吾尔族·达西村调查》、《柯尔克孜族·库尔干村调查》等著作，以丰厚扎实的第一手调研资料，直接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赢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譬如，《农民维权：耕地宅基地》一书，2005年5月由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在福建、河北等省尤其是在民族自治地方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组织力量将其翻译成维吾尔文，2008年7月再次在民族出版社用维吾尔文出版，该书已成为新疆地区农牧民手持的维权“宝剑”和新疆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案头书；同时还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入“2009 5 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①，并且被国家领导人司马义·艾买提副委员长故居珍藏②。我以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或者经济学院教授的名义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且多发表于《民族研究》、《法学家》等权威期刊和学校认定的“核心期刊”，论著被“中国期刊网”、“外文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他人引证率，一直稳居全校教师前列，并且有1篇论文被《人民日报内部参阅》“秘密级半年版”转载，直送党和国家领导人决策参考。在我的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中，有6项研究成果获得过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和省部级以上优秀科研成果奖。
第三，在学校行政管理岗位上的工作业绩。作为“双肩挑”的学校中层领导干部，我担任了学校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学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民族博物馆馆长等职务。社会兼职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鉴定专家、省部级重大研究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法律专家顾问组成员；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西部大开发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民族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博物馆学会理事、中国博物馆协会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本人对所承担的各项行政领导职务和社会学术兼职，自觉做到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忠于职守、兢兢业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国家和学校把关负责，以自己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为中央民族大学争得荣誉。譬如，在近十年来承担“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鉴定”工作中，自始至终以国家利益大局为重，从来不昧良心地接受任何人的吃请或者“打招呼”，也不给任何单位或者某个“学术权威”当枪使。由于本人对每项送审的“结项成果”鉴定态度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且出具的每份“鉴定意见”客观中肯，多次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定为“成果鉴定工作认真负责的专家”，不仅载入“成果鉴定工作认真负责的专家档案”，而且置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予以通报表彰。在中央民族大学发展的历史上，除学校创办时期的异常快速发展之外，发展得最好和最快的时期也恰恰就在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这个阶段。我以为这个阶段发展的起点是1999年学校被批准进入国家“211工程”一期建设行列；大发展的契机是2001年校庆50周年之际朱镕基总理来校视察，代表党和国家提出要“把中央民族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发展的制高点是经过方方面面的艰苦努力，学校于2004年进入国家“985工程”重点大学二期建设行列。我在当时条件极其艰难和情况无比复杂的环境中，实实在在地领导和参与了学校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执行工作，脚踏实地的参与了学校进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活动，以及组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的具体建设过程，为中央民族大学实现整体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校党委和校行政的支持下，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奋力拼搏，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尽到了自己的微薄之力，也尽到了自己应当担起的一份责任。在我所担负的全部行政工作中，全校教师给予我最大的宽容、理解、支持和帮助，对此我深表感谢。
（摘自宋才发著：《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①②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印发的通知》（新出字〔2009〕328号）。 2010年8月2日本人带领博士生调研组在和田地区行署领导和策勒县政府县长等领导的陪同下，参观瞻仰策勒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司马义·艾买提副委员长故居”时现场发现珍藏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