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一个避不开、说不完的话题（上）]的字幕:
我是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田建民，我的专业就是搞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那么今天我要讲的是鲁迅和他的《野草》，主要讲《野草》，主要分析《野草》的
《求乞者》、《这样的战士》和《秋夜》这几个篇目。首先第一讲，《野草》的艺术特点及《求乞者》解读。第一个问题我要谈鲁迅，一个避不开、说不完的话题。鲁迅。这是一个现代文坛，
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避不开、说不完的话题，那么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作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六大作家之首，那么六大作家大家都知道，鲁、郭、茅、巴、老、曹，
鲁、郭、茅、巴、老、曹，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我们知道，在现代文学史中，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的版本中，那么前三个作家，鲁、郭、茅
是分专章来讲解的，巴、老、曹那么分专节来讲解，甚至有的文学史中把鲁迅，前后期鲁迅分为两章来讲解。可见，鲁迅在我们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所以我说，
鲁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一个永远避不开，也说不完的热门话题。我们知道，早在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鲁迅及其作品，就是中国文坛上重点评说的对象。
称赞的人，就开始称鲁迅为精神界之战士思想界权威者新文学的奠基人思想革命的先驱者民族魂“精神界之战士”、“思想界权威者”、“新文学的奠基人”、“思想革命的先驱者”、“民族魂”等等，而鲁迅的论敌则宣称，
“鲁迅先生贯会干„捏造事实，传播流言‟和„放冷箭‟等种种卑劣行为”。大家知道，这是谁的话？陈西滢。可以说是鲁迅的第一个论敌，现代评论派的，鲁迅在二十年代中期
因为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和陈西滢有不同的看法，以致和陈西滢所在的现代评论派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大家知道，鲁迅有《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两本杂文集，
这两本杂文集收的几乎就是鲁迅和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文章。为什么起名《华盖集》？当时鲁迅认为受到了现代评论派的围攻，他说这个华盖运，自己是交了华盖运，
华盖运本来是一个佛教，表示佛教徒交了华盖运，是好运，头顶华盖，承佛之照，那么要普通人交了华盖运，这就是厄运，处处碰壁。我们还记得鲁迅先生的诗，有两句诗说，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就是描述他当时的，他自己说，是受到了现代评论派的围攻，这也是他取他那两本杂文集之所以叫《华盖集》的一个原因。
这个陈西滢就说鲁迅“一下笔就构陷人家的罪状……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事实。”甚至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的“小说”一部分。——《晨报》副刊《西滢致志摩》“《中国小说史略》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的
„小说‟一部分。”言外之意，就是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之作，是抄的日本人盐谷温的。这个后来事实证明，鲁迅无论从所使用的材料，还是观点，
都有自己的新的创意，说抄袭那是不成立的，不成立的。这是陈西滢，当时在《晨报》副刊发表文章，发表《西滢致志摩》，《西滢致启明》等等信件，攻击鲁迅。
那么这是鲁迅的一个论敌，那么鲁迅还有一个论敌，这是在二十年代比较重要的论敌，那就是梁实秋，那么梁实秋，尤其是在二十年代末，在因为文学的阶级性和翻译问题上，和鲁迅有论争，
甚至有些地方意气用事，比如鲁迅的文章《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乏走狗”，而梁实秋回敬鲁迅，认为鲁迅是
“善于见风使舵的老乏牛”。当然这些，就有些意气之争，甚至有人身攻击的这种嫌疑。那么，在论到鲁迅的创作的时候，梁实秋也认为鲁迅的特长“即在他尖锐的笔调，除此别无可称”，“没有大规模的文学上的努力”。——梁实秋《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鲁迅的特长，“即在他尖锐的笔调，
除此别无可称”，“没有大规模的文学上的努力”，是梁实秋在1927年发表一篇文章，叫《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1927年6月。那么梁实秋的这个认为鲁迅“没有大规模的文学上的努力”，这个论断是后来一些贬义鲁迅的人的一个源头。后来好多人认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因此，算不上文豪，这是开了一
个头，这是那个源头。那么就是同一阵线的作家，也有人指责鲁迅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高长虹“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
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这本来是，这是高长虹，一个山西作家，青年作家，这是在鲁迅扶持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一个作家，但是后来和鲁迅闹翻了，当然闹翻的原因一会我们在讲《野草》的时候，我们还要讲到。
这个高长虹和鲁迅闹翻了以后，攻击鲁迅，说彷徨于艺术与名利的明暗之间，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高长虹“彷徨于艺术与名利的明暗之间”，“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这是在高长虹，他有文章《走到出版界——1925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和《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
待我吹送些新鲜的温热进来》，这发表在他所办的一个刊物叫《狂飙》周刊第14期上。那么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的时候，那么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
像冯乃超、李初梨、成仿吾、郭沫若这些人，也给鲁迅扣上了许多不合适的帽子，像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性反革命人物”，是“戴着白手套的法西斯蒂”，说的很严重，
这是当时杜荃的一篇文章，叫《文化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那么还有像冯乃超、成仿吾也认为，鲁迅是醉眼陶然地眺望着人生，他的笔调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大家知道鲁迅有一本杂文集命名叫《三闲集》，这就是回击成仿吾说鲁迅的笔调“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就把1928年发表的那些文章，出编了一本集子，命名《三闲集》，
让人们看看我写的文章是不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那么就是同一个人，对鲁迅的评价也是前后不一，一会称赞鲁迅是中国最早、最成功的乡土文艺家，说他的代表作
能“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博得不少国际的光荣”；一会又辱骂鲁迅，说鲁迅“心理变态”，“人格卑污”，是“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说鲁迅的人格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苏雪林语“鲁迅的人格
是渺小、渺小、第三个渺小”；说“鲁迅的性情是凶恶、凶恶、第三个凶恶；鲁迅的行为是卑劣、卑劣、第三个卑劣” 。那么这是谁说的呢？苏雪林，一个女作家，
也是我们这个现代文学第一代女作家，是和石评梅、庐隐等人是同学，当时她的创作也是很有影响的，她写的散文《绿天》是一本散文集，其中《绿天》
还曾经选入过小学的课本。还有《鸽儿的通信》，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中她的《棘心》是自传性长篇小说，这是个安徽的作家，后来去了台湾。那么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
对鲁迅的评价，那是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鲁迅定为，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把鲁迅说成是“三个伟大”、“七个最”，
毛泽东的原话说：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骨头是最硬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三个伟大”。然后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说鲁迅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三个伟大”、“七个最”。那么毛泽东的评价以后，
解放区基本上没有不同的声音。基本上都是对鲁迅统一在“三个伟大”，“七个最”上。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左翼文艺界也基本上再也听不到什么不同的声音。1949年以后，也就是解放以后，
大陆更是把鲁迅奉为“人民文豪”，所以解放以后的鲁迅研究，解放以后至新时期开始，这一段时期，将近30年，就是27年的鲁迅研究，差不多都是对毛泽东所命定的
“三个伟大”、“七个最”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骨头是最硬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是对毛泽东这个定义的阐释和论证。所谓的鲁迅研究就是怎么论证
毛泽东说鲁迅的这些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出现了神话鲁迅和圣化鲁迅的现象。把鲁迅捧为神，鲁迅说
的一切，认为都是正确的，都有先见之明。那么到*时期，
文学，文学研究就只剩下了鲁迅在“艳阳天”里，走在“金光大道”上。*时期，几乎把所有的作品都给否定了，古典文学作品认为是封建的东西，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作品，除了鲁迅的，都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东西。那么17年的作品，都认为是有问题的，都受到了批判，认为是利用文学，利用小说来反党的，所以在*时期，大家知道，那么当代文学只有一个浩然，
浩然的两本长篇小说，一本叫《艳阳天》，一本叫《金光大道》，那么在这10年，所谓文学的讲堂，所谓文学的研究，现代文学只剩了一个鲁迅，那么当代文学只剩了一本《艳阳天》和一本《金光大道》，所以人们说，
“只剩下鲁迅在„艳阳天‟里走在„金光大道‟上。”甚至，“四人帮”把鲁迅变成一根打人的大棒，凡是鲁迅批评或嘲讽过的人都成了罪人。都被他们借故打倒，
如在1936年在两个口号的论争当中，当时1936年文艺界为了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在提出什么样的口号这个问题上，那么鲁迅和当时的
左联的党团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产生了分歧，一个是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双方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再一个，在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要提出什么样的口号这个问题上，
双方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这样以鲁迅、冯雪峰、胡风为首，为代表的他们提出了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样一个口号，而周扬、夏衍、田汉、
徐懋庸、阳翰笙等人，是坚持“国防文学”这个口号，所以这两个口号产生了大规模的论争。那么在这次论争当中，鲁迅写了一篇文章叫《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那么在这篇文章当中，
鲁迅曾经嘲讽地把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个四人，当时都是左联的党团领导人，都是文委的委员，就是当时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
那么鲁迅就利用嘲讽的笔调，把这四人称为“四条汉子”，在文章中说，鲁迅说，“从车上跳下来四条汉子，西装笔挺，气宇轩昂”，这是这个原话。那么“四人帮”就以此为借口，
对周扬、田汉、夏衍等人进行迫害。就把鲁迅作为打人的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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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以来，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倡，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学术界、鲁迅研究界，才开始打破极左思想的束缚，才逐渐形成了
开放的科学研究的这种良好的学术风气。现代文学研究也开始结束了“废黜百家，独尊鲁迅。”“废黜百家，独尊鲁迅”的这种不正常的局面。那么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中，
与鲁迅有不同观点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作家，甚至鲁迅当年的论敌的作品也纷纷解冻出版，新时期以后，像梁实秋的，陈西滢的《西滢闲话》也都解冻出版。
海外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观点也纷纷涌进大陆，本来，这对深入而科学地研究鲁迅是一件好事。然而，也有一些人，作为对17年时期，*时期，那种极左思潮的一种反拨，也开始发表一些
带有情绪化的否定鲁迅的文章。那么最先是1985年8月6日，《杂文报》，就是河北石家庄办的一个《杂文报》刊登了当时安徽某高校二年级学生，
化名叫“李不识”的文章，李不识，他的文章的题目叫《何必言必称鲁迅》，这个文章就开始以对鲁迅不屑的口吻说，一提到杂文，本本书都是讲鲁迅，章章都讲鲁迅，有两本书中有关杂文的章节从头到尾，从写作理论到举例，全是鲁货，大有非鲁迅无杂文可言之势。……静静地揣摩，大概是被“鲁化”了吧。——李不识《何必言必称鲁迅》
“一提到杂文，本本书都是讲鲁迅，章章都讲鲁迅，有两本书中有关杂文的章节从头到尾，从写作理论到举例，全是鲁货，大有非鲁迅无杂文可言之势……静静地揣摩，大概是被„鲁化‟了吧。”还是，同年，就是1985年8月，《青海湖》杂志，发表了邢孔荣《论鲁迅的创作生涯》邢孔荣的长文，《论鲁迅的创作生涯》。那么这篇文章把鲁迅的创作分为三个时期，
他根据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的观点，把鲁迅的创作分为准备期，准备时期：1906年—1918年认为鲁迅的创作准备期是从1906年到1918年，也就是鲁迅写《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
写《怀旧》、翻译《域外小说集》，这一段时间，他都认为是准备时期；然后创造时期：1918年—1925年创造时期，从1918年到1925年鲁迅的创造时期；衰退时期：1925年—1936年衰退时期，
他认为1925年以后至鲁迅逝世，到1936年，这是鲁迅创作的衰退时期。1925年之后，就走上了衰退期，他认为准备时期的“文学活动的意义在于尝试与探索。……这个时期的文学活动实质上只是习作。……鲁迅先生把文学作为工具，这本身就是错误，……这一切注定了鲁迅先生早期文学活动失败的命运。”——邢孔荣《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准备时期的“文学活动的意义在于尝试与探索”，
“这个时期的文学活动”他认为“实质上只是习作”，不是成功之作，是习作，认为“鲁迅先生把文学作为工具，这本身就是错误”。他说“这一切注定了鲁迅先生早期文学活动的失败的命运。”
而创造时期的《呐喊》和《彷徨》，这个文章，鲁迅的创作生涯，邢孔荣认为，除《故乡》是上乘之作，《孔乙己》和《药》还算是成功之外，《呐喊》中的其余作品，他说《狂人日记》是“模仿之作”，
模仿的俄国作家果戈里的，果戈里也有同名小说《狂人日记》。《阿Ｑ正传》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替形象。——邢孔荣《论鲁迅的创作生涯》“《阿Ｑ正传》漫画式的倾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即以所谓的本质代替形象”。
并且他还认为，《一件小事》、《**》、《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这些小说统统被说成是“泛泛之作或者充数之作”。《彷徨》中的作品，邢孔荣认为，
“唯一可以称道的是《祝福》”。他认为《伤逝》是“夫子写爱情”。《在酒楼上》、《孤独者》、《离婚》，他说“毛病同样是僵”，僵化，僵。他说《野草》的价值更“在《呐喊》、
《彷徨》之下”，这还是创造时期。衰退时期，他衰退时期的《故事新编》是“油滑”的“三流之作”，《朝花夕拾》“不是真正的文学创作”，邢文认为鲁迅先生晚期大量的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其次是唯理倾向日益严重，再其次是论战的需要”。翻译更是“不堪卒读”。他说大量的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
其次是唯理倾向日益严重，再其次是论战的需要”。翻译更是“不堪卒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邢孔荣的这篇《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基本上对鲁迅创作
进行了全盘否定。到1998年，在《北京文学》第10期上，发表了由朱文发起并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以及韩东的
《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那么这56份答卷都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所谓“新生代”作家所做的答卷。那么这些新生代作家他们宣称
“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他们对现存的文学秩序和一切权威，文学上的权威都采取不屑的态度。在这个问卷当中，其中有一个问题是问你是否以鲁迅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你是否以鲁迅
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你认为作为思想权威的鲁迅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无指导意义？”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新生代作家，
基本上都是做了否定的回答。而作家韩东甚至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韩东“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
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那么朱文则说，“让鲁迅到一边歇一歇吧”。
此后紧接下来2000年，第2期《收获》的“走近鲁迅”专栏，刊出了王朔的《我看鲁迅》，那么这篇文章，在文章中说，鲁迅不是“正经作家”，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这点东西。——王朔《我看鲁迅》“光靠一堆杂文，
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这点东西。”认为鲁迅写《伤逝》不成功，这和前面邢孔荣的观点是一样，邢孔荣认为鲁迅《伤逝》是“夫子写爱情”。那么王朔也说，
“男女过日子的事儿，他老人家实在是生疏”，认为《伤逝》不成功。并且认为鲁迅没有思想，只不过是早期主张“全盘西化”，取缔中医中药，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晚年被苏联蒙了，以为那儿是王道乐土，向
往了好一阵，后来跟“四条汉子”一接触，也发觉不是事儿。——王朔《我看鲁迅》“早期主张„全盘西化‟，取缔中医中药，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晚年被苏联蒙了，
以为那儿是王道乐土，向往了好一阵，后来跟„四条汉子‟一接触，也发觉不是事儿。”那么这里，王朔认为，鲁迅没有长篇小说不能算文豪一级的作家。再有，鲁迅没有思想，
“取缔中医中药，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其实这都是不理解，对鲁迅不够理解，确实鲁迅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
他是同意过主张取消汉字，汉字要走世界拼音化的道路。确实，他在父亲得病，有关的文章中，对中医中药确实有过不敬之词，
为什么？这也是鲁迅对中医中药不讲学理，有时候还有那种蒙昧的做法，提出的批评。主要从他父亲的病，这个过程中看到，他父亲患的水肿病，当时就是鼓胀病，
我们现在想，很可能是鲁迅自己说是鼓胀病，吐血，到晚期吐血，那么很可能现在就是肝癌晚期，腹水吐血，静脉曲张这样的病。当时那个中医给他父亲吃什么药？因为他患的是鼓胀病，
就给他吃败鼓皮丸，什么败鼓皮丸？就是敲鼓敲烂了那个破牛皮，丸成丸，叫他吃，这叫“败鼓皮丸”，你不是得鼓胀病，就吃败鼓皮丸。那么有一次，鲁迅的父亲吐血，那么请医生来，鲁迅亲眼看到，医生给开的药是什么？
是叫鲁迅的父亲喝一碗墨，理由是“以黑克红”，所以像这样的，不讲药理，这样的蒙昧的，这样的庸医，那么鲁迅对他有所微词，那也是正常的。
至于鲁迅说，“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这是二十年代关于“青年必读书”事件来的，那么当时鲁迅说，我认为青年人不必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鲁迅“我认为青年人不必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
那是针对胡适当时给青年人开了一个特别特别庞大的必读书书目而言的，是针对胡适要青年人都躲进实验室，不关心社会政治生活而来的，
他都是有针对性的。所以，这种情绪化，不讲学理的情绪化的否定，对鲁迅的情绪化的否定，显然也偏离了正常的学术研究的轨道。
也很难“走近鲁迅”。那么我们怎么“走近鲁迅呢”？我认为，只有深入分析他的作品，切实而细致地体验他的情感和思想，才能真正走近鲁迅。那么下面，我们就从分析鲁迅的《野草》，因为《野草》是最能表现鲁迅内心真实的作品。
我们就选择分析《野草》去试着“走近鲁迅”。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谈一下
鲁迅这是一个避不开的，永远避不开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