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和对策
张庆松
最近据报道，欧盟官员曾宣布，中国将会在今年夏季加入国际贸易组织。随着加入WTO的时间接近，中国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决策已经成为定论。因此，人们讨论和研究的重点也将由中国是否和何时加入WTO，转向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弊端以及应该采取的对策。本文就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和对策，提出一些看法。 全文共12500字。
一、WTO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曾几何时，人们还在担心中国会不会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倒退。自从中国政府决定加入WTO以后，这种忧虑已经烟消云散。中国政府加入WTO的努力表明了，改革开放将不会再倒退。人们(特别是关心中国的人)，反而开始担心中国的经济开放是否已经走得太快了。过去一两年里，有一些文章指出WTO将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冲击。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应该暂缓加入。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WTO对中国是利大于弊，所以应该加入，而且要快加入。就在这两派激烈争论的时候，中国的WTO谈判仍在继续而且即将成功，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就出现了一个理论落后于决策的局面，也就是说，海外的一些评论家们的眼光是落后于形势发展的。中国政府决定加入WTO，必定有自己的道理。从中国经济近些年的表现看，中国政府领导人对经济大形势的分析观察能力和把握控制能力是可以令人信任的。所以，应该相信，中国加入WTO的决策是经过分析并判定WTO是利大于弊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讨论WTO该不该加入的问题就已经落后于形势，是浪费时间。
反对WTO论者的缺点就是光看到WTO会带来的冲击，但是却没有看到WTO是改革开放政策的继续，是改革开放政策迈上的一个新台阶，而且从长远来说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经途径。WTO将会把中国经济带向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是发展经济必须的道
路。从发展的角度看，WTO利益再多，冲击再大，其影响力也不过十多年而已。经济全球化才是未来更长远的目标，因此具有更大的意义。WTO只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小步。而经济全球化这一趋势才会是中国将来长久面对的冲击和挑战。
智者高瞻远瞩。理论研究也要超前才能形成指导性作用。既然中国政府已经做出加入WTO的决策，那么理论研究就应该超越是否加入的层次，而应该进行超前性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就应该把WTO的冲击以及对策，作为要解决的主要目标。如果要把研究推展到更超前，更远的范围，就应该把视野超越WTO这十多年内的冲击，而以“经济全球化”这一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的趋势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对WTO的研究应该放在经济全球化这一大题目下进行。
实际上，人们对WTO的担心还是源自对“经济全球化”的担心。由于对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的疑虑，反感和敌视，才使得一些人对中国经济全球化这一趋势存有担心，怀疑和恐惧。只有当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这一经济远景建立信心和信任后，像WTO这样的短期问题才不会造成太大的抵制或混乱。
所以，本文要探讨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利弊，以及中国可能采取的对策。
二、中国学者的关注
经济全球化的弊端，中国学者已经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新加坡《联合早报》近日转载香港《信报》题为“中国学者应对‘经济全球化’新观点”的文章，详细地列举了中国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批评和疑虑。现把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摘要如下：
中共中央理论权威刊物《求是》半月刊今年第一期在署名“本刊课题组”的文章中，提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的新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在20世纪
8、90年代之交，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为资本的进一步国际化消除了壁垒的情况下，经济
全球化迅速发展成为一种举世瞩目的汹涌潮流。
截至1999年年底，全世界有六万多家跨国公司，其对外投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至60%，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通过不平等交换，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变成它们廉价资源的供应站、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正所谓“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
随着这一进程的发展，南北发展差距愈来愈大。北方发达国家富者愈富，南方发展中国家贫者愈贫。全世界有13亿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下，日平均生活费不足1美元。发达国家拥有全球生产总值的86%和出口市场份额的82%，而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仅分别拥有14%和18%。有关统计资料显示，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均收入，是30比1，而今已上升到74比1；20年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最不发展国家仅20有余，而今却增加到48个。
学者们还指出，尤其美国总是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经济发展。中国至今未能加入世贸，都与虽同意中国入世却仍在背后作梗的美国有关。是以不能盲目乐观。与利相比，弊的方面亦即挑战的情形显得更为复杂。国际资本主义在输出资本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和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诸如在经济、科技“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通过基金会之类的“民间组织”收买和培植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敌对分子，输出资本时附带兜售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等等。
中国的年轻经济学者指出，这就是以经济全球化推动政治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又以政治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来保障经济全球化。这种国际资本主义主导经济的战略，对发展中的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三、应付挑战，趋利避害
在列出上述弊端的同时，上述文章也透露出了中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出了辩证的思维方式和积极进取的态度。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
文章指出，中国年轻的经济学者认为，诚然入世对中国有负面影响，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日趋紧密。中国应当权衡入世的利弊，以便趋利避害。中国入世，有利于吸引外资，扩大对外贸易，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例如对外经济贸易方面，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已经使它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99年中国出口总额达3606亿3000万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6.4%。近年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额中，靠外贸拉动的部分约占两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年占四分之一左右的增长是靠外贸实现的。(这一部分并不完全准确，去年的增长基本是靠内需拉动。外贸的拉动效应微乎其微)。
这些年青学者指出，对经济全球化既不能回避也不能盲从；既不能全面拒斥，也不宜全面迎合。也就是说，既不能说经济全球化为洪水猛兽，也不要随波逐流，去“傍美国这个大款”。中国虽然落后，但经过五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发展经济，抵御各种风险的物质技术基础已经比较雄厚。中国虽然落后，但具有一百多年反对外来侵略、五十多年自立自强、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这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这就决定中国在全球经济化的浪潮中可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掌握发展主动权。
年轻经济学者指出，既不回避也不盲从，以豪迈的姿态勇敢地杀入经济全球化大潮，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相信中国这个历史悠久，潜力无穷的泱泱大国，既能吸纳百川，又能化掉一切污泥浊水。
这些年青学者的思路是对的，态度也是正确的。经济全球化既然是未来的必然趋势，那么因为困难和挑战就退缩不前是不正确的态度。勇敢地面对挑战，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
用高明的方法来趋利避害，这才是正确的指导方针。
四、需要深层次分析
要想避害，首先就必须要清楚地了解什么是“害”。经济全球化既是机会，也到处布满了陷阱。一不留神，就会掉入陷阱。而一旦发生重大的错误，可能就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中国的决策者们需要了解经济全球化在哪里和有什么样的陷阱。只有有了一个清楚的“地图”，描绘出了陷阱的所在，才能够事先采取对策，予以避免。中国有那么多学者，只要好好地组织，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是能够研究的很透彻的。
从上述文章看，中国国内学者对经济全球化弊端有了一些认识，但是还非常不完全，对一些关系还不是分析得很清楚。所以，有必要对经济全球化的弊端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从上面文章中可以归纳出，中国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弊端认识是这样的一段话：“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主义通过不平等交换，把广大发展中国家变成它们廉价资源的供应站、获取高额利润的投资对象和推销剩余产品的市场。正所谓“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这就是以经济全球化推动政治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又以政治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来保障经济全球化。这种国际资本主义主导经济的战略，对发展中的中国构成严重威胁。”
总起来说，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最根本的威胁就是“不平等交换”使得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廉价资源供应站和剩余产品的市场。而所谓的政治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只是用来保障经济全球化的。
笔者认为，这种对经济全球化弊端的分析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经济全球化的弊端还远远不止于此，而且政治和意识在经济全球化中起得也绝对不仅仅是“保障经济全球化”的功能。仅仅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看，上述的结论也是不够严密。也就是说，论点的各个组织部份之间还没有形成有机的联系，仔细分析之下，就会遭到质疑。
比如，说资本向全球的扩张会损害不发达国家如中国的利益，这一点如果进行单独地分析就会产生问题。如果资本的扩张和输入是不利于不发达国家，那么为什么各国还千方百计地要吸引“外资”呢？说先进的技术导致不平等交换，从而损害了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也有问题。辩解的人就可以回答说，经济全球化是自由地进行的。科技不发达的国家可以通过加快科技的发展来改变这种局面，市场是通过竞争得来的。而且科技产品向不发达国家推销，也使得那里的人民可以接触世界的先进科技。所以，从这两个方面看，经济全球化是同样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既然如此，那么政治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只是用来保障经济全球化，有什么错呢？又怎么会损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呢？
所以，对经济全球化的弊端还应该进行更完整，更精密的分析。比如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仅仅是“不平等交换吗”？政治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真的只是用来保障经济全球化吗？这后一种观点尤其值得讨论。它未免太过乐观，不符合历史事实。对这个问题如果不看清楚的话，后果是危险的。因此，必须要对经济全球化可能出现的每一种弊端进行认真地分析。是弊端还是挑战，是害还是利，往往也由对应者的思维和策略而互相转化。
五、科技剪刀差不足为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学者把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弊端确定为“不平等交换”。这种不平等交换实际上就是一种剪刀差。过去人们用过工农剪刀差的说法，现在也可以用“科技剪刀差”来描述南北的“不平等交换”。
在这种科技剪刀差经济体制下，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从发展中国家输入低廉的原材料，经过高科技加工后，再返销给不发达国家，从而赚取高额利润。形成“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发展中国家卖出的是低价原料，但买入的却是高价的科技产品。所以发展中国家是越来越穷，而北方发达国家富者愈富。南北发展差距愈来
愈大。最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对这种状态表达出非常强的反感。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也进程缓慢。反对全球化的声浪也日益高涨。
可是，这种不平等交换不见得会是将来最大的冲击和威胁。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中国也因为这种不平等交换而吃过亏。比如，中国的出口都是靠的劳力密集性工业，赚取的利润微薄。而发达国家的公司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所以，中国的货币含金量小。比如，中国的军费养几百万兵员没有问题，但是购买高科技武器上就显得力不从心。这是因为，中国的税收对高科技产品的购买力小。
尽管如此，中国的廉价劳力和广大市场却同时也吸引了海外的大量投资。这些投资使得中国的制造业也迅速成长，使得中国有成为世界制造工厂的趋势。所以，这种不平等交换从效果上来说，并没有损害中国的利益。它不平等，但是是历史和现实环境所决定的。因此，在特定的环境下就是合理的。
但这不等于说，这种不平等交换可以继续下去。从中国的经济战略角度来看，这种不平等是不能允许永久存在的。而打破这种不平等的方法就是大力发展科技创新，提高中国的科技研究发展能力，提高中国的工艺水平，提高中国产品的高科技份量。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为了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为了继续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增强中国的科技自主能力，为了提高中国的国防能力，发展高科技是必经之道。
在这个领域，中国是不必担心的。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中国具有发展高科技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资金不是问题，中国的储蓄率是最高的国家之一。人才不是问题，中国人聪明肯干，每年培养的大学生达数百万人。市场不是问题，中国的13亿人口已经是全球的五分之一。有了这些要素，还怕科技水平提高不了？
现在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有很久的历史原因。从短期来观察，中国过去计划经济下的科研模式存在许多问题。但是，中国已经走上了市场经
济这一条正确的道路，而且正在由计划经济下的科研模式向市场经济下的模式转变。实际上，中国近年对经济和科研的发展已经基本上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和方向。要素具备，方法正确，假以时日，中国的科研水平肯定可以领先世界。
在这个领域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国科研水平的进步。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阻碍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实行高科技禁运。但是，事实表明，这并没有阻挡中国科研水平的进步。而且将来也阻挡不了。这些国家最后会发现，吃亏的是禁运者自己。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市场。只要保住了自己的市场，自己的科研队伍就有了发展和发挥的余地。市场对科研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比如以色列造军火，但是美国不让卖，那军火就销不出去。没有市场，科技再先进都没有用，因为产生不了经济效益，就不能够产生资金积累循环效应，科研就会失去动力。中国就不一样。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合理手段来保住自己的市场。哪怕不外销，只要保住自己的市场，就是全球五分之一的销售额，就能够最起码在世界上占有立足之地。
所以，在高科技领域，中国未来要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发展高科技，和发展什么高科技，也要考虑如何通过合理的方法来为自己的高科技公司保证市场。在这方面可以采用的方式很多，比如反垄断，反倾销，外国公司本土化，产地要求，以世界五分之一的市场为依托建立中国自己独特的标准体系(外国公司的产品必须要改造才能符合中国的要求)，等等。
即使在某些科技领域内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中国过去20多年来，采用了以市场换科技的方法，今后还能够使用。而且，在个别技术领域内的落后，不会对整个国家经济体系产生冲击。因此，“不平等交换”的问题对一些小国家会有麻烦，但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就不会是大问题。中国应该，而且有充分的条件和能力，在科研水平上迎头赶上，消除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剪刀差”。
六、国际资本是水，载舟也覆舟
与“科技剪刀差”相比较，国际资本的流动才是真正值得让人担心的。古人说，民心似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国际资本也是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而且国际资本特别容易见风起浪，一不留神就容易翻船。所以，中国要经济全球化，就必须对国际资本的特性加以研究并予以防范。这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金融风险问题。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能举一些主要的问题。
国际资本有多种形式，因此其特征和性质也很不同。所以，对国际资本不能一概而论。那种二元思维论所导致的国际资本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是不符合现实社会的，也不是正确的思路。从功能上看，国际资本有各种表现形式，所以对一个国家的影响也会很不一样。即使是同一种资本，也会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而且这两方面会互相转化。
正是因为国际资本存在着这样一种集好坏于一身的特性，所以就出现上面提到的一个矛盾。一方面，国际资本是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拓展市场的推动力，是“不平等交换”导致南北差距的肇事者。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会反对国际资本。另一方面，从社会现实观察，发展中国家却是在千方百计争取国际资本的流入，尽管一些国家曾经被国际资本整得吃尽了苦头。由于这种矛盾关系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就对国际资本出现欲迎还拒，既希望，又恐惧的两难态度。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没有办法的。首先要把国际资本分一下类。一种是长期资本，另一种是短期资本。长期资本是低流动性资本，而短期资本是高流动性资本。从对发展中国家接纳国际资本的经验看，中国将来还是应该继续吸引长期资本，严控国际短期资本的流动。
中国过去20多年以来，一共吸收了3000多亿的国际资本(其中大部份来自台湾和香港等华人经济区)。至今为止，这些资本的输入的效果是正面的。它们提供了中国需要的发展资金，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生产力水平，而且更让人惊奇的是，还没有出现任何负
面效应。尽管外国公司如摩托罗拉，可口可乐等也通过这些资本赚了钱，但那是应得的。是理想的双方互赢的局面。
但是，在中国崛起前，亚洲的四小龙也曾经吸收过大量的国际资本，而且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也曾经有过外资大量涌入的热气腾腾的局面。但是，近一两年来却是大伤元气。自从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的几条小龙还有马泰等国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这些国家没有中国那么幸运。究其根源，还是国际资本造的孽。近些年来，国际上出现对冲基金这一股怪异的资本力量，其特点是快速移动，大肆炒作，寻求短期获利。对冲基金利用各国的金融衍生工具为渠道，通过突然袭击的方式，造成短期的利差，然后获利了结。受到对冲基金攻击的国家，金融市场秩序混乱，人心不稳，外资大量流出，导致百业萧条，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等到股市落底以后，外国资本又进场拣便宜货。这就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最直接根源。
那么，为什么中国没有同亚洲一起陷入危机呢？这同中国的制度有关系。中国还没有向外国开放金融市场，所以国际资本无法冲击中国。而且，中国当时虽然吸收了1000多亿的国际资本，但是这些都是产业性的长期资本，无法在短期内流动的。所以，不会象其他亚洲国家那样容易受短期资本的冲击。长期资本要想抽出被投资国，往往不是获利了结，而是亏本了结。象日本，在80年代大举扩张，在美国买了大批房地产(属于长期资本)，到了90年代后，日本陷入衰退，于是纷纷卖美国的房地产。美国的买家压低价钱，原来买进时一亿多的大楼，卖出时只要到3000多万。
由此分析，投资到产业部门的长期资本是有利于当地的稳定和发展的。而短期资本往往是冷面杀手，应该加以提防。对短期资本的提防应该成为经济全球化风险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政府应该采取的对策也很多，比如对金融衍生投资工具要慎重，这往往是国际炒家的攻击重点；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建立各种指标监控；控制企业对外短期借贷，采取措
施防止资金外流等等。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滋就指出过，经济全球化下防止资金外流是关健。在金融问题上，一定要求稳。
好的是，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同国际资本炒家交过手，并取得成功。1998年香港一役，国际大炒手索罗斯大败亏输，元气大伤。国际对冲基金也收敛了很多。但是，以后的日子还很长，新的金融危机和挑战还会出现。也许哪一天会出现王罗斯，李罗斯。而且，对金融资本市场的许多业务也不能完全交给外国的公司。比如信用评级，公司上市，证卷业务，外汇买卖等等，不能掌握在外资手里。一定要实行以我为主，保护金融主权。另外，中国已经从香港引进了一些金融高手。这将会有助于中国未来金融市场的发展和稳定。
七、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风险
在解决金融风险问题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政治风险就上了台面。这种风险不但来源于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还有来自发达国家政治全球化的压力。中国的学者们认识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在推动政治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但是他们把政治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的目的说成是为了“保障经济全球化”，这种看法并不全面。如果仅仅如此，那就不必担心了，因为中国已经决定要走向这个目标。但是，问题在于，政治全球化还有更复杂，更深层的动机。
毫无疑问，政治全球化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全球化将会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目标。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需要政治全球化来推动，更不需要保障。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可以达成的。世贸组织成立运作已经很多年了，在现在的国际政治状况下，还不是运作正常？在这个世界上，同美国政治制度不一样的国家并不是只有中国，还有许多国家，它们同美国的贸易还不是正常往来？所以，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各国的政治制度都要成为一个样。
事实上，一个模样的政治制度不见得是好事。多样化的制度才显得丰富多彩，才会形成
合作又竞争的局面。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时，亚洲各国抵挡不住危机的袭击，货币纷纷贬职。中国就成了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一退，亚洲的局势将不堪设想。但是，中国坚持不让货币贬值，并且有效地做到了这个承诺。如果不是中国在宏观经济上实行有效的控制，那98年的危机肯定不会那么快就收场。
这个事例说明了，不一样也有不一样的好处。美国过去相信一元文化，到1960年代以后，才接受多元文化的思维。现代的美国人普遍承认多元文化是美国的活力和优势之一。但是，奇怪的是，美国的政治家们可以容忍国内的多元化，却容不得国际上的多元化。这种现象导致了一些观察家们认为，美国在国内推行民主，在国际上却实行“专制”。
而且，政治全球化是有选择性的，而不是全球一致性的。就拿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吧，在这些国家内部本身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制度。许多国家至今还保留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皇权、王权和帝权，还在继续实行半封建半民主的君主立宪制。人们应该感到奇怪，既然发达国家要搞政治全球化，为什么不先在自身做起呢？为什么总是把矛头对准发展中国家，对他们吹毛求疵呢？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盟友里面，有些根本就是完全地道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但是却从来没有看到发达国家对这些盟友提出“政治全球化”的要求。这不是奇怪吗？
这种有选择性使用“政治全球化”的现象，只能令人对这个口号背后动机的怀疑。从历史经验看，这个口号也确实是常常被用来保持发达国家的经济优势的。在政治全球化的口号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反对势力和分离势力被跳动，被支持，甚至被武装。于是这些国家一个个发生*，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然后发达国家再以援助的方式进入，从而掌握经济主导权。也就是说，当经济竞争行不通时，政治手段就成了一个选择。而结果，就是南北差距的拉大。
对这样的政治风险，中国必须要有事先全面和仔细的考虑。不必害怕，也不能大意。只
要应对得当，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政治风险是完全可以化解的。在这方面，新加坡的经验很值得借鉴。
八、肥鸡论：经济全球化与国防安全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也要求对国防安全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重点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经济建设同国防建设的关系如何摆正。最近发生的关于所谓“自废武功”的讨论，证明了这样一个工作的必要性。
之所以提出重新研究新经济同国防建设的关系，是因为现在中国国内有一种流行的但是不正确的看法，这就是“军备恐惧论”。军备恐惧论可以说是冷战的后遗症。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继续把经济建设放在第一位，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才能安全。而且，如果增加军备，一方面会排挤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就会刺激其他国家，导致“中国威胁论”，甚至引发军备竞赛。一旦被卷入军备竞赛，那就会重蹈前苏联的复辙，会拖垮中国的经济。按照这种观点，中国最好还是保持低姿态，甚至对那些可能严重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事件也不要反应，任其自然，靠世界上道义的力量来保证中国的国家安全。
这种军备恐惧论强调经济发展的优先性，这是正确的。但是，它也有缺点，那就是把经济发展同军备发展完全对立起来，将两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完全互相排斥的。这就走到了与过去冷战时期唯军备论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 唯经济论。
唯经济论是19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主导思想。邓小平提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军备要服从于经济发展的大局。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完全正确的。当时中国刚经过多年的政治*，经济生产能力落后。因此通过
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使得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但是，不要忘记，邓小平当年敢于压军备，重经济，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他准确地预见到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中国会有20年的和平时间。正好可以用这段宝贵
的时间来暂时放慢军备建设，全力发展经济。请注意，他预测的是20年。
现在，20年已经过去了。放眼天下，看看中国，就可以发现，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已经变化了。我们就需要面对新形势，提出将来的新方针。
看看国际形势，人们只能怀疑中国是否还会像过去那样，还有20年的和平时间。相信没有人敢做出这样的预测。笔者认为，按照目前的态势，中国能够有多长的和平时间，不是由经济多发达来决定，而是由中国的军事威慑力有多可靠来决定。中国的军事威慑力越强，中国能够得到和平建设的时间就越长。也就是说，由于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将会使得中国不得不采取军备与经济并重的战略。
周边形势的恶化是比较明了的。中国的台湾岛对大陆的敌意未改，台独的威胁还没有消除，台湾岛的军备也有向攻击性发展的倾向。南海问题，菲律宾狐假虎威，不断向大路挑衅。南亚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核竞赛，东边，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更远处，还有强国虎视眈眈。另外还有分裂国土的势力在活动。可以说，如果不是中国近些年还明智地保持了相当的战略威慑力量，台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老实。
有人会说，经济都要全球化了，战争恐怕是不会发生了。这种对经济全球化的看法是太天真了。要知道，经济全球化并不会防止战争，甚至会成为引发战争的因素。比如，我们设想这样一种状况，某个国家经济发达，人民富有，但是军备松懈。而另一个国家，经济低迷，但是军备非常强大。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必然的是经济发达但军备松弛的国家遭军备强大的国家入侵并因无力抵抗而灭亡。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经济全球化情况下也不例外。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间，也是如此。如果一个小公司经营良好，手中握有太多的现金，就会成为那些规模庞大，但因经营不善而缺乏现金的大企业垂涎的对象。后者于是采用各种手段来吞并这个小企业，企图得到它的现金。为此有时会采取恶性吞并的手段。这有个
名词叫“恶性收购”(hostile takeover)。每年这样的情况都会发生。
经济发达但是军备松弛的国家，要比经济落后但军备相对整齐的国家更危险。因为，在其他人的眼里，前者是垂手可得的肥鸡，后者是食之无味的鸡肋。
另外，也不能指望其他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会公平地竞争。公平竞争只有在一个国内市场中建立了法制权威后才有可能。但是，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现在还不存在这样的公正的权威。现代国际关系中只认强权。而强权会在自己面临不利的经济竞争形势时，采用非经济的手段来削弱对方，从而相对地增强自己的竞争力。现代国际资本的流动，往往受风险因素的影响。当一个国家军备不强，面临入侵的危险时，国际资本会快速逃离。到时候，不要动手，风声一紧，经济混乱马上就出现。这样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
所以，经济全球化更需要强大的国防，而不是松弛的军备。既不能成肥鸡，也不可当鸡肋。最好当刺猬，肥的流油，却又浑身带刺，无人敢碰。
九、经济建设与军备建设的辩证关系
军备恐惧论者除了忽视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之外，也犯了一个把增强军备同军备竞赛划等号的错误。他们以为，中国一旦增强军备，就会落进前苏联掉进的无止境军备竞赛的陷阱。但是，这个假设并不成立。
首先要了解，军备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前苏联实行的是全球争霸战略，因此谋求的是压倒性的军备优势。对方有1000枚导弹，苏联就把自己的加到1001枚或者更多，总要比对方多。这叫全面优势军备，至少是对等军备。
但是，中国谋求的只是国土安全，只要自保就可以了。中国不需要压倒性的或者对等的军备，而需要对应型的军备，完全视自己的需要和能力。不会陷入无休止的竞赛。由于中国这一有限的目标，所以就不需要全面性地发展，而是针对威胁者的弱点，使用中国“四两拨千斤”的高明智慧，发展不对称军备，倚重自己的一些撒手锏。这样的策略是斗智不
斗勇。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中国古代典籍中以弱胜强的范例数不胜数，这些将有助于中国制定新的军备建设方针。
其次，经济体制也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已经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中国如何应对导弹防御系统”一文和《时局评论周刊》第6期中阐述过，所以在此不再重复。
从正面的角度来考虑，适当的军备建设有利于提升科技水平。由于军备建设需要特别高精尖的武器研究，所以往往会刺激科研人员的求知欲，增强他们研究的方向感和责任感，也容易取得重大的突破。这将有利于整体科技水平的提高。正如中国学者张召忠先生指出的，美国的NMD其实也有这个意图。
适当的军备建设提高武器研制和装备水平后，也会增加军备出口的机会。这一点不必多言。
适当的军备建设在增强国防能力后，也会导致民众和企业资本的安定感。这将有利于保持国内资金不外流，而且还有利于吸引外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军备衰弱，导致外敌入侵或内部*的时候，资金就会外流，经济就会衰退。所以，只有强大的国防，才能为经济发展带来良好的安全环境。
那么，中国未来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同军备建设的关系呢？下面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方针。
第一、要明确自己的军备建设目标。也就是说，以国土安全为目的。
第二、确认适当程度的军备建设，以满足国土安全的需要。
第三、用巧，用智，四两拨千斤，不对称战略，以弱胜强。
第
四、大力发展民用高科技公司，既能够提高武器装备的科技水平，也提高财政税收的科技购买力。
第
五、通过军用科研和民用科研交叉研究的方式，使得军民双赢。
第六、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民营经济，使得经济发展产生自发动力。
第
七、政企分开，使经济摆脱对政府的依赖。
第
八、调整国防工业，使其吸收民间商业资本，增加其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