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高尚的出版人
《为书籍的一生》——为书籍出版的一生。
单从这本书的书名而言，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会让爱书的人误以为为读书或藏书的一生，而绝不会想到是为出版书籍的一生。
绥青的伟大在于对俄罗斯出版业空前的贡献，通过出版大量质优价廉的书籍，他起了开启民智，驱除愚昧的作用，结束了俄罗斯的文盲时代。从中我觉得俄罗斯其实也挺可怜的，底子太薄，“在俄国这样的国度里，千百万人生生死死，始终没有对人类的文化遗产沾点份。”，她没有法国、英国那样光辉的历史与悠久深厚的文化，只是到了近代才开始有所发展，完全是从农民起家的。但可能由于绥青队对的贡献吧，她的文化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历史高度，出现了如此多的世界名著。但我怀疑，法国这样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们对她所产生的世界名著其重视程度似乎并没有对俄罗斯的多，这很可能是由于特殊时代的政治因素。书中所现的权力与垄断这两者无疑是对市场最大的毒害和扭曲，绥青的一生就是与此作斗争的一生，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奉献”的一生。书中还有句话“俄罗斯，只有它才能产生这样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也只能够生存在俄罗斯。”有对绥青的赞扬，但也隐约有点对俄罗斯腐朽政权的隐射。
一个社会文化的崛起以及对民智的开启，其实出版人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和地位。就像是《为书籍的一生》中写到的那样，绥青在出版业做出的贡献影响了整个俄罗斯，所以想成为一个高尚的出版人，一定要珍视出版人的文化使命。或许，“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就是我们所要肩负的文化使命。人的一生不在于长短，而是在于我们这一生是否枉费青春。 若不想枉费青春，我们是否要对自己的梦想宣誓我们的忠诚？对于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我们来说，我们的梦想就是做一个高尚的编辑一个高尚的出版人。对此，我们的宣誓不应该再像儿时那样的随意耍赖，而是像是磐石一样的坚定在我们心中。
想成为高尚的出版人，最为基础的自然是有相应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不但要“通”，还要“精”。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出版人的职业态度。
职业态度是职业道德的构成因素之一，从本质上讲就是劳动态度。从出版工作的角度来看，一个出版人积极性的高低和完成劳动职责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价值观念——他看重的是什么。现代杰出的编辑出版家叶圣陶先生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叶圣陶是著名的文学家和编辑出版家，也曾担任过出版总署副署长等高官。但他本人一直以做编辑出版工作为荣，说他自己“最适合的是当个责任编辑”。叶圣陶把编辑出版工作看作是一项神圣而光荣的事业，这和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是分不开的。有了对编辑出版工作社会价值的正确认识，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职业态度。这种态度既体现在对作者、对读者方面，也体现在具体的工作过程和环节中。先来看如何对待读者的问题。在出版工作中，忠实地为读者服务，直接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叶圣老在一生的编辑出版生涯中，有着一个执著追求的目标，那就是：为读者服务。
出版人职业态度的物化成果是出版物。那么，职业态度也具体体现在编辑出版的过程之中。我们知道，保证出版物的质量，既是编辑出版的工作责任，也是出版人职业道德的要求。从选题策划，到编辑加工，到装帧设计，再印制发行，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自觉地保证出版物的内容质量、形式水准、服务水平，是出版人职业道德的体现。我们讲职业态度不是一句空话，它最后应落脚在出版物内容的高质量，形式的有创意，服务的高水平，要让作者满意，让读者称心，对国家有益，对社会有益，要实现两个效益的有机统一。
“理论联系实际”向来都是我们做事情的一个原则。即使一个人的专业知识再精通，一旦脱离了现实脱离的实际，一切也都只是纸上功夫，是没有经验可言的。所以在我们定下一
个努力目标的时候，必须看清现今四周的社会环境氛围，认清自己的道路，而不是一味的跟着教材书本走，而是应该走一条适合的路子。
在目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强调选题策划和宣传营销，无可厚非，我们应该学会顺应这一潮流。每本的畅销书的背后都有一个彪悍的头脑。所谓彪悍的头脑就是：
一、鼻子“灵”
一本畅销书的策划者必须有一个敏锐的鼻子，他能及时地接受最新最快的信息，及时进行捕捉，及时产生好的创意。这种信息包括出版政策、书业资讯、新闻热点，甚至包括报纸上的一个不起眼的讣告、电视节目中的一个广告。身边的任何一个信息对于出版都有可能是价值无限的。
一本2000多年前古罗马皇帝写的《沉思录》，在短短时间内竟然销出30万册。这本书是怎样畅销的呢？2007年11月，新闻报道了温家宝总理在出访新加坡时的一席话：“昨天一个新加坡孔学会的人问我对孔子的思想的看法时，我说，„那些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里去了，他们像一缕青烟消失了。‟这句话是罗马帝国凯撒马可·安东尼讲的。他写过一本书叫《沉思录》。这是书中最经典的一句话。这本书天天放在我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青豆书坊觉察到了温总理提到的这本《沉思录》，而《沉思录》是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的一本书，所以是一本没有版权的书，也就是说任何出版机构都可以，于是他们和中央编译出版社开始运作。 实际上，《沉思录》版本众多，并不是什么新书。梁实秋早在1958年就曾翻译过《沉思录》，大陆市场上比较早的是1989年三联书店出版的何怀宏译的《沉思录》，而何怀宏译本的《沉思录》版本最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陕西师大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等都曾出版过此版本，但都反响平平。
青豆书坊和中央编译出版社是怎么操作的呢？“这本书天天放在我（温家宝）的床头，我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都在读。”这个简短的信息里蕴含着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名人效应”。于是中央编译版就把《沉思录》定位在了“温总理的枕边书”。顺理成章，受“名人效应”的影响，很多从来没有听说过《沉思录》的老百姓就成了哲学书的忠实读者。
二、眼光“毒”
眼光“毒”，要求出版人要有独到的眼光。这种眼光的训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学习和摸索的过程。因此一个好的出版人一定要做到事无巨细，周密安排。打造一本畅销书，就要做到眼观六路：看市场，看需求，看定位，看卖点，看时效，看回报。
就拿第一步来说，如何发现图书市场的变化？看图书排行榜是一种便捷的看到市场变化的方式，但排行榜只能是基本上反映图书市场的销售情况，因为中间有出版商的博弈成分，因此关注榜单应该多关注几个图书排行榜，这样有利于剔除榜单中的虚假成分，正确地了解图书市场的变化。看图书排行榜不应单纯地横向地看书的畅销种类，还可从时间的纵向上看畅销书的变化。甚至可以找到某本书作为样本，持续观察。图书市场的微小变化有时就蕴含着丰富的商机。在百家讲坛将“国学”推到人们面前时，当时的共和联动将“国学”引向“国医”，推出了中里巴人的中医药图书。在健康图书《求医不如求己》大卖特卖的时刻，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金黎”组合（金丽红、黎波）看到健康图书的商机，大胆进入从未涉足的健康图书领域，推出《从头到脚说健康》，曲黎敏一时声名鹊起。随后又有王晨霞、杨奕、李智。
三、嘴巴“刁”
一个好的出版人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能说服很多人听从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的观点最终是融合到最终方案里去的，这需要妥协和坚持。一个畅销书的出版策划者除了会妥协，会坚持，还要会谈判，会吆喝。所谓嘴巴要“刁”， 就是能说服、会谈判、会营销。
对于“说服”，畅销书《藏地密码》的出版策划人刘桉说：“事实上，一本书（尤其是畅销书）出版的全过程，就是不断说服各种人的过程。”具体说服的过程包括：“发现一个自己
认为好的选题，先要说服编委会：这个选题市场大好且没有任何政治风险；然后要说服作者接受自己的报价；然后说服营销部门将这个选题列为重点项目；然后说服发行部门重点布货；然后说服媒体重点推荐；然后说服卖场重点陈列；当然，最重要的是通过文案和推广说服读者去购买。”
但是，编辑永远是出版的核心工作，这点时刻不能放松警惕，尤其是如何把好质量关，当然包括编校这一关。目前，策划盛行，跟风大兴，但是往往顾此失彼，就算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名社出版的书也是错误可见，实在让人痛心。书以文传，其他都是面子的问题，表里如一才是最高境界。所以，“但那毕竟是些技术活儿，只要认真对待，相信任何不是饭桶的编辑都能胜任”这个观念不能苟同。时间有限，市场在即，只有认真的态度和敏锐的编校能力才能真正编辑出好书来，但是能做到静下心来认真的又有几人？所以这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和素质。而且要在一定时间里编校好稿子的，需要厚积薄发的能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因此，每个人应该找准自己的定位，是迎合市场走出去，还是静下心来坐来下，要看自己的性格和素质。万万不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尤其在这个如此浮躁的社会里。
出版的重要价值不仅体现在发现优秀文化，更在于通过出版行为，引导社会和大众的阅读方向。我国的出版界前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对出版物的文化追求与社会责任有过深刻阐述。邹韬奋在其名作《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一书中论述道：“如果因为顾到商业而对文化食粮的内容不加注意，那也是自杀政策。”贺圣遂认为：“出版家的精神堕落，这趋势比以赚钱为目的更可怕、更可忧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版者应以史为鉴，出版业的核心价值和最高使命是发掘、传播优秀文化。如果丢弃了文化追求，以娱乐和码洋为导向，许多匪夷所思的现象就会不断出现，社会风气也将因之颓唐。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创造再大的产值，远离了优秀文化和高尚情感的出版必将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更是因为现今的社会是个浮躁的社会，所以出版人更应该发掘传播优秀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