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出版人怎样策划选题
古代出版人在出版活动的实践中，创造了不少宝贵的经验。现单从选题策划的角度，摘录一些资料。因为本人阅读的范围有限，所摘的材料大都是明朝一代的。明朝是我国古代出版事业繁荣鼎盛的时期，从政治上来说，出书很少禁忌，从经济上说，从洪武元年开始，就免除了对书籍的课税。[1]在宽松的出版环境下，出版人施展才能，策划并出版了许多精彩的图书。
时间空间的逻辑扩展
看到《西游记》、《东游记》受到读者欢迎，专门从事通俗读物编写出版的福建建安书林余象斗便自己动手，编写了《北游记》和《南游记》二书。《北游记》四卷，二十四回，写北方真君玄天上帝故事；《南游记》四卷，十八回，写火神华光天王故事。于是东南西北配齐。后来，又有小蓬莱仙馆把四部“游记”汇聚起来，合成《四游合传》行世。历史小说的编撰也是同样的道理。元末明初，已经有几部历史平话，如“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到了明朝，又上伸下延，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南北两宋志传》等十余部，陆续撰写出版，从盘古开天辟地直到明初立国，连串起来成为一部《历代演义》。当各个朝代的小说已经连缀完成，似乎没有什么可写时，又有人专门写某一时段的演义，诸如《杨家府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英烈传》之类，成为一株枝叶茂盛的历史之树。
前面两例，一种是向空间扩展，一种是向时间延伸，都是顺理成章合乎逻辑的扩展形式。向时空扩展成系列书，看起来十分简单，但一加一却大大地超过了二。有些书从单本来看，价值并不太大，扩展成系列后却可以得到完善、齐备的增益效果。这可以明代《诗纪》、《文纪》两部书为证。明冯惟讷收集上古到隋代的诗，辑成《诗纪》一书，十四部，一百五十六卷。梅鼎祚为了和这部书配套，编辑了《文纪》一书，也是从上古到隋代，十四种、二百四十八卷。如果单从其中的一部来看，如《皇霸文纪》，收录的是秦朝以前的文章，大多数是伪作，评论者认为是“一真百伪”，价值有限；但从整部书看，论者又“病其滥而取其博”，肯定其价值。[2]这充分说明了向时空扩展成系列的意义。
聚零为整，集腋成裘
聚零为整是最通常的一种编撰方法，它的思维过程不需要多少解释。这种编撰方式的价值决定于：①各个零件的本身有没有价值？②在汇聚整合过程中持什么指导思想？这种看起来十分简单近于原始的思维方法，也可以策划出很好的图书。
“三言”、“二拍”是其中最成功的典型。从宋朝开始就有短篇话本流行。一本只有一二万字。单篇刊行，十分不便。谁都会想到把这些单篇话本结集出版。最早这样做的是浙江人洪楩，他汇编的是《清平山堂话本》六集，六十篇。流行不广。继起的是苏州人冯梦龙，大约在六年时间里，他与书商合作，出版了《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即所谓“三言”，共短篇小说一百二十篇。）书商们看到有利可图，便要吴 1
兴人凌濛初编撰类似图书，凌氏编的便是《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共短篇小说八十篇。这“三言”、“二拍”两部书，是我国小说史上最受欢迎的，至今盛销不衰。目前书店中上市的，至少有一二十种版本。这两部小说的贡献，主要是在聚集零篇上面，虽然也有一些编辑工作，但仅至于文字润饰而已。
明代有不少丛书，所作的工作也仅在于汇聚工作，其价值却很大。如：何镗辑《汉魏丛书》，一百种，收汉魏至南北朝的罕见资料；王文禄辑《百陵学山》，一百种，一百一十九卷，收录明代学术思想、农业、风俗等；沈节甫辑《纪录汇编》，一百二十三种，二百一十六卷，收明代从开国到中期的野史杂志；商濬辑《稗海》，七十种，收笔记杂志；钟人杰、张遂辰辑《唐宋丛书》，一百零三种，一百四十九卷，收唐宋的稀见书；胡维新辑《两京遗编》，十二种，五十七卷，收汉代书；范钦辑《范氏奇书》，二十一种，六十五卷，收天一阁所藏奇书。这种做法中，收录最丰富的是胡文焕辑的《格致丛书》，今存一百六十八种，六百零四卷。这部书多次重印，每次的分类方法和收录的卷数都不同，有“剜到篮子里就是菜”的味道。还有陈继儒辑录的《宝颜堂秘笈》二百二十九种，四百七十五卷，笔记杂志、野史佚文、艺术谱录，收书较杂。
这类书中，如果收的书不算很罕见，但经过认真校勘，再加上合理的排列编纂以及有见解的序跋评论，便成为特别有价值的书。最有名的有高棅的《唐诗品汇》，收六百八十一个作家的作品六千七百二十三首。高棅把唐代的诗分成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又区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九格。全面而客观地反映出唐代诗歌的全貌，还有颇具特色的注释和附录。另一本明末张溥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也有同样的价值。收集这一百零三家的作品已经是很不容易，又对这一百零三位作家的作品作了分析评论，汇集起来看，无疑是一部精彩的汉魏六朝文学史。
从天下兴亡、国脉民生着眼
明朝后期，北虏南倭侵扰，宦官佞臣擅政，生产凋敝，国势危殆。有识之士认为，在这样的形势下，一切学问都应该有利于改变这个状况。他们策划编撰的图书，都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充满了时代的忧患感，具有炽烈的政治热忱。
陈子龙主编的《皇明经世文编》，五百零四卷。这部书力图总结明朝二百几十年统治的经验和教训，用以经世致用，改变现实。主编陈子龙、徐孚远、宋徽璧都是松江人，列名编辑二十四人，参阅一百四十二人，他们从一千多部文集中摘出论文数千篇，以作家分卷编次，选文的原则是“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这部书从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开始，十一月便完成，松江的书坊用很快的速度印了出来。这部书开启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学风，对当时文风进行了挑战。
徐光启撰的《农政全书》，六十卷，崇祯十二年（1639年）出版。这部书不称“农学”、“农艺”、“农技”而称为“农政”，把农业和政治联结起来，从政治的角度探讨农业。文献资料占十之七八，自己的著作占十之二三。引用文献二百三十种。全书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桑蚕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十二门。徐光启的见解渗透在编纂体例中。清初刘献廷说：“其所述皆迥绝千古，人间或一引先生独特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3]
茅元仪的《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图七百三十八幅。天启元年（1621年）刻印。明朝被北方的蒙古、建州女真和南方的倭寇困扰了几百年，国防力量日见窳败，未能振兴。有识见的官员士人寻找富国强兵之方，造成了明末文人“好谈兵事”的风气。茅元仪的《武备志》便是这样编纂起来的。他从两千多种秘图珍本中摘出资料，编纂成书。全书分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个门类，从国防战略到火炮点燃等具体方法广采博收，成为我国古典军事学集大成之作，被称为“中国古典兵学百科全书”。全书曾两次被译成日文。这三部书都是在明朝末叶刊行的，用心深广，编得快，出版快，篇幅巨大，影响深远，出版家的忧国悯时之心，磅礴纸上。
向学术禁区的冲刺
学术的禁区也是出版的禁区。明代的出版先驱们，在出版的某些领域，展开了勇敢的冲刺。首先是在国史方面。国史历来是由皇室撰著的，其操作过程是，先由史官们逐日记载“起居注”，每月一小柜，每年一大柜，深宫秘藏。皇帝去世后，立即任命重臣负责，编撰《实录》，抄两份，分藏不同的地方，底稿则焚毁。由于皇室的种种斗争，已经编成的《实录》也会被翻出来重写，这可是特大的事情。太祖的《实录》就曾被重编过两次。从这个严密的程序就可以知道，除了皇室史官重臣，私家接触不到这些核心史料，也就没法编撰史书。而且，私修国史是极大的罪名。明朝后期，这个禁区发生了变化。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皇帝命令开馆编本朝国史，《实录》等重要史料被集中了起来。万历二十四年，乾清宫失火，烧毁了部分《实录》，于是组织人力补抄。补抄过程中，大量流到宫外，形成“解密”，社会上有抄本可买，价值是五万缗，江南的致仕大臣巨室，往往拥有一份。一套《实录》包括太祖至熹宗，共十五朝，三千零四十五卷。拥有《实录》的人有时也让好朋友到家中来阅看。这样便引起了一股撰写“私史”之风。明朝末期编写成书的有一千多种，其中大部头的有二百多部。最重要的如：
童时明撰《昭代明良录》二十卷，意图是“致慨臣主相遇之其艰，而有明良之慕” [4]。纪传体。记载明君十二人，世家五十三人，良臣四百余人。把良臣分成开国名臣、靖难名臣、翊运名臣等十三类。
何乔远撰《名山藏》一百零六卷，分类体。全部用“记”（专题）的形式，共三十七记，记述简明，重视民间资料的收集。但有“务为深艰诡异之词”的毛病。
谈迁撰《国榷》一百零四卷，初稿写成后曾失窃，全部重写。为了写此书，他曾到江南巨室借阅明代各帝的《实录》，还到北京遍访旧臣。用编年体的写法，具体到年月日。能直言不讳。此书一直秘密流传，1958年时才由中华书局刊印。
朱国桢撰《皇明史概》一百二十卷，纪事本末体和宝训体相结合。体例新颖，详于考核，敢于直书。全书分五纪、五传。朱国桢生前只刊印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原稿为同乡人庄廷买去后刊印。这时已经入清，为他人告发，引起了清朝“第一文字狱”，因受牵连被杀数百人。明末私史涉及明代历史的大大小小事件，书的形式也多种多样，采用了各种体式。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另一种攀登学术禁区的图书。《本草》有关全民的健康，历来是由皇家编撰的。唐朝由大臣长孙无忌领衔，变成《新修本草》，收载药物八百四十四种，这是我国第一部官修药典。宋朝编过几次《本草》，《开宝本草》收载药物九百八十三种；《嘉祐本草》收载药物一千零八十二种；《证类本草》收载药物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明朝弘
治年间，太医院刘文泰负责，编成《本草》，四十二卷，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一十五种，但这部书没有出版，原稿流到了罗马。李时珍用个人的力量，费了数十年时间，实地考察，检查每一种药物、每一种方剂，共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处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首。其中新收的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达尔文称这本书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李约瑟称这本书是“登峰造极的著作”。
围绕全民关注的大事
明代的出版人力求真实快速地反映全民关注的时事，出版有关图书，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大事，都曾出版过不少图书。这类图书有皇家钦定的，有史臣撰写的，有当事人亲历的，有传说和附会的书，也有恶意伪造的书，还有以时事为本事编写的小说和戏剧。有些书在事后若干年有了结论之后才出现，有的却正当事件发展变化的时刻就抢着出版。有的和正统的说法口径一致，有的却有意唱对台戏，翻案，再翻案。因此之故，明朝特多野史、别史和时事小说、时事戏剧。
这类图书涉及的时事有：开国纪事、燕王靖难、郑和下西洋、土木堡之役、夺门复辟、讨平宁藩、辽东战事、平定倭寇、议大礼、三案、严嵩专权、征播、魏忠贤奸佞，李自成起事等。只需燕王靖难和魏忠贤奸佞两事，就可见其余了。
燕王夺侄子皇位的事，是明朝的特大事件。起初十分严厉，连建文皇帝的年号也不能用，好像根本没有这个皇朝似的，当时传说极多，说建文帝逃亡到了外国，又说已经做了和尚，全国出现了假建文帝成百上千。随着时间的推移，建文复位的可能已经完全不存在了。禁忌渐渐松动，嘉靖年间，恢复了“建文”年号，历史陈账、旧时传闻又泛滥而起。什么《从亡随笔》、《建文事迹》、《建文野史》等书大量出版，真伪杂陈。
有关奸臣魏忠贤的书也出版了不少。魏忠贤是我国历史上最腐朽的政治势力之一，生前气焰熏天，作恶多端，正直之士如东林党人等同其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在魏忠贤极盛至垮台之后，出现了不少图书。一类是魏忠贤奸党攻击东林党人的书，即所谓的“点将录”，如《东林点将录》、《缙绅录》、《天鉴录》、《初终录》、《同心录》、《石碣录》、《为鉴录》等；另一类是揭露魏忠贤罪恶的书，如《颂天胪笔》等，其中最令人敬佩的是《野史纪略》一书，作者曹学佺。这本书是魏忠贤气焰正盛的时候出版的，其内容尖锐地揭露了阉逆的罪状，表现了气节之士的凛然正气。当时被“毁版”处理，曹学佺被削去广西副使之职。历史时事类图书的大量出版，丰富了史学类图书的体式。我国的历史书，一向有“史书三体”的说法，即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明代的出版实践，极大地丰富了这三种体式，三江源头成了茫茫九派。明代的历史类图书采用的体式有别史、事迹、始末、日记、稗史、类考、史略、外史、征信、闻见、纪闻、纪事、小史、考汇、杂记、辑遗、旧事、私记、秘史、遗事、轶事、野史、漫录、纪遗、备忘、历略、辑要、典故、召对录、敕谕录、廷谏录等，[6]真是百花齐放。
瞄准新的读者群
明朝后期，全国各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市民群众，他们是中小坐商行商、作坊主、个体手工业者、下级官员吏役、商行职员等。一般说，他们不需要应举考试的图书，而需要符合他们身份的经营行业、日常生活、思想伦理方面的书籍。头脑
灵活的出版人瞄准这些读者，为他们编撰出版了大量图书，有人把这类图书称为“商人之书”，[7]福建建安地区的书林，是做得最有成绩的。
商业活动需要的图书如：《新镌士商要览》，二卷，憺漪子辑，天启刻本。介绍经商常识：《盘珠算法士民利用》，一卷，徐心鲁撰，万历刊本，珠算口诀和应用题实例；《一握乾坤》，十三卷，邓景南辑，介绍天下路程；《一统路程图纪》，四卷，黄汴刊，作者向两京十三省及边远地区的商人收集“程图”，用二十七年时间编成，出版后连印三次；《新刻时尚华筵趣乐谈笑酒令》，五卷，熊氏种德堂刻本，介绍应酬酒令；《缙绅录》八卷，介绍两京十三省官员名录；《新锲士林交际翰札新函》，五卷，明末刊本，介绍各种应用书信写法。
日常生活用书如：《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三十二卷，周文焕、周文炜辑，万卷楼刻本，介绍各种日常生活知识；《四民切用便读杂字》，四卷，余一夔辑、书林詹钟瑞刻本，介绍日用杂字，附读音和用例；《新刻芸窗天霞缊锦巧联》，四卷，刘启化辑，书林刘龙田刻本，各种对联的设计；《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四十三卷，书林余文台编印，这是日用图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书中有各式“活套”，可供参考套用。还有一本邓志谟设计的《新刻一札三奇》，八卷，萃庆堂刻本。这本书为每一种书信设计三种不同的样板供选择套用，很有心机。
消遣用书。这类书有说唱、传奇、时事新闻、案例、笑话等，无所不包，近乎一本综合性的杂志。如《万锦云林》、《国色天香》、《燕居笔记》等。大都分类分卷，设置各种栏目。例如，《国色天香》设的栏目有珠渊玉圃、搜奇览胜、士民藻鉴、规范执中、名儒遗范、台阁金声、资谈异语、客夜琼谈、修真秘旨，这和现在杂志的栏目设计十分相似。连接中西文化
明万历十年（1582年），天主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到北京，见到了神宗皇帝，取得定居传教的特准。他和中国的大儒名臣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交往，从此开始了持续五十年左右的译介活动。译书总数有二三百种之多，宗教书和科技书大约各占一半。科技书涉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后来的学者把这次译介活动和唐代玄奘的译经并称。
译介活动主要采用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西人原著，外国传教士口述，中国学者吃透原著的意思后，斟酌成文，用自己的语言写下来。用这种方式最成功的是徐光启译的《几何原本》一书，书上题“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授”。还有一本关于水利工程的书《泰西水法》，也是这样译成的。
另一种方式是西人原著，中国人编译，除了原著中的材料外，加进译者自己的领会、发挥、模仿、引申。如，西人邓玉函把外文材料口授给中国人王征（扬州推官），成《奇器图说》三卷，介绍起重、取水、转磨等机械，有图有文。王征加进自己创造的十一种器械，成《诸器图说》一卷，合在一起出版。后来，王征又汇聚多种材料，加进自己创造的二十四种“奇器”，成《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一书。又如，李之藻据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中国人程大位的《算法统宗》编译成《同文算指》一书。
李之藻的《天学初函》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一部丛书。这是一部中西合璧的天文数学丛书。全书包括理编十种，器编十一种，共二十一种、五十五卷。其中大部分是西人的口述、中国人记述的书，如《西学凡》、《职方外纪》、《泰西水法》等，只有两种是中国人著的，即徐光启的《测量异同》、《句股义》。梁启超曾说，这次译介活动是“中国智识线和外国智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为第二次”[8]。这套丛书正是这种接触的产物。英国的李约瑟则说：“在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中国的科学便和全世界的科学汇成一体了。”[9]
注 释：
[1] 明史·本纪第二·太祖二.北京：中华书局，1978.
[2]引文均见《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四.
[3]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4]童时明.昭代明良录·自序.
[5]陆粲.与华修撰子潜论修史书.见：明文海：卷一百七十四.
[6] 以上关于题诗的名目，录自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五别史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7] 陈学友.明清时期商业书及商人书之研究.台湾：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
[8]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反动与先驱.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明朝和清朝：第1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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