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谈王筠的学术贡献及影响》王筠出生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是清代研究《说文》的四大家之一，著名的文字学家、教育家，博涉经史，尤长于《说文》，其文字学成就日益受到当代语言学界关注，而对其学术成就的全面研究却又很少。 他一生著述宏富，校订精绝，但是刊版的仅十分之三四，而且流传又不广，身后遗稿更是大多散失，《中国名人大辞典》只载有他的小传。所以要全面了解这位朴学经师，是非常困难的。他所著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在继承前人《说文》研究成就上都有所创新，是初学《说文解字》的入门书。他大量运用经传、注疏和金石铭刻说字形、解字义，考证文字形变，自成一家之书。潍坊学院藏其家传藏书两千余本，其中部分手稿和批校本，很有研究价值。 王筠一生中又有很长一部分时间是在从事语文教育活动，他写的《文字蒙求》、《教童子法》等文字启蒙教材在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他的《文字蒙求》、《教童子法》，被认为是我国小学教育史上阐述识字原理较早的人。他强调的“以人文本”的汉字教学思想在我国蒙童汉字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光彩照人。 王筠生前各类著述约有48种，经他校订批注的他人著作约有59种，其中大多为文字训诂类著作。其学术思想是后人研究《说文》的基础性著述，其教育思想仍对当今社会所推崇。 王筠学术成就的形成与其厚重的家学渊源分不开，其出生于书宦世家，他自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人生的最高追求。纵观王筠的一生，其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堪称清代学术史的殿军人物。 王筠的六世孙王琳在2004年将王氏家族大部分藏书转藏于潍坊学院图书馆古籍馆，王氏家族藏书经六代人保存，其间因战乱与各种灾难等损毁不少，但王氏家族还是将大部分有收藏价值的图书保存了下来。2004年王琳本人也来潍坊学院工作，并负责保管该藏书，王琳对这些藏书有一定研究，但不够深入。目前，北海(潍坊)文化作为潍坊学院办学特色已被上级有关部门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王筠作为土生土长的潍坊人，其学术成就和著述价值，已被潍坊学院列为2006年科研课题。本文创新之处有：(1)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对王筠及其家族作了较为全面地剖析；(2)通过王筠的部分手稿研究王筠对《说文》的贡献；(3)通过对王筠家族的研究，理清了王筠学术成就的家学渊源。
2.《中国近代教会小学研究（1840-1937）》一部教会传教史与中国的近代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传教与办学又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教会学校是以民间教育团体或传教士个人名义建立的，是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一个主权国家建立的一支基本不属于这个国家的特殊的教育系统。教会学校主要由教会大学、教会中学及教会小学三部分组成。做为中国近代教会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教会小学是西方传教士最初进行宗教传播的主要场所，也是教会进行宗教宣传的最有影响力的场所，因其办学最广，招生最多而处于基础地位。教会小学虽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及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强行渗透，但作为近代新式教育的启蒙学校，教会小学在办学体制、课程设置、教材编译、教学方法、师资培训及教育教学管理等多方面与中国传统小学教育形成鲜明对比，对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型、中高等教育的建立与发展、科学教育思想的形成、西方先进文化知识的传播及中西文化的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目前，对教会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会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方面，对教会小学教育的研究成果较少，相对比较薄弱。鉴于教会小学在整个教会教育体系中所处的基础地位及对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发展产生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对其从1840到1937年间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做了分析，并总结其发展的特点，对其教育教学情况如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教学方法及师资力量做了简单的总结，对其对近代社会产生的积极与消极影响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以便更全面地把握教会小学的发展脉络，更好地定位教会小学在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地位，更客观地评价教会教育对近代社会产生的作用与影响。
3.《中国教育之魂-百年中等师范教育的历史研究与反思》具有百年历史的中师教育自清朝末年诞生以来，对我国教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为小学教师素质的提升，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被称为“闽师之源”的三明师范学校始称全闽师范学堂，她经历了从全闽师范学堂-省立师范学校-永安师范-三明师范学校的历史变更，为传承中华文明抒写了灿烂的篇章，是福建历史最悠久的师范，在百年沧桑中与民族共命运，为地方、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写下了灿烂的百年教育华章，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师范教育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对教师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教师教育正在和国际接轨，中小学教师均由高等师范学校培养，原来的中师教育已经不适应教育的发展，逐步退出了教育的历史舞台，但它在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符合教育规律的师范办学特色，对现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三明师范学校为例，通过对三明师范学校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探讨中等师范教育的办学理念、管理制度、教育精神以及在教育体系、社会体系中的作用，以寻求现代师范教育改革与发展。
4.《清末民国（1906-1949）小学语文教案研究》小学语文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学科，有非常重要的学科地位。近代，班级授课制的实施、新教学方法的运用，使传统的语文教学开始发生质的变革。清末民国时期，小学国文国语教学内容本土化与教学方法外国化之间的嫁接、融合，使得小学国文国语教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独有的特点。一直以来教案都是课堂教学呈现和传承的重要手段，因此，要分析小学国文国语教学发展过程的特点，小学国文国语教案作为主要载体不容忽视。 本论文呈现了小学国文国语教案在格式上由单一到多样、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教案内容上的变与不变，展示了教案中教学方法随时代精神和教育理念的转变而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梳理了教案反映出的课堂教学中师生关系的发展变化。在此基础上，以教案为着眼点探析当时小学课堂教学管理及小学教师培训的状况。同时，通过对小学国文国语教案的产生、发展和变革进行梳理，本研究力求清楚展现小学国文国语教案的历史发展，为现在小学语文教案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份参考资料，从而充实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理论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教学改革进一步深入，小学教学改革也在进一步加快。教师怎样撰写教案、撰写什么样的教案、如何充分利用教案提高课堂效率，是小学教育界非常关注的问题。观古宜鉴今，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的基础上，以期给当前的教学改革以启示。
5.《清末十年直隶小学教育研究》清末十年间有许多救国方案，但救国是一个系统工程，最终要落实到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众之上，把塑造国民与救国这两个层面联系起来，注重民众，启蒙民众，提高国民素质，培养新国民，便成了当务之急，首选之事。 直隶的小学教育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全国小学教育的“样板工程”，这离不开主政者们思想的时代性与教育政策的可操作性。主政者袁世凯、严修等非常重视小学教育在提高国民素质中的作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普及小学教育，并且开创了许多兴学举措；直隶小学教育的发展，对推动直隶地区的政治文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由于中国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教育和国人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清末直隶小学发展的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表现出明显的落后性。
6.《清末教育改革与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作为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现代化是指为适应人类社会的这种变革，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变过程。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迫走向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也属于后发外生型，它具有被动性、模仿性、教育思想的二重性等特点。
庚子之役，清王朝大败，陷入了“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境地，不得不实行“新政”。教育改革是新政的核心内容，统治者尤为重视。改书院兴学堂、统一学制、废除科举、创立学部、提倡女学都是在这一时期付诸实施的。通过这些改革，启动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本文试图从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三个方面来分析清末教育改革中所蕴含的现代化因素。
文章首先阐述了现代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含义，并提出了清末十年教育改革开启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论点。
然后对清末教育改革中蕴含的现代化因素详细阐述。从清末新学制的确立和旧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三个方面，来考察清末教育制度的现代化。通过具体分析清末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和女子教育的发展来考察教育内容现代化的特点。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方法的变化表现在班级授课制和五段式教学法的推广。
最后分析清末教育改革的不足之处。如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忠君”“尊孔”思想依然贯穿各个教育阶段，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去之犹存等。
总之，教育改革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清末教育改革使中国教育步入现代化的轨道，为后来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7.《困厄中的变迁：清末的新式小学堂-以江，浙，皖为中心区域的考察》本文主要通过对清末当时教育改革重点——新式小学堂的创办进行研究。以1901-1911年间江苏、安徽、浙江三省的小学堂(高等、初等、两等)为切入口，从小学堂的设立情形、学堂的师资状况、教科书的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全面剖析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发轫期的缺点与不足，分析转型期社会民众对学堂植入所产生的反应以及清政府种种政策的努力及其偏差，考察政策拟订在社会实践中的变异与脱节现象，以探讨学堂教育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之间产生巨大落差的主要原因。 全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正文共四章。 第一章主要描述小学堂的创办背景、设置措施以及在地方上的推行情况。笔者认为在学堂创办过程中，旧有教育机构的转型直接奠定了新式学堂的布局，但由于科举废除后，各地办学自主性加强，其结果一方面使学堂得以快速发展、地位得以稳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整体规划，各地教育发展不均衡，教育公平失衡，特别是高等小学堂设立不足，致使广大学子难以为社会所吸纳，大量初等小学毕业生滞留在社会上，从而使学子向社会上层流动受到影响，也使得清政府的社会整合能力降低。 第二章主要对学堂的经费筹措及社会反应做出评述。笔者认为“就地筹款”政策及筹款方式的选择是引起民众对学堂反弹的主要原因，而“就地筹款”政策得以强化，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公立、私立学堂相较于官立学堂占据大多数，筹款涉及面转向民众，特别是1907年后期，学部规定小学堂经费由地方筹措，几乎将兴办小学堂责任丢给地方，导致“就地筹款”政策伴随学堂向基层推行有强化和扩张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为推动民间兴学，扩大了兴学员绅的权力，致使“筹款权”呈现日益分散化和逐步下移的态势，其结果不仅导致民众对学堂产生隔膜，更致使毁学事件频繁，限制了学堂教育的健康发展。 第三章则以小学堂师资及教员待遇情况为切入点，探讨其对教学活动的影响。由于学堂扩张的加速及此前没有完整的师资培训制度，特别是1905年在没有相应配套改革的情况下将科举制骤然废除，结果导致小学堂成为当时教育诉求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大量非师范毕业生充斥教员队伍，致使教学质量有所下降。伴随师范学堂的广泛建立，这一情况略有缓解，但教员整体素质仍不理想。在教员待遇方面，无论在工资待遇方面，还是社会地位方面，待遇都有所降低，这些因素也限制了学堂的发展。 第四章主要通过对课程设置及教科书的内容等方面进行探讨。由于课程设置不完备、教科书内容多元、无序，甚至杂乱无章等因素不仅使实际的教学效果受到影响，而且使清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从而导致学堂教育的主观意图与实际效果产生严重背离。
8.《清末直隶社会教育探究》伴随着清末“新政”的推进以及预备立宪的实行，教育改革走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教育开始关注广大下层民众的需求，社会教育逐步进入历史舞台。作为推进社会教育开展的大省之一，直隶社会教育的兴起有其自身缘由。直隶较早确立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作为推进新式教育开展的县级行政机构，劝学所由严修在直隶首创。然而新式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缺陷，尤其是小学教育不能得到完全普及，致使下层民众接受教育的愿望不能实现。维新运动以来,广大知识分子要求“大开民智”，教育理念实现了从学校教育人才观到国民素质整体提高的转变，促使以“开民智”为目的的社会教育出现。“开民智”引起直隶各级官绅重视，他们身体力行，自上而下悉心推行，保障了社会教育的开展。
直隶社会教育各项设施地筹办形式多元化，半日学堂、简易识字学塾、图书馆、宣讲所、阅报社的兴办更为突出，满足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人们的需求，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清末直隶社会教育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迅速，伴随着多元化发展，成效非常明显，位居全国之首，并且创办各项设施形式灵活、功能多用。由于清末复杂多变的大背景，社会动荡不安所造成的经济落后、资金不足、经验缺乏，传统社会观念的束缚以及直隶特殊的自然环境，致使直隶社会教育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社会教育早期发展没有固定机构，各地社会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内容上保留了许多封建伦理思想。
9.《清末民初小学语文教科书之内容变迁研究》语文学科教育独立于清末，语文教科书产生于清末，又蓬勃发展于民国时期。如何独立?如何发展?清末民国时期的一本本语文教科书可以诉说。研究以1897年为上限，1922年为下限，在掌握一手资料之基础上，从教科书内容的层面分析这一时期语文教科书的变迁之路。 全文共四部分。 第一章导论。介绍研究缘起，重点对研究中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进行了约定。而后综合分析了近代教科书及语文教科书的现有研究，提出研究意义。总体思路是以影响力为标准选择9套小学语文教科书，对其内容进行直接判断，从而描绘出这一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变迁图景。 第二章历史叙述与范围选择。将清末民初作为一个整体，从不同出版者的角度概括地叙述了语文教科书的出版情况。分别有学堂课本、新式书局教科书、官方教科书三大类。在此基础上，以教科书的影响力为标准，确定了9套语文教科书为研究对象。 第三章微观视角：变迁形态的分析。先以微观的视角追寻教科书内容的变迁途径，为下一章的宏观视角的特征分析做铺垫。在所选取的八套清末民初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发现有几大主题的变迁尤为明显。即国家主题、人物角色主题、动物主题。 第四章宏观视角：变迁的特征分析。通过从微观视角对内容主题的形态分析，发现变迁路径有几大特征。语文教科书内容变迁的路径随着时代主题的嬗变而指向民主、科学、自由，随着教育观的嬗变而逐步叩向生活，亲近儿童。途中又以中华民国的成立、新文化运动为转折点。
10.《清末女子受教育权研究》清末女子教育是中国女子教育近现代化的开端,它的产生和发展,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教育观,结束了几千年来中国女子不能接受正规教育而只能局限于家庭教育的历史。随着鸦片战争近代中国国门的打开,西方文化逐渐渗透以及留学人士的增多,国人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不论是戊戌时期由于强国保种的时代需求维新派萌生的倡兴女学的思想,包括张之洞、梁启超、康有为的关于女子受教育权利的思想,还是辛亥革命中为女权呐喊的金天翮和革命先锋秋瑾对于保证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培养女子国民教育理想的追求,都对当时的社会和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进了女性受教育权利的法定地位的确立,使得女性的受教育权利有机会得以保障和实现,女子教育真正的成为了国民教育的一部分而正式纳入了学校教育的轨道,同时也为女性自身的解放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清政府在全国颁行的学制章程,即1907年3月,学部颁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女子受教育的制度被写进,从而使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得以确立和实现。
女子教育正式列入了社会教育系统,女性得以同男子一样入学接受系统的学校教育,实现其受教育权。虽然从对上述章程和相关背景的分析可以看出清政府颁布章程是时势变迁中的无奈之举,同时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传统女子教育的内容,名义上是赋予女子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实际上是通过法律的规定对女子受教育的权利进行种种限制。但是女子受教育权的法律地位得以确立和实现,开启了女子接受学校教育和女子各方面权利发展的全新的篇章,这显示出的巨大的进步性是不可忽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