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制度对我国经济影响研究
摘 要：出口退税是指对出口商品已征收的国内税部分或全部退还给出口商的一种措施。我国自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实践证明，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促进出口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我国出口退税功能的正常发挥，迫切需要综合研究加以解决。
关键词：出口退税制度；问题；完善
一、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历史沿革
从历史轨迹看，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体现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和历史背景。概括地讲，我国出口货物退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制度的导入期。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鼓励对外贸易发展，国家零星出台了一些关于出口产品退（免）税的规定，对部分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政策。*期间，取消了对出口产品退（免）税的规定，税收与进出口贸易之间的联系被完全割断。1979年国家开始下放对外经营权，为适应经济形势发展，1980年底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进出口商品征免工商税收的规定》，1983年7月财政部下达《关于钟、表等17种产品实行出口退（免）税和进口征税的通知》，1984年10月，国务院颁发《产品税条例（草案）》。这一时期的退税政策，因受政治等因素影响，政策缺乏延续性、变动较大，而且主要是时断时续的财政补贴措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出口退税。
第二阶段为制度成长期。主要是1985年至税种改革前的1993年这一段时期。1985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财政部《关于进出口产品征退产品税或增值税的报告》，形成了我国进出口税收制度的第一个带有基本法性质的文件。1987年12月，财政部下达《关于出口产品退税若干问题的规定》；1989年9月，国家税务局、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总署联合颁发《出口产品退税审批管理办法》；1991年1月，国家税务局、经贸部、海关总署、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出口产品退税管理的联合通知》。此后，国家税务局先后又作了若干具体补充规定，对出口产品的退税范围，退税计算依据、退税税率、退税库别、退税管理、退税检查及违章处罚等都作了明确规定。1992年12月国家税务局印发了《国家税务局关于使用出口产品税收专用缴款书的通知》，至此，我国具有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色的出口产品退税管理机制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制度的成熟期。主要是1994年1月1日新税制实施以后到2004年出口退税机制改革10年期间。1994年2月国家税务总局颁发了《出口货物退税（免）税管理办法》，1996年，国家税务总局又进一步下发了《关于出口货物退（免）税实行出口退税计算机管理的通知》，随后又逐步实行出口退税信息化管理办法。2001年配合国家金关工程，国家税务总局推行了中国电子口岸系统出口退税电子系统，实现了同海关对报关出口货物电子信息的数据共享。这10年间，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设计思想和政策目标逐步走向成熟，地位和功能日益突出。
第四阶段为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期。即2004年国务院出口退税机制改革以后。出口退税经过近10年的快速发展，在促进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国务院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需要，按照“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思路，对出口退税机制进行了改革。随后国家税务总局依据改革要求，按照“简化凭证，提高效率，加强控管，优化服务”的思路，对出口退税管理制度进行了相应调整。这次改革为我国对外贸易长期、持续、平稳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改革后退税资金退付更加及时，退税效率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制度也进一步走向成熟。
二、我国出口退税存在的现实问题
1、出口退税率不合理。我国对出口商品确定了“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彻底退税”的基本原则，但这一原则在具体实施中并未得到完全贯彻。1994年新税制改革时，曾经实行17％的退税率，但后来由于骗税猖獗及国家财力有限而将退税率两次下调（退税率为3％、6％和9％）；尽管政府在1998年和1999年为刺激经济增长又将退税率上调，但大部分出口商品的退税率尚未达到17％的法定退税率。征退税率不一致，将使我国出口货物含税进入国际市场，在难以提高价格的方式来消化含税量的情况下，其结果将是降低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出口退税资金来源难以保障。从理论上说，出口退税是返还出口货物在流转环节所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因此，出口货物已缴纳的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税款应作为出口退税的资金来源，国家无需另行安排资金。但在出口退税的过程中，出口退税款由中央财政列入年度预算，按当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安排出口退税款的规模，往往使当年的应退税款与实际退税款之间存在极大的差距。按照商务部和海关总署所提供的数据，到2002年末，全国累计应退未退税额高达2477亿元，仅去年的新增出口退税欠款即创下750亿元的历史新纪录。可是到2003年国家财政所做的退税预算指标却只有1230亿元左右。这就意味着，在今年全年之内，不要说今年新出口货物的退税款毫无着落，即使是去年以前的退税欠款差额仍无法弥补。这是潜在和隐蔽的财政赤字，如任其发展，将会成为财政风险的重要原因。
3、现行的“免抵退”税政策不完善。现行的“免抵退”税政策，容易造成出口企业偷漏税。首先是造成企业偷税：我国现行的城建税、教育费附加是附加税，“免抵退”税办法对出口货物进项税实行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从而减少了企业被抵扣的这部分增值税附征的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形成漏税。其次是造成企业偷税：由于我国大部分出口商品的现行退税率都低于征税率，征退税间的税率差按规定进入成本，“免抵退”税办法对出口货物的审批，实质上成了对出口货物征退税间的差额作进项转出的审批，从而增加了企业应缴税金，导致少数企业不愿主动申报、缓报甚至隐蔽申报，不做征退差的增值税进项转出，继而造成偷税。
4、出口退税骗税现象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出口骗税现象不断加剧，骗税活动团体化、多元化，手段多样化，范围广泛化，出口骗税现象的存在，造成了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干扰了正常的出口贸易的管理秩序，不利于出口企业在出口贸易的公平竞争，成为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发挥的严重障碍。
三、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完善建议
1、稳定税率，按我国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要求确定各类商品的退税率
由于我国设置了不同档次的增值税税率（17%，13%，农业生产环节免税），所以退税税率也应分档次设置。作为ＷＴＯ的一员，通过制定非中性税收政策以政策导向促进外贸出口的优惠政策将逐步取消，“征多少，退多少”的中性政策成为确定退税率的基础。但征管技术的落后使得客观上存在的增值税征收不足，且税收减免也使得实际税负低于法定税负，所以退税率应低于法定征税率。有资料表明中央财政来自于出口退税企业实际增值税收入仅相当于应缴税款的60%，所以可以确定10%，8%，4%左右三个中心退税率，并随我国税法的完善和征管水平的提高适当提高。另外还应根据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不同种类商品退税率进行调整。对具有高附加值，高创汇率，高技术含量鼓励出口商品，如机械、电子、纺织品等出口时采用优惠退税率，体现优惠政策的导向性，以促进竞争和民族工业化发展，加速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当然退税率的提高也要考虑到财政负担，在不能一步到位的情况下，首先调高鼓励出口的商品的退税率在目前企业面临改组、兼并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下显得尤为重要。
2、调整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的合理负担，保证退税来源。中央与地方退税负担上的不合理，既造成中央财力吃紧，税款无法当期足额退还企业，还使得地方对退税工作不积极，对骗税问题管理不严。让地方参照增值税分成比例，中央与地方财政的返还及地方间收入的转移情况，由地方也分摊一定的退税可以缓解以上状况。当然出口环节免税。冲销了内销产品应纳增值税，客观上会使得地方税减少，为了不影响地方政府的分成收入，应将免抵部分纳入分成基数以调动地方积极性。在某些外贸发达的地区，地方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外贸企业是当地经济的龙头，地方政府很愿意也有能力在退税上给予支持。由于我国目前实行进口环节“两税”与关税同步减免，既减少了财政收入，弱化了退税的能力，还削弱了国内产品的竞争力。所以应结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逐步将其改变，以“以产顶进”等方式鼓励使用国内达到有关标准的替代品，控制加工贸易的规模，使海关代征的两税成为退税的来源之一。还可考虑由财政发行短期债券弥补每年未退税缺口，逐步将其缩小会使得出口企业税负减轻，生产经营好转，由此带来的积极效应必然会弥补发行公债的利息支出。
3、完善“免、抵、退”，体现国民待遇原则。目前我国实行的“免、抵、退”办法是符合国际趋势的，但还存在不同类型企业同种商品退税办法不一的不公平现象。如由于外贸企业免征出口环节增值税，并退还以前进项环节所纳增值税。而生产企业实行“免、抵、退”办法，又因往往分不清内外销，使得外销产品也可能被追加交纳增值税，从而使得前者税负较后者要低。当前应尽快调整退税主体，加快自营向代理的转变，并将外资与内资企业的退税政策和操作管理统一起来。
4、完善出口退税管理，加强骗税防范。加强海关、税务、外贸、银行等部门间的协作，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理顺增值税管理体系，加强退税与征税机构，特别是跨地区的征税机关的横向联系，并保持与海关，外管的信息交流，完善退税工作，有效防范骗税发生。建立退税企业信誉等级制度，进一步规范单证，简化出口退税手续，全面推进电脑退税，解决好税务部门征、退联网以及海关与税务部门的联网问题，提高退税效率，缩短退税时间，减轻企业负担。充分利用“金税工程”杜绝利用虚假发票骗税现象，提高税务人员素质，完善退税队伍的管理建设，建立健全申报、奖励制度，加大处罚力度使我国退税政策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
参考文献：
[1]刘剑文.出口退税制度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
[2]刘雪琴.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及影响[J].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4；（2）
[3]金英姬.对我国出口退税机制改革的思考[Ｊ].财会月刊，2005；（6）
王受文:出口退税对外贸出口影响较大 应保持稳定
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23日讯 “2012中国外贸形势报告会”于今日在京举行。商务部外贸司司长王受文在专家对话环节中表示，出口退税对外贸出口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希望出口退税能够保持稳定。
王受文称，对企业来说，今年还是利好的。去年12月1日国家颁布了一个政策，对出口退税的核销进行了改变。有7个省市外贸不需要对企业进行逐笔的核销。这意味着出口退税要凭两个单证，一个是外汇核销单，一个是出口退税，纳税人的证明，当然还有海关的报关。等出口核销单的过程是比较长的，12月1日进行改革之后，报关了有纳税的增值税发票就可以实现退税了，这对加快出口退税的进度是非常有好处的。
王受文表示，如果这个政策今年能够在全国实施，肯定有助于加快企业的出口退税速度。希望广大外贸企业能够认真地实行有关税务管理方面的改革和措施，各个部门都会进一步加大对这样企业的支持力度。希望政府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同时也希望企业能够珍惜这样的政策的完善，用好这样的政策。
(来源:中国经济网)
纪玉君：出口退税政策不稳影响企业发展
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3日讯 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喜盈门集团董事长纪玉君今日接受中国经济网、和讯网联合访谈时称，国家对出口企业的政策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能大起大落，金融危机之前是17%，金融危机后马上就降到11%，不利于出口企业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纺织企业，利润本来就比较薄，又承担着大量的劳动力就业，最终造成了许多企业关门。”纪玉君说。
以下是访谈实录：
记者：纪总您好！首先请问一下您今年给全国“两会”带来了什么样的议案？
纪玉君：因为我是青岛算是农民的代表，多年的农民代表，我已经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了。二十多年来，因为来自农村，对农村、农业、农民比较熟悉，听到农民的反响也比较多，所以二十年来包括今年我想提的建议，农业时代希望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各级领导的呼声，要抓落实，把农民总收入作为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改革三十年来，受益最大的是农村的农民。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当农村总收入到了一定限度的时候，它就受天气、自然灾害(的影响)。比如近两年，贵州、南方，山东少数地区也有，一是干旱，大江大河大湖都干枯了，裂的纹拳头都能放进去。单纯一个区域，单纯一个农民群体承受不了这样大的自然灾害。二是目前机械、化肥、种子，它的价格波动也影响农民种田、种粮的积极性，当然国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过去我们一些农民代表比较多地提出给农民免税，现在给农民的农业税、特产税也免了，应该说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和全国城市、工业和工业产品的价格相比，农业、农民增收还是比较难的。
记者：我的总体感觉，它的增收步伐远远落后于城市。
纪玉君：因为城市发展许多地方有公共财政的支持，公共财政占一大块的收入，当以城市为重点的时候城市发展就快一点，要搞这个税，对农村没有那么大的量，中央投得很多，也很大，但是到地方，它的单位面积太少了。中央也说要为农民增收作为主题，因为现在国家的工作重点是向民生倾斜，不是把GDP作为第一，所以抓民生，农村在国家的比重当中比例比较大，因为它受天气、环境(影响)。近两天我听到中央对贵州省提出了特殊的政策，贵州省的领导也把一些不适合于在山区生活的，从山区出来到另一个地方，我就觉得这都是中央提出对农村做的比较大的促进，这是非常好的。
在这个会议上，我对农业方面的建议，在公共财政的分配上，要加大对农村的倾斜。当然，倾斜不一定分给农民，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对农机加大补贴，对粮食、化肥同保障供应，保障质量等，这都是对农民的支持，因为农民相对还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对农业比较重视这一块。
记者：整个2011年各个出口产业都受到很大影响，不知道您所在的喜盈门集团业务状况是怎么样的？2012年有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纪玉君：喜盈门是一个多元化的，在集团公司领导下的多元化企业，因为这个企业过去单一生产毛巾和毛巾被，因为这个企业搞的程度比较好以后，替地方政府也背了不少亏损的企业，包括担保，这样使企业形成多样化，包括毛巾、毛巾被已经向日本、欧美出口30、40个国家，在国际上有比较好的信誉，特别是对日本，一提喜盈门毛巾被，品牌、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记者：美誉度比较高。
纪玉君：对，美誉度高，从国内来说，国家的高档场所都使用喜盈门产品，喜盈门商标在国内也是五百强之一，因为它民营的，很多情况也不容易。再有喜盈门双驼牌轮胎，算是兼并的一个企业，搞的规模也很大。还有专业材料，地毯产业，喜盈门酒店、喜盈门超市等。随着喜盈门从内销为主，原来这个企业以内销为主，市场经济以后，从计划和外销相结合，就是你愿意外销就外销，你愿意内销就内销，这样使企业也得到了加速的发展。由过去向省外方、市外方交货变成自己可以“走出去”，所以我们对日本的市场量比较大，第二对欧洲和莫斯科、日本都建立了自己的办事处，这样可以及时地了解国外的信息，把自己的产品以最快的速度投放到国外市场，在国外的办事处已经十几年了，和企业一直保持比较好的联系，也促进了企业的出口、增长与发展。
记者：既然喜盈门有十多年的经验，应对这次危机还是比较能游刃有余。
纪玉君：我们喜盈门一直比较健康地发展，但是从我们国家宏观上对出口企业、出口产品还应该高度重视，因为国家的竞争力，国外的竞争力很大一部分变成在企业的竞争力上，企业的竞争力变成在产品的竞争力上。现在一个小小的毛巾意味着最高档的市场，供货商有这个品牌，到青岛算喜盈门的，它是多年形成的这么一个概念，由于各方面的制约，我们也产出不这么多来，受资金约束，受市场约束，受原料约束，受劳动力成本约束，可以说我们供不应求。
作为企业家，我一直呼唤政策要稳定，政策要有连续性，比如说我们以前出口是纺织品，纺织服装是17%的退税，以后又降到11%，当降到11%的时候企业就难以为继，所以李克强副总理对降到11%的时候到我们企业调研，对劳动密集型调研，我也向李克强副总理做我汇报。我今天仍然谈到这一点，国家对出口企业的政策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能大起大落。金融危机之前是17%，金融危机前后马上就降到11%，这样必然降低利润，纺织品利润本来比较薄，它又承担着大量的劳动力就业，所以企业负担比较重。后期中央仍然还是非常得重视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企业，把税率由11%、12%、14%、16%，现在又恢复到16%，没有达到17%，有时候高，有时候低不利于出口企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企业对我们国家仍然担负着劳动就业的任务，企业每年都招收很多大学生，很多打工的小孩，为社会承担了很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希望国家对出口企业的政策鼓励，对出口企业，像原料棉花，棉花从1.5万元/吨搞到3万多元/吨，这样使企业很难消化，所以有许多企业关门，难以为继，因为他的成本太高，劳动力成本也太高。
我们从90年代开始就把一些用工比较多的，像纺织工序，像纺纱工序迁移德州、河北、河南加工，通过这样来降低成本。但总而言之，因为原料成本的增长，能源的增长，以及劳动力成本的增长，这些都严重地制约着出口企业的发展。所以，在会上我们呼吁，希望中央对出口企业的政策要保持稳定，要保护出口企业，因为这是挣外国的钱。当国家维护出口企业，逆差大的时候，重视程度就高了，出口创汇多了，顺差高了，相应在政策上方方面面就起到抑制的作用，其实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我们一直呼吁的，还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稳定性。美国有它的顺差，是为了他的就业。我们中国需不需要就业？更需要就业，我们人口多。要就业就要保护企业的健康发展，一个企业要生存很难，要死很快，很简单，所以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命为什么都不到十年了，这里面有方方面面的原因。喜盈门现在是53年，它也很简单，也很艰苦。
记者：除了退税方面，您希望有政策上的支持吗？
纪玉君：税费太高，希望对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企业税负上国家给予适当的照顾，因为它的担子太重了。
记者：您觉得降到多少合适？
纪玉君：我们退税原来是17%，现在恢复到17%，就是1%，这表示政策对企业的支持，是政府支持企业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记者：谢谢纪总接受我们的访问！
中国经济网
出口退税调整危及中小企业 中小企业面临生存调整（07年）
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晓华昨日在中国政府网上解答近期出台的商品出口退税政策时承认，7月1日开始的出口退税调整可能使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中小企业面临着生存调整，而对于以质量和品牌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大中型企业则是发展的机遇。
王晓华表示，此次出口退说调整力求缓解外贸顺差过大问题，未对政策实施设定过渡期，以防再出现企业突击出口的情况，而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所以对依靠简单的价格竞争，靠退税款维持利润水平的小企业来说，影响会比较大。但是，出口退税调整政策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商品价格的弹性，存在着不确定性。对于一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出口商品，由于降低出口退税率增加的成本，很容易通过涨价方式转嫁给国外进口商，出口量未必会有明显减少。而对于竞争力比较弱的商品，如果压缩自身成本的话，也能自行消化一些降低出口退税率的影响。据悉，目前已有20多家上市的中小企业发布公告称，此次退税政策调整影响了其收益。
中国社科院国际贸易研究室宋泓认为，从长远来看，没有过渡期并不是对中小企业造成冲击的主要原因，涉及此次出口退税调整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价格、劳力的微弱优势获取薄润，产品的同质化导致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才是关键所在。所以在政策调整之后，企业必须及时地将产品结构、客户、市场等关系理顺。另外，此次涉及出口退税调整的商品数目很大，实施时间之短，表明国家希望能够尽快地进行政策调整，主要压力来自外界降低贸易顺差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