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的葡萄酒历史
说起葡萄酒，总会让人生发一种浪漫的心情，因为自古以来葡萄酒就与美女、美食相伴，因而葡萄酒的诗文也特别发达。自从唐朝将酒与美人结合起来作为诗歌绘画主要题材以来，“贵妃醉酒”就成了文学的母题，被古今文人墨客百写不厌。
【关键字】葡萄酒、唐朝、酿酒技术、干红、诗文
【正文】
一、中国早期关于葡萄属植物的文字记载
根据考古的研究推测，人类酿制葡萄酒的历史已经有6000年。古希腊有酒神狄俄倪索斯，古罗马有酒神巴克斯，中国有酿酒师仪狄、杜康。说明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酿酒技术的国家之一。
在《清稗类钞·粤西偶记》中记载：“平乐府山中，猿猴极多，善采百花酿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其酒多至数石，饮之香美异常，曰猿猴酒。”有此可以判断，最早的酒应该是百花野果自然发酵的酒，而不是粮食酒，百花果酒当然包括葡萄酒。早在5000年前，中国即有原生葡萄酒（统称山葡萄、刺葡萄、野葡萄）。原始人采摘野果充饥解渴，多余的野果，包括葡萄，贮存于洞穴中。经过自然发酵（利用附着在果皮上的野生酵母），果汁变为果酒，被原始人类掬一捧用来解渴，味道酸甜，连猴子也爱喝。
周朝（公元前1066年）已有蒲桃（即葡萄）和蒲桃园（及家葡萄园），葡萄已经人工栽培，成为园林。司马迁著名的《史记》中首次记载了葡萄酒。公元前138年，外交家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看到“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这一史料充分说明我国在西汉时期，已从邻国学习并掌握了葡萄种植和葡萄酿酒技术。西域自古以来都是我国普及的主要产地。
汉代虽然曾引入葡萄及葡萄酒生产技术，但却未使之传播开来。东汉末年，由于战乱和国力衰微，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业也极度困难，葡萄酒异常珍贵。《三国志·魏志·明帝纪》中，裴松子注引汉赵岐《三辅决录》：“(孟)佗又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孟佗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张让是汉灵帝时权重一时、善刮民财的大宦官。孟佗仕途不通，就倾其家财结交张让的家奴和身边的人，并直接送给张让一斛葡萄酒，以酒贿官，得凉州刺史之职。汉朝的一斛为十斗，一斗为十升，一升约合现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现在的20升。也就是说，孟佗拿26瓶葡萄酒换得凉州刺史之职! 可见当时葡萄酒身价之高。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葡萄酒业的恢复及葡萄酒文化的兴起
到了魏晋及稍后的南北朝时期，葡萄酒的消费和生产又有了恢复和发展。从当时的文献以及文人名士的诗词文赋中可以看出当时葡萄酒消费的情况。
魏文帝曹丕喜欢喝酒，尤其喜欢喝葡萄酒。他不仅自己喜欢葡萄酒，还把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和见解写进诏书，告之于群臣。魏文帝在《诏群医》中写道：
“三世长者知被服，五世长者知饮食。此言被服饮食，非长者不别也。„„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
作为帝王，在给群医的诏书中，不仅谈吃饭穿衣，更大谈自己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并说只要提起葡萄酒这个名，就足以让人唾涎了，更不用说亲自喝上一口，这恐怕也是空前绝后的。《三国志·魏书·魏文帝记》是这样评价魏文帝的：“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疆识，才艺兼该。”有了魏文帝的提倡和身体力行，葡萄酒业得到恢复和发展，使得在后来的晋朝及南北朝时期，葡萄酒成为王公大臣、社会名流筵席上常饮的美酒，葡萄酒文化日渐兴起。
三、唐代——灿烂的葡萄酒文化
隋文帝重新统一中国后，经过短暂的过渡，即是唐朝的“贞观之治”及一百多年的盛唐时期。这期间，由于疆土扩大，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喝酒已不再是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的特权，老百姓也普遍饮酒。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近年港台和沿海城市流行的“晒伤妆”，即一千多年前唐朝妇女的“酒晕妆”。盛唐时期，人们不仅喜欢喝酒，而且喜欢喝葡萄酒。因为到唐朝为止，人们主要是喝低度的米酒，但当时普遍饮用的低度粮食酒，无论从色、香、味的任何方面，都无法与葡萄酒媲美，这就给葡萄酒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当时葡萄酒面临着的真正的发展机遇是：在国力强盛，国家不设酒禁的情况下，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钟爱葡萄酒，唐太宗还喜欢自己动手酿制葡萄酒。据《太平御览》：“(唐)高祖(李渊)赐群医食于御前，果有蒲萄。侍中陈叔达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遗乎。遂流涕呜咽，久之乃止，固赐物百段。”由此可见，在唐初，经过战乱，葡萄种植与酿酒基本已萎缩，连朝中大臣的母亲病了想吃葡萄而不可得，只有在皇帝宴请大臣的国宴上方有鲜葡萄。
《太平御览》记载，唐太宗贞观13年(640年)，唐军在李靖的率领下破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唐太宗从高昌国获得马乳葡萄种和葡萄酒法后，不仅在皇宫御苑里大种葡萄，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制。酿成的葡萄酒不仅色泽很好，味道也很好，并兼有清酒与红酒的风味
唐代的许多诗句中，葡萄酒的芳名屡屡出现。如王勃《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诗句脍炙人口，千古传颂。刘禹锡也曾作诗赞美葡萄酒，诗云“我本是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尽日饮不足”。这说明当时山西早已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李白诗曰：“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这首诗既说明了葡萄酒已普及到民间，又说明了葡萄酒的珍贵，它像金叵罗一样，可以作为少女出阁的陪嫁。当时的胡人在长安还开设酒店，销售西域的葡萄酒。诗人在《饮中八仙歌》中写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可见长安酒家之盛。
宋代瓦楼酒肆兴旺，苏东坡醉书传为中外佳话，“将军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是他的感慨。到10世纪中叶，一些酿酒师已经应用近代化技术生产葡萄酒。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太原府的，其名也叫太原府，那里有很多的葡萄园，酿造很多的酒，销售到各地。”
元朝统治者对葡萄酒非常喜爱，规定祭祀太庙必须用葡萄酒。《元史·卷七十四》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祭祀宗庙所用的祭酒为“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元朝蒲栽培受到官方的重视，至元十年（1273年）刻颁《农桑辑要》对葡萄的性状栽培要点作了比较详尽的描述：
葡萄蔓延，性缘不能自举，作架以承之。叶密阴厚，可以避热。十月中，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葡萄以悉埋之。近枝茎薄实黍穣弥佳，无穰，直安土亦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则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穰培覆之。
四、元代——我国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元朝立国虽然只有九十余年，却是我国古代社会葡萄酒业和葡萄酒文化的鼎盛时期。
元朝的统治者十分喜爱马奶酒和葡萄酒。据《元史·卷七十四》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祭宗庙时，所用的牲齐庶品中，酒采用“潼乳、葡萄酒，以国礼割奠，皆列室用之”。“潼乳”即马奶酒。这无疑提高了马奶酒和葡萄酒的地位。至元二十八年五月(1291年)，元世祖在“宫城中建葡萄酒室”(《故宫遗迹》)，更加促进了葡萄酒业的发展。在政府重视、各级官员身体力行、农业技术指导具备、官方示范种植的情况下，元朝的葡萄栽培与葡萄酒酿造有了很大的发展。
元朝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介绍葡萄插裁技术：
插葡萄，预先于去年冬间截取藤枝旺者，约三尺埋窑于熟粪内，候春间树木萌发时取出，看起芽生，以藤签萝卜内裁之。埋二尺在土中则生根，留三五尺在土外。候苗长，牵藤上架。根边常以煮肉肥汁放冷浇灌，三日后，以清水解之。天色干旱，轻除根边土，浇之。冬月用草包护，防霜冻损。二三月间皆可插裁。
在元代，葡萄酒常被元朝统治者用于宴请、赏赐王公大臣，还用于赏赐外国和外族使节。同时，由于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酒酿造业的大发展，饮用葡萄酒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平民百姓也饮用葡萄酒。
五、明朝——我国葡萄酒业的低速发展时期
明朝是酿酒业大发展的新时期，酒的品种、产量都大大超过前世。明朝虽也有过酒禁，但大致上是放任私酿私卖的，政府直接向酿酒户、酒铺征税。由于酿酒的普遍，不再设专门管酒务的机构，酒税并入商税。据《明史·食货志》，酒就按“凡商税，三十而取一”的标准征收。这样，极大地促进了蒸馏酒和绍兴酒的发展。
而相比之下，葡萄酒则失去了优惠政策的扶持，不再有往日的风光。明朝人顾起元所撰写的《客座赘语》中则对明代的数种名酒进行了品评：“计生平所尝，若大内之满殿香，大官之内法酒，京师之黄米酒，„„绍兴之豆酒、苦蒿酒，高邮之五加皮酒，多色味冠绝者。”并说：“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关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枣酒，博罗之桂酒，余皆未见。”《客座赘语》多载明故都南京故实，而于嘉靖、万历年间社会经济、民情风俗的变化尤为注意。顾起元所评价的数十种名酒都是经自己亲自尝过的，包括皇宫大内的酒都喝过了，可葡萄酒却没有尝过，可见当时葡萄酒并不怎么普及。
六、清末民国初期——我国葡萄酒业发展的转折期
清朝，尤其是清末民国初，是我国葡萄酒发展的转折点。由于西部的稳定，葡萄种植的品种增加。据《清稗类钞》：“葡萄种类不一，自康熙时哈密等地咸录版章，因悉得其种，植渚苑御。其实之色，或白或紫，有长如马乳者。又有一种，大中间有小者，名公领孙。又有一种小者，名琐琐葡萄，味极甘美。又有一种曰奇石密食者，回语滋葡萄也，本布哈尔种，西域平后，遂移植于禁中”。
清朝后期，由于海禁的开放，葡萄酒的品种明显增多。除国产葡萄酒外，还有多种进口酒。据《清稗类钞》：“葡萄酒为葡萄汁所制，外国输入甚多，有数种。不去皮者色赤，为赤葡萄酒，能除肠中障害。去皮者色白微黄，为白葡萄酒，能助肠之运动。别有一种葡萄，产西班牙，糖分极多，其酒无色透明，谓之甜葡萄酒。最宜病人，能令精神速复”。《清稗类钞》还记载了当时北京城有三种酒肆，一种为南酒店，一种为京酒店，还“有一种药酒店”，则为烧酒以花蒸成，其名极繁，如玫瑰露、茵陈露、苹果露、山
楂露、葡萄露、五茄皮、莲花白之属。凡以花果所酿者，皆可名露。由此可知，当时的药酒店还出售白兰地酒。
纵观汉武帝时期至清末民国初的2000多年，中国的葡萄酒产业经历了从创建、发展到繁荣的不同阶段，其中，有过繁荣和鼎盛，也有过低潮和没落，与之相随而行的是绵延不断、流传至今的灿烂的中国葡萄酒文化。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华的民族文化，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她真实地记载和再现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葡萄酒业——传统民族产业——的繁荣。
【参考文献】
1、《酒文化与养生药酒》王惟恒、强刚著，人民军医出版社，2007年
2、《西方饮食在中国》陈芬森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