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
【教学目的】学习本章要求了解有关汉字起源的各种观点，在明确文字与符号、图画的异同的基础上，对原始刻画陶、甲符号研究的问题和成果有初步的认识。 【教学方法】 讲授 【所用课时】
学时 【教学内容】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磁石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 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 (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
文字的创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语言学家专门为某一语言制定的文字，这种文字一般是拼音文字。语言学家创制的文字都是以语言学家对该语言的语音结构有了充分的理解为前提的。
文字的另一种创造过程是在人类还没有语言学知识的前提下自发地形成的，文字的起源指的是文字的后一种创造过程。在人类掌握了语言学知识以后，创造文字的过程并不是很复杂，但在人类掌握语言学知识以前，人类为创造文字曾经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第一节 有关汉字起源的推测
今天，我们用纸笔甚至手机等表达思想，远古时代人们是怎样表达他们的意思的？
原始社会没有文字，主要通过史诗和传说来记录本氏族或部落的人口、财产、对外战争的情况以及内部发生的大事。
但受到有声语言在记录上的限制，通过长期的摸索，人们找到了口语记事以外的两种主要方法：实物记事和图画记事。 实物记事最常见的办法是结绳和刻木。
汉字起源包括两个问题：汉字如何产生；汉字产生于什么时代什么区域。关于这些问题，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人探讨。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原始遗址陶器刻符等的陆续发现以及某些学者对一些发展较迟的少数民族原始记事法的留意，汉字起源问题又成为文字学研究的热点。
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语言诞生了。但语言一瞬即逝，它即不能保存，也无法传到较远一点的地方去，而某些需要保留和传播到较远地方去的信息，单靠人的大脑的记忆是不行的。于是，原始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应运而生了。
一、仓颉造字说（传说）
1、西方有上帝造字说，战国时代有不少仓颉作书的传说，在汉代“仓颉造字”最流行。 《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淮南子》、《论衡》等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都有“仓颉作书”的说法，当时的文字启蒙书称为《仓颉篇》也反映了这种观念。
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áng野兽经过后留下的痕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yì会意。从丿从乂相交。又作“刈”。本义:割草或收割谷类植物, 治理;安定）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ｇｕàｉ）。”“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迹的纹理知为鸟，看到兽迹的纹理知为兽，由此得象形文字的启
1 发，创造了书写和契刻的文字，百官由此得到治理，万民由此得到监察，这大约是由易卦中的夬卦得到了启示。）
《淮南子·本经训》“昔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yáo）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王道也。”
仓颉是黄帝之史说始见于《说文解字·叙》。说仓颉是黄帝之史，而史是书写、收藏簿书的官，是直接并大量使用文字者，远古时巫史不分，巫就是史，因此我们认为仓颉作书的传说透露出两条文化信息：汉字的起源时代是黄帝时代；在将原始记事符号收集、整理加工成文字系统的过程中，史官也就是巫师集团，曾经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原始汉字是巫史创造的。创与仓，契与颉，从古音看音近，仓颉也许就是“创契”的意思，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由于“契”古代可以指契刻的文字，因此所谓“仓颉”就是后人对创造文字者的追称，犹如“有巢氏”指发明造房屋的最早祖先、“燧人氏” “神农氏”等一样是无法考定的。
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仓颉想办法造字。仓颉就在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造起字来。可他想了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有一天仓颉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正巧走来一个猎人。猎人看了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像，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凤台寺”。
中国史书上记载目有重瞳者有：虞舜、仓颉、项羽。虞舜是禅让的圣人，仓颉是文圣人，项羽是武圣人。
2、此说不对：仓颉其人是否存在未知，甲骨文中无“仓颉”两个字；文字不可能是一个人创造的，异体字的大量存在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反映。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文字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是社会成员共同交际工具，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创造积累的。汉字是汉族人民祖先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荀子·解薮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这表明战国时期就有人认为汉字是由众人创造的。
古籍中有关仓颉作书的记载颇多。从目前所见到的数以千计的古汉字形体来看，其众多异体字的存在，充分说明它们不是一人所独创。但凡是较有系统的文字总是要经过一定的专业人物的整理，然后由一定的群体力量来推广应用，才能成为社会额一种交际工具。传说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所以不能排除在上古时代有仓颉那样的与文字交道的史官，对汉字体系的初步形成作出过特殊的贡献。
二、结绳说 （实物记事）
1、结绳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方法。
《易经·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解字·叙》：“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伪孔安国《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周易正义》引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表明中国上古在无文字的时代确实有过结绳记事。
朱熹：“结绳，今溪洞诸蛮尤有此俗。”严如煌《苗疆风俗考》：“苗民不知文字，„„性善记，惧有忘，则结于绳。”解放前云南哈尼族人、独龙族人、台湾高山族人也有用结绳记事的实例可考，(参见6)表明中国从中古至近现代都还保留过结绳记事的遗俗。
云南独龙族：朋友约会，先在一根绳子上打若干结，每过一天解开一结，结子解完便知道相会的日期到了。
古代藏族也常用结绳的方法。刻木是在木头上刻上各种花纹或图案，也包括在器物上刻花纹或图案。这种方法不仅古代有，现在无文字的民族有的还使用这中方法
2 南美洲秘鲁印第安人：不同颜色的绳子，主绳上系上红绳表示战争、白绳表示和平或银子、黄绳表示黄金、绿绳表示谷类。
巫、神、史结绳
把结绳当作汉字的起源。明确提出“文字之作，肇始结绳”的是晚清近代学者朱宗莱。
神秘的绳结被印加人称为奇普，是用棉线、骆驼或羊驼毛线制成的。它是在一根主绳上串着上千根副绳，每根副绳上都结有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绳结。在目前所发现的600多个奇普中，大多数都是公元前1400年到1500年间结成的。不过，其中还有一部分只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在某些奇普的副绳声的绳结能够结合起来正好和另一个更为复杂的奇普上的数字相同。每一个当地的会计师都会将从下级得来的账目总和通过绳结的形式表现在奇普上，并将这些数据汇总在一根主绳上，然后层层上递。这种交流可能曾被用在国家最重要的信息记录上。其中包括账目以及其他与人口、财政和军事相关的数据。
2、作用：帮助记忆，是备忘的符号。 从史料和遗俗看，结绳只是用来帮助记忆、作契约凭证、传递信息，起记事符号的作用，结绳只是在个人或某些人之间为了某种记忆或行为而确定的记号，它既没有社会意义，也不是以语言的语音单位为基础的，没有和语言中固定的词联系起来，不能象文字那样起记录语言和传播语言的作用，所以它与汉字的起源无关。
但有个别汉字采用结绳形象来构字，如商代甲骨文“孙”（ 会意。从子,从系,续也。金文,象用绳索捆绑小孩子,意为少年俘虏。本义:儿子的儿子）和“后”。 有些学者提出金文中
（十）
（廿niàn）（sà）表示数字。原始人没有抽象数的概念，依赖手指。打结表示数字。但决不能由此得出整个汉字体系都起源于结绳的结论。
结绳的起始时代尚不能确定。
结论：结绳只能帮助记忆，只能充当备忘的记号，还不能用来直接记录语言，所以它不是文字。结绳与汉字的联系，也只是在汉字产生前，曾有一段漫长的，用结绳的办法来记事的时期。后来这种简单的办法越来越难以适应复杂的实际需要，文字才被发明出来。
不论它用一根绳子打结，还是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记录数字或方位的一些简单的概念，是一种表意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字产生前的一个孕育阶段，但它不能演变成文字，更不是文字的产生。因为它只能帮助人们记忆某些事情，而不能进行思想交流，不具备语言交流和记录的属性。因此，结绳记事不可能发展为文字。
三、汉字始于八卦
1、把八卦当作汉字的起源，是近人刘师培“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矣。”八卦是古代筮占的符号，共有八种：
任意两卦相叠合，便可得64重卦。一为阳爻，代表奇数；一为阴爻，代表偶数。占筮时，筮时，筮者用四十九根蓍草茎按某种法则进行演算，若得数为奇数，用阳
爻表示；若得数为偶数，用阴爻表示。如此反复演算三遍就可得一单卦，六遍就可得一重卦。反复演算，就能有八种排列合组合，即：奇奇奇、偶偶偶、奇奇偶、奇偶奇、偶偶奇、偶奇偶、奇偶偶、偶奇奇，也就是八卦。筮者再根据重卦的卦象爻象分析，并结合《易辞》以占测吉凶祸福。考古发现表明，从商代、西周到春秋战国，筮占是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九等数字表示的，后来用
一、八来表示，一演变成了阳爻，八演变成了阴爻。(参见3)
3 由此可见，八卦的卦爻与数有关，但是八卦只不过是三个奇数或偶数的排列符号，是原始社会数占法的一种记事符号，从其来源和用途可知，不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与汉字的起源无关。现在已发现的商周甲骨、铜器上的八卦（包括重卦），都是由记数符号构成，则是明显的证明。
2、八卦与汉字的起源无关，但八卦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在个别与原始筮占术有关的汉字上留下痕迹。如“爻”、“学”和“教”等字。(参见4)，但个别汉字的起源与整个文字体系的起源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结论：卦爻符号是有限的，无论八卦，八八六十四卦都难以演化出成百上千的原始汉字。绝大多数汉字的形体特征，与八卦符号并没有任何近同的地方。八卦是一个符号系统，文字也是符号系统，这大概就是二者的相似之处。所以也不能绝然排除汉字构形与八卦爻象在文化方面的联系。
四、契刻说
1、契刻是较结绳晚出的一种记事方法。契刻的作用主要是记数。 《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 刘熙《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更多的用作契约凭证的记载。《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老子》：“是以圣人执右券而不责人。”宋人右半。
古契刻，有契约双方在竹木片上刻上表示数目的符号或缺口，然后判为两半，各持一半，以备后日合契，债权人拿右半。因为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就是古时的“契”。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古代的契上刻得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
解放初期中央慰问团曾收到一傈僳族的传信木刻：你们派来的三个代表已经在月圆时与我们相会，送上三包土产，请分呈大中小三位领导。（1981年1期《考古学报》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
西藏的僜人借债时就是在板壁上刻道记数。
地下出土的遗物，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刻纹鹿角杖，证实在史前原始人就能契刻线条简单、构成比较定型的记号；甘肃西宁县仰韶遗址出土的侧边刻有齿形缺痕的长方形骨板，证明由随意刻划而发展而成的符号，可以记事。文献的记载和地下出土的秦汉简牍表明,先秦和秦汉的简牍时代里，社会上曾实行过一种刻齿计数的方法，随着纸张取代简牍，这套计数的方法便失传了。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使用刻契记事的习俗。陆次云《峒溪纤志》：“木契者，刻木为符，以志事也。苗人虽有文字，不能皆习，故每有事，刻木记之，以为约信之验。”诸匡鼎《瑶壮传》：“刻木为齿，与人交易，谓之打木格。”方亨咸《苗俗纪闻》：“俗无文契，凡称货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木即常木，或一刻，或数刻，以多寡远近不同。分为二，各执一，如约时合之若符节也。”
2、作用：由随意刻划发展起来的木契上的齿缺合线条符号，只能起帮助记忆，传递某种信息，作契约凭证等记事作用，在没有跟语言中的某个词比较固定地结合起来时，是有义无音的，还不能算作文字，只是一种记事的符号。
契刻不是文字，只有契刻的双方才明白其中的含义，与语言中固定词没有联系。这些符号是原始汉字的一个源头，它们中相当一部分被借来作了指事字。
其他实物记事的方式还有用不同的事物代表不同的事情，如黔东南的苗族用黄豆的数量来记录劳动的工分数，一粒黄豆代表一个工分。有的黔东南苗族还在木条上栓辣椒表示\"事情紧急\"。
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提出，汉字的起源有象形和指事两个系统，“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郭先生承认图画是汉字的主要源头，但认为由随意刻划而形成的指事系统“应该在图形系统（即象形）之前，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物象而要想象，那还需要有一段发展的过程。随意刻划却是比较容易的。”
贾湖契刻符号
五、图画说
至今为止
世界上所见的古文字都起源于图画文字 。
古埃及文字。在神秘的埃及金字塔和神庙的石壁上，绘写着一排排图画般的字符，这就是古埃及文。古埃及文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创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第一王朝，距今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
纳西族《古事记》中一段文字：
西南地区纳西族的东巴经文。1拿蛋，2解开，这里有白云，3风，4蛋，5湖，6蛋破发光，7山崖。据纳西经师解释是：把这蛋抛在湖里头，左边吹白风，右边吹黑风，风荡漾着湖水，湖水荡漾着蛋，蛋撞到山崖上，便生出一个光华灿烂的东西来。
这是北美奥杰布华人为了保护渔业权于1849年递呈给美国总统的一份请愿书：上面画了七个动物（七个部落的图腾）这些动物的眼睛和心都有线互相连接，线的一头指向前方，而另一头连着后边的小湖，表达的意思是，他们一条心，一个意志，希望美国总统还给它们在苏必略湖附近的渔业权。
绳记事和契刻记事，毕竟是原始的、非常简陋、粗略的记事方法，记事范围小，准确性差。人们不得不采用一些其它的、譬如图画的方法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绘画导致了文字的产生。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主张“文字的起源是图画。”《中国文字学》：“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认为汉字起源于图画。然而图画发挥文字的作用，转变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较普通、较广泛的语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只有在这时，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虎”；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像”。久而久之，大家约定俗成，类似
于上面说的“虎”和“像”这样的图画，就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间而用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
那么逼关于文字的起源，见于史载多处。
裘锡圭先生《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推测，汉字的形成与原始族徽符号的盛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远在文字产生以前，原始人已经普遍有了刻画族徽的习俗，只要族徽符号还没有纳入成句的书面语言中，就还不能说它已经成为文字，但是由于它在原始社会中的普遍性和音义的明确性，它在文字起源的过程中必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商周朝代的族徽符号，虽有很多单独孤立地出现在器物上，但也有不少出现在成句成段的铭辞中，因而可以肯定商周遗物上的族徽符号，都已具有文字的性质。显然裘先生认为“用象形符号表示族名，很可能是表意字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很有卓见的推测。
“图腾崇拜”习俗，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武器、工具以及自然现象）当作氏族的祖先，因而把他作为本氏族的象征或保护神来崇拜。把此图腾当作氏族的名称和徽号，在日常器物或身上刻画，以维护团结，区别他族。指图呼名，约定俗成即成文字。
发生百日咳、1840年和外族友
北美洲达科塔人曾用图画记载1800年发生天花、1813年好。
5 岩画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在中国北方，岩画多表现动物、人物、狩猎，和西伯利亚的岩画有较多的相似处，表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
《吕氏春秋·句躬篇》：“史皇作图。”《路史》载：“颗首作画”。这都是有关我国绘画起源的远古传说。在甘肃、陕西、河南等地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的遗物中，已发现大量原始人创作的绘画，其时代大约距今六七千年。与图画很相似的文字，大量出现于商周青铜器上，有时也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特别是作为汉字基础字的象形字，从其字形上可看出图画是汉字产生的先导。
图画记事的这种性质更接近自然语言记事的性质，在自然语言中不仅要有记录事物的词，也要有描述事件的句子。也许因为这一点，实物记事和文字的产生没有什么联系，图画记事正是文字产生的前身。如果把图形简化，一个图形记录语言中的一个语素或词，而且图形的排列顺序和语言中语素或词的排列顺序一致，图画就成了真正的文字。
2、但图画和文字是有本质区别的：图画记录的是事件或人物，它不直接用于记录语言而可以构成语言的单词，其含义纯粹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不同语言一一对应，互相结合，至于文字,尽管它起初可能与图画很相似,可是其含义是通过读音来表达的。因此图画除了有形，还要有固定的音和义时，才算演变成
半坡村的文字符号 甘肃辛店彩陶图案 良渚文化云雷纹、兽面纹文字符号 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
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陶器：旦、戈、斤、/ （钺，古兵器形似斧而较大，圆刃，多用于礼仪，以象征帝王的权威。） 了文
字。
第二节
原始刻画陶、甲符号与汉字的起源
1927年以来，在中国四十多个地方先后发现了五百余个刻划、描画在陶器、甲骨上的符号，它们见于新石器时期到商代晚期的遗址，跟商代的甲金文有的同形、有的近形，时代距今最远者有近八千年，最近者有三千多年。
对于这些陶、甲刻画符号的性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1）把它们视为早期汉字，这是从其与商周甲金文形体的相同或相似来论定的，如陕西关中地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零口、垣头、长安五楼、合阳莘野、铜川李家沟、宝鸡北首岭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于省吾先生不仅认为是原始汉字，还直接把它们与商周古文字相比附作考释，释 为五，十为七, 为示, 为矛, 为艹, 为阜。
（2）不视为文字，只视为对汉字产生有一定影响的符号，认为其一般是孤立地刻画在陶器、甲骨上的，未联缀成文，故只能断定其有形义，是记事符号，而难于认定其已与语言结合，记录语言，有固定的音义，因而用后世的文字去比附是危险的，其中一部分的形体与商周甲金文同形或形近，只能说明后世有些汉字的形体可能吸收、借鉴了部分原始刻画符号，而赋予了它们文字的音义。
（3）认为它们中有的是原始汉字，有的是记事符号。
考察各期陶甲符号，会发现不少有继承关系，起源时代极早，流布地域极广。如河南舞阳贾湖甲骨刻符曰（距今8000年左右）、青海乐都柳湾陶器刻符目（距今4300年左右）都与殷周甲骨文“户”字形近；
甘肃秦安大地湾陶器刻符“︱+↑↓”（距今7500年左右），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和以后各时期各地都时有发现，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刻符“×”，在临潼姜寨、青岛赵村、杭州良渚、上海马桥、浙
6 江下王冈、甘肃半山、马厂、乐都柳湾、偃师二里头、清江吴城、郑州二里岗、南关外、藳城台北、城子崖、甘肃辛店、永靖莲花台、安阳小屯等地都有出土。
并非所有出土的陶、甲刻画符号都是单独刻画于陶器、甲骨等上的，有些资料已有连缀在一起的符号集合体。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柄形石器上刻符，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符，陕西西安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龙山遗址出土的骨笄和肋骨上刻符，高邮龙虬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圈足上刻符，江苏太湖地区澄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上刻符，就是如此，很难说它们就不是文字。
古代文献的记载和商代甲骨文的字形反映出的事实表明在夏代初年已有初步的文字体系了。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殷革夏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册”、“典”二字，字形象编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简册。由于简册是用以书写文字之物，因此可以相信，在殷革夏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商民族已经有了文字，并能用来记载民族的历史了。另外《古本竹书纪年》、《史记》的《夏本纪》和《商本纪》中，对夏商两代的世系、年代、史事和历史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由王国维以来的历史学家对甲骨的研究，已经证明《商本纪》的世系除了个别地方由于讹误以外，与甲骨文反映的世系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相信《夏本纪》系谱的可靠性。如果没有比较原始的夏王朝谱牒，仅仅凭着口耳相传的材料，就能编造出如此精密明确的夏代帝王世系，是很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夏之先人也必然是有册有典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有完整世系流传下来的朝代。而有典册，就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那么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初期，至少可以作为汉字起源的下限。而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演变为记语素-音节字符，汉字由零散、个别的字符逐渐积累，达到一定数量后，再通过人为规范而成为一种文字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绝对不会很短暂，因此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鉴于上述三方面的事实，我们认为全盘肯定原始刻画陶、甲符号是文字或者全盘否定原始刻画陶、甲符号是文字的看法都有偏颇而失之武断，虽然还需要等待地下有更多的出土数据来作进一步的证明，但不能排除它们中有的就是原始汉字的可能性。从已知连缀成文的陶甲符号多见于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推论，汉字的历史至少应该有五千年，这和仓颉造字传说提供的汉字起源年代的信息是相吻合的。
考察各期陶甲符号，会发现有的符号性强而图画性弱，有的图画性强而符号性弱，风格不同。据此有的学者推断“在古代的黄河流域，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一种是指事文字或刻划文字，另一种是图画文字或意符文字，这两种文字的出现都相当早，而且流行于不同的地方。”把陵阳河、前寨、城子崖下文化层、二里冈、台西、吴城等地陶符划归图画文字系统，把半坡、莘野、五楼、北首岭、姜寨、二里头、马厂、柳湾等地的陶符划归指事文字系统。有的学者认为“华夏民族是中原地区各民族互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华夏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汉字的来源也可能是多元的。”“以商文字为标志的大体成熟的汉字，其来源应该是多元。其中以指事为特征的数字，也许来源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原始记事符号；而其中以象形会意为特征的汉字主体部分，可能在商民族祖先的少皞氏时代就已经以族徽的形式大量地出现了。在华夏族形成的过程中，随着东西方民族的融合，民族文化也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早期汉字。” 对于古代黄河流域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的说法，我们认为是欠妥的。因为从原始刻画陶符的实际看，同出于一地者中就既有指事系统的也有象形系统的，例如被持此说者归于指事系统的姜寨陶符中有 ，酷似商甲骨文“岳”字，为层峰叠出之形，不能强分为两种系统。我们不能忽视一种文字体系中字符由图画式的表意符号演变为符号化、线条化、简单化的字符有不平衡性，由于书写工具、材料、地域和时代的关系，演变的程度会有的强，有的弱。这一点在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对比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例如“牛”、“止”、“车”三个字。因此我们说，不能以象形性的强弱来把原始陶符截然分成两种文字系统或两类汉字的来源。
我们赞同“华夏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汉字的来源也可能是多元的”这种说法。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作为汉民族前身的华夏族是由古羌人部落、蛮人部落、戎人部落、夷人部落以及越人部落共同融合而成
7 的，那么夏族的文字符号，极有可能来自不同的部族，这从原始刻画陶甲符号分布地域的广阔和形体的差异上都可以得到证明。另外作家李乔曾把半坡陶符跟彝族文字的偏旁部首比较，发现二者在书写和形状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就教于彝文专家时，一位不懂汉语的彝族老笔摩（大学者）对22个刻划符号竟能按彝文释读出音义，因此提出这些六千年前的符号，可能是古彝文。（参见19）彝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侧，是我国川、滇、黔三省的主要土著居民。从20世纪考古发掘出的亚洲人共祖元谋猿人可知，西北甘、青羌戎是从金沙江两侧迁去的。这也似乎可以作为华夏族的文字符号吸取自不同部族的又一证明。
假设现在已经发现的原始刻画陶甲符号都是原始汉字的话，那么从这些数量有限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原始汉字在构形上至少有如下特点：
1.一般脱胎于图画，部分来源随意刻画。2.字形趋于简化、符号化、线条化，但演变的趋势有不平衡性。
3.基本上是独字体。以象形、指事（多为数位）为主：已有会意字出现，但为数不多，还未出现形声字，可能有大量假借字存在（以族徽符号的形式出现在用作礼器的器物边缘上）。
如果联系商周甲金文的构形特点，不难发现上述推测是合情合理的。当然要真切地了解原始文字的构形特点，还必须等到大量的、可论定为原始汉字的新资料出土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