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锻炼锻炼》看赵树理的文学创作
《锻炼锻炼》是赵树理的代表作，写于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期。按照赵树理本人的阐述，他创作这部小说的主要目的在于批判像王聚海这样的“和事不表理”的“抹稀泥”态度。但是通过文本细读，我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赵树理的小说大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蕴。首先，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小说塑造了农村中的两个自私自利的落后典型“小腿疼”和“吃不饱”。就像快板里说的“有说小腿疼，床也下不了„„脸面全不要”，这段快板生动形象的写出了两位落后分子的具体表现，讽刺中含着一丝诙谐。这些具体表现虽然为小腿疼和吃不饱所特有，但究其本质而言，两位落后分子身上的生产积极性低下却是大多数妇女的“通病”。小说中支书王镇海在谈到现状时说到“现在快上冻了，妇女们大半不上地，棉花摘不下来„„”这句话就暗示了大半妇女生产状态的消极。难怪批判赵树理的文章在这一点上大书特书“像“小腿疼”，“吃不饱”那种落后的、自私而又懒惰的农村妇女“，虽然会有，“但不占农村的大多数，而是极其个别的”。虽然表面看来武养的批判和赵树理在小说中暗示的事实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赵树理的主要意图不在批判，而是通过这两个落后分子典型呈现某种真实的现实，即人们在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干劲并不是那么足，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在跃进风中提升。从这一点上看，武养的歪曲现实说就很难成立。赵树理对农村现象的反映符合赵树理一贯秉承的“问题小说”的写作理念，即将人民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反馈给党中央，力求得到解决。也就是说赵树理不是为批判而批判的，他是试图探求导致这种现实的背后原因。席扬曾说过“赵树理认为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障碍是“中间人物”的传统的私有观念，而这一观念是与国家在发展中对农村缺乏照顾的做法有关——这里含有对弱势农民私有观念的现实主义同情”。从席扬的话中可以看出，赵树理认为现实背后的原因，一是农民传统的私有观念，一是党的政策执行方面的漏洞，后者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显然是主要原因。就他自己的阐释，他认为造成人民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是干部问题。赵树理在小说中向我们呈现了两种干部的模式，一种是“王聚海”式的，一种是“杨小四”式的。“王聚海”式的虽然态度温和，不愿激化与民众的矛盾，但他是一种消极态度，任落后社员落后而采取无原则的纵容，这显然不利于他们思想上的进步。“杨小四”式的虽然在客观结果上达到了群众思想改造的目的，但其采取的方式却是强制的，没有使群众达到真正的心理认同。赵树理否定王聚海的“和事不表理”的作风，却也没有正面肯定杨小四的敢作敢为。杨小四虽然使两个落后人物认识到自己的思想错误，但他采取的对待群众的方式却是类似阶级对立的强制。赵树理作为农民的一分子，他的血液和农民已融为一体，他的阶级属性即是农民，更确切点说是农民中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让他不能置农民的愚昧落后于罔闻，但其心态却是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正像我们不能因为鲁迅批判国民的愚昧而否定他的爱国爱民一样，我们也不能因赵树理对农民缺点的暴露而认为他对农民的背离。所以说，农民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不会认同干部对群众的强制。这两种模式显然都不符合赵树理的理想干部形象。其实赵树理潜意识中的理想干部形象在当时的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一方面在革命伦理上是完善、极具感召力、为人民群众爱戴的；另一方面又要随时毫不手软、旗帜鲜明、强悍有力地开展各种斗争”因为在政策本身存在严重偏颇的情况下，在党的政策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的前提下，理想的干群关系就只能是空想。1958年，党推行人民公社政策，合作社的规模高速膨胀，人民公社奉行的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无疑极大降低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然而在此情况下，赵树理创作的切入点是政策的执行，包括人民对政策的抗议态度，干部对政策的强行推行等。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如何使政策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而忽视了政策本身科学性的探究，这也正是他在反映农民问题上的局限性。因为在人民是彻底抵制下，温和的劝导和强制的推行都不会得到人民的响应与配合。所以，赵树理试图单纯通过改善干群关系来缓解矛盾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通过对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进行重读，使我能不局限于文学史本身对赵树理的定位，而是能结合文本及相关资料深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颠覆文学史观点来重新审视赵树理的文学史价值。比如说陈思和的文学史给赵树理《锻炼锻炼》的定性是“民间立场的曲折表达”，而通过我们的深入探求，就发现赵树理在政治立场和民间立场上的斗争以及赵树理在何种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民间立场的问题，这无疑是影响其创作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