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什么能》作为一部从国人视角较为全面介绍新加坡建党治国战略的书籍，以儒家思想为主线贯穿全书，分别从新加坡行动党在独立治理国家的五十五年间所秉持的执政哲学、执政战略、执政举措此三方面对新加坡政府及政党发展历程进行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回顾，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下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提供了一个模板。
人民行动党作为新加坡的执政党，以在选举中连续几十年的绝对性优势成为政府的合法组织者掌舵整个国家，在自主性较强的国内政治环境中，充分发挥了政党在治国中的主动性和团队优势，依靠李光耀领导下的行动党人的卓越才能，成功地改变了新加坡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并以输入型发展的模式迅速完成了工业化，使得新加坡的制造业在二十世纪中期的十年间成为世界主要电子产品出口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对上世纪中叶新加坡发展成就的研究已不是近年来新晋的显学，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以新加坡为鉴，提出了多项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措施，获得了良好的收效。具备一个稳定团结高效的政府是新加坡模式成功的核心，行动党多年来平稳的执政历程与整个国家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新世纪伊始，我党深刻认识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和一成不变的，随之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系列目标，因此也再一次将党建工作提到了更高的层面。如何解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建设和施政方略，从而提炼出有益于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建与发展规划与具体措施，这都有赖于我们每一位党员更为深入地思索。
治乱催生向心力——对新加坡社会秩序得以快速重构的分析
新加坡在1945年结束日据时代殖民占领后的十八年间始终处于社会秩序动荡的状态。宗主国英国虽对这一地区恢复了军事管制，但其控制力相比其十九世纪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已明显降低。以泛马来西亚地区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矛盾的激化以及各政治团体间的持续角力，逐步成为这一时期新加坡主动寻求除“殖民地”和“联邦”以外第三种途径来满足自身政治诉求的推动力，地区间孱弱的民主政治体系夹杂在民族冲突之中，加速了新加坡独立的进程，同时也逐步形成了现有新加坡族群的基本建构以及特有的类民主式多元政治文化。
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无法消除多年来国内政局动荡的局面，由于下辖新加坡、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四邦党派治理模式以及族群分布的差异，国会与地方政权产生了激烈的利益冲突，联邦制松散的约束机制在由党派纷争引发的不间断的内乱面前无法有效制衡争议各方，此种中央权力对地方有限的管控也使得*频发的新加坡不断被边缘化。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占绝大多数地方议会议席的情况下，被动独立后主动寻求国际认可和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作为一个由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为主要人口构成的蕞尔小国，世界各国对于独立后土地和资源短缺的新加坡能否继续存在表示了怀疑。彼时最大的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也在不断以策划游行和煽动*等方式抵制人民行动党组成的议会和政府，社会动荡的阴霾长期困扰亟待变革的新加坡。以李光耀为总理的内阁有效把握了本国人民在多年的动荡之后对和平与安宁的诉求，将政府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重建经济体系和社会秩序上来，借助二战后新工业革命的大潮，新政府准确抓住本国劳动力供给充足的特点，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产业。同时将教育、医疗、住房等与民众福祉相关的公共事业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争取到了全国不同族群的政治支持。1980年开始，新加坡又将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到刚刚兴起的芯片制造业以及其它高科技产业，以产业结构的升级来与邻国廉价的劳动力抗衡，最终保证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维持8%的增速，失业率降低至3%，成功跻身亚洲经济发达国家行列。
历史证明，国家秩序由乱转治的过程必将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前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大工业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选择何种路径作为国内经济社会重建的依托，决定了未来一国长远的发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建国之初虽处于社会秩序动荡的环境之中，但国内族群
间矛盾远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政党间的斗争也限定在了与社阵在治国理念上的冲突，人民对提升生存质量的需求成为了当时新加坡社会较为突出的矛盾，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做法也迎合了大多数群众对政府的客观要求与预期，较为统一的社会态度逐步形成，有效地支撑起行动党的执政基础。
实践理性——跳出经典窠臼的执政哲学
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将儒家文化的性格特征定义为一种实用理性，是一套实际和理性的原则，并强调珍惜经过历史考验的本土价值观念，尊重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他认为应从有限理性的事实出发，人们在进行复杂的社会变革的时候，就必须保持谦虚谨慎的渐进态度，视方案的制定为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视目标的实现为一个不断接近的过程。他“反对用死的定义来束缚实践，而强调用活的实践来创新定义”，测试一个理论和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
李光耀曾经对新加坡发展中所坚持的渐进发展表述为“演化而成的制度比设计而成的制度更优秀”，一项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也是在不断地试错与及时调整间趋于成熟。行动党坚持以现实生活和国内客观实际作为各项政策制定的依据，并按照“做法正确”的标准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对政策进行调整，以期达到最优的效果，确保在获得实效的前提下上升至制度层面得以更好地推广。这种尊重实际又不拘泥于已有制度的做法是符合新加坡社会发展特点的，也符合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历史发展规律。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在建党初期也是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信仰，但在国家运行的过程中，盲目追求结果的平等必然使得有限的社会资源捉襟见肘。行动党人对治国理念有了更切合实际的认识，李光耀坚持强调机会平等下实事求是的社会主义，放弃强求结果平等的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在新加坡主动开放吸引西方发达国家优秀资本进入国内的同时，李光耀避开了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类敏感意识形态无谓的争论，只是客观地按照“新加坡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的实际，提出了建设出口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政策，并着力培养国民的“技能和工业生产能力”。存而不论的务实主义特点也确保了新加坡经济发展有一个更加宽松的政治环境。
国富民强的终极目标——避免党争内耗的强人执政战略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对其执政模式定义为“托管式民主”，党内一致认为：由政党间充分的竞争式选举可能出现的联合政府或轮流执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不利于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政策保持连续稳定性，政党间争夺合法执政权的过程会直接消耗政府在组织经济建设和维护社会秩序中应有功能的发挥。
新加坡一党优势与多党并存的格局正是该国稳定的政治生态的一个突出表现。托管式民主政治建立在与选民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以为民服务为日常工作的切入点。在系列制度的规范下，政府内行动党各级官员能悉心听取选民的诉求，及时按照法规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行动党以其公正亲民的作风，有效地在人民中建立起了不可企及的威信，历年大选中压倒性地胜出也完全符合各方的预期。
新加坡几十年来一党优势政治格局是公民主动选择的必然结果，在这背后有太多以李光耀为代表的第一代人民行动党人强人政治的色彩。依赖优秀领导人的卓越才华以及将建国为己任的高尚意志，李光耀以近乎理想化的建党治国理念，运用各项严格的管控措施，构筑起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并成功带领新加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令世人称道的成就。强人掌舵国家是新加坡这个社会构成复杂、国土面积狭小的沿海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乱转至的关键。按照组织行为学对领导特质的分类，李光耀应当符合权威型领导的各项指标，长于乱世、留学西方，其个人成长经历和复杂的教育背景都为其日后在领导人民行动党中的理论与实务提供了较充分的支撑。不管是在隶属马来西亚时期为新加坡权利的据理力争，还是建国后与反对党开展的全方位的政治角逐，他都能清醒地判断局势，切合时机地提出不同的应对措施。怀着对新加坡高度的忠诚与依恋，李光耀在治国中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他以东方人特有的视角将对中华儒学和西方民主的解读融入到治理新加坡的每一个阶段。
以保持政府执政活力为导向——积极主动的执政策略
人才策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人着力倡导“君子执政”、“能人执政”，坚持“有好领袖才会有好政府”的人才观，并将其上升为与“好的制度”同等重要的执政理念。李光耀在对二战后亚洲多数独立的新兴国家进行研究后，提出“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的国家中，优秀强悍的领袖党争是这类国家得以迅速发展的秘诀” ,“新加坡最关键的发展因素在于部长能力高强，并拥有一群素质高的公务员做后盾”, “年轻的领袖和干部掌管行动党，他们继续坚信通过廉洁和有效的政府，来改善全体新加坡人们的生活”。以此为基础，李光耀在多年执政的过程中也提出了具有新加坡特点的人才观理论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如领导应具备的六大品质、先天素质优于后天养成、主动争取社会各界人才加入行动党、领导岗位的及时更新等，在保证执政党队伍稳定前提下不断提升党员的素质和政党的执政能力，确保了后强人政治时代精英政治体系持续的完善与发展。
法治策略——“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权威借助法制得以确立，并重视在治国的过程中依照上述法律规范维护职位权威，着力于塑造“对政府的服从就是服从法理权威”的社会舆论环境。对于国内各项治理政策的研究过程，行动党坚持保留与民协商国策和接受舆论的政治作风，执政党尽量让国人针对影响生活的课题发表意见，但总理必须在提取意见，考虑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作出决定，不能被少数人和反对派所左右。政府“明确地设下„超越范围‟的记号”，其用意鲜明的将自身开明和协商的限度公之于众，运用法律的武器，依法处理各界对政府不实的批评，在依法管理的前提下，将保护民众的言论自由权利统一起来，较好地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确保各项政策的贯彻实施。
廉政策略——国际透明度组织连年对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评为“亚洲第一，直接前茅”这一骄人成绩，也再一次验证了保持执政党活力与清廉是防范一党长期执政可能陷入腐败、衰落怪圈的不二法门。李光耀在行动党长期的建设过程中，将本人对国家的高度忠诚和高尚的品行注入到每个党员的意识之中，并营造“君子执政”文化氛围且身体力行，突出“置个人利益于社会之上是小人行径”的观念，将优秀的廉政文化和高尚的执政理念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固定，借助强大的思想攻势促进党员队伍高度自我约束观念的形成。同时，行动党大胆创新政府公职人员的薪金制度，将不同级别的政府领导人员与相应的企业高管的功能进行类比，肯定公职人员个人贡献的重要意义，制定系统的收入换算标准，大幅提升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在高薪的保障下，廉政工作效果显著，保持并不断提升政府效率。
谈新加坡的文化认同
新加坡国内不同族群的构成特点以及殖民文化的背景使得同一文化的认同度较低，人民行动党有效避开了关于国家文化层面的争论，坚持“存而不论”的处理策略，有效缓解了多元文化的冲突。民众对政府托管式民主的支持主要表现在于多年来人民行动党领导国家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其根源是一种对维持社会稳定以持续保有个人资产的利益选择。正如李光耀常表述的观点：“要让人民保卫新加坡，就必须让新加坡有值得人民去保护的东西，政府所捍卫的不只是有钱人的财产……如果每个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住房，社会也不会发生动荡，国家将会更稳定，人民也会更佳感激、支持实行这项政策的政党”。
在政治制度层面，李光耀领导的行动党不接受“在自由企业之外还一定要有民主制度后自由市场才会成功”这一过分简单的判断。坚持有限民主和精英政治下的一党优势格局，行动党在自身党建和国家事务管理中通过科学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和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措施表现出了优秀的领导素质，民众对这一政治文化也通过每届政府的选举表示了充分的认同。在广受发达国家诟病的新加坡式民主政体之所以保持长久的稳定，完全取决于新加坡民众对这一政治文化的高度认同。
李光耀以务实的态度充分吸收不同地区文化的优势，重点将中华传统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 的核心价值观灵活运用到建党和治国之中，强调执政党应具备儒家“五常”的基本素养，以严格的标准规范党员的言行，促进其社会责任感的养成。“精诚所至，取信于民”的施政理念也在多年的国家治理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新加坡社会的文化认同有其客观的局限性，管制型政府对国家强有力的控制约束了社会文化的自然发展，也限制了外来文化的输入。随着国家建设的进一步深入，民众的文化自觉进而上升为政治权益的
觉醒必然会对现有文化体制和政治体制带来挑战，这也是未来新加坡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结语
“成功的程度取决于能够预料到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决心和本领，对变化开始做出变革调整和适应。” 新加坡的成功在于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加强对自身建设的自觉，对党和国家忠诚的要求已经超越舆论宣讲的范畴，真正融入到每一位行动党领导人和党员的心中，并通过制度化的刚性要求在组织内部产生了强大的约束力。行动党通过多年来的发展与完善成功地将党的规范植入到新加坡社会运行的每一个层面，其科学的党建理论与务实的作风在维护国内政权稳定、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突出作用是值得我党深入学习和借鉴的。
李光耀曾感慨：“将来改变中国的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随着我党在新时期所提出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重大战略方针不断得以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模范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应在研究近现代世界政党发展的历史中，认真总结各国政党发展的经验教训，归纳政党作为现代民主政体重要组成的客观规律，以对我党自身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我们应深入学习现代各国政党制度不同模式的得与失，吸收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建党治国经验，因地制宜地创新我党党建工作的各项体制机制，吸纳更多的优秀人才充实提高党员队伍，以有效保持我党各级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