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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们的家教[1]
鲁迅和许广平仅有一子，即周海婴。儿子出生时，许广平出现难产迹象，当医生向鲁迅征求意见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他果断回答：“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在儿子成长过程中，鲁迅基本按照《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让他“完全的解放”，其中又说：“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据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介绍，鲁迅的教育方式是“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有一天，周海婴死活不肯去上学，鲁迅用报纸打他屁股。后来，鲁迅向母亲写信解释道：“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而且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写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生活本身的教育”。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时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杜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公务，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得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在一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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