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蒙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研读
最初发表时名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后改名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一、作家自述
最初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想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写几个有缺点的人物，揭露我们工作、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现象，一是提出一个问题，像林震这样的积极反对官僚主义却又常在“斗争”中碰得焦头烂额的青年到何处去。
我写的几个人物和他们的纠葛，有一些地方虽然能够感受、传达，却不能清楚地分析、评价，写这篇小说时，我是抱着一种提出若干问题，同时惭愧地承认自己未能将这些问题很好地解决的心情的。
我不想把林震写成娜斯嘉式的英雄。生活不止一次地提示给我热情向往娜斯嘉又与娜斯嘉有相当区别的林震式的人物，林震式的“斗争”，林震式的受挫。甚至于，我还想通过林震的经历显示一下：一个知识青年，把“娜斯嘉方式”照搬到自有其民族特点的中国，应用于解决党内矛盾，往往不会成功。
在与林震对立的一方，刘世吾是主要人物，我着重写的不是他工作中怎样“官僚主义”(有些描写也不见得宜于简单化地列入官僚主义的概念之下)，而是他的“就那么回事”的精神状态。
至于刘世吾在工作上，不少地方是正确的、可敬的，我一点也不“憎恶”他。可惜，他运用自己对于工作规律的掌握来保护、掩盖自己的冷漠，他的优点和缺点是联系着的。
摘自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
我当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影射，嗅不出这两个字后面的血腥气味。我的小说就是写了缺陷、阴暗面，而且是写的一级党委的组织部门，大胆直书，百无禁忌，影射于我，何用之有? 有人说刘世吾的谐音是刘事务，可见作者视刘世吾为事物主义者。这对于作者也无异于说梦。作者当时根本不懂用谐音来帮助自己的人物亮相，如先进人物姓洪、坏蛋姓刁之类。这篇小说里人物的名称是这样起的：作者有一批老战友，作者取他们的名字，改换了姓氏，乱点鸳鸯谱，便成了小说人物的姓名。
摘自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读书》1979年第1期。
二、重要评价观点
我认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大胆地揭露了党组织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歌颂了青年人向违反社会主义的现象进行的斗争，这自然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在整篇小说里，连一个支持林震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党员都没有呢?为什么整篇小说只描写一个新党员单枪匹马地战斗呢?这引起了我的怀疑，怀疑这篇小说是否符合生活的真实。
摘自李滨：《真实呢，还是不真实?》，《文艺学习》1956年第12期。
王蒙同志没有一点歪曲这个作为典型环境的党组织，他逼真地、准确地写出了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不能要求他根据对我们党的整个概念来写这个党组织，因为这只能流于公式化。然而只有真实，才能有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这篇小说是如此激动人心，已经不仅仅作品本身令人激动，而且超越了作品本身的感染力，引起人们更宽广的更长远的深思，这正是这篇小说成功的地方。它有资格属于优秀小说创作的行列。
摘自刘绍棠、从维熙：《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激烈地批评了一个党委机关，一直具体化到北京的一个党区委，甚至在它隐射的锋芒上，还不止于此„„把我们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现象，从艺术和政治的效果来看，它已经超出批评的范围，而形成了夸大和歪曲。
摘自《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2月9日。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充满矛盾和片面性的小说。有着揭发官僚主义的和表扬知识青年的热情、勇敢的好的一面，也有着衷情歌颂小资产阶级而不能令人同意的一面„„应该承认作品中有着反映了真实的片面因素，但却没有高度地全面地反映真实，只是一幅由于对于生活的混乱看法而草草交织地涂成的速写。应该承认作品中有着现实主义的因素，但这不能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摘自康濯：《一篇充满矛盾的小说》，《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
刘世吾不是反面人物，而是两面人物，多面人物，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
摘自秦兆阳：《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 刘世吾是一个双重悲剧式的人物：首先他灵魂里害上了与我们勇猛锐进着的生活相对立的病症——无爱无憎的高度冷漠症。而可怕的还在于他十分自信地把这一切看作是自己在精神上已经成熟的表现，或者半嘲解、半自慰地认为，这仅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职业病”而已。 作者能写出这一性格，是凝视生活、探索生活、忠实地描写生活并且勇敢地敢于生活的结果。
摘自唐挚：《谈刘世吾性格及其他》，《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
革命+青春。这是王蒙用数学公式对他50年代创作的一个概括。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作家早期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是青春加革命，但他的旋律与以前作品不同。以前，青春与革命是高度的和谐，现在，既有和谐，也有“摩擦”。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贡献，主要在于它为新中国文学提供了刘世吾这个前所未见的典型形象。他是经过革命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生活长期磨练的干部，但他的肌体已经孳生了官僚主义、思想僵化、消极退步的病菌。这篇作品，和同时出现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等一起，以其形象的典型性和提出问题的尖锐性，打破了长期存在那种无冲突的、粉饰现实的文学，使社会主义文学第一次显示了它的战斗锋芒和警世骇俗的作用。
摘自张韧：《论王蒙的小说》，《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
正如郑波与田林之间发生的感情悸动是《青春万岁》中最深沉、最温柔也最有含蕴的部分一样，赵慧文与林震之间发生的感情波流也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最深沉、最温柔也最有含蕴的部分。
在赵慧文和林震身上，在他们的情绪的波流中，王蒙是放进了宽宏的理解和温暖的同情的。这使得小说的这些片段充满了人性的力量，弥漫着槐花的清香。
探寻王蒙在50年代对爱情的见解，也必须看到，王蒙从创作生涯的开始，就把青年人对爱情的追求和对人生、对真理的追求联系在一起描写的。50年代那种健康的理想、向上的事业心、明朗而单纯的生活信念，不能不渗透、制约着王蒙对爱情的理解和描写。他笔下的恋人，或多或少都对自己内心的爱情持理性主义的约束态度，而王蒙也肯定这种约束。
„„这是王蒙50年代爱情观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肯定着爱情追求中的理性态度，在这种理性态度中探寻爱情的社会准则。前者是激情，是迷惘，是如火如荼、如怨如慕的诗；后者是理智，是清醒，是道德和良知的律令。这种对爱情的双重态度，在不同的作品中，在不同的时候，各有侧重、消长，但都没有偏激、畸侧到只执一端。这样的爱情观，当然反映着王蒙内在心灵情理结构的特征。
摘自曾镇南：《王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216页。
1956年
六、七月间一天，我正在河北北京中学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王蒙来找我，问我准备得怎么样。然后，他从布书包里拿出一篇题名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小说手 2 稿，我一看这个题目，就被吸引住了。我赶忙看了一遍，虽感到写得不错，却没有说一句称赞的话。不知为什么，自从对《武训传》批判，对俞平伯批判，直到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我总感觉搞文学创作和研究是危险的行当，弄得不好，身败名裂，有舌难申辩。出自这种考虑，我问他：“这么写，好么?”我又建议：“能不能把结尾写得更圆满些呢?”言外之意是，最好在区委书记找林震之后矛盾解决了，沾染官僚主义毛病的领导同志认识到不妥，麻袋厂支部的一些不健康情况扭转过来了，上下左右皆大欢喜了。尽管我也知道，皆大欢喜的结尾是掩盖矛盾，违背客观现实。但如照实写来，就可能招麻烦。因为当时文艺上的清规戒律已经相当多了。王蒙可能看出了我的担心，说：“不行，就把稿子寄给《人民日报》，党报不会欢迎这种东西?”(这话我记得十分清楚)，当时年纪才二十一岁的王蒙，有多么真诚，还带有多么重的稚气啊!他相信因他写了这篇东西，还会受到党的表扬呢。
几个月过去了。我并没有在《人民日报》上，而是在九月份的《人民文学》上读到它。以后发生的事情，果不出所料，并且远远地超出了我的所料，这篇现在看来主题思想很平常的东西，当时竟引起了一场国内外都很关注的轩然大波。《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开始，用了整整四个月时间，连续发了作家、评论家、党政干部、大学生等各方人士的大量文章，不论是毁是誉，态度都异常激烈。最可怕的还在于社会上兴起的那种庸俗社会学的舆论。有人联系国际背景，说它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文艺上的反映，有人说它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有人不考虑小说与新闻报道的区别，根据小说一处提到《j匕京日报》，而断定故事描写的是首都，因此对小说写作经过进行查究，由此殃及不少同志。
这场**来势猛，不仅使王蒙忧心如焚，而且连我也感到坐卧不宁。1957年
二、三月间一天晚上，我去看王蒙和他爱人崔瑞芳同志，王蒙精神负担很重地说：“照这样推理、演绎，这样扣帽子，以后谁还敢写?”
过了些时候，我听说这篇小说惊动了毛主席，他出来为王蒙说了公道话。他说，我和王蒙不沾亲不带故，但要给他解围。还说，不能指责作者把地点选错了，北京为什么不能出官僚主义?他还说，王蒙有才气，有缺点，可以帮助么，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
但是，我又没有料到，毛主席的话虽然使争论平息了下来，而关于这篇小说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的争论并没有彻底解决。自1957年直至“文化大革命”，这篇东西给许多人带来不少麻烦和不幸。
摘自老马：《我所知道的王蒙》，《传记文学》1988年第3期。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一篇有重要突破意义的作品。在当代文学中，它第一次闯进了一个文学题材的禁区：正面揭露了我们党内、党的心脏——党的领导机关，而且是党中央所在地北京市的一个区党委机关中所发生的病变。这在讽刺一位科长、局长已属不易的50年代，可以说是一种非凡之举，表现出王蒙用文学干预生活的惊人勇气。
在艺术上，王蒙严格坚持忠于生活的原则，没有把人物简单化、脸谱化„„这对当时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摘自学正：《当代文坛上的一场笔墨官司——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争论始末》，
《语文月刊》1989年第8期。
《年轻人》表层结构叙述的是一个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故事，深层结构叙述的则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
决定林震与刘世吾深层矛盾的就不是官僚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矛盾，而是两种精神状态的矛盾，热情、单纯、进取与冷漠、世故和衰退的矛盾。这就在其本质上，决定了林震与刘世吾矛盾冲突、官僚主义与反官僚主义的矛盾实则是年轻人与成年人的两种情感方式、思想方式、生命方式的矛盾，这才是《年轻人》的深层结构„„
这一深层结构才表现着《年轻人》的最根本主题。那么，这一深层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内容呢?我认为，它是一种深沉的人生体验、生命体验。
用年轻人——成年人的原型模式去解释一部作品，或者说作品中表现了这一原始意象，并不是对这部作品的贬低，相反，却可能是指出了这部作品的最根本价值。
摘自杨朴：《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不同意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重新解读》，
《松辽学刊》1994年第3期。
刘世吾有过梦想(幻想、理想)的狂热，只是不得不压抑了这种狂热。他的生活信念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这是早年的革命活动所造就的心理定势。
问题不在于现在是事务性工作，而是在于他的生命有相当一部分被无意义地耗费掉，刘世吾之所以欣赏韩常新写材料的做法，是因为那样才能把自己的精力解放出来。
这时候，我们不仅不觉得他是个官僚主义者，反倒觉得某种程度上他是个这种环境中善于工作的智者!他善于适应环境，现实地而不是理想化地去理解环境，力图在镣铐中跳舞，在限制中努力，在丰富的工作经验后面，不失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单纯的心。
摘自杨新敏、郝吉环：《论刘世吾等形象的生成机制——(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新议》，
《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这是一个有关“外来者”的故事，也是一个表现现代中国的“疏离者”的命运的故事。
摘自洪子诚：《“外来者”的故事：原型的延续与变异》
作家王蒙当日也如林震那样年轻。他触及了生活内里的阴冷和黑暗。而且触及了它的顽强和蛮横，它无止息的浸染和弥漫。应当承认刘世吾对生活的复杂性的理解有他的深刻性，对比之下，他是“成熟”的，而林震则是“幼稚”的。生活还在逼使林震变成第二个赵慧文，而且生活的强大惯性毫无疑问地将使这位年轻人就范。王蒙感受到这一点，但他还是让他的人物在力量悬殊中抗争。
摘自谢冕：《青春的激情：文学和作家的骄傲》
在王蒙小说创作中，有一个贯穿到后来的冲突模式，即自我意识趋向与外部现实的冲突，同时也是某种人格类型与一种文化规则的冲突。
在《组织部》里，“年轻人”——林震，是这个小说的原发点，这篇小说是由他的感受，体验而产生的，或者说，小说的动机与意向性，都产生于林震的内心经验。
摘自毕光明：《回到作品：对小说文本的返观》
现在重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总的感觉是，艺术表现上相当不成熟，叙述和描写都显得笨拙，远不是80年代那个能像玩魔术般玩语言玩技巧的王蒙。不过在这种幼稚的表现中，仍可看出王蒙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和气氛营造达到对生活的真实表现的才能。
人物塑造方面，林震和赵慧文都显得苍白，韩常新和区委书记显得概念化值得一说的还是刘世吾。
摘自杨鼎川：《献给生活和文学的情诗》
以上摘自谢冕、洪子诚主持：《重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
三、作品简析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发表时名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作品刊发后，一时间，多家报纸杂志纷纷就此组织了讨论，稿件多达上千篇，赞成和批评的意见针锋相对。有人认为这篇小说纯属歪曲现实，而有人则认为这篇小说揭露了我们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所有这些讨论，集中来看，讨论的重点放在了是“真实”还是“歪曲”生活上面。这场纷争，所引起的论争之大是当代文坛中罕见的，其触及话题的敏感性（阴暗面)和前后评价的极大反差也使其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经典的分析文本。就建国之后复杂的现实形势和小说所反映的事件所在地——北京这些方面原因，产生这种评论我们可以理解。今天看来，当年纷争不休的话题已不再成为讨论这篇小说的障碍了，我们 4 今天的评论者更多的应该是以理性的态度从文学本身去解读它。 相对于王蒙后来的老到多变，这篇小说无论在叙事技巧还是语言风格上都呈现出了王蒙早期的不成熟。其后来所体现出来的饱经世故的沧桑，都是当时写作《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王蒙所没有的。但王蒙的幽默特点在这篇作品中却有体现。王蒙的幽默是在借鉴欧美文学中黑色幽默的荒诞因素和传统相声中的喜剧手法基础上形成而来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常常对生活中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夸张、变形的反映，使得其作品内庄外谐，从而对生活中的假恶丑给予充分而善意的嘲弄与讽刺。应该肯定的是，王蒙在这篇作品中对20世纪50年代人们思想情感生活，尤其是年轻人的，表现得十分深刻，对当时我们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善意的揭露。作为时代的见证人，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反映了时代的沧桑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见证历史的文学史材料。它因其“文学”和“文学史”上的双重意义而将继续被诠释下去。
四、重要研究著作目录
1．李滨：《真实呢，还是不真实?》，《文艺学习》1956年第12期。
2．刘绍棠、从维熙：《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文艺学习》1957年第1期。
3．《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人民日报》1957年2月9日。
4．康濯：《一篇充满矛盾的小说》，《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
5．秦兆阳：《达到的和没有达到的》，《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
6．唐挚飞谈刘世吾性格及其他》，《文艺学习》1957年第3期。
7．张韧：《论王蒙的小说》，《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
8．费振钟、王干：《论王蒙的小说观念》，《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9．曾镇南：《王蒙对五十年代爱情生活的探索和反思》，《江淮论坛》1987年第3期。
10．曾镇南：《王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老马：《我所知道的王蒙》，《传记文学》1988年第3期。
12．学正：《当代文坛上的一场笔墨官司——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争论始末》，《语文月刊》1989年第8期。
13．伍华仁：《略谈王蒙创作思想的发展与艺术表现形式的变化——以五十年代和新时期的创作为例》，《语文月刊》1993年第12期。
14．杨朴：《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不同意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重新解读》，《松辽学刊》1994年第3期。
15．杨新敏、郝吉环：《论刘世吾等形象的生成机制——〈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新议》，《青海师专学报》1996年第1期。
16．谢冕、洪子诚主持：《重读(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海南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
(李光龙)
五、名师导评
王蒙的短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现实主义的既有观念形成了最初的冲击。王蒙22岁时，已经是一个具有八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他的短篇小说经编辑部改动后，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题（原稿题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于1956年9 月号《人民文学》。小说叙述纯真的青年人林震在北京某区委会组织部工作期间，事业的信仰与实际工作环境的矛盾引起的精神困惑。叙述中有王蒙身为共青团市委干部的经验与对理想主义精神氛围中的社会真实的思考。小说因此而产生了正义与关注，得到了\"严酷地、认真地忠实于生活\"的评价；在最初的争论中也曾引起毛泽东为他\"解围\"，说\"不能一棍子把人打 5 死\"。但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这部小说很快被指责为\"歪曲现实\"，诬蔑党的领导的\"毒草\"。批评者指出，小说写的不是\"典型环境\"，\"把我们党的工作，党内斗争生活，描写成一片黑暗、庸俗的现象，从艺术和政治的效果来看，它已经超出了批评的范围，而形成了夸大和歪曲。\" 小说通过区组织部对下属通华麻袋厂支部事件的处理过程，通过各种人际关系的描写，较成功地刻画、塑造了一些形象，尤其是有官僚主义气息的刘世吾对有理想期待的读者形成了冲击。刘世吾有革命的工作经验，熟悉\"领导艺术\"，也有能力和魄力，但缺乏热情。刘世吾对有损于党和人民利益的错误和缺点处之漠然，他的口头禅\"就那么回事\"反映出他的疲倦心态。阅读刘世吾，你会为其冷静理智的观察和分析打动，谅解他的世故与冷漠。因为他的表述中有特殊的辩证法：\"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的\"。他代表现状对理想的冲击，和理想对现状的妥协。新生官僚主义者韩常新、蜕化变质的王清泉是小说中直接抨击的对象，写得比较简单。林震，一个成长中的青年共产党员，单纯并朝气蓬勃，热情而富有理想。他带着\"节日的兴奋\"从小学教师的岗位来到组织部，可是理想的期待与现实工作环境有很大差距，官僚主义作风、世故冷漠的态度让他惶惑、感愤而格格不入。通过他与刘、韩等人价值观的对立，及其在组织部处境中的无能为力，读者看到比主观热情更强大的现实。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仍属现代知识分子个人成长的小说，它有\"干预现实\"的社会担当，更多的仍然是叙述青年知识分子林震的心路历程。青春焕发的林震，其个人价值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寄托。他与刘世吾有深入的思想和情感交流，虽不满意刘世吾冷漠处世的态度，但并没有多少外在冲突，冲突主要在林震的内心展开。他对刘世吾既有质疑和批判，也不缺少理解、同情甚至钦佩。他钦佩刘处事不惊的心理素质和他的经历、工作经验与能力。刘世吾对他说\"你这个干部好，比韩常新强\"，表明这是一个有正义感和准确判断力的领导。刘世吾过去的理想激情与他现在的理智世故，让林震惶惑、感伤和自警，刘世吾是怎样从理想与激情变得淡漠的？他是青年人的明天？林震对赵慧文有朦胧的爱情意识，他们相互理解，她比林震先到组织部；在林震对现实惶惑时，赵慧文一双忧郁而美丽的眼睛注视着他。林震的情感矛盾以理智的现实原则对内心欲求的胜利获得解决，这是否也曾是刘世吾的过去？虽然人们对小说的关注多聚焦于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其新人在新环境中的努力与内心痛苦，仍是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小说的延续与发展。叙述人的见证视角与林震心理冲突的呈现，使得小说在外部现实和心理写实两个层面上展开。最终，外部矛盾通过高一级领导干部解决，这是一个权力叙事模式的不良开端，心理冲突的呈现才是其现代艺术的魅力所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试图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延续中国现代文学中对知识分子良知的考验，也是延续人文主义文学观与心理写实（从内心灵魂表现人与生活）的表现方法的努力。但是，这种把重视个人心灵放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的做法必然会受到严厉的指责与批判。
(徐德明执笔)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