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与旅游、休闲关系的辩证思考
□刘德谦
一、城市的休闲空间
在旅游发展中说到规划，除了旅游规划外，人们往往也会联想到城市规划。而说到城市规划时，人们常常就会想到国际现代建筑协会1933年通过的《雅典宪章》，想到《雅典宪章》的第二章“城市的四大功能”中所总结的居住、休闲、工作、交通。无论是该宪章第30至34款指出的那之前世界上许多城市开放空间的缺少、分布及其所处位置等的现实问题，还是其35至40款所建议的开辟开放空间，以及开放空间的安排，都说明了《雅典宪章》起草者们对“城市的四大功能”中休闲功能的高度重视。
其后的1977年，国际建筑师协会又在对1933年以来城市规划建设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马丘比丘宪章》。该宪章不仅批评了1933年以来的44年中“宏观经济计划与实际的城市发展规划之间的普遍脱节已经浪费掉为数不多的资源并降低了两者的效用”的问题，还特别强调了城市规划的“包括经济计划、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的“规划过程必须对人类的各种需求作出解释和反应”的努力方向。
应该说，《马丘比丘宪章》指出的全球城市发展中的“宏观经济计划与实际的城市发展规划之间的普遍脱节”的问题在我国也同样存在着。比如1949年，我国的城市发展便经历了一次“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的进程。为了改变城市对乡村的剥削现象，我们曾经提出要“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样，才能够充分而便宜地供给乡村以必要的工业品，而换取其农产品，使乡村和城市，从相互敌对转变为相互依存；这样，才能„„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这个主张对于饱经战争创伤的贫穷落后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后来，在城市的改造当中，在后起的多样城市也发展起来的时候，在近二三十年现代化的城市的建设中，我们城市的主管方面、我们的规划师们却对《雅典宪章》“城市的四大功能”的“休闲”功能表现出了太多的忽略。
“休闲”和“旅游”都是人类的重要活动。虽然“休闲”主要是从时间的范畴来认识的，而“旅游”考虑的却是地理范畴的位移，但是“休闲”与“旅游”也有着许许多多的可以互相包含的共同之处。基于二者不可能完全重合，也不是甲对乙或者乙对甲的完全覆
盖，如果一定要厘清它们的关系，那么不妨把它们比作两个相交圆更显贴切。在这一组交叉圆中，出现了三部分的内容，①“休闲”与“旅游”的共有部分，即“休闲”中的“异地休闲”，也就是“旅游”中的“闲暇类旅游”（休闲旅游）；②“休闲”中的“本地休闲”（那不是“旅游”）；③“旅游”中的“商务/公务类”活动（当然也不属于“休闲”）。尽管理论研究的划分有利于学科研究的深化，但是我国的旅游与休闲的新发展，已经出现了居民的本地休闲与外来旅游者的旅游完全融合的态势，你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旅游者的“食住行游购娱”与本地居民的“食住行游购娱”区分开来。休闲空间的营建和旅游设施的配置，已经成为本地居民与外来游客所共同需要和共同受益的。于是保障本地居民的需求与保障旅游者的需求就成了一个大家共同面对的责任。
在走向现代化的今天，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休闲”不仅越来越多地受到民众的关注，也正在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生活，而“旅游”更在成为多数百姓休闲的第一选择。因此休闲空间的营造、旅游环境的建设也就成了建设我们美好家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二、旅游与休闲的发展离不开城市总体规划的创新
当前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正在面临一个如何解决供需矛盾的问题。对于旅游业发展的业绩，虽然地方行政首脑和有关人士都为游客人数和旅游收入的增长而满心欢喜；但是旅游旺季的拥挤和游客对服务质量的抱怨，也往往使得城市和旅游供给的诸多方面感到焦虑和力不从心。
除了游客的抱怨外，其实目的地的供给不足和服务欠佳，也还有另一个侧面的效应，那就是本地居民的不满和批评。因为旅游的发展并非一本万利的事情，它在推动区域之间友好交流，为目的地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对当地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摊薄，或者引来本地居民生活的不便，乃至引来一些矛盾和纠纷。也就说明了，休闲空间的欠缺和旅游供给的不足，原本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难题的产生，难题的解决，不由得让人们想到我国的旅游规划和地方规划。
而此前我们的旅游规划，却大多是有关旅游景区的散点式的开发规划，主要安排的是旅客们在景区内的活动，所以对旅游者的多方面生活要求大都没有相应的考虑。即使是地方政府委托编制的旅游规划，也大多是就旅游谈旅游（大多只限于对多个景区的整合）。至于旅游者怎么来，怎么走，到达后本地交通如何解决？住在哪儿，怎么住，住得是不是舒适？吃什么，在哪儿吃，吃得是不是放心？买什么，在哪儿买，买卖中是否有“陷阱”？以及旅游者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价格的合理性，本地公共服务的可靠性，本地居民好客习惯的培养，游客是否满意，突发事件如何处置，投诉是不是能够得到及时解决，等等，许多旅游规划中都很少涉及（这或者是基于在规划者的思考中，在当局管理职能的分工中，上面所说的许许多多的内容都不是“旅游”部门所能够考虑或管辖的）。显然，这种散点式的旅游规划是不利于现代旅游业的协调发展的。
现在，我国的不少城市都接待了超过本地常住人口数倍的旅游者，而这座城市却是按照当初设定的户籍人口规划与设计的。姑且不说户籍人口的增加、外来务工人员等流动人口的增加已经对城市提出了增加供给的要求，即使单从许多城市发展旅游的目标而言，大批量游客到来所形成的对城市的有关供给的压力，也都亟需城市急速修编城市规划的安排。更何况旅游者所追求的，还有超越外来务工人员基础生活之外的更多的游、购、娱。
正是因为休闲空间的欠缺和旅游供给的不足原本就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所以，可以设想，如果在居民的常住地平时就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休闲、体育健身休闲、养生养心休闲等的供给，有了更多更佳的风光宜人处，有了更多的得到深度保护的历史文化遗存地„„能够让本地居民在周末周日和长短假期充分地享用，并且辅之以对多样休闲的积极引导（乃至再辅之以假日制度的优化），那么本地居民的休闲需求在平时就能够得到很好的释放，也许就不至于大家都过于集中在某个长假期出游，乃至不顾旅途劳顿和人流拥挤，集中涌向外地的某些个目的地了。又因为本地居民的休闲目的地，往往同时也是外地游客向往的地方，致力于本地居民休闲空间的建设，在本地居民到外地出游时也正好为外地居民的来游准备了宜人的空间。这样的共享的休闲空间所形成的差异性的异地交流，或者正是解决旅游接待难题的最佳机遇。也就是说，长假日旅游的拥堵情况的化解，实际上也是需要旅游客源地和旅游接待地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为了城市的和谐，为了本地居民休闲生活的实现，为了城市发展旅游的需要，也为了摆脱当前许多城市捉襟见肘的尴尬，我们必须寻求新的突破。而这第一个突破，就是改变此前编制旅游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老旧套式，同时让城市规划和旅游规划迈出新的步伐。
在编制新的城市规划时，在修编原有的城市规划时，一是必须有对城市“四大功能”（居住、休闲、工作、交通）的通盘安排，对城市规模人口的重新计算（不能再局限于原定的户籍人口数量了）。如果这个城市要有旅游功能，或者已经确定了发展旅游的目标，那么更需要对游客所需的高质量的“食、住、行、游、购、娱”以及相关的正当需求都有充分的计划与安排，以期能够尽快改变原来城市的某些旧式格局。
而当前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阶段，也正好面临一个旅游规划重编、修编的好时机，所以在编制时就不能不注入更多的新思维和新内容。旅游需要的供给正在把各个行业门类、大类、中类、小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旅游规划的编制再也不是地方旅游局一家的事情。它应该是一个直接关系于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规划。因此它也不再是地方首脑出席一下评审会表示一下关心就够了的事，不再是地方各相关部门仅仅来就“旅游规划”提一点意见就完了的事，而是应该由地方政府精心策划整合协调，各相关部门来共同参与和共同实施的大事情。
当前我国的旅游和休闲发展，已经出现了必须将本地居民的休闲供给与外来旅游者的旅游供给通盘考虑的迫切要求。
党的十八大已经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并且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方向，这正是吹向旅游休闲发展、吹向城市规划新拓展的东风。旅游产业和休闲产业，都是天生的“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产业，居民休闲需要的环境和旅游者向往的环境，都是高质量的环境，因此城市规划对休闲空间的安排，对旅游服务的安排，也正好是推进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必要措施，正是满足居民小康生活所需要的最精彩的一部分，因此在这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抓住机遇积极推动居民旅游休闲的供给改善，正是关系人民福祉的重要事情。
三、对北京建设旅游休闲集聚区的建议
作为首都的北京，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标中已经确立了建设世界一流旅游城市的目标，这正是建设“美丽中国”、“美丽北京”的重要组成。旅游城市的引力自然是多种多样的，北京的文化引力是全球独一无二的，但是仅仅依靠传统的引力还不够。笔者认为，如果要让北京引起全球旅游者的更多关注，北京应该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为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能不能像举办奥运会、世博会那样，在北京兴建一个以中国文化展示区（包括中国历史文化展示区、全国各地文化展示区、中华民族各兄弟民族文化展示区）为基础的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区，同时将其打造为北京居民和来京旅游者的文化旅游休闲的集聚区。那里既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休闲供给、体育健身休闲供给、养生养心休闲等的供给，也有极佳的生态环境与风光，还能够举办北京的世界电影节、世界戏剧节、世界民间音乐舞蹈技艺节；那里既有国家级的大型博物馆也有各种专题博物馆，既有国家级的大型图书馆也有各种专题性图书馆；那里既举办各种书展、画展、雕塑展，也可以举办世界各国来华专题展，世界非物质文化传承展，国内外收藏家的个人藏品展，以及科学技术展、各种商品展，还可以集中举办各种学术交流会、商品交易会、研讨会、报告会，当然也少不了全国乃至全球的风味美食„„也许它发展起来也就成为了多层次多元旅游目的旅游者共同向往的地方，成为来京“事务类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旅游”除了有属于旅游者个人的“闲暇类旅游”之外，还有一类并非休闲目的的旅游，如“MICE”所指的“会议、展览与奖励旅游”等为了商务目的和公务目的的旅游。这类交流类的旅游被称为“事务类旅游”（或称商务/公务旅游），它实际是一个国家和地方融入全球的重要依托，也是一个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环节（据有关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的旅游活动中，大约有15%以上的是属于事务类旅游，入境旅游中事务类旅游者更多达30%以上）。北京的包括事务类旅游的全功能旅游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北京国际文化交流区的建设，因此笔者建议的北京的“中国文化展示区为基础的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区”的建设，除了可以在多层面多角度更好地满足北京市民的休闲需要、满足海内外旅游者的需要外，或者还将成为北京作为首都落实十八大提出的“继续广泛开展民间外交，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的一项有力的举措。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