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学史》是由我国著名报学家、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戈公振先生所写，它是一部研究新闻学和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开山之作。
1815年，中国第一份近代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问世，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端，然而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人们对于“新闻”这门新兴学科的却缺乏理性思考。而《中国报学史》的诞生，首次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被国内外新闻界誉之为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首部权威著作，对我们今天的新闻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老先生就曾说过：“戈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奠基之作，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起步的”。
看完《中国报学史》一书，首先有感于戈公振先生的执着和认真。“终生献身于新闻事业”决不是一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在民初参加了《时报》的编辑工作后，他就决定从事新闻事业。他曾靠自己的积蓄到欧美日本等国家考察各国的新闻事业，“九一八”和“一二八”前后，他愤于国难，积极参加抗日运动。甚至留下遗书，抱了勇敢地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赴东北采访，希望能将东北沦陷后的情况真实地报道出来。除此之外，又专心于研究新闻学和新闻学史。并留下了不少著作。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今天的很多人汗颜。
此外，《中国报学史》这本书图文互证，史料翔实，不少报刊资料赖本书得以传播。作者态度严谨，广泛收集也报学史相关的材料，精研覃思，用力弥深。戈宝权曾在前言中写道：“家叔公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曾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我记得在他的书房（也就是他的卧室）里，有四个高大的书架，全放满了有关新闻学的书籍和收藏着各种稀有的报刊与剪报。”并“常向私家的藏书室和图书馆借阅书籍，并且曾在上海徐家汇图书馆的藏书楼里消磨了很多时光。”
《中国报学史》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大致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这在我国新闻史学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现出全面铺开之势，通史、地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等方面的专著纷纷问世。方汉奇先生曾评价道：当时，“多数新闻史著作的水平还不高，分量也稍显单薄。”其中“以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最见功力，影响最大„„是旧中国的新闻著作当中惟一有外文译本的一本书„„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惟一再版过的旧中国的新闻史学专著。”可见，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著，还是解放前我国新闻史学研究的登峰造极之著，代表了解放前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不过，据考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而不确切，后被考订出有２００多处错误；阐述系统而不深入，叙述不免偏颇，如对于上海报业的介绍较为详细，对其他地区介绍得比较简略；并且，这本著作体系欠完整，任何学术专史著作，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公振先生把中国新闻事业分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之现状等。朱传誉在《报人·报史·报学》中曾写道：这样的分法“实属武断，与发展史实多所不合”。不难看出《中国报学史》本身有不成熟的地方，有待发展与完善。虽然有这样一些不足之处，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但它依然是无法取代的，依然是一本高水准的著作。
中国报学史
1815年，中国第一份近代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问世，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新闻事业的发端，然而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对于“新闻”这门新兴学科的理性思考，却少之又少，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于“报纸”“新闻”“记者”等西方舶来的观念也不甚明了，甚至存在偏见，如左宗棠认为记者是“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主笔为之末路”[1]。虽然梁启超等人发表了诸如《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专项论文，对一些基本的新闻常识进行了讨论，但系统勾勒中国新闻传播发展史则始自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中国报学史》的成书，与此前徐宝璜的《新闻学纲要》、邵飘萍的《应用新闻学》最终架构起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三大基本领域。
戈公振先生所著的《中国报学史》，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作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专述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对于汉唐以降中国报纸的发展脉络加以梳理，试图探究各时期中国新闻事业萎缩与勃兴的成因，洋洋洒洒三十万言，被誉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中国报学史》的成书，对后来学者关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影响极大，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老先生曾言：“戈先生的《中国报学史》是奠基之作，我是站在他的肩膀上起步的”[2]，由是可见一斑。
“报纸者，报告新闻，揭载评论，定期为公众而刊行者也。”[3]“报纸之原质，质言之，即新闻公布之谓也。”[4]《中国报学史》在“绪论”中即指出了报纸的本质属性——传递新闻信息。在此后的各章节中，作者围绕此辑录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并加以附注，其客观扎实的著述态度一直为后人所称道。比如作者在第二章谈到太平天国洪仁玕的办报理念时注释道：“《资政新篇》一书，现藏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君抄出。”作者在《自序》中说道：“故取关于报纸之掌故与事实，附以己见，编次为书。”[5]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中国报学史》的价值不仅是对中国上千年新闻发展史资料的积累，更重要的是作者所具有的超前的眼光，以及从当前新闻实践出发的立足点。
一、《中国报学史》与一般新闻通史著作的差异
中国建国以来，关于中国新闻通史的论著多是以时间，尤其是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发生的时间来划分断代，一般分为古代、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等等。根据上海书局编纂的“民国丛书”中所收录的《中国报学史》来看，全书分成六个章节，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官报独占时期，第三章外报创始时期，第四章民报勃兴时期，第五章民国成立以后，第六章报界之现状。
从表面看来，《中国报学史》似乎也不外乎此种编辑方式，但仔细读之，则略有不同。书中“官报”、“民报”、“外报”三种报纸形态，单从名称来看就有很大的差别，“官”“民”“外”即指出信息传播者（机构）的本质上的差异，由此显现出三种报纸在结构、功能、内容等诸方面的差异及其发展轨迹之不同。作者在对新闻史的梳理方面没有截然的将时间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唯一尺度，对“官报”得描述从汉唐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后民国之初；对于外报的描述，则是从1815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对于民报的发展，则是从公元1873年的《昭文新报》论述到民国成立之后，三种报纸的发展历程相互交叠。因此，《中国报学史》不可仅仅看成是依照时间顺序积累材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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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章节均可独立成书，曰“官报史”“民报史”“外报史”，各章再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可以看出，全书是一种先有归类而后遵时序的叙述方式，甚至可以认为是一种分类的研究，其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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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章可以看作是关于报纸的专门史研究，就像我们今天的“党报史”“都市报史”的研究。
二、《中国报学史》对中国史传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中国传统历史的做法，大多采用春秋之笔，即“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对于发生之事，事中之人，史官往往可以“以一字定褒贬”，史官笔下的人物或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而更主要的是，后世君主亦可从史书中探查治乱之道。魏征曾进谏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北宋司马迁完成《资治通鉴》的编纂后，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大加褒扬。因而，古代史官书撰写历史大多是为当下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一种历史参照。
司马迁做《史记》，逢结尾处或有“太史公曰”，于笔下人物言行略作褒贬，或为当世读者诫。戈公振写《中国报学史》深受传统史传结构的影响，每章之后必有一节命名为“结论”，提纲挈领地对全章节所述史实加以总结批评，总结经验，揭示教训。第二章“结论”中，作者探寻中国官报为何不能发展成现代报纸的原因，论述道：
‚我国之有官报，在世界上为早，何以独不发达？其故盖西人之官报乃与国民阅，而我国乃与官阅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为儒家执政之秘诀；阶级上之隔阂，不期然而养成。故官报从政治上言之，故可收行政统一之效；但从文化上言之，可谓毫无影响，其最佳结果，以不过视如掌故，如黄顾二氏之所为耳。进一步言之，官报之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遂造成人民间一种‚不识不知顺帝之侧‛之心理；于是中国之文化不能不因此而入于黑暗状态矣。‛[6]
批评的锋芒直指中国官报与西方近代报纸本质之差别，发人深省。
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指出中国传统史书的弊端之一在于“知有旧迹而不知有近务”[7]，尽管《中国报学史》是作为一本新闻史学教材而编著，但作者的视野超越了对“旧迹”的叙述，以当下的新闻实践为出发点，可以说是一本经真正世致用之作。
‚我国报纸所载之新闻，常注意于何方面，及其与社会之影响又若何；此为读报者所欲知，今取京津沪汉粤五地之报纸各一种，由十一年十日起，积累四十日，而统计之，平均之；虽其结果未尽正确，然亦可以得其大要。‛[8]在“报界之现状”一章中，作者运用了社会学统计方法，采集第一手数据资料，并通过大量表格展现统计结果，对其所处时代全国报业发展状况进行描述。
从全书的构成来看，对于民国之前的报业发展，作者并未施以太多笔墨，更多的关注民国成立以后报业发展的最新状况。作者对当时报馆的机构设置、采编体制、广告发行、从业人员素质乃至报纸纸张和印刷等报纸经营层面的要素进行了细致地考察和阐释，这些资料和观点为后人研究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三、《中国报学史》对当代新闻实践与研究的意义
《中国报学史》语言虽文白相间，然而书中所述现象，所提出的问题，很多仍为今天的学者所关注。在此枚举一二述之。作者在描述民国报界现状时说：“北京与上海为政治与商务之中心，故常有专员驻其间，所得新闻为一报所独有。”
[9]描述了独家新闻和特派记者的新闻现象；“试观各报新闻，十分之七八雷同，编制亦无大异，阅过一报，则他报即一无可阅，事实诚如此也。”[10]尖锐地提出了当时报纸的同质化现象，这一问题仍然困扰着当今传媒行业。
作者在“绪论”中总结了报纸的特点——公告性、定期性、时宜性和一般性，这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公告性，向“多数不定之人”传达消息，指出了报纸媒介具有大众传播的性质，区别于人际传播的书信和组织传播的公文；在肯定报纸内容的“现实性”（时效性）的同时，更进一步指出了“时宜性”的观点，“与其谓为现实性，不如谓为时宜性，则一切广义有新闻价值之材料，均可包含于内也”[11]，这一观点与后来范长江对新闻的定义（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代，“深度报道”“专题报道”已经成为新闻媒体竞争的常规武器，在这种新闻实践语境下，新闻学界需要重新反思“新闻”的定义，戈公振先生的观点不无裨益。
随着后人对中国新闻发展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对《中国报学史》的质疑也时有发生，宁树藩、方汉奇等人发表的《〈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一文中，对《中国报学史》中的两百多处史实差误进行了订正[12]。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对于当时报纸的记述并不全面，评价也或有偏颇，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就此而否定该书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的重大贡献。末尾一章中，作者提纲挈领，总结全书，指出报纸发展的趋势在于“平民化”“艺术化”“全球化”，这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更值得为当前新闻工作者和研究者所借鉴。
《中国报学史》一读可解惑
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真是值得一读。
全书是叙述五四运动以前的我国报业产生与发展情况，作于1926年，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纸历史的著作，共285000字。
全书分为六章：
一、绪论
二、官报独占时期
三、外报创始时期
四、民报勃兴时期
五、民国成立以后
六、报界之现状
应该说，粗读此书，可以全面了解早期报业的历史。本书中有大量的资料可查阅，如当时报纸数量、发行、主笔等。尤其可贵的是，书中很透彻地看到外报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性质。同时对我国长期没有公开的报纸，面向大众的报纸做了分析。作者看到了我国农业社会的小国寡民的陋习，看到了我国封建统治者钳口结舌的积习，看到了我国公共意志的难以统一等问题。
书中对我国在报业上的贡献，做了客观表述，如造纸、印刷术等。同时对我国报纸师法外报，也做了客观评价。特别是作者多有报人的正义之感、率性之言，足为今人学习、深思、慎行。总之，读了此书，了结了我希望全盘解读中国报业的心愿，乃一大乐事。这也是我返归校园，在新闻史方面有所积累的良好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