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 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 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 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 二． 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 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一个“醉”凸显了嵇康不拘小节，放诞任性的一面，“玉山将崩”的醉态将其表现得更为洒脱飘逸。魏晋名士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美男子，“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说新语·容止》），刘玲虽长相丑陋，但其悠悠忽忽的样子不也是清新脱俗吗？其土木形骸的不修边幅不正是心近自然，放诞不拘吗？似可这样说，嵇康是内外兼修，刘玲是自然之气自内向外散发。
至于在生活中，一来表明对名教的反抗，二来也表明自身对自由的追求，魏晋名士更是放诞不拘，表达了真性情，散发了真气质。“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任诞》），刘伶嗜酒，其妻劝诫，刘玲则说戒酒须请示神明，当妻子备酒肉于神前时，刘伶却说他喝一斛酒需要五斗酒来解，然后就拿酒肉享用去了。这个诙谐的故事反映出刘伶不羁于世俗的放达性格。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阮籍遭遇母丧，理应戒酒戒肉，然而他却不管什么礼教，神色自若，饮啖不辍，他将大悲隐于内心，却大声疾呼“礼岂为我辈设焉”。 魏晋士风最突出的体现是放达洒脱，表现于人格即是对自由的永恒追求。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时局动荡，名士们志不得逞，还要时时刻刻如履薄冰，一步不慎可能就此身殁，于是他们隐在山林之中聚饮啸歌，他们不能挑战权威，只能挑战世俗规范，以此来完成向自由世界的飞升，彰显自己的价值。 三． 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风度与玄学
经学经过两汉的发展到汉末已经式微，魏晋时期玄学代之成为引领文人思潮的新的哲学范畴。究竟什么是玄学？刘跃进主编的《中国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对玄学做了如下解释：“所谓玄学，是指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冯友兰在《新原道》第七章《玄学》中说：“玄学是老庄哲学的继续。”但值得注意，玄学源于道家，却不能与其归为一派。玄学从产生到衰落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与东晋玄学。
阮籍和嵇康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崇尚自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对虚伪的名教予以激烈的批判，他们任性而为，塑造了深远的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
所谓名教，它的含义并不是指儒家思想，也不是指某个政治集团所推行的方针政策，而是由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一整套完整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人们必须生活其中的政治伦理实体。正是因为其不可选择性，当其出现名不副实的虚伪状况时，人们便会以一种反感的心态待之。“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其三十三），诗人的孤独和焦虑反映的是世事的无常，信念的倒塌，于是，所有的情绪都要找一个出口，这就是玄学。玄学中的养生清修，仙游世外着实能鼓舞苦闷焦虑的魏晋文人，吟啸山林赋诗饮酒不也是人生的复归吗？在那样一个时代，文人普遍摒弃了出仕的强烈愿望，而是转而细心体察自我，了解自我，提升自我，从而至少在精神上保全自我。所以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如果说放诞的行为举止是魏晋文人复归自然的外在表现，那么走向玄学则蕴含了魏晋文人寻找自由的理性思考。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就了卓尔不群的魏晋风度。 四． 清新脱俗——魏晋风度之美
李泽厚说，魏晋时代“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的贵族气派，讲究脱俗的气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姿容貌，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鼓吹的对象”。
清新脱俗，不单指容貌上的隽秀，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风骨，或者说，风度。魏晋名士对世俗的鄙夷是通过不同的维度体现的，或为放达的处事行为，或为飘逸的玄学清谈，一如阮籍穷途而哭，又如嵇康打铁灌园。对于美的风尚的形成，首先在于魏晋名士如何看待美，把什么理解为美。在他们眼中，名教为丑，自然为美。无论环境如何险恶，他们虽不能在建功立业中收获人生的壮美，那就权且寄身山林与诗酒。人们说汉唐气象，是因为汉唐文人有着关怀苍生的宏大理想，而人们称魏晋风度，不过是魏晋文人将目光着重于自我罢了。这没什么不好，毕竟凡事总是两面的，不能参与政治的遗憾却唤醒了汉族文人久违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
魏晋名士开创了一代美学理想，为后世艺术也扩展了境界。文人画的写意，山水诗的清朗，草书的狂狷，无不汲取了魏晋风度的精髓，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雅”的美学取向，提升了艺术的纯粹性。更重要的是，魏晋风度所传达的美彰显了人的自由，这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
五． 千年流芳——魏晋风度在今天
当今时代再不是魏晋，但魏晋风度值得继承。
欲知魏晋风度的现实意义，首先要明白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如今，人们被太多的世俗利益羁绊，在商业世界中奔走忙碌，似乎早就忘却了自我与自由，自大地以为有了金钱就有了自由，可支配收入这个词造的好，有了收入就能支配，能支配就能自由，逻辑严密，颠扑不破。然而，在这一番追逐与折腾后，殊不知错过了许多价值，最重要的是错过了自我。其实不难发现，现代人做事的动机大半与他人有关，在对别人迁就，妥协，委身，屈从中换取可怜的安全感，面对久已形成的秩序敬仰有加，不敢越雷池半步。 稍微看一下魏晋名士的做法，就会明白，自由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的，而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向内发现的，价值只有被自我接受才成为价值，自由只有被自我体验才成为自由。现代人不是没有认清自由的意义，而是选错了寻找自由的路径。 魏晋风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始终是指向自我和解放自我的。它提供一种处世的方法，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一种面对险境的心态。魏晋名士们正是从自我出发，一眼就看到了自由的终点，所以嵇康在刑场上还能泰然高奏一曲《广陵散》，那一刻，死亡对他也是解脱，也是自由。
魏晋风度形成的过程，就是自由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