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中的酒文化
酒文化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出现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步。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其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史同步。然而，酒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乃至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讲，饮酒不是就饮酒而饮酒，它也是在饮文化。酒文化发展到魏晋时期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体现在魏晋名士身上的那种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精神气质，被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道具和象征之物，就是“酒”。
当时的社会，战争频仍，疾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残酷的现实使人们普遍感到生命短暂易逝，而此时道家思想又带来对生命的悲观，“忧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而由于饮酒可麻痹中枢神经，使人身心放松，暂时忘却忧愁，并可以尽情地发泄内心的喜怒哀乐，于是饮酒便成为魏晋士人解脱忧愁和烦恼的最好办法。饮酒之风遂盛，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魏晋酒文化。酒实际已成为他们宣泄情感的主要工具和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曹操的在《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吟诵中，开始借饮酒寄托时光易逝，渴慕贤才来辅佐成就统一大业的人生感慨。
正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则是魏晋饮酒的代表。《世说新语-任诞》这样记载：“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他们个个嗜酒如命，留下了许多悖于世俗的饮酒故事，而以阮籍为甚。关于阮籍饮酒的故事，史书记载很多。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城府颇深的阮籍，既不满司马氏的虚伪与阴谋篡权，但又不愿公开反对司马氏，于是阮籍便装糊涂，嗜酒佯狂。“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晋书�9�9阮籍传》）“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我们发现阮籍是装糊涂的高手，在他佯狂装醉的六十天，内心需要承受多大的煎熬痛苦。他的醉酒是既想坚持本真本我，同时又无奈。是逃避现实，躲避政治迫害的形式。《晋书-阮籍传》中记载：阮籍正与人下棋，听闻母亲去世的消息，对方请求停止，阮籍坚持下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母亲下葬时，他吃了一只蒸猪，喝了两斗酒，然后与灵柩诀别，话说罢了，又一声恸哭，于是吐血几升。伤害了身体，骨瘦如柴，几乎丧了生命。阮籍是这样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表达爱是从自己情感出发，他不愿为了迎合礼教而去表演给人看。这时他的饮酒是排遣丧母后内心巨大苦痛的手段。
还有阮籍侧卧酒家女旁却坐怀不乱的记载：“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世人也不以为阮籍不正派。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是酒后乱性之人，对邻家妇人没有丝毫不礼之处。虽醉酒，睡在邻家美女旁边，仍保持君子风度，可见他不是无德无行之人。他的醉酒，只是超脱的表现。
魏晋名士饮酒不分场合，不分时间，纵酒放荡，不管为官居家，都毫无节制地饮酒。《世说新语》记周伯仁喝酒曾经三日不醒，当时人称之为“三日仆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阮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偶尔会有群猪上前，于是人猪共饮此一瓮酒。
竹林七贤另一著名酒徒刘伶，则更是纵酒狂饮，放达不羁，有时甚至到了装疯卖傻的地步。《世说新语》记刘伶常常纵酒放达甚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刘伶说，我以天地作屋子，以房间为衣裤，诸君为何要跑到我的裤子里来窥探呢？
魏晋名士也充分表达饮酒带给他们精神上的快感。光禄大夫王蕴说，酒正好能让每个人在醉眼朦胧中忘掉自己，“酒正使人人自远”。曾任会稽内史的卫将军王荟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酒可以把人引入到一种忘掉现世，忘掉自我的绝佳的境界。
王孝伯曾有言，具有点睛之妙：“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被当时人称为“江东步兵”的张翰，因为他嗜酒放荡，如同步兵校尉阮籍。有人问他，你怎么可以如此放纵而不顾及身后的名声吗？他回答说，与其身后留美名，还不如让我现在纵情喝酒来得痛快！曾任吏部郎的毕茂世，因常常饮酒被免除职务。曾云“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人，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尤其是他的组诗《饮酒》二十首，表现了诗人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思考。这些诗或以醉人的语态指责黑暗腐朽、是非颠倒的上层社会，或是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或是表现诗人退居官场后怡然自得的心情。
魏晋名士尚清谈，重虚无，而魏晋风度的哲学思想则是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与传统儒家思想相比，儒学注重现实，要求恪守礼教，强调为社会为群体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参与精神。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则不同，它追求精神上的无羁无束，自我人格的极度自由。而这点又是因为雄心壮志在现实无法实现，于是只能放弃理想转而追求人性最大化自由。他们借助饮酒，在看似放荡不羁中彰显个性，彰显性情之美，真实之美。他们意识到在儒家注重的社会角色之外，还有真实的自我个体的存在，在社会理想无法实现时，他们被动地无奈地选择回归自我的精神家园和自我空间。正如梁昭明太子萧统说：“有疑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集序》）。“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醉酒后个体生命的觉醒，人格的自由。陶渊明《饮酒》其五写道，青松长在东园，众草杂树遮掩它的容姿。可是一旦严霜降临，众树纷纷凋零，唯见孤松卓然挺拔，人才称奇。独自饮酒，想着自己的一生，好象在梦幻里。人生岂能被尘俗的羁绊拘牵！诗人正是在追求这种不流于俗的卓然挺立中获得精神世界的自由与独立。
魏晋风度是人的觉醒。所谓“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逃避与张扬，压抑与觉醒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魏晋名士之风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