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铁的事实证明，发生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的“7〃5”事件，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历史昭示我们，只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才能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才能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提供坚实基础。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共同维护好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一、“7·5”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重暴力犯罪
2009年7月5日20时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发生一起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以下简称“‘7·5’事件”）。这起事件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新疆发生的性质最恶劣、死伤人数最多、财产损失最严重的暴力犯罪事件。根据自治区政府对外公布的数字，在这次事件中，共有197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无辜群众），1700多人受伤，633户共计2.13万平方米房屋受损，331家店铺和627辆汽车被烧、被砸，许多市政、电力、交通等公共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事实证明，乌鲁木齐‘7·5’事件既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由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其目的就是要挑起事端，破坏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策动民族分裂。
其目的就是破坏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团结，破坏新疆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和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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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谐的社会政治局面。
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及时作出决策部署，为尽快平息事态、维护新疆稳定指明了方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和武警部队，认真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态度坚决，行动迅速，措施有力，果断地平息了这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这充分体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意愿，得到了各族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目前，新疆社会大局总体稳定，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一）事发突然
1.明处闹事，暗处施暴；五十处余场所，集中“爆发”。7月5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上，成群的鸽子不时从人们头顶飞过，一些外地游客在广场中央的“新疆和平解放纪念碑”下拍照留念。享受周末时光的人们没有意识到，一场灾难正迅速向他们袭来。
18时许，一些人开始向人民广场聚集。他们当中有人不停地用手机打电话、发短信；还有人高喊口号，吸引人群围观。广场上，人越聚越多。
20时左右，自治区公安厅指挥中心得到的信息显示，有暴徒在乌鲁木齐市城南的二道桥一带实施小范围打砸抢烧。这一带街面秩序大乱，商店纷纷关门，无辜群众四散奔逃。在国际大巴扎附近的立交桥下，出现无辜群众的尸体。紧接着，暴徒开始打砸焚烧警车，掀翻交通护栏，打砸路上行驶的公交车、小轿车及路旁的商店，殴打无辜群众。凶恶的暴徒一路走，一路打砸抢烧，越来越多的店铺、汽车、公共设施受到损毁，街上受伤的无辜群众越来越多。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人民广场上聚集的人群开始经中山路、小西门、大西门往西走，然后转至新华南路向南走到龙泉街路口，挑头闹事者一边指挥行进路线，一边煽动周围不明真相的人加入。龙泉街是连接新华南路通往二道桥一带的重要通道。在龙泉街路口，数十名暴徒先将执勤的警车砸毁，随后将之焚烧。 20时40分左右，聚集的人群继续往南走到新华南路与天池路相交的丁字路口。大约200人从天池路口冲出来，手持长短粗细差不多的棍棒，迅速加入到暴徒队伍中。
当暴徒继续往南行至新华南路广汇立交桥下时，现场约20名执勤的武警战士在路口组成人墙进行拦阻，但人墙很快便被暴徒冲开了。一名武警战士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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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暴徒向他扔砖头和石块，还踩踏他的身体。暴徒一直向南走，沿着新华南路、胜利路、新疆大学、三甬碑、赛马场，一路打砸抢烧。
暴徒的行进路线长达几公里，施暴地点分散，四处流动作案，途中不断有人加入，他们在沿途设置多处路障，制造混乱局面，阻挡救援及公安武警车辆前行。
21时许，从人民广场到新华南路一带聚集的部分暴徒，重返人民广场聚集闹事。与此同时，另一些暴徒开始在乌鲁木齐领馆巷、教育厅、延安路、电视台、大湾、团结路、赛马场、外环路等多处地点施暴，事态全面升级。新疆公安厅指挥中心21时许收到的信息显示，乌鲁木齐全市50多个点集中爆发打砸抢烧，针对行人、公交车、私家车和商店、居民住所、政府机关、公安武警、宣传机构等进行暴力袭击。据一位受害者回忆：“到后来他们就见谁打谁，不分民族，连老人、女人和孩子也不放过。”
据乌鲁木齐120急救中心介绍，他们在20时23分接到第一个急救电话：龙泉街发生*，有人受伤。之后，无数个求救电话从多个区域打来，致使急救中心30部交换机被打爆，系统近乎瘫痪。5日晚至6日凌晨，急救中心共调动救护车737台次，救助受伤群众近900人，其中救助受伤群众最多的一辆救护车救助71人。伤者中有汉族，也有维吾尔族，其余是回族、哈萨克族等新疆其他少数民族群众。
2.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从有关部门在“7·5”事件中了解到的一系列事实和大量细节均显示：无论组织特点、实施手段，还是人员构成、施暴工具、攻击目标等，都说明这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并带有恐怖性质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事发当天，在106路公交车上，车内潜伏的暴徒伺机而动。据当地一名女青年回忆，当时暴徒已经在山西巷子和新华南路的交叉路口实施打砸抢，路被堵死，司机打开车门让乘客们立即下车。而就在这时，车内发生骚乱。她正准备走出车门，后脑被木棒一样的东西狠狠击中，后被送到医院才转危为安。
根据公安机关对被抓获的暴徒的初审和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暴徒多来自乌鲁木齐以外的地区。公安干警从被抓获的来自南疆的一名犯罪嫌疑人身上翻出两张车票，一张是7月4日外地到乌鲁木齐的已检车票，另一张则是7月6日从乌鲁木齐出发的返程票。从已经审讯的1000多名犯罪嫌疑人交代的情况来看，家住 3
乌鲁木齐的只有129人，而来自喀什、和田、阿克苏的犯罪嫌疑人则分别为556人、269人和123人。
暴徒使用的工具多为石头、砖块、木棒、铁棍等，也有一些刀具和枪支。据乌鲁木齐市内的一些商贩回忆，7月5日前两三天，市场上刀具明显热销。暴徒所使用的石块除了路面上的花砖外，还有建筑工地上的水泥块、建筑垃圾等，而在施暴地点附近原本并无这些东西，这些石块显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据居住在自治区妇幼保健医院附近的居民回忆，事发时有不少人从楼上往下扔石块，砸路上的行人和车辆。他们据此认为，石块一定是事先搬上楼的，否则楼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石块。
据目击者描述和监控录像显示，在这次暴力事件中多次出现身着白黑棕色长袍、头戴黑色头巾的年轻女子，以及身着蓝色Ｔ恤的年轻男子的身影。女子在其中多扮演引导者、煽动者和组织者的角色，男子则扮演施暴者的角色。他们均走在队伍的最前端，不断举起双臂，高声叫喊着煽动人群闹事。
3.手段残忍，手法专业。用木棒、石块等重击无辜群众头部，是这次暴力犯罪事件中暴徒施暴的主要手段。经向乌鲁木齐市内多家收治“7·5”暴力事件中受伤群众的医院了解，大部分病人的头部都有重伤，遇害者也多因头部遭受袭击而死亡。公安机关公布的一些现场照片也显示，许多倒卧街头的遇害者头部旁边都散落着砖头或石块，有的大小竟与西瓜相仿。
损坏公共交通工具阻断道路，是暴徒制造大范围混乱的重要手法。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说，集团公司共有28辆车被焚烧，266辆车被砸，毁损车辆超过总量的十分之一。
据受到攻击的公交公司工作人员回忆，一些暴徒在市内主要交通干道设置路障，他们驾驶技术娴熟，熟悉汽车构造，甚至知道撬下驾驶台上的电路板抽出电线接火启动车辆。据现场目击者描述说，公交公司的车辆都是燃气车，储气罐位于汽车尾部，被焚的公交车多是从车尾大灯处被点燃，进而引发储气罐爆炸，致使整个车辆瞬间被焚毁。他们认为，普通人根本不知道公交车的储气罐安装在何处，即使是公交车司机，在上岗前也要进行专门的培训，这些暴徒一定经过了专业训练。另据介绍，就在“7·5”事件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赛马场一带的马路上每天晚上都有人在练习急刹车、超车、“8”字行进等驾驶技术。从看到的情景 4
和汽车性能判断，这些用于训练的车辆多为改装车。
4.冲击机关，意图明显。“7·5”事件中，一名武警遭遇暴徒袭击后壮烈牺牲，数十名公安武警被打伤，自治区党委、公安武警特警消防部队驻地、新闻媒体所在地、民族干部大院等均遭受攻击，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这绝非一般的暴力事件。
7月5日18时许，有人群不断向自治区党委门前聚集，试图冲入自治区党委大院，但被武警战士制止。辖区位于国际大巴扎附近的乌鲁木齐特警支队二大队，当晚遭受暴徒冲击。据二大队的警员介绍，当时队里的大部分警力都在辖区内的街道上值勤或被调往其他地方执行任务，留守大队部的只有七八名武警战士。暴徒两次试图闯入院内，都被值守的武警战士挡住。一直到增援的武警赶到时，暴徒才放弃冲击。
20时左右，上百名暴徒冲击位于龙泉街上的乌鲁木齐公安局南关派出所。据派出所负责人介绍，暴徒与留守在派出所内的警力对峙了大约20分钟，看到民警拔枪后才相继散去。
23时20分左右，有四五十名暴徒冲击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和新疆电视台所在的大院。自治区广播电视厅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尽管值守的民警手持盾牌、警棍，排成防暴队列在门外布阵，但暴徒依然气焰嚣张，直到特警鸣枪示警，暴徒才纷纷逃窜。
另据自治区公安厅介绍，位于“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重灾区的大湾派出所遭到上百名暴徒的攻击；乌鲁木齐消防支队指挥学校遭到数百名暴徒冲击；20余名暴徒试图冲击位于团结路的民族干部大院。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没有经过组织、没有人在背后指使，一般的聚众闹事者绝不可能企图冲击党政机关、武警公安驻地，以及新闻单位，他们的图谋远远超出了一般暴力事件的范畴。
（二）幕后黑手
“7·5”事件发生后，别有用心者和不明真相者均把6月26日发生在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的一起群殴事件说成是这次暴力事件的起因。
6月25日23时许，广东省韶关市旭日玩具厂的实习女工黄翠玲误入新疆籍男性员工的宿舍，被几名员工挑逗戏弄，黄翠玲害怕尖叫，并打电话给其带队老师求援，此时正好该厂的保安巡夜路过此地，见此情况上前询问，并准备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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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一名挑逗黄翠玲的新疆籍男性员工带回保安室了解情况，但因遭到其他新疆籍员工的阻挠而未果。
黄翠玲回到宿舍后向其他员工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引发部分员工到新疆籍员工宿舍理论。随后，围观聚集的员工越来越多，人们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至6月26日凌晨2时许，引发了群体斗殴，造成两名新疆籍维吾尔族男青年死亡，100多人受伤，其中80多人为新疆籍人。
“6·26”群殴事件原本是一起普通治安案件，并已得到妥善处理，涉案人员也已被收押。但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新中国成立60周年这一特殊时间点，蓄意借“6·26”群殴事件煽动疆内维族民众闹事。
无数事实证明，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外“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等组织，是直接煽动、策划、指挥乌鲁木齐“7·5”事件的幕后黑手。中国警方已掌握了境外组织与境内进行电话联系的证据。
“6·26”群体性斗殴事件发生后，热比娅立即召开“世维会”高层紧急会议，形成了积极利用该事件鼓动境内闹事、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将6月26日定为“纪念日”等三项决议。热比娅等提出可通过网络聊天、打电话等多种方式对新疆进行煽动，同时呼吁“全世界所有维吾尔人”在7月5日和6日“行动起来”，向中国政府施压。
7月1日，“世维会”召开专门会议，策划通过网络、电话、手机短信等多种方式煽动境内群众闹事，并明令他们“要勇敢一点”，“要出点大事”。
7月4日晚，境内部分网民开始在互联网上大量发帖，鼓动7月5日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非法游行示威，响应和策应境外“三股势力”的活动。
7月5日凌晨1时06分，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有人在网络上散布非法集会信息，煽动5日19时在人民广场进行非法集会。凌晨3时10分，指挥中心又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的电话，称在其辖区内发现类似情况。
“7·5”事件发生后，热比娅和“世维会”副主席赛买提、秘书长多力坤等于6日凌晨召开紧急电话会议，拟定声明和对策，企图继续煽动境内民众扩大事态，并拉拢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压。
当地时间7月6日凌晨2点左右，中国驻德国慕尼黑总领馆遭受两名不明身 6
份的人投掷燃烧物，造成馆舍和国旗轻微损坏。
当地时间7月6日13点，约150名“东突”分子在中国驻荷兰大使馆门前举行抗议示威。示威很快演变成有组织、有准备的暴力事件。
种种迹象及已有证据表明，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世维会”是乌鲁木齐“7·5”事件的主要策划者，现年58岁的热比娅是策划并遥控这一事件的最核心人物。
热比娅1951年出生于新疆阿勒泰市。上世纪80年代以来，热比娅开始经商，她利用偷税、漏税、坑蒙拐骗等非法手段敛财暴富，成为新疆女首富。2000年，热比娅因触犯刑法，构成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热比娅服刑期间，个人提出保外就医申请，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司法部门同意其申请。2005年热比娅出狱赴美保外就医。热比娅出国前一再向中国政府保证，出境后绝不参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任何活动，但到了美国她就跟恐怖主义头面人物混在一起，密谋筹划各种分裂祖国的活动。
2006年，热比娅在“世维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该组织主席。她就任后仍定居美国，但经常窜访德国以及一些北欧国家。去年拉萨“3·14”事件发生后，一直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另一个*”的热比娅呼吁向“藏独”学习，“制造出一些大事”。
2008年，境内外“三股势力”先后策划了多起事件：企图炸毁南航飞机未遂，煽动和田地区群众非法集会游行，袭击霍城县公安派出所，在喀什暴力袭警，在库车制造爆炸。
今年以来，“世维会”积极筹备所谓的“三大”。热比娅声称，将在“三大”上筹划制定针对新中国60周年大庆为重点的渗透破坏活动，同时炮制了“新疆独立50年三步走”计划，大肆煽动“疆独”。由此可见，“6·26”群殴事件只是一个由头和借口。即使没有该事件，热比娅及“世维会”依然会找寻别的机会煽动境内闹事，从而进行破坏活动。
（三）迅速平乱
7月5日凌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到有关非法集会的报警后，自治区公安厅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开始在人民广场、二道桥布置警力。18时许，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各有关派出所、武警特警队等迅速调集约1500名警力赶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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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广场及南门附近。
20时许，人民广场的非法集会迅速演变成打砸抢烧事件，数千名暴徒分散在市区内多处打砸抢烧，杀害无辜群众。新疆公安厅共调动武警、特警2万余人，以小分队形式开赴各处现场，打击和制止暴徒。消防武警、医院救护车也赶往现场救治受伤群众。
7月6日零时30分许，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紧急通告》，宣布6日1时至8时，由公安机关对乌鲁木齐市部分区域实行交通管制。新疆公安部门随即开始部署实施抓捕犯罪分子和后续防控工作。乌鲁木齐公安、武警在重点区域设立检查卡点，乌鲁木齐周边的昌吉、吐鲁番、巴州等地也开始设立卡点堵截外逃的暴徒。截至6日24时，警方共留置、审查犯罪嫌疑人1000余人。
7月7日，乌鲁木齐市一些地方再次出现混乱迹象，包括乌鲁木齐火车南站、长江路东方花园、扬子江路等处发生汉族与维族群众对峙、暴力冲突等情形，沿街店铺纷纷关门。7日21点至8日上午8点，乌鲁木齐全面实行交通管制。
与此同时，新疆军区、兰州军区迅速派维稳官兵向乌鲁木齐集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阿克苏、库尔勒、喀什、伊宁、和田等重点地区承担起维稳任务。为防止维汉群众冲突，新疆军区第11师1800多官兵驻守在乌鲁木齐人民路1.3公里的路线上。在南疆，维稳官兵以喀什为中心，以阿克苏、和田等为重点，50多个应急分队24小时高度戒备，不间断进行武装巡逻。在通往这些地方的主要道路上，4万名民兵协助设卡守点，实施网络化监控，立足应对最复杂、最艰难的局面。
驻疆和进疆武警官兵与当地公安民警一道，迅速控制局面，对暴力犯罪分子有效形成威慑，保护了新疆各族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四）妥善应对
“7·5”事件发生时，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出访意大利并出席在意大利拉奎拉举行的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鉴于新疆局势，胡锦涛主席在结束对意大利国事访问后于当地时间7月8日凌晨提前回国。
8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工作。胡锦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维护和保持新疆社会大局稳定，是当前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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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
此前一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首次就“7·5”事件发表电视讲话。他说，受伤的无辜群众得到了很好的医治，政府将对死者家属进行抚恤和安排，对财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民众给予帮助，尽快恢复生产和经营，尽快让社会治安秩序正常起来。
8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专程到乌鲁木齐看望慰问无辜受伤的干部群众、遇害同胞家属和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向不幸遇害的同胞表示沉痛哀悼。他强调，对无辜受伤人员，一定要全力精心救治；对不幸遇害同胞的家庭，一定要尽快给予抚恤救济；对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一定要及时给予必要的帮扶救助。而对那些残害各族同胞的凶手，要坚决依法严惩，绝不手软！
7月9日至13日，受胡锦涛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先后到新疆乌鲁木齐、喀什、和田等地，实地检查中央关于维护新疆稳定各项决策部署的落实情况。他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执勤部队、公安机关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切实做到预防在先、防范未然，坚决挫败敌对势力的图谋。
在与敌对分子作坚决斗争的同时，针对谣言满天飞的情况，党中央和自治区政府通过迅速对外公布真相，邀请境内外记者赴新疆采访，立足打赢舆论战。
“7·5”事件发生当晚，新华社于21时04分发出了第一条内参快讯，21时29分发出第一条英文快讯，领先所有西方媒体。6日，国新办邀请60家外国媒体记者乘坐政府安排的航班抵达乌鲁木齐，入住全市最大的宾馆——海德大酒店。这里设有新闻中心，及时举行新闻发布会。根据统计，新闻中心最多时接待了100多家境外媒体和近40家国内媒体的数百名记者。
法国驻华大使苏和高度评价中国处理乌鲁木齐“7·5”事件时对境外媒体采取的开放态度。他表示，“有记者回来后告诉我，中国政府的协助，使境外记者能够看到更多、听到更多、交流更多”。
中国政府对“7·5”事件的反应和依法采取的各项措施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肯定和支持。11日，上海合作组织就新疆“7·5”事件发表声明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认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里发生的事态纯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相信中国政府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而依法采取的措施，能够使当地局势尽快恢复平静，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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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首席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康斯坦丁·瑟罗耶日金教授说，任何法治国家都无法容忍打、砸、抢、烧等暴力犯罪行为，中国政府依法对暴力犯罪严惩不贷的做法令人称道。
埃及前驻华大使、现任巴林研究中心国际战略与文明对话研究所高级顾问贾拉勒说：“中国政府在一个大的原则框架下来解决有关问题，这个框架就是中国主权的完整，以及反对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
（五）有效善后
“7·5”事件发生后第二天，乌鲁木齐市即成立了善后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并从社会稳定、善后接待、财产核损修复、宣传教育、信访等多个方面进行分工分口。
从7月7日下午开始，乌鲁木齐市、区两级政府组织向仍在医院治疗的1000名受伤人员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乌鲁木齐市还组织了100余名工作人员，为受伤人员提供医疗、救护等服务，另外抽调300余名工作人员负责接待和安抚死者家属。
截至7月15日，共有336名在“7·5”事件中受伤住院的群众伤愈出院。警方通过DNA技术比对和亲属辨认，已累计确认108名无辜遇难者的身份，安葬无辜遇难者39名。各保险公司开始针对死难者的寿险理赔。
自治区政府决定对遇难的无辜群众每人给予一次性特殊抚恤金20万元，丧葬补助1万元，慰问金1万元。另外，再从社会各界捐助的“民族团结互助基金”中救助20万元，每人共计可获得42万元。无辜受伤群众住院、治疗及生活费（包括家属陪护费用）全部由政府承担。政府另组织力量对因伤致残者进行伤残等级认定，随后将按规定给予救助。
财产核损工作有序推进。截至7月15日，已对受损的600多户建筑物全部进行了现场勘察，对33户被焚烧房屋进行了初步安全鉴定和评估，对6处不能修复的过火建筑物进行了遮挡，安装门、窗、玻璃面积4379.66平方米。
对在这次暴力犯罪事件中受损的商户，税务部门将给予减税照顾，以帮扶受损商户减少损失，尽快全部恢复正常营业。为振兴遭受重创的新疆旅游业，旅游部门通过补贴旅行社、降低景区门票价格等一系列措施来拉动旅游市场，恢复业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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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秩序恢复
7月1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向媒体宣布，在“7·5”事件发生两周后，乌鲁木齐市的公共交通、市场供应、企业生产以及市民出行等完全恢复正常，新疆总体事态稳定，各地州县市局势平稳。
“7·5”事件发生后，乌鲁木齐市的蔬菜、副食品批发和零售价格一度大幅上涨。为保证乌鲁木齐市350万各族市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市政府从附近的昌吉市、呼图壁县、玛纳斯县和阜康市调运蔬菜，投放到全市各大农贸市场和大型超市。当地蔬菜和副食品价格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
乌鲁木齐市城区供水、供电、供气也已恢复正常。作为当地主要旅游景点之一的国际大巴扎在停业16天后于22日恢复营业，标志着乌鲁木齐商业活动全面恢复。受事件影响停工的72个建筑工地陆续复工。银行机构网点和证券网点全部恢复交易。市内各大影院重新纳客。6日开始的招生录取工作虽遇到一些困难，但最终顺利结束。
在“7·5”事件发生10天后，设在海德酒店的新闻中心变得冷冷清清。云集于此的数百名外国记者大多已离去。他们知道，随着局势的迅速恢复，新闻越来越难挖了。一度对该事件密集报道的美联社、法新社和路透社，到20日全天只有两条关于新疆的报道。
在全力恢复乌鲁木齐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同时，自治区继续加大对漏网犯罪分子的追逃力度，加紧甄别审讯工作。7月29日晚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向社会各界通告了首批被公安机关抓获的40名犯罪嫌疑人，同时公开了首批被通缉的15名参与“7·5”事件的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和照片，限令他们在10日内自首。针对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对敌斗争的严峻形势，乌鲁木齐新增了4个公安派出所和502名民警。
（七）创伤难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6，人口2100万，维吾尔、汉、哈萨克等47个民族长期在此居住。近年来，新疆虽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但总体形势稳定。而“7·5”事件的发生，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新疆维护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任务依然艰巨。
在经济层面上，这次暴力事件直接让新疆的商业和旅游业蒙受损失。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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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7·5”事件的发生，使乌鲁木齐原本和谐的民族关系遭到了破坏。许多耳闻目睹血腥场面的民众虽然身体无恙，但却产生了严重的心灵创伤，新疆精神卫生中心的心理咨询热线铃声持续不断。
长期研究新疆经济社会、民族等问题的维吾尔族专家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认为，“7·5”事件对新疆经济社会造成的损失非常大，它破坏的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即新疆各族人民60年来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培育和营造的民族团结；它损害的是60年来建立的平等、团结、合作、和谐的兄弟般、亲密无间的新型民族关系。
当前乃至未来一个时期，弥合民族裂痕、治愈心灵创伤、维护社会稳定仍将面临不小的挑战。首先，境内外“疆独”分子和“三股势力”不甘心就此罢手，“世维会”等将继续披着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外衣煽动民众闹事，以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其次，外部势力直接插手或态度暧昧让新疆形势变得更为复杂。事实证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近年来包庇、纵容境内外“三股势力”，甚至向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再者，“藏独”和“疆独”有合流的趋势。去年“3·14”事件发生后，热比娅曾呼吁向“藏独”学习。7月8日，*则在“流亡政府”网站上发表声明，对“东突厥斯坦恶化的形势”深表关切。最后，新疆的稳定容易受周边地区局势的影响。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交界处的费尔干纳盆地日渐成为“东突”势力的温床。
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场捍卫祖国统
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异常激烈的斗争。
二、境外敌对势力是民族分裂势力背后的黑手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民族政策不断丰富发展，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出现崭新局面。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与西方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不断制造事端，图谋将新疆、西藏问题复杂化、国际化，以达到挑起民族对立，策动民族分裂，干扰、破坏中国发展的目的。
（一）民族分裂势力具有国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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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去年3月14日“藏独”分子在拉萨制造的“3·14”暴力犯罪事件一样，今年7月5日境内外“东突”分裂势力煽动和组织制造的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都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
在西方国家总有一股反华势力把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威胁。这股势力虽然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因为他们盘踞在一些国家的各个阶层、部门和行业。他们当中有国会议员、政府高官、传媒大亨、大公司老板等。一些西方国家的议会和政府打着所谓“民主、自由”和“民族自决”的旗号，以多种方式和途径，公开支持“藏独”和“东突”势力。
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公开“接见”*和热比娅之流的民族分裂势力头目，如法国、美国等。
有些国家接纳民族分裂势力将组织机构设在其国内，如由热比娅担任头目的“维吾尔美国协会”就设在美国，“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和多年来一直在新疆策划恐怖活动的“世界维吾尔青年联盟”的总部都设在德国慕尼黑。
有些国家的反华议员组成支持中华民族分裂势力的组织，如德国由52名反华议员组成的“德国联邦议院西藏对话圈”，就是一个公开支持“藏独”势力的组织。
有些国家的政府以各种基金会等所谓民间组织的名义给民族分裂势力头目颁发荣誉奖，甚至暗中策划、支持给他们戴上“诺贝尔和平奖”等桂冠。
有些国家的国会和政府通过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向民族分裂势力提供财力支持，甚至暗中为其培训武装恐怖分子。如由美国国会成立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每年资助热比娅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20万美元。仅2007年一年，“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和“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等“东突”组织就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52万美元的资助。而据美国媒体透露，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和马萨诸塞州设有“藏独”分子的军事训练营地。
有些西方媒体，如美国的CNN、德国的《明镜》等，更是不遗余力地为“藏 独”、“东突”势力张目、造势，他们不惜违背新闻道德卑劣地制造假新闻，颠倒 黑白地把恐怖暴力美化为“和平行为”，欺骗公众，同时无所不用其极地歪曲、污蔑、攻击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西方国家不是口口声声说“欢迎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13
吗，为何还要如此起劲地鼓动和支持“疆独”和“藏独”等分离主义势力呢？其实，西方国家从不曾真心希望中国强大。苏联东欧剧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必将步苏联的后尘垮台。于是，他们炮制 “中国崩溃论”并大肆进行宣扬鼓噪。出乎他们意料的是，社会主义中国不但没有垮，反而更加欣欣向荣。这时候，他们发现中国的发展让其获利巨大，便又把中国看作是聚宝盆，纷纷到中国“淘宝”。近年来他们又觉得中国如此快速地发展，虽然能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但是中国的日益强大会对他们构成威胁，挑战西方的制度和模式。于是，他们发明了一套新战略：一方面继续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并有限度地开展与中国的合作，以捞取实惠；另一方面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削弱中国的力量，特别是政治力量和国际影响力。这就是所谓的“接触加遏制”战略（近年来改称“两面下注”战略）。这个战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提出所谓“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担负起帮助维护西方制定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的“责任”，把中国纳入西方国际体系的轨道，从而约束中国的行为；二是在安全方面，加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部署，特别是加强在亚洲的军事同盟；三是制造和支持中国的分裂主义势力，纵容在中国境内的恐怖活动，认为这是削弱中国、遏制中国的最佳途径之一。当前他们主要是支持“藏独”和“疆独”势力。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看来，西藏和新疆这两个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方是中国内部最容易挑起类似“颜色革命”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利用来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地方。
（二）西方反华势力在新疆问题上的五大阴谋活动
新疆“7·5”事件虽已平息，但西方反华势力并不会善罢甘休。从美国等西方国家媒体和网站上透露的信息看，境外敌对势力正酝酿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加强活动：
1.加冕。美国外交学会网站上由人权观察骨干分子撰写的一篇文章说，国际社会对新疆问题关注不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新疆维吾尔族缺乏一个有效的领导人。热比娅虽然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代表和发言人，但她缺乏基础，缺乏像*那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头衔。”因此，要给她加冕。虽然《华盛顿邮报》已称她为“维吾尔民族运动之母”，挪威一个基金会早在2005年授予她“拉弗脱纪念奖”，但这些都不足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重视，必须给予更高的身份和声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友安等一些美国反华分子和个别议员已建议要授予热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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娅以诺贝尔和平奖的头衔。瑞典的一名国会议员叫嚷说今后要年年提出这项建议。2006年热比娅曾经被提名过诺贝尔奖，当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太多反响和关注。但种种迹象表明，这股国际反华势力势必将加快推进这项活动。近日热比娅叫嚣要学*窜防世界。日本、澳大利亚政府先后批准热比娅入境并进行反华和分裂主义活动，都是他们为给热比娅加冕，扩大知名度，以便最终把“诺贝尔和平奖”的桂冠戴到她的头上的阴谋之一。
2.摘帽。美国的一些智库和媒体认为，新疆问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足够重视和支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成功地把维吾尔族反对势力称作民族分裂势力或恐怖分子。“9·11”以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都不会给予同情。而且美国政府为了获得中国政府对美国反恐的支持，把“东突”独立运动定为恐怖主义组织，这些都不利于“东突”和其他“疆独”势力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因此，这些人主张要给“东突”分子摘掉“恐怖主义组织”的帽子。7月1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帮助维吾尔人的正确道路”的文章。文章说，国会听证会上已明确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东突”分子不是反对美国的，他们主要反对中国，而且已决定释放他们。文章认为，美国反恐的优先努力应该是支持一个世俗的民主运动，建议美国国会发起成立的美国“国家维护民主捐赠基金会”要加大对热比娅和“东突”分裂势力的支持。今后西方舆论可能会出现一股否定“东突”分裂势力为恐怖主义组织或恐怖活动的声势。文章说，现在是美国政府改变对维吾尔人的政策的时候了，“应制定一项根植于支持民主和世俗主义的维吾尔政策”。
3.施压。美、英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认为，迄今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不足以让中国政府改变对维吾尔族的政策，必须加大力度，其办法之一是动员伊斯兰世界起来反对中国。总部设在伦敦的一个名为“伊斯兰人权委员会”的组织于7月8日在其网站上发动了给中国外交部长、中国驻英、美和各伊斯兰国家的大使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写信的运动。这个组织在其网站上首先提供了一份充满谣言、歪曲事实的所谓背景资料，如它造谣说在广东“6·26”韶关事件中有100名维吾尔人被打死，到广东打工的维吾尔人是被送到那里去“强迫劳动”的。关于“7·5”事件，该资料造谣说维吾尔人的暴力行为是由于警察镇压“和平抗议者”造成的，并且有400名维吾尔人在这次事件中被警察打死，等 15
等。然后，该组织呼吁大家写信以造声势，并提供了信的样本，强调信中必须提到上述这些造谣的数字。最后，该组织特别强调要给美国、英国、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南非、斯里兰卡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外长写信，要求他们向中国政府施压。该组织还提供了前述国家外长的姓名、详细通讯地址、传真号和电子邮件地址。他们选择的写信对象大多是伊斯兰国家，目的就是要激起穆斯林国家对我国的不满，破坏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特别是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4.挑拨。最近西方媒体大肆宣扬“7·5”事件的根源之一是维吾尔族与汉族在经济分配上的“不平等”、维吾尔文化“遭灭绝”。《纽约时报》7月9日刊登了一篇题为《新疆发生暴力行为的背后》的文章，突出攻击维吾尔族与汉族在经济上的 “不平等”和维吾尔文化遭同化等。文章散播所谓汉族“掠夺”了新疆的资源，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没有从新疆的发展中平等地获利，维吾族族人遭受就业歧视等谎言，并且把新疆的大规模建设说成是“毁灭维吾尔文明”。这类谎言很容易引起西方国家对“东突”势力的同情，挑起维吾尔人对政府的不满，这样也模糊和淡化了“东突”等民族分裂势力搞“疆独”的实质。这将是西方媒体在新疆问题上报道的主要趋势之一，也是鼓动“疆独”的方式之一。
5.促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和媒体近日来还集中攻击我国实行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为现在实行的自治不是真正的自治。他们诬蔑中国政府利用西部大开发将大批汉族人迁移到新疆，从而形成汉族人统治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为此，《纽约时报》7月8日的社论提出给予新疆“更多的自治”的口号，宣称“只要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北京统治者永远不可能实现稳定”。也有的文章更进一步提出所谓“真正的自治”。无论是“更多的自治”还是“真正的自治”，其实质就是鼓吹“独立”。这是西方敌对势力支持新疆和西藏民族分裂势力的真正目的。
（三）我们的应对之策
1.居安思危，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高度警惕性。中国日益强大，我们不必惧怕这些反华势力的捣乱行为，他们也阻挡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更好更快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就可以粉碎任何国际反华势力的破坏。另外，我国民众要有高度的警惕性，要有必要的敌情观念。应该说，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这我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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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的接触日益增多和广泛，居安思危的思想大大减弱了，敌情观念更差了。这个状况必须改变。
2.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坚决执行和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加快搞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大力改善和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使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反华势力没有可乘之机。
3.切实加强对外宣传。要让世界人民了解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真实情况，使*、热比娅之流无法再进行招摇撞骗。
三、团结·稳定·发展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自古以来，生活在中华沃土上的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休戚与共、繁衍生息，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一）民族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
1.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是各民族血脉相连的融合史。我国历史上尽管出现过短暂割据和局部分裂，也有过内部战争，但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长期的历史发展，我国各民族实际上已形成“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内在联系。
在数千年的互动过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四次民族大融合。夏商周到秦汉的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和匈奴、鲜卑、羯、氐、羌、柔然、突厥等民族进一步融合。辽宋金时期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不仅有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还有大量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清代是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奠定了现在中国的疆域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
汉代王昭君出塞和亲，使“汉与匈奴为一家”。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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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维吾尔族历史学家翦伯赞访问内蒙古自治区，他在《内蒙访古》中写道： 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因为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公元641年，唐朝文成公主入藏，与松赞干布结为秦晋之好，“唐蕃和同为一家”。根据《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带去大量医药、生产技术、佛教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大批工匠、珍宝、绵帛、手工艺品、谷物、蔬菜种子等。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松赞干布在拉萨市中心修建了大昭寺，提倡佛教，创造了藏文，制定了惩恶扬善的法律，采用了天干地支的纪年法。至今，西藏还流传着许多歌颂文成公主的故事和诗歌。可见，自古以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原与边疆，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源源不断，并相互影响与交融。
2.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是各民族并肩御侮的斗争史。近代以来，我国各民族共同遭遇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各族人民共赴国难，团结御侮，救亡图存，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
1876年，新疆的汉、满、回、维吾尔等族军民团结战斗，将以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为首的侵略军驱逐出新疆；1881年，新疆各族人民又在反对沙皇俄国侵略的斗争中收复了伊犁。1903年12月，一支英国侵略军偷越我国边界，占领西藏亚东、帕里等地，又于1904年4月进犯到江孜。西藏人民践行“勿让洋人染指我疆土”，“纵然男尽女绝，誓不与侵略者共天地”的誓言，浴血奋战，同侵略军进行了历时3个多月的“江孜保卫战”。在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战中，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抗日力量，如回民支队、内蒙古抗日游击队等，始终活跃在抗战前线。正是由于全国各族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仇敌忾，最终取得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胜利。这些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尽管有的失败了，但都是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捍卫了祖国的统
一、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尊严，增强了中华各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加深了各民族之间友好团结的关系。
3.民族大团结的历史，是各民族同舟共济的发展史。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得更加绚丽多彩。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遭遇三年自然灾害，出现了食品紧张和饥饿。当灾 18
害威胁着上海等地保育院的孤儿时，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乌兰夫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将3000名孤儿转移到内蒙古，交由牧民收养。这些孤儿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国家的孩子”。从1960年到1961年，来自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保育院的3000名孤儿被接到内蒙古草原。为做好这项工作，乌兰夫曾指示：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草原母亲哺育3000名孤儿，谱写出一曲血乳交融的民族团结颂歌，在各族人民中传为佳话。在事隔近40年后，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为《白骆驼》的影片，讲述的就是这件事。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强烈地震。为支援抗震救灾，西藏自治区挑选了240匹好马支援灾区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又选派62名翻身农奴赶着马匹，跋山涉水，历时1个多月送到邢台灾区。西藏“良马济邢兄弟情”始终牵动着邢台人民的心。33年后的1999年，在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之际，邢台开展了“铁牛进藏一家亲”的援藏活动，通过政府拨款、企业捐赠、干部群众捐款等形式筹集资金，购置了60台“邢台”牌拖拉机捐赠给西藏自治区，奏响又一曲民族团结的颂歌。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羌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遭受严重损失，全国人民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大力支援灾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书写了各族人民团结协助的时代篇章。
民族大团结是我国各民族自强不息、共同奋斗的基石，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共同发展的力量之源。
（二）新中华民族政策指引民族团结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政治社会地位，一个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时代由此开启。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党根据中国国情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实行了一系列维护和发展各民族根本利益的民族政策。
1.在民族观上，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迄今为止，通过民族识别并经中央政府确认，我国有56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少数民族因人口较少而被习惯上称为“少数民族”。我国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汉族和少数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共同享有平等的权利与相应的义务。为筹建新中国，“国内各少数民族”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团体代表单位，与其他各界代表一起共商新中国建国大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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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管理。
民族平等团结，既是创建新中国的重要历史基础，也是建设国家的基本前提和重要政治保证。1954年，十四世*喇嘛和十世*额尔德尼联袂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分别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人大常委。自第一届全国人大以来，历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的比例都高于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每个民族都有全国人大代表，人口在百万以上的民族都有全国人大常委。
2.在政治文明建设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新中国成立伊始，民族区域自治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被作为一项国策规定下来，此后一直被载入我国宪法。
根据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的多少、区域面积的大小，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它一般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如西藏自治区、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河北省宽城满族自治县等；或以一个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并包括一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可以两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联合建立，如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还可以在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自治地方，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等。有些民族有多个大小不同的聚居区，建立了相应层级的自治地方，如回族在全国建立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等。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如西藏自治区自1965年9月成立以来，先后由阿沛·阿旺晋美、天宝、多杰才旦、多吉才让、江村罗布、列确、拉巴平措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一职，清一色的藏族公民。而且，只有在新中国、在西藏民主改革之后才能发生的情况是，吉普·平措次旦是旧西藏的贵族，拉巴平措过去则是吉普贵族家里的农奴，然而他们曾在西藏自治区同一届政府中分别担任副主席职务，过去的农奴与过去的农奴主现在平起平坐了。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具有双重性质，既是自治机关，又是地方国家机关。 20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我国颁布实施的第一部基本法律。它在附则中规定，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得依据少数民族婚姻问题的具体情况，对婚姻法制定某些变通的或补充的规定。旧西藏曾实行一妻多夫、一夫多妻制。1981年，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西藏自治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变通条例》，将《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婚龄分别降低两岁，并规定对执行变通条例之前已经形成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婚姻关系，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者，准予维持。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
3.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邓小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把加快民族自治地方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努力缩小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着力帮助特困少数民族、人口较少民族、边疆少数民族加快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开始，我国就在民族自治区域安排了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如内蒙古包头钢铁基地、宁夏青铜峡水电站以及川藏、青藏、新藏公路干线等。至今，包括重点工程建设在内，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直接财政补贴和投入已达1万多亿元人民币。国家长期实行内地省市对口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2000年，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全国5个自治区、27个自治州以及120个自治县（旗）中的83个自治县（旗）被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自治州、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及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虽不在西部，也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适应，还开展了“兴边富民行动”，主要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培育县域经济增长机制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民族有22个，总人口63万人。为此，国家出台了2005-2010年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力争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使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行政村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 21
善，群众生产生活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基本解决现有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基本达到当地中等或以上水平。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使人口较少民族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快西藏发展，党中央先后于1980年、1984年、1994年和2001年召开了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其中，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确定为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并确立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政策，以及实施“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式，全国支援西藏进入历史发展的新高潮。
4.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坚持积极发展少数民族教育文化事业政策。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
为了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帮助壮、布依、苗、纳西、傈僳、哈尼、佤、侗、景颇、土等十多个民族改进和创制了13种文字。藏文于1984年实现了信息化处理，藏文编码国际标准于1997年获得通过，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国家赋予和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自主发展民族教育的权利，重视民族语文教学和双语教学。从1985年开始，国家对西藏义务教育阶段的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和包学习费用”的政策，在内地省、市创办了西藏班（校），帮助西藏培养建设人才。各少数民族每当本民族的节日到来，都自由地按照本民族的传统习惯欢度，如：藏族的藏历新年、“雪顿节”，回、维吾尔等民族的“开斋节”、“古尔邦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等等。国家按照各少数民族年节习惯安排假日，并供应节日特殊食品。
60年来，国家保护性收集了百万余种少数民族文化古籍。全国有9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和22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期刊出版。国家大力保护少数民族的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曾经湮没于民间，几近失传的维吾尔族“音乐之母”十二木卡姆，被联合国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重新焕发出艺术活力；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蒙古族史诗《江格尔》、哈萨克族的“阿依特斯”等一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项目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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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09年7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大力开展群众性少数民族文化活动，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挖掘和保护，尊重、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到2020年，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相对完备，覆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主要指标将接近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得到进一步有效保护、传承和弘扬。
（三）民族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当代中国，我国各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从原始社会末期、奴 隶社会、封建农奴制社会或封建社会跨越不同社会发展阶段，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民生改善，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1.民族自治地方普遍建立，实现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于1947年5月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内蒙古自治区遵循“既尊重历史，又兼顾现实”的原则，恢复了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实现了统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区。为在新疆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党和政府坚持“慎重稳进，积极准备，逐步推行”的方针，于1955年10月建立了以维吾尔为主的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经过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充分民主协商，采取了把广西全省改建为壮族自治区的 “合的方案”，于1958年3月成立。同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采取有利于回、汉民族互相支援和共同发展的方案而成立。西藏经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于1965年9月召开第一届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成立了统一的西藏自治区。目前，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共计155个，其中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20个自治县（旗），在55个少数民族中，44个民族实行了区域自治，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民族自治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64%。
新中国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政治制度，充分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当家做主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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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抵御了国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破坏和渗透，保证了国家统
一、领土完整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社会稳定。
2.民族地区经济建设实现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民族自治地方在国家帮助、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相结合中，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民族自治地方特点的发展道路，经济社会显著进步。2008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和包括贵州、云南、青海3个多民族省份在内的民族地区GDP总量达306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新中国成立初增长了60多倍。内蒙古自治区生产总值由1947年的5.37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7761．8亿元，经济增长率2008年达到17.2%，连续7年全国领先，全区粮食产量由1947年的18．45亿公斤达到2008年的210亿公斤，人均粮食总产量居全国第三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总值由1955年的12.31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3523.16亿元，地方财政收入由1955年的1.73亿元达到2007年的64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07年达到1.03万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183元。200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实现生产总值年度增量首次突破100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元、财政收入年度增量首次突破100亿元、全部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1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首次突破3000元。宁夏回族自治区生产总值由1958年的3.29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1098.5亿元，增长了约333倍，粮食总产量2008年为329万吨，人均占有粮食530公斤，是全国5个人均占有粮食超过500公斤的省（区）之一。西藏自治区生产总值由1959年民主改革时的1．74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95．9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65倍，年均增长8．9%。 旧西藏没有一条公路，如今以公路建设为重点，航空、铁路、管道运输协调发展，形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络。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基础上，各民族自治地方正在逐步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向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3.民族地区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口素质显著提高。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前，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没有一所大学，各类在校生总数不足总人口的3%。到2008年末，全区已拥有高等院校39所，在校大学生31.67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在校 24
大学生9.81万人。全区新型农村牧区合作医疗农牧业人口覆盖率达到100%，参合率达到84.4%；农村牧区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人口达到90.4万人，保障标准人均每年提高到498元。目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类学校回族在校生50.96万人，占全区在校生总数的37.55%，高于自治区回族人口的自然比例。自1985年以来，国家先后4次提高西藏自治区农牧民子女教育“三包”标准。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全覆盖，并正在逐步建立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免费医疗补助标准从1980年人均补助7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人均140元。从2000年起，国家在内地发达城市重点中学举办内地新疆高中班，并从2004年起，参照内地高中班模式开办了新疆区内初中班。2007年7月，广西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朝鲜、满、蒙古、哈萨克等十几个民族的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民族地区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人口整体素质的大幅提高。民族地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推进，特别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少数民族人口的预期寿命显著提高。和平解放时，西藏的人均预期寿命为35.5岁，而经过近60年的发展，现在已增加到67岁。少数民族人口寿命普遍接近全国的和汉族的平均水平，有的甚至已经超过。
（四）稳定是福，*是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稳步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各民族间的团结和睦，是国家快速发展、持久繁荣的牢固社会基础，是不断实现、发展、维护和巩固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前提条件。历史也无数次证明，凡是民族团结搞得好的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就快，各族人民得到的实惠就多；反之，凡是民族团结遭到破坏的时期，就会导致社会动荡，发展停滞，各族人民遭殃。各族人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结论：稳定是福，*是祸。
青年大学生是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更是在民族团结中发挥重要促进作用的一个团体。处身于这个伟大的时代，青年大学生应当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了解国情，体察民意，磨炼意志，增长才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争当维护民族团结的先锋。
回顾过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共同那个书写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共同捍卫了国家的统一。展望未来，我们相信，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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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就能开创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美好明天。
（本文第一部分作者为新华社记者张崇防，第二部分作者为新华社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钱文荣，第三部分作者为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宋月红。）
链接一： “东突”问题简介
“东突”即“东突运”、“东突独”，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的简称，系指一批企图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的国内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采取的非法活动。“9〃11”事件以前，在我国学界和媒体中将之统称为“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或“疆独”。“突厥”(Turk)指的是公元后6～8世纪活跃在亚洲草原北部的一个古代游牧民族，一度强盛后来衰败，到唐末这个民族就从历史上消失了。“突厥斯坦”中的“斯坦”意为“地方”或“区域”。古代突厥人并没有固定的地域，故“突厥斯坦”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俄等殖民主义者企图分裂中国，有意将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鼓吹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东突”是西方殖民者怂恿和鼓动的结果。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位居欧亚大陆腹地，幅员辽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地缘政治相当复杂，一直是国际上各种势力争夺的热点之一。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在新疆的渗透，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日趋激烈。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对“东突”分裂势力刺激极大，他们制定了所谓“十年宣传发动，十年游击战争，十年正规战争”的“新疆独立三步战略”，叫嚣要“争取民族自决权”、“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公开宣称通过恐怖暴力手段达到分裂目的。他们招兵买马、组建恐怖主义集团，力量迅速壮大；大肆歪曲历史，为分裂制造舆论，并肆无忌惮地进行爆炸、抢劫、杀人等暴力恐怖活动。目前，“东突”恐怖组织有50多个，其中40多个主要在境外活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东突厥斯坦解放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东突厥新闻信息中心”等，形成了中亚、土耳其、美国和德国4个活动中心。土耳其、阿富汗、巴基斯坦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恐怖主义，如“基地”组织等，与“东突”分裂势力之间在人员、资金和技术上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9〃11”之后，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问题有了更多关注。2002年9月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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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东突伊斯兰运动”组织列为恐怖组织。“东突”恐怖组织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被大大压缩，活动向境内转移，斗争策略出现新特点，即打出“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大做文章，企图将新疆问题国际化。
可见，“东突”问题受国内和国外双重因素影响，是21世纪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化、跨国化和全球化的一部分。这客观上要求我国的反恐工作必须与南亚、中亚和中东国家合作，建立反恐长效机制。（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茜）
链接二：新疆、西藏问题与中国的国际关系
尽管新疆和西藏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从近年来的发展趋势看，它们必然影响甚至牵制中国国际关系的未来。新疆和西藏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好，中国就会变成一个被困的内陆国家，世纪之久的强国梦则无从实现。
为什么这么说？主要是因为新疆和西藏越来越呈现出两个互相关联和互相强化的过程，就是国际化和区域化。国际化指的是新疆和西藏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制约中国的有效战略手段。在去年的奥运会期间，西方各种势力利用西藏问题对中国发难。在西方的推动下，西藏问题在西方已经变成一个高度道德化的议题。西方在把*和“藏独”运动道德化的同时尽力妖魔化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西方的这种政策在间接但有效地推动着“藏独”运动的暴力化。原因很简单，一旦“藏独”被道德化，暴力就会被美化。
尽管这里也包含着西方社会一部分人对西藏问题的同情，但是从西方政治力量来看，更多的是把西藏问题作为遏制战略。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喇嘛的继承人问题的凸现，西藏问题会变得越来越严峻。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正在加入海外“藏独”运动。就是说，西藏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包括中国境内的西藏人）和海外西藏人之间的问题，更是中国和西方之间的问题。
新疆问题也是如此，如果不是更为严峻的话。在全球性反恐战争之前，西方基本上是把新疆问题视为是中国的人权问题，对中国一直保持着压力。在反恐战争开始之后，西方尤其是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把反恐和人权问题区分开来，承认中国在新疆的反恐运动。但即使如此，西方在新疆问题上一直坚持其双重标准。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一直对海外的新疆独立运动提供各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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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如金融方面资助。尽管西方世界本身也面临恐怖主义的威胁，但一旦当处理和中国的关系时，西方一些政治人物实际上有“好”的恐怖主义（针对中国）和“坏”的恐怖主义（针对西方）之区分。一些国家也不时地把中国的反恐和人权民主联系起来。类似这样的举动无疑也纵容着新疆恐怖主义。
新疆和西藏问题也影响着中国的周边关系。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和崛起对中国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国家积极和中国合作，谋求共同的发展，但另一些国家则视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为威胁。这些国家视中国为假想敌，也想利用新疆和西藏问题来应付中国。不管中国如何处理，新疆问题必然影响中国和穆斯林世界的关系。
传统上，中国当政者的噩梦就是“内忧外患”。新疆和西藏问题就是当代的“内忧外患”。传统上，“外患”经常是由“内忧”引起，但在上述国际化和区域化的影响下，“内忧”越来越倾向于由“外患”而引出。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因为中华民族问题的存在，西藏和新疆是中国内部容易发生类似于“颜色革命”的地方。西方意识到，比较容易动员西藏和新疆的民族意识来和中国较量。应当强调的是，颜色革命并非如西方所说的是为了人权和民主。如果说，西藏和新疆的骚乱和西方有关，那么在中国境内，没有哪一方会是受益者，所有方都是受害者。境内的西藏人和新疆穆斯林是受害者，汉人是受害者，中国政府也是受害者。真正的获益者就是海外各种恐惧中国的政治势力。
新疆和西藏问题成了内政和外交的结合点，这里“内忧”和“外患”没有明确的界线。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已经把新疆和西藏视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这显然具有充分的政治理性。新疆和西藏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社会稳定的问题，不仅仅是民族问题，而且更是国家统一的问题，并且从国际关系上来说，更具有其至高无上的国际战略意义。
无疑，西藏和新疆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关系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一旦被认定核心国家利益，中国政府就必然作外交动员，动员一切尽可能的资源，来应付这些问题。可以说，这些问题已经消耗了中国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外交系统已经开始穷于应付与新疆和西藏有关的问题。例如每次*喇嘛访问一个国家都会导致有关方面的紧张和惊慌，每次访问之后，中国和该国的外交就会趋于低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原载《联 28
合早报网》2009年7月28日）
延伸阅读篇目推荐：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人民日报》2005年3月1日。 《党和国家民族政策宣传教育提纲》，民族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 《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 坚定不移维护祖国统一》，《人民日报》2009年7月27日。
《民族团结：祖国繁荣发展的重要保证》，《人民日报》2009年8月6日。 《美国民主基金会扶植热比娅 出力张罗反华团队》，《环球时报》2009年8月12日。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马莉乌鲁木齐“7·5”事件工作日记》，《人民日报》2009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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