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问题评议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国学术界曾就清官和清官思想的本质、作用、产生的条件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意义等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大体说来，当时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清官是被压抑、被侮辱、被冤屈人们的救星，勇于向邪恶势力斗争，值得学习和提倡；另一种意见认为清官与贪官没有本质区别；第三种意见认为清官是应该肯定的，但又有阶级的局限性。本来，这场讨论如果健康地发展下去，对于我们在理论上划清封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会有益的。但后来却被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利用了去，搞了一场政治大迫害，把肯定和赞扬清官的同志当作封、资、修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残酷打击。
政治迫害可以使人三缄其口，但解决不了任何学术理论问题。“四人帮”垮台后，我们党为受害的同志在政治上平了反，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政治上的平反与理论上是否正确并不是一回事。所以近三年来报刊上又发表了许多重新讨论清官的文章。有的文章，对清官和清官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看法。但有些意见，却很值得进一步商榷。例如，有的同志认为清官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理论的组成部分。有的同志提出为清官昭雪。在文艺上，清官戏得到了相当多的赞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新创作的文艺作品中，出现了一批“现代清官”的形象，把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誉为清官。有的报刊在其评论员文章中号召办案人员当包公、当海瑞。许多文章还谈到了清官的现实意义。
凡此种种，我们难以苟同。
清官能不能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概念呢?清官产生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清官思想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怎样估计这种思想对我们现实生活的影响?现在谈一下我们的看法。
1一、清官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概念
在历史上人们确曾用过“清官”一词来称赞某些封建官吏，反映在文学艺术上就是清官戏和公案小说。问题是我们今天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能不能继续沿用“清官”这个概念?我们认为不能。
人们肯定清官的最强有力的理由之一是清廉不贪。的确，历史上有一些官吏不贪污或者少贪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官往往为封建国家课税最多。例如，北宋末年有个叫韩晋卿的知府，史籍上说他“持平考核，无所上下”，是个清官。
2可恰恰就是他，却因“奏课第一，擢刑部郎中”。元朝的林兴祖，“廉而爱民”，在道州路总管任上，“罢兴作，赈贫乏，轻徭薄敛，郡中大治”，应该说也是个清官。然而，“宪司考课，以道州为最”。3你看，像这样一些官，一边是个人的清白，一边是白银谷米源源流入国库，我们能用“清官”二字来揭示这种复杂现象的本质吗?历来的统治者也是扬清贬贪的，但他们认为还有比清和贪更重要的东 12 本文与王连升合写。
《宋史·循吏传》。 3 《元史·良吏传》。 西。康熙皇帝说过一段话颇耐人寻味：“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无论谕旨批驳与部驳之事，积年累月，概不完结，似此清官，亦何裨于国事乎?”4可见，能不能为统治阶级办事，是第一位的。在我们今天看来，评价一个封建官吏，首先应着眼于他在历史发展中或社会改革中所起的作用。例如，明朝的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5，不能算作一个清官。但是我们不好因此否定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改革的历史作用。我们不是说清廉不值得肯定，但在封建时代清不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单独抽出贪与不贪这一方面是说明不了本质问题的。
人们肯定清官的理由之二是所谓“执法平”。我们认为问题不能停留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上。在整个封建时代，法是无平可言的。封建法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保护封建的等级制。如商鞅之法就是“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6臣妾衣服以家次”。这种等级贵贱的规定贯穿于整个封建法律条文中。封建时代既然不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又如何用“执法平”来说明执法者的职能和作用呢? 从另一个方面讲，封建社会是专制时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他们的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西汉时期的杜周专以人主意指为狱，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按三尺法，他回答说：“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7何古之法乎!”这实在道出了皇帝意志与法律之间的本质关系。在中国法制史上，皇帝发布的诏令、谕旨、诰命、格敕等等，均在法律条文之上，特别是宋代以后，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既然无平之法，何来执法之平!所以不能用“执法持平”来揭示清官行法的本质。
为民请命，爱护百姓，这是肯定清官的另一个证据。
在人们所举的清官中，如包拯、海瑞等人，的确有为民请命的事实。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况且这种为民请命是以防止饥民造反为出发点的。另一方面，不管谁都不应无视清官为民请杀的事实。如包拯对京东济、郓，河北德、博，淮南宿、亳等州的所谓“盗贼”，上书要求“不以多少远近，并须捕捉净尽，免成后害”8。海瑞同包拯一样，既替老百姓请过命，也请过杀。
过去有人说：清官在镇压欺骗农民方面，有时起到了赃官所起不到的作用。这种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东汉顺帝时“八俊”之一的张纲，上书直指作恶多端的外戚大将军梁冀，震惊了朝廷，可说是个铁骨铮铮的清官。正是他，当广陵张婴等率众数万，“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的时候，他却单车“径造婴垒”，“申示国恩”，“问所疾苦”，先是诱骗，继以恐吓，使“婴深感悟”而归降。9不费一枪一箭，把农民起义镇压了。明朝的杨信民，清朝的于成龙、刘清是比张纲更阴险的清官，他们用欺骗的手段使农民起义的领袖遭到杀害。
面对着这些血腥的事实，只说清官“为民请命”够用吗？清官只不过是为尚未觉悟的寄希望于官府怜悯的驯民请命，而对于革命之民来说，不是请命，而是请杀，请压。既然一身二任，我们怎么可以隐恶扬善! 45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46。
《明史·张居正传》。 6 《史记·商君列传》。 7 《汉书·杜周传》。 8 《包拯集》卷5。 9 《后汉书·张纲传》。 肯定清官的另一个论据就是清官的搏击豪强，打击贪官污吏。
我们不完全反对这种说法。但同样，这只是讲了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清官也是保护豪强的。明代的申时行说过：“古之良吏，虽以搏击豪强为能，然虑之贵深，发之贵当，譬如缚虎，奈何尝试哉?如其恶非贯盈，法非不赦，亦当委曲调停，以存缙绅之体。”10海瑞也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11民，以存体也。”这就是说，清官打击豪强是有限度的，绝非是整个豪强的天敌。马克思说过：“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这样就转移了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12在连虚伪的自由主义都没有、公众更愚昧更软弱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清官们惩治一两个豪强和贪官污吏，更容易起到保全事物本质的作用。所以，不加分析地赞扬清官打击豪强是为民除害等等，远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
基于以上种种理由，我们不同意用“清官”这个不能揭示问题本质的概念来肯定某些封建官吏。我们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概念，只能从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条件、阶级地位以及在具体的矛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抽象出来。那些被人们称为清官的官吏，应根据他们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对历史贡献的性质和大小，去寻找他们的归宿。
二、清官产生的土壤与清官思想的
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
我们说“清官”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范畴，并不是说历史上没有被称之为“清官”的官吏和清官思想。人们把官分成“清”与“贪”，“好”与“坏”，是与官同时来到人世间的。在先秦典籍中，对臣已有各式各样的区分，如有“奉法”、“徇私”，“良吏”、“恶吏”之分，又有“顺臣”、“谀臣”，“忠臣”、“篡臣”，“贼臣”、“谏臣”，“争臣”、“拂臣”，“功臣”、“圣臣”之别。用“清”、“清廉”、“清洁”作为对官的溢美之词，在汉代以后已相当多了。如后汉时的董宣、第五伦、周举，晋朝的魏舒、贺循及胡威父子，南朝的范岫，唐朝的李怀远，都是以清廉昭世的。宋代以后，清官就到处行走了。
现在需要深入研究的是：清官这类人物是在什么土壤上产生的?作为一种流行思潮，它的性质怎样?又如何评价这种思潮? 清官，顾名思义，是官的一种，而且又代不乏人。这就说明清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必然性在起作用。必然性在哪里?过去有的同志从封建地主阶级的“法定权利”与“习惯权利”的矛盾中寻求清官产生的根源，这种解释相当有见地，13但还有待进一步从经济关系和封建国家的职能中去寻找。
剥削阶级要维护和巩固他们的统治，必须使被统治者有起码的生存条件。这个条件，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表述，就是要使劳动者能得到必要劳动产品。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14如果统治阶级能使劳动者获得必要的生存条件，那么水就不致于覆舟；反之，就有可能发生水浪翻舟的现象。而要保持水载舟而不覆舟这种平衡关系，从根本上说，不是政治手段、思想麻痹 1011 《西园闻见录》外编，卷97《循良》。
《海瑞集》第117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页。 13 星宇：《论清官》，《人民日报》1964年5月29日。 14 《荀子·王制》。 等所能奏效的。保持这种状况的基础是劳动者能获得必要劳动产品，而统治阶级的剥削也大体以剩余劳动产品为限，或超越不多。此种状态的舟水关系，于舟，即于剥削者而言，可称之为维护统治的安全线；于水，即于被剥削者而论，可称之为生存线。然而由于剥削阶级贪得无厌的本质，他们常常不以攫取剩余劳动产品为满足，还要盘剥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产品，乃至实行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样一来，便把劳动者的生活降到生存线以下，“水”于是激荡起来，“舟”也不再安全了，甚至倾覆。
可是，统治阶级并不都是蠢人，也不都是竭泽而渔的蛮干家。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整体和长久的利益，在他们当中总有一批人物出来探讨如何使舟水保持平衡，力求把握住这条安全线。用他们常说的话，就是要做到“君安其位，民安其政”。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虽然不懂得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但这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摆在他们面前，迫使他们不得不探索这个与其统治安危存亡攸关的大问题，力求找到这条平衡线。孔子讲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15，“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6，“敛从其薄”17，“惠则足以使人”18等等，便是讲如何保持对立阶级的平衡。墨子提出：上要
19节用慎刑，使民饥而有食，寒而得衣，劳而得息，就可以“上下调和”。《管子·权修篇》把这个问题提得更集中：“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里提出的“度量”，实际上就是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度量线。荀子既主张“富国”，又强调“裕民”。他认为只求富国，不顾裕民，那么国富之日，也就是国危之时。这一类言论每朝每代都有人论述。这些论述决不是空想出来的，而是一种规律作用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这个规律就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度量线。这条线就是清官产生的基础。考察历史上清官的行状、言论，都是为平衡这条物质度量线而进行活动的。
清官的存在又是封建国家职能所需要的。封建国家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最主要的是依靠暴力。但是它们自身的经验证明，暴力过头，刻剥无限，又是招祸之源。失民而失政，便是由剥削阶级人物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远见的人物早就提出，为了巩固政权，不仅靠“猛”，而且还要用“宽”，要宽猛并济。“宽”就是实行必要的缓和阶级矛盾的政策和措施。清官大多是为了执行国家这种缓和职能而出现的一部分官吏。
还值得指出一点，清官的蜚誉，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统治阶级宣传的结果。一般说来，清官都是名不副实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此之谓也。康熙也说过：“夫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者，今张鹏翮居官甚清，在山东兖州为官时，以曾受人规例；张伯行居官亦清，但其刻书甚多，刻一部书非千金不得，此皆从何处来者?此等处亦不必究。又两淮盐差官员送人礼物，朕非不知，亦不追求。”20为什么“不追求”呢?因为这些不清的“清官”在宣传上是极为有用的。他们把这种人说成是代表整个人类的，从而给受苦的平民百姓制造一种幻想：制度无弊，问题在人，只要有了“好官”、“清官”，老百姓就不会再受屈、受压。这种超阶 1516 《论语·颜渊》。
《论语·学而》。 17 《左传》哀公十二年。 18 《论语·阳货》。 19 《墨子·节葬下》。 20 《圣祖仁皇帝圣训》卷46。 级的宣传，到宋代以后尤为突出。
隋唐以前人们所称道的那些清官、好官，如西门豹、诸葛亮、魏征等等，多半是宣传他们平和的政绩。可是，宋代以后，人们所宣扬的清官，无论是政治面目还是艺术形象，多半在于渲染他们的执法不阿，铁面无私，不畏权贵，为民请命，平反冤狱等等。而且这种宣传越来越离奇，越来越神化，那些较有实际内容的政绩则相形见绌了。以包公戏为例，我们翻阅了从关汉卿的《蝴蝶梦》开始，到清代《双蝴蝶》止的二十几出杂剧和传奇，大都讲断案之事。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二十几出戏中，除
四、五出是讲人事外，其他都是与鬼神交织成戏的。由此看来，单就艺术形象而论，与其说包公是一个清官，倒不如说他是一个被神化了的阎王爷。一个真实的现实生活中的人，变成了万能的神灵。这种宣传重点的转移，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宋代以后统治阶级宣扬清官的目的，主要在于掩盖这种制度的本质，宣传一种超阶级的观点。
我们不否认，在封建专制主义奴役下的农民，也相信清官，把伸冤平愤直至求得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某个清官身上。这能否作为肯定清官思想的依据呢?不能。我们认为，农民相信清官与封建地主阶级宣扬清官是不同的。地主阶级宣扬清官是本阶级统治的需要，是出于本阶级的自觉的行动；农民相信清官是封建生产关系束缚和地主阶级毒化的结果，是一种软弱无能的表现。在我国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有过联合的行动，但总起来讲，广大农民主要是生活在封建生产关系之下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中。这种简单再生产是极其脆弱的，很容易遭到统治阶级的蹂躏和破坏。清官的政治和措施，虽然是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安全，但也使农民从死亡线回到了生存线，从而使农民获得了某种满足。于是，从表面上看，清官便受到了来自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个方面的歌颂。地主阶级歌颂他们为解除政治危机做出了贡献。而农民所赞扬的只不过是从清官那里得到了奴隶般生存的条件，甚至只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两种歌颂，实质不同。
在封建时代，庞大的官僚机构，残酷的刑法制度，众多的军队，形成了对农民的严密控制。贪官污吏的横行霸道，衙门里的官官相护，使得农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相比之下，清官的形象在个体小农的头脑里高大起来了。这只能说明，农民希望清官是封建生产关系禁锢的结果，是农民在封建的经济压榨和政治压迫之下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反映，是农民屈从封建秩序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在封建时代，由于土地和财富占有的巨大差别，农民自然地产生一种平均主义思想。平均主义思想反对的是不平，超阶级的清官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农民这种思想，所以被农民所接受。
我们认为，清官思想本质上不是农民的思想，而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在戏剧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无论是包公戏还是海瑞戏，都有一个共同的鲜明的主题，就是描写贪官的霸道或清官的威严，都是以小民的无能作为衬托的。如元杂剧《智赚灰阑记》中，备受冤屈、身陷囹圄的女子张海棠，在万般无奈中唱道：“我这里哭哭啼啼告天天又高，几时节盼的个清官来到。”到了开封府，果然碰上了包公。于是，靠着包公的威严和智慧，使张海棠冤狱昭雪了。
清官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紧密相连的另一表现，就是清官的为民请命，是为寄希望于这个制度的顺民请命。不管清官戏所叙述的清官们的业绩是怎样的千差万别，最后总是以小民顺从、驯服和对清官的感恩戴德为结局的。对清官来讲，不管他们的事业是多么轰轰烈烈，其行动从来没有越过封建秩序所许可的范围一步。包公为民请命的目的很明确：“且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21所 21 《包拯集》卷七。 以民命不得不请。海瑞为民请命只是反对“竭泽而渔”22。和海瑞同时代的何良俊说得很清楚：“海刚峰之意无非为民。为民，为朝廷也。”23宣传清官为民请命的目的，无非是在于通过为一民请命，使万民顺从。封建社会两千多年，人们看到过一个为“逆民”请命的清官吗? 为民请命还说明，民的命运是掌握在别人手中的，自己无能为力。农民所请求于清官的，像奴隶对于主人那样，只是乞求宽恕、恩赐、怜悯，清官的“伟大”则在于满足这种乞求。这样的为民请命所宣扬的道理是：万民仰仗于一人，一人能救万民，世界上有救世主。这一切恰恰是古代农民的悲剧。我们怎么可以把这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看不到自己前途和出路、而是寄希望于“救世主”的所谓“清官”思想当作进步的思想而加以肯定呢?怎么可以在理论上把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十万八千里的古老思想当作马克思主义观点呢?
三、宣传清官思想有消极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后，有许多同志著文肯定清官和清官思想，认为在我们社会主义政治舞台上缺少的是像包公、海瑞那样的清官，要求党和国家干部当现代的包公、海瑞。我们认为，这显然是对我们现实生活的误解。不错，“四人帮”十年浩劫，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不正之风。解决这些不正之风究竟靠什么呢?难道不是靠党的正确的政策和逐步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指望像包公、海瑞那样
一、两个清官吗?包公、海瑞在历史上做过一些好事，但对于在封建重压之下的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所遭受的苦难来讲，那是微不足道的。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统治者草菅人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迫害比比皆是。只历代有案可稽的随皇帝的意愿而遭诛戮的无辜平民，何止千万!这一切有谁去过问呢?又有谁去为他们平反昭雪呢?可见，被压迫者的需要和残酷的现实之间，差距是何等的遥远!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平反冤假错案数以百万计，哪一个清官能比得了呢?所以，无论是用清官来期望我们党，或者把党的领导说成是清官，都是不妥当的。
清官思想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这种思想不但和我们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格格不入，而且与我们今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健全法制、思想解放也是背道而驰的。清官思想不是宣传人民的解放和力量，不是宣传人民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不是宣传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宣传一种盲目的英雄崇拜的思想、“救世主”的思想。官为民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怀念封建时代的清官呢?当然，社会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也需要“官”。但这些“官”必须是人民民主选举的，是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是人民的公仆。当某个“官”一旦违反人民利益时，人民有权罢免他，而不是像封建时代那样，或忍气吞声，或希望天降清官为民作主。社会主义时代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因此，任何引导人们寄希望于清官为民作主，为民请命的做法，都是和我们的时代精神不相容的。
既然如此，今天为什么有的同志对清官一步三叹，那样地赞美清官思想呢?我们认为，这和我国的国情是分不开的。我国有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条件下脱胎出来的。且不说由于生产力的不 2223 《海瑞集》第53页。
《四友斋丛说》卷十三转引《海瑞集》附录。 发达所形成的经济上的原因，单就从传统影响来看，封建专制主义的许多东西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或多或少地残存着，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会泛滥成灾。终身制，家长作风，一言堂，特权思想，裙带关系，官僚主义，现代迷信等等，都是它的表现。由于这些封建毒素经常侵蚀着我们的肌体，使我们常常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有时甚至把属于封建主义的某些思想当作正确的东西来宣传，把谬误当成科学。长达多年的现代迷信，最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把清官思想说成是进步的正确的东西也是一例。
有人会向我们提出：你们应该看到人们是多么喜欢清官戏啊!多么希望多出现一些清官啊!是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事实。但能不能成为肯定清官思想具有现实意义的根据呢?不能。恰恰相反，在我们看来，这正说明封建主义的痕迹还对人们有着广泛的影响，清除这些封建毒素的任务还很重。我们应该努力战斗，彻底扫除这些历史的陈迹。清除这种把人民的命运系在某个清官身上的思想是完全有理由的。第一，在西方的中世纪也有类似我国封建时代清官思想的意识形态。但是，在革命比较彻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思想早已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普遍的流行的思想了。请问，资产阶级早已做过的事，为什么我们无产阶级反而不可以做或不能做呢?第二，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那种任何突出个人，特别是用群众的愚昧、落后和无能来衬托个人伟大的做法，都是不容许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清除这种清官主宰历史的思想呢?难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已无计可施，而必须向清官思想求救吗?要知道，那种翘首而望英雄来拯救人类的思想，才是真正可悲的。
我们认为，当我们今天去欣赏古老的清官戏的时候，如果不是去启发人们认识这种历史现象产生的根源、局限性和危害性，以便在更高的意义上去否定它，而是囿于这种封建思想的束缚，简单地提出为清官昭雪，那就失去了我们理论工作的战斗力。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豫剧《唐知县审诰命》的上演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知县唐成为官的座右铭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尽管他认为自己仍是“民主”，但他却没有在当官与卖红薯之间设置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专制主义意识的笼罩下，能有这样一丝思想，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可是，他的这句座右铭，仍然没有超出专制主义的范围，不能把它当作民主思想来肯定。只有把唐成的话改成这样：“当官不为民公仆，必须回家种红薯”，才能同我们今天的原则相接近。我们当然不是要求唐成去修改他的座右铭，而是以此为例，来区分清官思想与社会主义的民主思想。
最后我们想声明一点，我们文章的目的，不是反对上演清官戏。作为历史遗产，就像今天可以上演那些有一定意义的鬼戏、神话戏一样，清官戏中那些有一定意义的剧目，任何时候都可以上演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已经达到的对事物的认识水平，来吸取每出戏的价值。我们只是说，在理论上，清官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科学概念，清官思想不是一种进步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宣传它是有消极作用的。
(原载《红旗》1980年第2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