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了，诬告救人者的名字也叫受害人
看了我爱主旋律的《宽容未必结出善良之花》，心里很有些难受，却又不好反驳。孟飞先生所讲的“原本已然不高的社会道德水准”，是不争的事实。但总觉得“那就是原本已然不高的社会道德水准一降再降。”并不是宽容的过错。
我最初关于宽容的认识，来自于房龙先生的《宽容》。在房龙先生那里，宽容许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倒不是人们真正具备的美德。在这本有关人类宽容的历史书中，我们见到的多半是人们的不宽容，借助的是正统、正确、法律或是道德的旗子。正如房龙先生在他优美睿智的序言里写到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过去，发生在现在，希望将来不再发生……”在这本书里讲到许多为人类的宽容事业做出了贡献的人，其中就有两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者，路德和加尔文。他们在改革的初期或许还借助宽容的力量，但改革成功后却成了最不宽容的人。他们用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摧毁了中世纪黑暗的宗教法庭，却又建立自己的监狱，惩罚那些不赞同他们信仰的人。但宗教改革却为人类的宽容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两位改革者把《圣经》翻译成了本国的语言，使老百姓再也不需要通过牧师的嘴巴，自己就能知道“上帝”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扫除了人们自由思想的障碍。
遗憾的是，房龙先生未能活到现在。不然，一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宽容的事业上，为人类做出了更为了不起的“贡献”——正如某些哲人认为的那样：“宽容是道德观念衰退的产物。”新中国成立后，从一个一贯正确的人——毛泽东主席，谁要是批评了……就是反革命；转变到一贯正确的党和社会——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思想得以自由，行为也越来越没有了底线。先是取消了“投机倒把罪”，放开了人们掠取财富的手脚，只要是能获取金钱，各种投机甚至欺骗千变万化，以致生活俨然成为一场智力游戏，一场没有game over的游戏。然后是，对于受伤的路人要不要施以援手？都成了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不知人类善良的天心都到那里去了？国外的影片里，对于受伤的猫、狗，人们都给予同情和援助，“勤劳善良”的中国人都到那里去了？
但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江苏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重庆万鑫案……现又有江苏如皋殷红彬案。被救助者事后诬告施救者为 “肇事者”，要求索赔，甚至走到了法院。彭宇案中法院还成了帮凶，万鑫案中要不是有个挺身而出的路人，也会成为一桩冤案，给做好人的人的生活和家庭带来了许多的痛苦和灾难。新进的殷红彬案，要不是有了那可贵的小摄像头，殷红彬案或许会是另一个结局。对于诬告救人者，网上、各大媒体一片喊打，有人甚至提出：“严惩被人援助反而诬告好人的恶徒。” 我又想起了药家鑫，那个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的恶徒，说自己是“一时糊涂”，法院还采用创新的旁听问卷方式审案，还有学生、教授呼吁免除死刑，但民愤极大，最后未能逃脱一死。记得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最后人们为自杀的枪手也献上了花圈，原谅了他。认为他其实也是受害者，是社会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没能帮助他。对于药家鑫，中国人的我们是不是能有这样的气度。 记得药家鑫还说过：“考虑到对方撞伤后会找他不断索赔。” 是的，这或许就是事情的关键。设想一下，如果他把人撞成半身不遂或是植物人……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其天价的医疗费是不能够承担的，给自己和他人的家庭造成的灾难也是不可估量的。应该说药家鑫不是个疯子，撞人也绝不是故意的，假如他家里有的是钱，或是没有这样的担忧，这样的悲剧是不是不会发生？我又想起了那些“诬告好人的恶徒”，我想问他们：“假如家里有的是钱，或是没有医疗费和以后生活的担忧，你们还做不做诬告好人的恶徒？”如果我们还仁慈，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虽说人们对诬告者充满了愤怒，对社会充满了无奈，对人性已失去了信心，但是，可敬的国人们，还是没能忘记做人最基本的良知。人们提出“做好事可先留证据”的方法，甚至求助于法律，倡议对于救助者“判决应当疑罪从无”，还有 “至少在中国目前环境下，司法需要承担一定的引导社会风尚的责任。”真是笑话，何时道德还需要法律的救助，不知国人何时打破了法律需要道德的救赎传统，创新出这样人间社会的传奇。无论人们提出怎样的创意，国人们还是谨记“救人有风险，出手需谨慎。”空喊的是多数，救人者是少数。网上、媒体也不乏无人救助，枉死街头的悲剧。国外的影片里，对于受伤的猫、狗，人们都给予同情和援助，“勤劳善良”的中国人都到那里去了？
外国友人，只怕是非要看一看中国的交警，以及交警们处理交通事故的做派，或许才能体谅中国人的顾虑。比如，某处出现了汽车和电动车（自行车、行人）相撞事故，警察到现场拍照勘察，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如果可能），作了简单记录，扣留肇事的汽车，让汽车的驾驶员带伤者（电动车、自行车、行人）上医院，医药费由驾驶员垫付（先不管是谁的责任，以后再说），警察的现场处理就基本完成。告诉你到什么时候中队再做进一步处理，接着就拖走肇事的汽车完事（不管汽车能不能自己走都拖，因为要收费 ），剩下的就是双方到中队东扯西拉钱的问题。如果仅是电动车、自行车、行人的不小心，而他又没有钱，驾驶员垫付的钱就有可能成为迷途羔羊，但拖车费、停车费却不能少，你也可以不提车，但多停一天也要钱。但，上面所说的只是可能，只要是有车的的人，都知道变通的方法，医院、警察的钱是肯定不能少的，一个要命、一个扣车，但警察和驾驶员共同骗人的方法还是不要告诉外国人，免得引起外国保险公司不必要的误会。
有人说：“房产改革，中国人住不起房子了；医疗改革，中国人看不起病了。” 是啊，中国私有化的矫健步伐，把医院的“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歪管是不是公立的，进医院，先给钱；看病，先给钱；要死了，先给钱。没有钱，流血无医生管、腿断无医生结、要死无医生理。医生们嘴里喊着各种的医德宣言，比《希波克拉底医德誓言》还要高尚，却还是一切都围绕着钱，小病往大了看，怎么能多收钱就怎么看，医生们更志立于开设个人的诊所，各种私立医院如雨后春笋……现在，请告诉我，治疗被撞的半身不遂的病人需要多少钱？一个植物人呢？且不谈物价的飞涨，病人以后的生活要不要钱？或许，我们能较为平静地走进诬告者的家里，就能发现其中的心酸和无奈。
虽然，对于不幸的伤者，我们能给予最大的同情，但当有人问：“面对伤者，你救还是不救？”不要拐弯抹角，直接了当地回答救、不救。如果我们还诚实，我们的回答应该是：不救。
但如果社会，对，就是社会能够做点什么，或许，就不会使中国人的道德面临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尴尬。
《吕氏春秋〃察微篇》中的《子贡赎人》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说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见到同胞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就可以从国家获得的补偿和奖励。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但不向国家领取金钱。孔子说：“子贡，你错了！圣人做的事，可用来改变民风世俗，教导可以传授给百姓，不仅仅是有利于自己的行为。 现在鲁国富的人少穷人多，不领取补偿金对你没有任何损失（有的是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两千年前的孔子所说的话，或许，就是物质、精神文明高度发达今天，中国道德的救赎。
是的，改变目前的尴尬局面，只需一个简单的方法，首先是人民的警察，在发生事故的首先考虑的是人，其次才是车和钱。就像我所了解有些国家的警察一样，优先“亲自”把伤者送往医院——公立医院，并安慰伤者；医院也放下他们的担心，仅凭警察提供的身份及保险单号，在不先收取一分钱的情况下，专心而又有分寸的给予及时地救治；当好心人把伤者送到公立医院时，医院的救治同样也不收取钱，但应通知警察，给予查证。对于好心人，警察应给予表彰和鼓励。就像《子贡赎人》这则故事的下半段讲述的：子路救起一名溺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孔子高兴地说：“鲁国人从此一定会勇于救落水者了。”但朋友们或许会说，医院又不是福利院，钱从哪里来？
中国人道德的尴尬，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是不是有着相同的不幸呢？我首先想到了香港，在百度一敲“香港汽车保险”，搜索中很快弹出《保险研究》2005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香港汽车保险局的产生及启示》，文中讲述了香港汽车保险局产生的缘由：“由于某些机动车辆没有购买保险、机动车辆或司机肇事逃逸、保单持有人或司机违反保险条款等，因而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使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因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香港汽车保险局与香港政府共签署了几个重要的协议，建立了相应的基金，使汽车的保险赔偿基金的建立有了保障。”“第一笔基金是通过征收汽车保险费的1%逐步建立起来的。”我相信中国有许多的法学、税务的专家，肯定比我更了解如何来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比我更有理由出来制止对受害人的一片打骂，遗憾的是没有，不知是没有想到，还是担心多了一个保险局，就像纯洁的红十字会一样，多了一个腐败的温床。
对于交通的受害者，我们就交给那些法学、税务的专家去打理。那，对于其它受害者呢？他们从们有伤害过一只幼小的动物，也没有损害国家和集体，他们辛勤的劳作，但不幸的命运并没有放过他们，可怕的疾病还是降临在他们头上，对于他们，我们是不是也要成立一个基金，基金的名字叫着仁慈，“第一笔基金是通过征收腐败官员贪污费的1%逐步建立起来的。”
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人啊，什么才是你道德的最后的救赎。只有仰赖社会、希望社会承担其应有的责任，让中国人堂堂正正地做人，正如毛主席在**城楼上自豪而又庄严地高呼：“中华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社会道德的救赎绝不会是也不能是法律；无论道德的文章写得多么华丽、多么崇高，如果国家、个人一切都是围绕着钱，社会的道德就没有救赎。
写于2011年9月6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