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档案发展概况
【摘要】 档案文献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世界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数千年之历史能够洪纤巨细、绵亘不断地记载下来，并形成了数量极为浩繁、时间又相互衔接的历史典籍，它们对后人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起着决定的意义和作用。 主题词 :古代 档案 发展
“档案”一词见诸文字材料始于明末清初，杨宾(1650—1740)在《柳边纪略》卷3中记述：“外边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日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在贮年久者日档案，日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康熙起居注》中就有“部中无档案”的句子。但是，古代档案的出现并非始于明末清初。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的殷商时期，距今已达三千多年。我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档案收集、保管工作，特别是秦、唐、宋、明清时期将文书档案方面的有关规定列入封建法典中，在档案的保管和保护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国公认最早用文字记录的档案是距今3500年前殷商时期的甲骨档案。这点从清末光绪年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文物中得到了证实。从1936年对殷墟进行发掘，集中出土的一万七千余片的甲骨来看，考古学界认为它可能是武丁时期的一个档案库，在这些坑中出土的甲骨档案，大致都有朝代可循，有的坑存贮一个朝代的，有的坑是累积几个朝代的。说明殷商时期的统治者已经非常重视档案的收集工作了。商代甲骨档案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官府文书，也是我国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历史档案。甲骨档案是殷商王朝的公务文书，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祭祀、狩猎、农业、战争、王室活动等许多方面。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档案可以看出，这些甲片是经过人工精心整理和装订有序的文献，不同时期、不同帝王所制定和使用过的龟甲文书分坑埋藏，可以说，殷商时期档案的保存和管理不只有了初步的规模和规则，而且考虑到了利用时的方便。
夏商周三代，随着国家机关的建立和官制的设置，统治者逐步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制度，于是奴隶社会国家的档案工作也随之产生。金文档案盛行于殷商末期及两周，金文又称铭文，商、周时期，中国古代的青铜冶铸工艺达到了全盛阶段，由于礼乐制度的发展，钟鼎等青铜器物不仅演变为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贮存于宗庙的礼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发展为记录当时社会重大史实的历史文献，并成为象征统治者社会地位、政治权力的\"重器\"，每每遇有重大事件，都要作器勒铭，珍藏宗庙，以期\"子子孙孙永宝用\"如《大盂鼎铭》(19行291字)记载了西周早期康王时,贵族盂因征伐西北强族鬼方有功而受康王册命赏赐的史实；《毛公鼎铭》(32行 497字)是西周晚期宣王告诫毛公的一篇完整的册命，是西周时期铭词最长者。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档案收集工作，设立了专门管理档案的官员。多数国家都明确规定：凡本国颁发的册令、各国问的往来文书、以及本国和他国各项政治活动的记录等都要收集起来，交史官保管。中国最早的档案馆是周王朝建造的天府。凡国家贵重的宝器物品和重要簿籍都由天府保管收藏，负责管理的官员称守藏室史或柱下史。著名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曾任此职。
秦的档案主要有诏令、奏疏、律法、户籍和舆图等。这些档案大多为竹木，同时也有丝帛兽皮和石刻的。
两汉时期，“蔡侯纸”的问世和普遍使用，是我周古代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对我国灿烂古文化的传播和档案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难以磨灭的推动作用。用纸作为书写材料形成丫纸质档案。纸张质地轻柔，价格低廉，易于书写、传递和收藏，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纸张已完全取代金石、竹木、缣帛等成为官府用纸。西汉建有石渠阁、兰台、天禄和麒麟阁。东汉又建东观、石室、宣明、鸿都等处。这足以证明汉统治对图书典籍管理的重视。，由刘邦的谋臣萧何主持建造。这里既是存放档案的库房，又是撰史著述、校勘典籍和学术交流的场所。汉代著名学者刘向父子在此著《别录》、《七略》。辞赋家扬雄也在天禄阁读书。汉宣帝曾召集当时的著名学者在石渠阁论定“五经”。
唐朝乃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由于唐太宗及丞相房玄龄不只重视文牍典籍的收集，也非常重视编史修志，并且很有成就。。如贞观十年五史俱成。贞观二十年又写成《晋书》、《南史》《北史》后又修《五代史志》等。二十四史，就有八部在贞观年编成。同时，唐朝还出现了专门保管人事档案的机构一甲库，甲库有着严密的保管制度，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贞观年间，文书档案的各种规章制度已发展得比较完善，从撰拟、令签、分拣到销毁、保密、传递等过程都制定了较详细的规定。唐朝的甲库是我国档案史上最早的人事档案库。统治阶级为巩固自己的政权， 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 对官吏的职务、履历、考评都有详细记载。并根据这些档案来选拔官吏。这种人事档案称为“ 甲历”或“ 官甲”，“ 敕甲” 收藏的地方叫甲库。 宋朝统治者在隋唐档案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档案工作的律令。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路、州、县等地方官署的各种册籍以及王朝中央六部形成的档案文书，除“置册编写”，连粘元(原)本架阁外，都要按期逐级上送。还规定：王朝中央六部的档案，在部保存二年之后应送架阁库，再过八年移交金耀门文书库收贮。宋代的档案收集范围很广泛，特别是对本朝有关政体之事，要求随日必录。宋在各府设置编修机构之多，编纂数量之大，也是前所没有的。如中书省有编修条例司，枢密院也设有编修司。在官府影响支持下，私家利用档案编史者也不少。最有成就的，如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但也不得不说这些经过精心编纂出的史籍无一不是为了封建统治服务的。北宋建皇家档案馆五座。南宋诸帝沿袭北宋成法建敷文阁、焕章阁、华文阁、宝谟阁、宝章阁、显文阁六座档案馆，专门收藏皇帝的诗、词、赋、序、记、碑、政事、手札等档案。
元朝建立之后，也很重视对档案典籍的收集。据《元史·张柔》传载，元将张柔攻下金汴京后，“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和秘府图书”。公元1276年，元军攻人临安，元统治者对宋王朝的秘府图书、太常寺祭器、宗正寺谱牒、天文地理图册，以及各种典故文字、户口版文簿等，更是“尽仰收检”。
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文书档案管理制度又有了新的发展。明王朝建立前，朱元璋就多明令部下收集敌方各种档案，并鼓励敌将携带档案投诚。朱元璋建明不久，即为加强皇权废中书省和丞相，使六部直接听命于自己，又专设通政司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从而使档案工作得到了进一步集中与加强，对各种档案的收集和建设更为精心尽力。朱元璋特别注意保管起义以来的各种文书资料，又配置起居官记注材料，从中央到地方设立照磨所和文书档案机构，并大量增加照磨和管勾人员。清代杰出的史学家章学诚对于档案收集工作也 提出了颇有代表性的主张。他建议清政府在各州县设立志科，专事搜集贮存地方文献，为修志储备史料，并具体阐述了搜集档案的范围，如“六科的案牍”的副本；家谱、“传志状述”的副本；官员善恶事迹的记载；学校师儒、文人学士的著述副本和目录；金石题铭的摹本；城池、署、学府、祠宇、堤堰、桥梁等的修造情况；以及乡镇、书会的记闻等等都应收集起来。章学诚的上述意见，也为现代档案馆的建设和地方修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清朝除沿用皇史宬存放清宫实录、圣训、五牒外，又建方略馆存放军机处档案。军机处是雍正在位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实行密折制度和特务统治而设的政治枢纽机关，中央政权的一切令均由此出。自雍正八年建立至宣统三年取消， 历时180年，因此方略馆所藏档案涉及到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方面， 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资料。
可以说，我国长期以来档案工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史学研究的需要，而大量档案文件的汇集、整理和利用，为我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事实材料。如果没有长期发达的档案工作，就无以形成今天汗牛充栋的历史史籍。我国古代档案丁作的开展对当时国家政权的巩同、学术文化的发展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时代的发展，档案的价值愈来愈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21世纪是信息化的时代，我们的档案事业，在我国档案事业的基础上，在不远的将来也一定会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档案事业的舞台上，更好地为社会的和谐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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