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特大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及对策研究”这个项目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部分，在写作综述时国内外观点总结时参考着用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1 重特大灾害的相关研究
灾害是指由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以及自然人为因素引起的，对人类生存环境、人身安全与社会财富构成严重危害，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各种紧急事件。
灾害按照成因将灾害分为三类，①自然灾害：可分为天文灾害和地球灾害两大类，前者主要包括行星爆炸等，后者包括生物灾害、气象灾害、海洋灾害、地质灾害和地震等；②人为自然灾害：包括由破坏水土环境引起的自然灾害，过量开发水资源引起的自然灾害，因物理、化学、生物污染环境引起的自然灾害，采矿引起的自然灾害，工程或生产活动引起的自然灾害以及由人类过失行为引起的自然灾害；③人类及社会危害：主要包括火灾、事故灾害、卫生灾害、科技灾害和政治灾害。
从自然灾害的研究角度来看，马宗晋和高庆华，在回顾中国自然灾害研究进程的基础上，总结了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果，建立了自然灾情评佶统计标准体系，进行了自然灾害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开展了国际灾害与减灾科学交流[1]；鲁晓燕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从宏观角度来分析自然灾害，认为人类与自然灾害呈现出一种另类的互动关系[2]；王绍玉和唐桂娟从自然灾害风险模型的再认识、人类活动对自然致灾因素的强化以及自然灾害风险的系统结构三个方面,探讨了综合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理论依据[3]。
从人为灾害的研究角度来看，金磊指出在所有灾害中，人为因素与全部灾因的80%以上，且有从自然态向人为态、混合态转化的趋向，这是必须承认的全球性问题，现代减灾研究若再不关注人灾不仅是不全面的，更将是无效果的[4]；刘妍以普遍的人为灾害作为研究对象，结合转型时期的社会经济特点，主要利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运用产权理论、寻租理论、外部性理论及制度变迁理论等，从一个新的角度分析了人为灾害频繁发生的原因[5]。
在重特大灾害发生后采取的措施研究方面，李文利强调了政府对灾害管理的
重要作用，指出重视灾害应急管理[6]；邹婷婷通过对国内外政府灾害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实践案例进行分析以及论述国内外政府灾害危机管理预警机制运行实践的启示，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灾害危机管理预警机制的建设性措施建议[7]；江智聪认为，应对灾害需要多元社会主体的积极参与，必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应对。这些社会资源包括企业、非政府部门、媒体、公民等其它社会力量[8]；吴楠论述了媒体在我国灾害救助社会动员中的角色及作用；高云和谢莉从多个角度出发，论述了防灾教育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作用[9]。
综上，目前学者只是从灾害的基本概念、影响以及灾后处理和应急措施方面进行了研究，对灾害演化成社会风险的机理没有系统全面的研究。
1.2 社会风险的研究
从社会风险的概念研究来看，社会风险主要分为狭义的社会风险和广义的社会风险。狭义的社会风险是指由社会矛盾问题所引发的，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各种可能性。广义的社会风险是损失的不确定性。
社会风险类型研究方面，陈或、张方旭基于三分框架下，按照社会进步形态、社会构成和损失程度将社会风险分别进行分类[10]；Ulrich Beck提出，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有三个层次的风险，即“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和“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的风险” [11]； Anthony Giddens 认为风险类型也存在不同的划分，主要包括“二分法”、“四分法”和“七分法”[12]。
社会风险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基于我国的国情，对社会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深入，认为其影响因素主要有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经济转型、政治影响、文化冲击等方面。康鸿认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与社会改革滞后，传统道德文化体系受到冲击，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是当前社会风险频发的根源[13]；林兴发认为影响社会风险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影响、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失衡以及当前社会存在的影响[14]；李忠、张涤新认为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协调，社会转型与制度转轨并存的现状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15]；王义提出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是产生社会风险的主导因素，市场经济中无序的竞争以及快速的城市化也给我国社会带来不小的风险考验[16]。
社会类型的测量评估研究方面，国外内学者研究比较广泛，包括预警、应急能力等多个方面。陈远章根据社会风险的逻辑构成设计了一套社会风险预警指标
体系, 采用 AHP 与 Delphi 法相结合权重分析, 设计了社会风险预警的评估模型,通过社会风险评价值的大小来反映社会风险预警程度[17]；江田汉，邓云峰等指出风险的突发事件应急准备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定性和定量指标和风险水平指标[18]；周文彬以“社会燃烧”理论为基础，结合德尔斐法构建出由五类共22个指标组成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风险评估指标体系[19]；Philip Gray对导致社会风险认知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归纳，他认为专家与公众因为在风险评估和沟通中的角色、利益、知识背景的差异都可能导致他们之间在认知上产生差异[20]；Colleen Murphy、Paolo Gardoni提出社会风险评估包含可能性评估和社会损失评估两个方面，其中社会损失是评定社会风险的关键[21]。
国内外学者对社会风险相关主体的研究比较广泛，涉及政府、企业、公众、媒体等多个方面。叶进、曹陇华提出政府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和角色重建实现社会支持、规避社会风险，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实现社会支持[22]；郑晓青从企业的角度定义了社会风险，认为每个企业都存在最优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但由于强制性社会责任履行要求超过企业自身的最优水平，导致社会责任收益小于社会责任成本，从而产生了社会风险并不断累积[23]；叶育旺、余俊渠认为要抵御与化解社会风险，解决公众心理问题是其中关键一项[24]；朱宏军提出媒体可以及时将出现风险的状况告知公众，传授防范风险的知识，并利用预警监督功能，有效化解社会风险[25]；Neil A.Doherty认为政府应建立和完善社会风险的信息、预测、预警、决策、防范、化解、应急、应对制度，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增强应对突发事件和防范、抵御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26]；Kohn认为在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中，新闻内的报道与分析不应由政府中或属于政府的人提供，同时，反对及批评政府政策的自由应得到该政府的保护[27]。
综上，从研究阶段来看，有关社会风险的研究方兴未艾，但缺乏有效对接，各项研究之间缺少交流，不注重成果的借鉴。同时，也由于对社会风险等基本概念的理解差异，导致一些研究结论不一，缺乏权威性，从而影响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国内外学者大都是围绕社会风险的内涵、特征、类型、影响以及应急的角度进行研究，对社会风险的深层根源研究不够，需要进一步对社会风险的演化机理进行研究，丰富社会风险理论。从研究的重点来看，不少研
究都将重点放在对社会风险发生后采取的应急措施上，对风险源到形成社会危机的演化机理关注不够，研究风险防范的较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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