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田野作业
2008300110039李超 1968年，拉比诺怀着对自身社会的厌倦和和失望来到摩洛哥这个新兴独立的国家开始自己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在那个异国他乡的阿拉伯部落社区，拉比诺期望获得当地人们生活的意义，从而来反思自身的社会，即通过对他者的理解来绕道理解自我，这种自我在罗伯特·贝拉看来是文化的自我，而不是个体的、心理的自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整本书都在反思拉比诺自己的田野调查经历，以期更好的认识理解田野作业，其中有着两条主线：资讯人与调查过程。
资讯人是田野工作的主要部分，但是要寻求到一个好的资讯人是比较困难的，“一个优秀的资讯人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品质就是能将哪怕是最简单的（对他而言）及最明显的事情用各种方法解释清楚”。但是作为资讯人，在将自身的生活世界客体化对象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自己与研究者的差异，考虑到局外人如何看待自身生活世界的问题。很多以前没有注意的问题都在与人类学者的交流中得到思考，很多以前想当然下意识认为合理的行为也在这种交流中得到反思，换句话说，资讯人在提供信息的时候也在反思自身，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在这里，存在着资讯人与人类学者对经验与理解的共建过程，共建一套共享的符号系统。因此，拉比诺强调要重视资讯人的主体性，资讯人（研究对象）与人类学者是同等的实践主体。但是这种共建是在人际的交流之中，在主体之间，因此，又是十分薄弱的、局部的。较之日常世界里人们的互动和日常行为中所承载的文化深度和广度，这种建构出来的文化深度和广度常常是不充分的。因而中断就不可避免。但是每一次的断裂往往都被证明是一个转折点， 1
循环将重新开始。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双方会共享许多的经历，他们将会以较少的自我反思的态度来利用这些经历”（拉比诺，2008，P52）。这种变动的、逐渐深入的理解过程在田野工作中就变现为互为主体，相互建构的过程。尽管这种共建使得收集的信息和了解的事实变得更加可靠，但是在理论上仍旧未失其外在性。正如拉比诺所言，“无论‘参与’能推动人类学家在‘不把他人当他者’的方向走多远，情境最终仍被‘观察’和外在性所决定”。
人类学者在训练资讯人将他生活的世界对象化的同时，也帮助资讯人建立了比较清晰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通过为人类学者提供信息得到清晰的表达。但是这里，资讯人提供的信息是被双重调节的。首先，人类学者的兴趣指向、提出的问题、观察到的现象以及对收集到的初始信息（没有经过资讯人解释）的理解都是受自身社会的历史文化以及自己理解和经验世界的方式而影响的；其次，资讯人在被要求自我反思之后提供的是解释，是以历史和文化为媒介的。这种双重调节再加上语言的翻译过程和问题使得跨文化的理解变得不是那么容易，但是这并不是说不可能。拉比诺之所以指出这点就是要求人类学者在收集分析数据的时候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与反思。
在与资讯人交流的过程中，拉比诺逐渐认识到“他性”，这种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从在易卜拉辛那里第一次直接体验到“他性”开始，拉比诺进入了寻找他性的人类学状态。这种寻找的过程是伴随着苦恼、矛盾与冲突的。无论是在参加婚礼之后与阿里的冲突，还是村民们以各种理由借用汽车导致“我”（拉比诺）的烦恼；无论是阿里回村养伤为“我”提供很多敏感性话题的信息以及这件事对村民们产生的符号暴力，还是本·穆罕默德对于自身传统危机的认识与反思， 以及与“我”的平等交流与探讨，对于来自另一种文化的
拉比诺而言，都是在经验他性，理解他者。特别是在冲突、矛盾与苦恼的过程中，拉比诺清醒的意识到“他性”的存在。这种他性表现为作为生活在异文化中的摩洛哥人对日常生活之意涵有着和拉比诺截然不同的理解，因此必须站在摩洛哥人自身的文化背景中去理解他们的行为与态度。这有点类似柏柏尔人的故事（格尔茨，《文化的解释》）所揭示的：当事三方主体各有自己的行事规范。这种对他性的注意与反思是人类学者在田野作业中必须要做到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实质上的他者，大家都是各自环境的产物，同时又是对方认知和认同的支撑物，因而都是对方的他者。这个他者的本质，“是不同历史经历的总和”。“隔开我们的，基本上是我们的过去。”不同的意义之网切割着我们，但是现在这些意义之网至少部分的缠绕在一起。而正是因为意义之网的部分缠绕才使得我们能够部分的理解他者，同时也使得对他者的理解变得更加迫切。因为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差别，当我们对传统赋予我们的象征系统保持扬弃式的忠诚，对话才成为可能，对自我以及自身社会的认识才会更加深入。
拉比诺在反思自己的田野作业过程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在揭示着田野作业中价值性和情感性判断的涉入。特别是在与资讯人的交往中，情感性与价值性判断无处不在。正如拉比诺自己所言：“如何限定并控制住资讯人的支配趋势是贯穿我整个田野调查的中心问题。”资讯人与研究者对于双方的合作有着 不同的理解，因而双方的行事策略也是不同的。资讯人如易卜拉辛总是把“我“视作一种资源，不断在试探着”我“容忍度与界限，而马里克甚至希望能够控制我收集信息的范围，对于一些敏感的话题，很多如马里克的村民都在力图掩饰与回避。而当这种沉默被阿里打破之后，就对其他村民造成了一种压力，这种压力迫使这些村民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自己所知的信息告诉”我“。这种强
迫性在拉比诺看来就是一种符号暴力，它内在于情境的结构之中，在田野作业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发生。但是正如罗伯特·贝拉所言，”危险的不是价值判断的在场，而只是这些判断被置于批评性反思之外并无意于在经验的参照下被修改“（《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序，P19,2008）。所以说，拉比诺这种面对价值判断在田野作业之中无处不在状况的泰然自若的态度就更加显得难能可贵。
拉比诺的这些反思很多在当前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但是真正做到这些又不是那么地容易。而原本切割我们的意义之网现在缠绕的更加密切，如何通过理解他者来绕道理解自我在当前显得更加紧迫。在“我文化”和“他文化”相互缠绕的当前，真正理解“他文化”，并站在“他文化”的背景下去理解对方的行事规范和思维方式又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可以说，当前人类学任重而道远，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反思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就显得更加重要。只有真正化这些常识为行动，才能真正的理解“他文化”和“我文化”。
参考文献：
【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商务印书馆2008年1月第1版
